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解的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分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谢哥伦比亚大学诸位友人的盛情，使大家有了一个对话的机会。
关于鲁迅，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有些相似，有一个学院派里的鲁迅，还有一个普通读者眼里的鲁迅。前者把鲁迅放在一个知识体系里，越来越精英化和知识化，后者大概和日常的体验有关。自从网络活跃以来，我们能从这个天地间感受到多样的声音。自然，学术研究的鲁迅与民间读者眼里的鲁迅，在彼此的碰撞里也有相互影响的时候。总的来说，鲁迅在不同群落的形态，构成了他的接受史的多样性特征。
不久前大江健三郎到鲁迅博物馆参观，我陪同他看了许多鲁迅的遗物。那天的交谈内容很广，想起来令我难忘。大江谈到了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很是深入、恳切，有着内心的相通。比如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白光》的理解，有着作家的慧眼，能抓住隐曲里的闪亮处，不能不让人佩服。而对《野草》里的希望与绝望的阐释，是有自己的鲜活的生命感受的。他和鲁迅文本有着天然的契合处，连对文字间的气息的判断都是亲昵的，几乎可以说是极为聪明的体味。这是一般学院派的读者做不到的。作为一个日本作家，他对日本知识界的鲁迅研究情况一无所知。那天他问我日本都有谁的研究著作可看，我列了一个名单。他很好奇，想回去看看这些人的著作。我那时想，大江那么喜欢鲁迅，其出发点和学院里的教授有什么差异么？想了想，还是有吧。他们各自读解着鲁迅的文本，可能考虑的都是内心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不妨说，是通过鲁迅这个参照，考虑自己面临的精神难题也是对的。
大江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和鲁迅有关，我不敢深说，因为对他的书读得太少。可是我看他一些随笔和小说里的忧思及批判意识，和鲁迅有共鸣的地方是可以肯定的。我联想起日本学界的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人的学术著作，和大江的角度不同，但精神境界的相似是无疑的。大江大概是从个体生命的律动里展开自己的思想之旅，其间伴随自己的就有鲁迅。而丸山升等人拥有的是一段历史，他们是在回望过去与创造今天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选择的是与非。大江没有借用学者们的思考，恰是鲁迅资源的广泛辐射所致，有了皇皇巨著在，自己的走进，比什么都重要。面对鲁迅，只有个体的真实才是重要的。
问题是，无论在思想界还是创作界，鲁迅给日本人的作用都是存在的，呈现出两种方向。一是作为民族批判的参照与价值走向，一是个体人的存在方式。大江对两者都有考虑，而作为个体的生命的存在，鲁迅的相伴可能更有意义。我注意到他对战争的态度，对民族主义的看法，都很特别，他把鲁迅内化到自己的血液里，使自己成为日本的批判者与独行者。他还从其他资源里获得支持，思想的开阔是别人不及的。
我由此想到中国的鲁迅接受中的不同格局，大致说来，有一个学界的鲁迅、民间的鲁迅，还有一个历史中官方意识形态里的鲁迅。学界的鲁迅，在座的大概了解，不想多谈。民间的鲁迅与意识形态里的鲁迅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以莫言、张承志为例，他们对鲁迅的解析，是以自己的作品的形式出现的，极具精神的穿透力，比起学院化的研究，是质感强烈的。还有无数民间的鲁迅粉丝的阅读小组，比如范美忠（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于仲达等基层教员、职员的学习沙龙，对鲁迅的理解都非知识化，而是日常行为的互动。他们更看重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对今人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自由职业人对鲁迅的读解，在社会中的反响很大。二○○五年我邀请画家陈丹青到鲁迅博物馆讲演，那天人很多，他的《笑谈大先生》被钱理群誉为当年最具穿透力的鲁迅研究文章。陈丹青对鲁迅研究历史与现状几乎一无所知，但他讲的那个鲁迅是极为鲜活的。比意识形态里的那个鲁迅与学者眼里的鲁迅更具有生命感。从鲁迅的好看与好玩来进入话题，联系历史，有诸多闪光之处。那些呆板的学术叙述与政治说教，在他的叙述里显得矮小了。
近几十年间许多民间的声音，回响着鲁迅的精神旋律。木心在《南方周末》上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从文体的角度切入主题，颇为有趣。邵燕祥的随笔批判色彩很浓，令人想起《准风月谈》、《南腔北调》一类文字。余杰的杂文颇有张力，也有点一个也不宽恕的意味，只是显得太寒冷了些，而骨头是硬的。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小说《酒国》里，昭示着与《狂人日记》相近的主体，其惨烈之状，过目难忘。有的从这位先驱那里得到偏激的激流，有的变得深情致远。在诸多五四传统里，这个传统的力量从未消失过的。
中国作家血液里流淌着鲁迅的因子是个不需证明的事情。我觉得作家的写作倾向里流露出的鲁迅意象，其背后的复杂的隐语，比学者们的独思一定是有趣的。我想日本的情况也许也是这样的。不过中国作家的鲁迅情结，和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关系很大。林斤澜、邵燕祥、张承志、刘震云等人的写作，不能走出的也恰是鲁迅的背影。像林斤澜这样的作家，就意识到用本质主义的方式写作存在一些问题。他喜欢鲁迅《野草》里的隐晦的表达方式，不愿意在自欺里走进幻象。邵燕祥坚持批判理念，其喷血的声音，保持着良知和爱意。张承志的幽远的情思和独往的自语，延伸了五四的一些话题。
至于书法界对鲁迅的推崇与美术界的认可，那就显得更为有趣。中国许多民刊的封面题字都是集的鲁迅字句，内中谈笔墨之情与美术创作的文字，可玩味者颇多。从吴冠中、张汀到木心、陈丹青，都是鲁迅的追随者。美术界的鲁迅，有着文学界的鲁迅不同的一面，赵延年的木刻就是鲁迅文字的另一种表达。他的刀法里的哲思，乃从《野草》、《呐喊》里来。陈丹青一些愤世的绘画，在色调上有着《坟》的突奔，在构图与笔意里，是冷观世界的惆怅。我还读过木心的作品，他的绘画在韵致上反程式化，流动的意象在灰色与亮色里闪烁不已。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语汇，但无意间得到鲁迅的暗示是显然的。在这些人的绘画里，我们总是可以联想起鲁迅这个人来。一个作家能给美术家如此丰富的暗示，在先前的中国是少见的。
只有从各个角度来看鲁迅的传播史，才能更深切感受到鲁迅的意义。研究者应当注意这种文化生态。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多维的关系，其实有我们文化里的焦虑与渴望。
许多学者其实已经看到青年中普及鲁迅思想的意义。钱理群分别在北大附中、南京师大附中为青年学生讲授鲁迅课程，鲁迅博物馆把鲁迅读书生活展送进学校和社区，也有很好的效果。中学教学里的鲁迅有很大的问题，几乎破坏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如何在学生中间解释鲁迅，一直是个有挑战性的工作。
鲁迅在中学里的传播基本是失败的。学生与老师多难以愉快地面对这个历史人物。问题出现在我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看待鲁迅，其实是把复杂的思想简单化，将反逻辑的精神之光逻辑化。比如，鲁迅不喜欢永恒、不朽的话题，但老师们要用永恒不朽的方式解读文本；阿Q的意味不仅是国民性的问题，还有对生命的奴态俯视以及人的命运的哲思式的打量；《祝福》仅仅是对女性的悲悯么？是不是也有对读书人“我”的反思性的抉心自食？复杂的文本只能小心地阅读，复杂地打量。可是在本质主义的视野里，是无法瞭望到一个多姿的、悖反的世界的。
每一个渠道里的鲁迅，都存在自己的特点。不同渠道里的形象都是被分解的形象。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旬，意识形态力量下的文学自然是政治的一部分，用三十年代的路线斗争考察文学，就把丰富的历史窄化了。直到八十年代，鲁迅也没能摆脱政治因素的进入，实在因为他的思想里也有浓郁政治因素的缘故。九十年代开始，关于鲁迅的各种争论，实际上是对泛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的疏离。那些不满鲁迅文本的青年固然对作品了解甚少，主要的原因是，厌恶对鲁迅的解读方式。鲁迅的被质疑不是他的审美的特点的问题，而是被利用，成为意识形态符号的问题。在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的时候，鲁迅被另一种思维所裹挟，胡适的价值似乎比鲁迅更为重要，胡适还是鲁迅的追问，其实就是有一个清晰的目的：摆脱前者而趋向后者。
这种思维方式恰是鲁迅过去排斥的方式。依偎什么和放弃什么，是奴隶的选择。鲁迅精神的深处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对一切选择的警觉，他在选择什么的时候，又在警惕不要成为选择对象的奴隶。可惜研究鲁迅的人常常成了鲁迅的奴隶，或者是鲁迅对立面的奴隶。自然，人们在阅读鲁迅时有不同的看法，折射着时代思潮的特点。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解释里，证明着鲁迅的不可超越的价值。但鲁迅被分解的过程里，存在一个问题。每一个解析者都是从自己当下的感受和问题意识里思考历史，他们或从专业理念或从信仰的角度打量世界，与鲁迅的原态未尝没有距离。鲁迅思想里有政治的因素，也有超政治的情思；有个人主义意识，也有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有黑暗绝望的惊悸，但亦多不满于绝望的探求；他有士大夫式的审美偏好，可是在内心深处却出离了自恋的赏玩之路，进入批判理念和强力意志的世界。鲁迅被不同视野地关照是一个接受史的话题，现在应当有一个综合的问题。片面的把握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在最根本的层面，我们缺少进入鲁迅的一种学术准备和智慧能力。他的被不断述说和引用，与我们文化的起起落落都有深切的联系。
在多媒体的时代，鲁迅的传播成为一道迷离不清的景观。他还在被述说和演绎着，毫无终止的迹象。从这个巨大的存在来找寻我们的历史里的新的智力增长的潜能，今天也许还未必有新的实绩，未来的丰富性解说以及精神的转化，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鲁迅深度世界的因子，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后人可能比我们更能看清那些逝去年代的蛛丝马迹。
（本文是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稿。因为时间限制，当时只发表了一部分。回国后对发言进行了补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