从唯物史观看科学和技术——关于探讨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唯物史观论文,科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有诸多新的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例如，如何使我们的体制改革有利于吸收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科技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普及的机制是怎样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对工业、特别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需要解决哪些复杂问题？面对诸如此类的紧迫问题，要求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动力、规律和机制等等有更深刻的理解。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正可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合理的坐标系和科学的方法论。本文试图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略陈管见，以期引起讨论。
一
科学史上的历次革命，都可以归结为坐标系的转换。例如哥白尼实现的天文学的伟大革命，实际上就是把观察天体的坐标系从地球本身移到地球之外的所谓恒星之上。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为人类观察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新视野。这个变革也是通过坐标系的一系列转换而实现的。
1.从以观念为坐标转向以物质实践为坐标， 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
唯心史观从总体上说，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历史（包括解释科学技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兜圈子”（马克思）。与此不同，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因此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唯此，才能获得考察历史的客观尺度。有人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这是一种误解。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变革，是可以而且应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2.从以封闭的地域性为坐标转向以开放的世界历史性为坐标，确立普遍交往的历史观点。
唯心史观的又一个特征是狭隘的地域性和民族偏见。例如，黑格尔的历史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将视野扩大到了世界历史，但终究没能摆脱西欧中心论和大日尔曼主义。“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产生的怀疑和顾虑，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因此“必须站在德国之外的立场上来考察”黑格尔哲学及其解体后德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4、63页）所谓“站在德国之外的立场上”，也就是突破狭隘地域性，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看问题。
坐标系的这个转换，是把实践唯物主义应用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那里，物质实践活动不仅指物质生产活动，还包括物质交往活动。因此，交往活动的发展就成为考察历史的一个重要坐标。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交往已开始向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扩展，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进程。交往越是扩大为世界普遍交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性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基于这种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坐标，在普遍交往的时代，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应局限于单个的民族，而应放眼于国际范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等。只有如此宏大的眼光，才能在各民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比较中洞察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离开这种世界历史性的宏大视野，孤立地考察某一个民族的历史，很难达到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而深刻的理解。
3.在时空坐标上转向以时间为主；在时间维度上， 从以过去为坐标转向以未来为坐标。
时间的重要性高于空间，这是社会历史时空结构区别于自然时空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时空结构上以空间为坐标转向以时间为坐标，意味着从僵化、凝固的历史观转向辩证发展的历史观。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实际上是人类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 页）在劳动实践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只能在实践活动中获得自己的现实性。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活动不断从主体的形式转化为客体的形式，从动的形式转化为静的形式，也就是从时间的形式转化为空间的形式。在社会历史领域，空间是时间的结晶形式。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其次，在处理时间结构中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的关系上，旧历史观是从过去解释现在和将来，唯物史观则是以现在解释过去，从未来规定现在。只有通晓了人体解剖，才能透彻地理解猴体解剖。“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7页）以未来规定现在，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本质特征之一。
唯物史观的创立所实现的坐标转换，不限于这三个方面；以上三点也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全面阐述，只是强调了人们以往理解中被忽略了的方面。我认为，在今天强调这些方面，并非可有可无之事。
二
上述坐标系的三个转换，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探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规律、机制等等。这里不能面面俱到地论述，也只限于重点强调以往被忽略的若干方面。
1.从实践活动的动态结构看科学和技术的定位。
实践活动的结构是以一定的主体和一定的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对于某个具体实践过程来说，主体和客体一般都是以往实践活动的产物。
从纵向来看，实践的简单要素是目的、手段、结果。这三者都具有双重的属性，即主体性和客体性。目的是实践的主体“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2 页）目的之所以能作为规律决定实践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是因为：〔1 〕目的的提出是以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某种程度的认识为根据的；〔2 〕目的同时又是意识到的主体的某种需要，体现着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本质联系。实践的目的总是指向未来的，是根据主体需要观念地改造过的客体之未来的模型。
实践的手段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包括物质手段和观念手段。观念手段是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经验成规的或科学理论的）某种方式；物质手段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物质工具（过去的实践改造、加工过的客体）及其使用方式，是观念手段的物化（客体化）。
实践的手段具有双重功能：既改造客体又改造主体。因而，实践的第三个要素———结果，包括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变化：客体按照主体的需要被改变形态，主体的素质也因这种变革活动而得到提高，或因消费了活动成果而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实践目的、引发新的一轮实践活动等等，使实践活动循环往复地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并且提出更高的目标。
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实践活动的这种循环不能永远停留于一个水平。实践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实践的第二个要素——手段的变革，包括物质手段和观念手段的变革，尤其是通过技术上的发明对工具的改进。在实践的要素中，手段是一个变量，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一部实践活动的发展史，就是实践手段的变革史。粗略地说，手段的变革大体上经历了以人自身的器官加工自然物——用人工工具制造工具——用手工工具制造机器——用机器制造机器等几个阶段。这也就是一系列的技术革命的过程。
什么是技术？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技术就是人利用对象和对象的相互作用来达到自己目的之方式和方法，是物的使用方式和方法，是在实践中利用对象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方式和方法。可见，技术是属于实践手段的范畴。
马克思说，每一种有用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资本论》第1卷，第48页）从历史上看， 技术革命可划分为两级水平：〔1 〕通过活动经验的积累而发现新的对象和对象的新的属性及其使用方式来变革实践手段；〔2 〕通过科学发现而自觉利用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来变革实践手段。在第二级水平上，科学就成为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杠杆，成为实践手段的内在要素。
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科学？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来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把科学转化为技术，就是把科学这种观念的方式转化为感性活动的方式，转化为实际地利用对象本质、规律的方式和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既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35页）而这种财富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
从实践的横向结构来看，实践活动又分为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媒介的侧面。交往（Verkehr；Commerce ）是一定的主体以他人为对象的活动，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人的个体之间、社会集团之间乃至阶级、民族之间）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说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交往活动则是人与人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
交往活动和生产活动具有同构性：其简单要素都是目的、手段和结果。所不同的是，由于交往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活动的结果不是产生物质成果，而是通过解决物质成果的分配、占有等等问题，形成或改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往活动是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的，交往手段也是从生产手段中分化出来的，有些生产手段同时也可充当交往手段。专门用于交往活动的手段，也是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因此，和生产手段一样，交往手段的变革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变革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成为技术革命的有机构成部分（例如交通工具的改进）。近代以来，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也导致交往技术的变革（例如信息革命），从而成为技术革命的不可分割的内容。所谓信息和信息革命的实质，也只有从交往活动及其变革这个角度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恩格斯指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这里所谓“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也就是生产和交往的全部技术。运输实际上是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过程，运输技术属于交往手段的范畴。由此可以认为，在社会结构中，科学技术属于“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构成要素，而科技革命则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2.从生产和交往的交互作用看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规律。
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68页）
马克思特别重视交往、尤其是民族之间的交往对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他指出，某一地区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时，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单另进行，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在历史的初期、交往不发达的情况下，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在每个地域都是单独进行的。即使在通商相当发达的情况下，由于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发达的生产力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同上书，第107—108页）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因此，由于扩大对外交往，在一个民族内部就引起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参见同上书，第68、69、115—116页）
这种矛盾冲突的发展和解决，也构成技术进步和科学起源、科技革命的动力。
在生产力和交往、特别是对外交往极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没有民族间的竞争，并不产生将科学应用于生产和交往的技术发明的需求。囿于唯心史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只注意从观念上寻找某一民族科学技术先进或落后的原因。应当承认，科学技术的先进或落后，确实有观念上的原因。某个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可能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因而，观念的变革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然而，从唯物史观看来，观念并不是科学技术进步或落后的根本原因。某种观念是否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这种观念是否反映了对科学技术的实际需求；而某一民族在某一时期是否形成对科技进步和变革的需求，并不单纯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观念，根本的动因应当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
马克思说：“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而创造新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之动因，是来源于对技术改进的新的需求。对科学、技术的实际需求，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这种需求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市场的形成等等）的结果。技术发明会导致需求超过供给；民族间交往的扩大而引起的竞争又会产生对新的技术发明的需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2页）
——“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钟表等发明，机械观测工具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哥白尼和刻卜勒在天文学方面的最革命的伟大发现，以力学科学为基础的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等——引者注）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同上书，第472—473页）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较高阶段，发明成为一种特殊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页）18世纪， 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然而这些发现和发明在生产中的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英国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的程度。在这里，“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98页）
——“……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上书，第572页）
从马克思这一系列论述应当得到什么启示呢？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市场的形成，造成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当然不是说在今天新形势下，也只有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和殖民体系才能发展科学技术。从精神实质上领会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最深刻的道理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实际需求，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产生于交往的扩大，产生于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殖民体系等等，不过是交往扩大和普遍交往的特定历史形式而已。这里应当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能否通过改革和扩大交往使我们的企业和经济体制产生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实际需求，应当看作是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形成这种实际需求，也正是当前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迫切问题之一。
最后，从时间坐标上看，资本追求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同上书，第257页）。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 就等于创造自由时间。而“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1页）
剩余劳动为研究科学和从事发明的人提供必需的自由时间，从而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已为全部科学史所证实。英国自然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指出，由于地理大发现，开展了新的贸易，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物资供应，刺激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财富和随着财富而来的研究学问的闲暇时间也就扩大到在中古时代物资有限的情况下所不能达到的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人类历史上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和19世纪，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在希腊，这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是靠了得自印度群岛的资源；在19世纪，是靠了工业革命。（《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160—161页）
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为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提供充分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而也理应成为我们改革的内在要求。以改革的名义，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等统统推向市场，无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在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中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经济规律，使忠实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人们为生计所窘迫，未必是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措施。
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除上述以外，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例如科技革命的正负效应问题（或者说科学技术的正负价值问题），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等，也只有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作深入的探讨，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篇幅所限，这些问题只好作为本文的续篇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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