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哲学基础
江应中
（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凝聚着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大国外交坚持和发展的基本方略，拥有丰厚而坚实的哲学基础。它是科学世界观的时代诠释，唯物辩证法的意蕴升华，经典方法论的集成创新，共享文化场的能量聚变，主体实践论的转化发展。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理解和把握这一构想的哲学基础，有助于认清中国对于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意义，有助于形成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文化场；实践论
近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从多个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加以阐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诚意和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凝缩中国智慧、凝聚中国精神、凝结中国价值的构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大国外交坚持和发展的基本方略，拥有丰厚而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科学世界观的时代诠释
人类赖以寄居和繁衍的世界充满神奇，仿佛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能量和宝藏，置身其中的人类则充满好奇，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艰辛探索，不辍追寻，为的是弄清宇宙的奥秘，认清人类的命脉。虽然离真正揭秘宇宙相距甚远，但无论是以康德和拉普拉斯为代表的“星云说”，还是伽莫夫等人提出的“宇宙大爆炸说”，抑或是以霍金和劳拉为代表所提出的截然相反的“黑洞不存在说”，都已经指向了宇宙起源最可能的事实；虽然要真正掌握人类的命脉谈何容易，但这丝毫不妨碍人类表达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圣贤雅士就已经开启了将宇宙起源和人类命脉结合起来思考和争鸣的先河，源自两千多年前老子的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虽没有“星云说”那般经典，也没有“宇宙大爆炸说”那么惊悚，更没有“黑洞理论”那样新奇，却洇渗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而成为这诸多理论或假说的哲学经典思想。
近期，《中国钼业》编辑部连续接到作者的举报，称网络上有所谓的文章代发机构假冒本刊编辑部对外进行行骗。为此，《中国钼业》编辑部在此郑重声明：《中国钼业》官方联系方式为：邮箱：zgmy@jdcmmc.com(投稿)和iamzgmy@sina.com(广告),电话：029-88378645。在日常出版工作中，本刊没有与任何机构和个人有代征文、代发表业务的合作关系。
人类命运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制约着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人类内部存在的个个之间、个群之间、阶层之间、族群之间的矛盾时刻挑战甚至威胁着人类的命运。有关人类命运的现实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自然的命运、社会的命运、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的“命运之争”，也是哲学从古至今聚焦的主题和中心。将哲学作为重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然也对这个问题倾注了足够的关切，并且以他们与时俱进的“共同体”理论给予了充分解答。时序和空域坐标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演变的三个阶段：以“人是类存在物”为逻辑起点，经过“虚假的共同体”与“真实的共同体”并存或分化，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早期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引用了“类”的概念，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不仅从现象上归纳出人的类存在，而且揭示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为打开人类命运探索之门初凿了“钥匙模”。随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指出以往人的类存在由于阶级的存在和社会的分工而变成“冒充的共同体”或“虚假的共同体”，成为被剥削阶级“新的桎梏”，必须为现实的人的自由寻找生存条件和“真实的共同体”或“理想的共同体”，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艰难而漫长。这就为打开人类命运认识之门提供了金钥匙。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投入全部身心，把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寻完全寄托在为人类获得真正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探求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之上，终于在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73。这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的经典表述。在马恩克、恩格斯看来，人作为类存在，本质上是自由而有意识的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的本质异化，只有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提供实现人的本质的条件。这就为打开人类命运之门破译出科学的密码。
早在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就提到“和”与“同”的概念区别，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左丘明《国语·郑语》）。春秋时期，齐国三朝卿相晏婴曾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则在此基础上，把“和”与“同”的差别理念引入人际关系的思考和写照，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成一部交响乐的话，那么，“和”就是这部交响乐的基调。如同由基调决定的主旋律让交响乐高潮澎湃，令人陶醉一样，正是由“和”充盈的世界让社会趋向和谐，让人类冀望和平。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价值多元化的世界里，互联互通、共商共建是国与国、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沟通交流、共谋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必由之路。一方面，“地球村”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和谐共生的家园、和平发展的舞台，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熟视无睹、置身事外，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另一方面，置身“地球村”的人类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合力，合作共赢，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孤芳自赏、独善其身，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这意味着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的世界迎来了从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到满足人类归属需要、发展需要的重大转折，迎来了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平共处、和睦共荣的历史机遇，迎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意味着人类探寻宇宙奥秘、弄清人与世界关系呈现出更广泛更深厚的合作基础，呈现出更先进更优越的科技支撑，呈现出更和谐更趋同的精神交响；意味着人类认识和把握自身命运洇渗着从“类存在物”、实然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和“理想的共同体”分化）向应然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转化的前提条件，洇渗着从物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认知飞跃，洇渗着孕育生成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人关系的实践土壤。显然，人类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信仰支撑思路，信念引领前途，信任丰富举措，信心决定成败，有什么样的认知就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前途，有什么样的抉择就有什么样的举措和结果。中国从“和”出发，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科学判断和大国心态，也表明了美好愿景和大国担当。中国正视“不同”，坚守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大公约数的基本定位，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价值取向，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以强凌弱。同时，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二、唯物辩证法的意蕴升华
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如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一样，既贯穿了内在联系，又充满了矛盾运动。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派到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归纳派，从传统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到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逻辑，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辩证法自身的每一次发展变化都伴随着意蕴转换和升华，只是其在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关注的对象并没有转移或替换，还是聚焦于包含自然和社会在内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内部矛盾运动，说到底是事物的对立统一。正因为世界充满着矛盾运动，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人类才需要运用辩证法认识问题，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文化始终与人类随影相伴，并且都“存在于个人和群体的意义创造中”[6]15。当人类发展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文化所扮演的“角色”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这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文化因人类产生和发展，其角色必然定位在服从和服务于人类需要上；这同样也是人类发展的客观需求，文化与人类的伙伴关系，文化、文化力、文化场的价值属性，决定了人类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尤其是关键时期的发展问题时，应该而且能够从“文化”中获取动能和势能。换言之，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人类。一位是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他以史诗般的鸿篇巨著《历史研究》告诫世人，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和因狭隘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在此基础上，他给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因为他坚信，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7]另一位堪称当代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著名学者亨廷顿，他的“文明冲突论”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并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8]372。一位历史学家，一位政治学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对学科的关注同对文化的关注结合起来，进而以文化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人类的社会历史以及国际政治问题，都从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可持续性和可辐射力的感受中加以洞悉和研判，并且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人类的未来和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结合。
中国作为一个有超过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9]150。“‘天人合一'的天人观，以为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的价值观，辩证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思想基础”[10]7。汤因比当年对中华文明精神遗产优秀资质的归纳尽管远不及实际那么精准和生动，但“世界主义”、“天下主义”、“人类社会整合”、“人与自然和谐”、“合理主义思想”、“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7]等元素和标签确实贴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真实意蕴。在这样的文化理念、思想基础和精神特质上生发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连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不彰显出浓重的中国特色。在人类文化包容性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情势下，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时代特征更加鲜明。
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类世界始终是探索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实践是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范畴，指人能动地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人类对主体性的认识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从实有主体向认识主体再到生命主体的转化，另一个是从作为普遍存在的主体到追求自我实现的主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群体的主体实践呈现出对于真善美的能动需求——从求真看，人类世界只有一个，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世界的前途就在于世界人民的抉择；从向善看，曾经饱受战争伤痛的人类绝不情愿倒退到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之中，历史进步裹挟着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脑所思、人心所向、人情所致、人力所聚的交往和相处之道；从审美看，一个充满美好生活、展现美丽世界的共同愿景，不仅会给整个人类创造美感，而且将极大地增进和释放人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然而，人类这样一种对自我实现需要的追求，在现实世界的复杂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国家。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理论在20世纪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把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比如，系统论关切系统本身与外部系统及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控制论不仅揭示了不同系统可能存在共同的控制规律，而且针对系统的状态、变化趋势等因素可以使之按照预定目标操作和运行；信息论把系统有目的运行的实现归因于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和处理及其共用规律；耗散结构论发现了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可能向着有序、有组织和多功能的方向演进；协同学突出以统一的思路和观点简单化复杂系统；突变论宣示了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关系以及确定性与随机性的内在联系……这一系列新理论把人类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和行动困境中解救出来，让人类看到所处的世界除了利益纷争还有利益趋同，除了道德危机还有道德觉醒，除了血雨腥风的残酷现实还有凝心聚力的希望曙光。当然，人类也在对社会历史的总结中，尤其是从反面教训的镜鉴中不断反思和警醒自身。那个指代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的“塔西陀陷阱”，那个表征后发国家必然挑战和威胁先发国家而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个预警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倘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看似危言耸听，其实决不可掉以轻心，无论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对于一个政党或组织，无论对于一个民族或社群，这些陷阱既是绕不开的，又是不能掉入其中的，采取无视或者回避的态度无异于“天方夜谭”，一旦掉进去更是难以自拔。在这样的两难选择面前，博弈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通过博弈论分析，人们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更意识到“零和博弈”的结果远不止“无所得”那么简单，简直就是两败俱伤，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恰恰表明，博弈的双方“零和”易，“双赢”难，经济高速增长、科技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享受和喜悦，还有担忧和焦虑，全球化、信息化给世界创造的也不全是效益和奇迹，还有消滞和诡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危机、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有增无减，无时无刻不对人类构成威胁，人类不得不从两难境地“杀出一条血路”，即使仍在风雨飘摇之中，也要宣示用“双赢”取代“零和”的立场和希望。
三、经典方法论的集成创新
马克思思考和探索许多问题的时候，往往把目光投向世界历史，而黑格尔以“巨大的历史感”透视既有史实并试图揭示历史运动和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所作所为，直接给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加之人类在日趋频繁的交往中业已形成的国际贸易和逐渐拓展的世界市场提供了鲜活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不仅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中汲取到合理内核，而且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敏锐洞察、对人类交往关系加深进而与整个世界联系更加紧密的深刻体验，加以革命性改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一方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用唯物史观观察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理论将剩余价值学说引入对社会历史进程和现象的具体分析，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劳动与异化、生产与交换（消费）、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依存关系。
克里斯在荒野的几个月中，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存在教育。荒野是“存在”，是不言的教育者，“无为”地疗愈了不幸童年给克里斯带来的伤害，平复了物化人性带给他的绝望刺激。他放下了愤怒、忧郁、恐惧、绝望，拿起了老子笔下所描述的“复归于婴儿”的力量。于是，他从生命的原点出发，全新地走回人群。尽管那条变了脸的河流阻隔了他，然而他已然经历了开悟的三境界，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如果说共同利益观提供了人类共同关注的利益基础，历史进步观提供了人类共同关注的道义基础，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解决人类共同关注的义利问题的辩证分析视角和全新路径，它们构成了人类共同体的“一体两翼”，“一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翼”分别是人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道德共同体。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并且直接决定着相互交往的合作或相互交锋的冲突，如果各自都强调自身的独特利益而忽视可能的共同利益，那么，相互交锋便会压制相互交往。反之，如果各国在面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求同存异，那么，合作和对话便胜过摩擦和冲突而成为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即使在理性人思想盛行于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情况下，以阿罗为代表的学者仍然从市场条件下实际存在的败德行为上扫描出理性人思想的明显污点，他指出，道德因素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每个合同，没有它，就不会有任何市场能正常运转。[3]毕竟趋利避害不是人的理性的唯一特征，合作与信任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人的理性的显著标志，道德理性才是人类最深厚、可持续的理性。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宪章强调加强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对话，希望每个会员国在践行宪章的同时，能够体验到“对别人有利就是对自己有利”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基础上的，它以两个假设——人类存在可以共同享有的利益和共同追求的道德作为前提，共享利益推动着“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4]，共求道德孕育着“使每个人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桩错误和非正义之事都负有一份责任”[5]32的合作可能。共同命运显然是对共享利益和共求道德的整合与超越。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契合，顺应人类自身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实证逻辑。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如同滚滚洪流不可阻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已经铺展在世人面前，把蓝图变成现实还需要不断艰辛探索，持续创新实践。
四、共享文化场的能量聚变
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连续发展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熔炼品格和提振精神的血脉。文化还是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交流互鉴的纽带，是不同民族相互欣赏和亲诚善融的载体。根基的稳固力、血脉的充盈力、纽带的联结力、载体的承受力，都代表着文化的力量——文化力，在生产力语境下，文化力更多地表现为凝聚力、导向力、推动力、辐射力、向心力、创造力、感召力、吸引力，由这些力的叠加效应所引起的“文化场”，每时每刻都散发出文化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从横截面来看，文化场圈拢文化设施、文化作品、文化名人、文化意识、文化观念、文化理想等因素，文化自信是其核心，洇渗着最基础、最深厚、最持久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自觉；从纵截面来看，文化场涉及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文化生产、文化发展、文化传承等环节和脉络，表现为一个流动的、延续的历史范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化场具有三种可以共享的显性或隐性效应——引力效应，吸引如同神奇的魔力，总能吸住目光，引起关注，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文化场，而全世界的目光往往不约而同投向文化场最强的地方，以“更高更快更强”为宗旨的奥林匹克运动和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盛会所形成的“引力效应”为世人瞩目；生态效应，文化具有独特的治理和调节作用，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界限，超越了闭关锁国的知情权界限，超越了大国垄断的参与权界限，有助于涵养人类孜孜以求、共同享用的社会心态，有利于打造人类命运所系、共同浇灌的全球生态，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新兴国际合作机制都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应”；共振效应，文化是“彼方强迫振动频率”和“己方自然频率”节拍相合、意愿相符的现象，往往最能激起情投意合，最能引起交流互鉴，由此引发的美好情意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扩散到其他领域，“哥德堡号仿古商船复航中国”引起的公关效应就是“共振效应”的范例。
我的建议得到了党委可书记的同意。可书记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书记，今年才三十多岁，却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在多个乡镇锻炼了的老书记。听镇上的干部说，可书记很快就要在县政府班子换届中担任副县长。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这是体现对立统一的判断，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又给辩证法提出了需要人类共同关注、深刻分析、切实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人类本就具有作为“类存在”的共同利益，但由于早期部落化、游牧式繁衍生息的局限，自给自足的生存需要和画地为牢的安全需要尚难以满足，远谈不上交往、尊重和发展需要，直到某种应对自然格局的政治组织架构的出现，人类开始打破原有依靠群部落、亲宗族维系的状态，转向投奔一定的政治组织，相互吸引和聚合的意愿逐渐膨胀，力量得到明显提升。随着国家的产生，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协调逐渐从精致转向极致，甚至从极致走向极端，人类共同利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淹没到国家利益至上的汪洋大海之中。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然深深眷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55的情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国际交往中不是不要国家利益，但片面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绝不是人类社会的应然价值和最佳选择，即使在国家存续期间，国与国之间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甚至发动战争的行为，都会受到正义的唾弃和人性的谴责，而国家的消亡虽不能保证人类和谐社会的自动生成，却让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成为可期的社会主题。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人类的“类存在”决定了人类利益上的“类存在”，同为人类意味着天然也理应具有共同利益，整个人类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在人类现实交往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应当保持理性和克制，学会妥协和包容，存异求同，从利益交叉点和利益边缘上捕捉利益相关性和利益一致性，从相同利益中寻找共同利益。
五、主体实践论的转化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向世人倡导的正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理念和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评论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时阐发的这一训词，历久弥新，点燃了后人“合作共赢”的思想火花，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供了源头活水。也许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利己和利他是水火不相容的，利己必定损人，但中国人的理解和汉语演绎的惟妙惟肖显然帮助他们大开眼界：“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利己与利他是能够相通的，中间可以有“利己不损人”、“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利人又利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一系列非连续过渡。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奉行寻求和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的一贯主张，广交天下朋友，推进民心相通，夯实国家关系的社会基础，共襄和平发展的全球大计。“山高人为峰，路远脚更长”，挑战再严峻，只要人类携手合作，就没有难以应对的；问题再严重，只要各国真诚合作，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同共同利益观相关联，“历史进步观”告诉我们，人类不仅有理由共同关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而且有条件和能力共同致力于解决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问题。“历史进步观”或者叫“进步史观”包含三个关键词：进步——历史在进步、标准——进步的考量标准、动力——进步的动力。在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进步史观诞生于18、19世纪的欧洲，除了可以显示进步最一般涵义和意义的事件之外，工业革命的燎原、科技能力的爆发、物质生产的陡增、世界市场的激扩，给当时的欧洲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感受，正是在这个人类快速进步的时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人类理性、启蒙推动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历史进步观。马克思则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或者主要社会思潮都认同历史进步观，或者不同程度地认可人类历史总体趋于进步。二十世纪上半叶两场世界大战的烈火，在数以千万计生灵涂炭的同时，让进步史观经受了炙烤。惨烈的战争、惨痛的后果也在拷问整个人类：人性被无情地淹没到马里亚纳海沟，这样的人类历史哪里还有进步可言？不仅如此，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面前，进步史观似乎同样显得苍白无力和无奈，宗教纷争、种族屠杀、苏东剧变、“颜色革命”，有硝烟的战争与没有硝烟的战争交织、传统安全的威胁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并存，以致进步成了人类难以企及的“奢侈品”，进步史观成了西方一些社会思潮冷嘲热讽的“笑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叫平克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以《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专著为人类进步呐喊，也为进步史观正名。书中恢弘的历史叙事、活跃的道德意识、开阔的社会视野都试图给人们揭示：人类历史有进步可言，其本质在于道德的进步，衡量的标尺就是暴力的降低。[2]导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步史观给人类对于自身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信心，这种信心源自于对人类历史进步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熔铸于对人类生命二重性——尊重与关怀、依赖与脆弱的道德感悟和道德意识，植根于人类繁衍生产-共同生存-美好生活三位一体的生命历程和生动实践，归根结底，这种信心是由人作为类存在的道德自觉——道德共同体生成的。
人类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不能因追求艰辛而放弃努力。如果说，主体性对应于世界性的话，那么，在国与国的世界交往中，主体间性就可以提供国与国之间即不同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现实语境。在主体间性的语境下，世界被看成是由人类组成的国与国之间相互平等的主体，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交往、对话、沟通、融合的关系，也是共同作用的共建、共享、共赢、共荣的关系。就总体目标而言，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要优化交往路径，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要打造合作机制，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把握发展方位，坚决同舟共济，促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融通价值取向，坚定不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虽然国家仍然存在并将继续长期存在，但发挥好主体间性，就可以而且能够淡化国家的色彩，浓厚世界的情结，就可以让世界不再是孤立的主体，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主体，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题中之义。在主体间性的语境里，人类也不再是唯一主体，人类世界与社会、动物世界、自然界共存。这是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转向认识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关系的重大飞跃，归根结底，是人类自我认知发展和完善产生的一次重大飞跃，人类难能可贵地对自身说“不”，在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现实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在检点全球性的环境失序、生态失衡、资源失配问题及其给人类生存发展造成威胁的过程中，借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感”[11]47-48来审视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实现人类同其他主体之间的友好相处，共育生态伦理，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惟其如此，人类才能真正把握自身命运，在同大自然的和谐互动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符合目的性、符合规律性的体现。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一方面，中国以真诚的态度和前瞻的理念，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理念到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第一次向世人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2015年9月，在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习近平全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2]265及至2017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这就是“远离恐怖，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3]。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态度和前瞻理念，酿成了包含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新外交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同舟共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新文明观、坚持环境友好的新生态观“五新观念”的思想体系，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共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写进了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也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北京倡议》，成为许多国家、政党和国际组织开展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中国以务实的举措和具体的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建构。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新里程碑，也是世界发展的新机遇，中国发展得越快，世界的机遇就越多。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纷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组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抓住了与中国合作共赢的良机，而且从中得到了直接的、明显的实惠。中共十九大闭幕不久举行的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种合作形式和具体实践，不仅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而且有助于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有利于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做贡献，一如既往为共同发展做贡献，一如既往为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同各国政党一道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中国的国际“朋友圈”将日益扩大。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中文名沈大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特别重要的作用”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中国发展好了，世界将从中受益”[14]。戴维的观点其实也反映了国际社会许多政要和专家的声音。
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的“世界梦”，正逐渐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梦”。中国不“输入”别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其他国家效仿和复制中国的做法，但凝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的中国智慧可以分享，为实践检验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可以交流，各国人民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一定会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变成美好的现实。
所谓的外汇资金池，就是可以自由兑换外币经营项目账户和资金账户的管理模式。外汇资金池的构建以委托贷款作为基础，在其作用下，境内企业外汇资金的运用更加便利，外汇资金经营更加高效。
两个人都在气头上，父母也不好多劝，过了两天，等田朵的一股怨气、小宁的半腔怒火都消了消之后，双方父母才话里话外地劝合。小宁看这两天田朵忙前忙后的，也就不再提离婚这茬了。其实，回头想想，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说到底，就是挤牙膏、吃醋那点破事，和漫长的、珍贵的婚姻之路相比，这些小瑕疵，根本不值一提。
参考文献：
[1]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美]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M].安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美]肯尼斯·阿罗.信息与经济行为[C]//何宝玉，姜忠孝，刘永强，译.肯尼斯·阿罗.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刘少华.习近平对世界如是说[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1-23（08）.
[5]Karl Jaspers.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M].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1.
[6][澳]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M].郭镇之，任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7]刘涛.汤因比的预言：中国的文明将照亮21世纪[J].社会观察，2013（3）.
[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9]习近平.文化育和谐[M]//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0]张岱年.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M]//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德]康德.批判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13]杨迅，杜一菲，张晓东，等.努力把这个星球建成和睦的大家庭[N].人民日报，2017-12-04（02）.
[14]王建刚.美国专家：中国发展好了，世界都将受益[EB/OL].（2017-10-24）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24.
The Philosophical Bas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JIANG Ying-zh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mbodies the wisdom of China,the spirit of China and the value of China.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It is a basic strategy of China’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for its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holds a rich and soli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It is the new era’s a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It is the sublimation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It is the integrated and innovation of classical methodology.It is the energy fusion of shared cultural field,and it is the transformed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Subject Practice.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is helpful to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origin and epochal significance that China contributes to the human-beings.Meanwhile,it is also helpful to foster the common emotion and common values of building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mankind.
Key words:Xi Jin-ping;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orld view;cultural field;practicality
中图分类号：D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8）01－0001－08
收稿日期：2017-10-18
作者简介：江应中（1960-），男，江苏海安人，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题研究项目（2017ZDTXM020）
责任编校 君 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