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改革、财政调整和重建金融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业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政策决策者们还在继续奋力引领各国经济驶离险滩。鉴于困难的局势，过去两年在全球范围实施的政策措施可谓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些历史罕见的政策措施不仅使全球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同时也制止了全球经济大幅收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国内需求扩张也有助于全球经济局势的改善。不过，与一年前一样，如今面临的政策挑战依旧无比艰巨。比如：宏观经济政策腾挪的空间不断缩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扩张已经处于极限；降低杠杆率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重任还远远没有结束；非常规政策旨在帮助实现有序的经济调整，但其中一些政策却会使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必要调整推迟；此外，国际银行体系尚未弥补的漏洞使得市场信心依旧脆弱，众多银行仍远未走出危机的泥沼。
在如此背景下采取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在各种问题之间实现精妙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形成一个明晰的中期规划，用以指导包括旨在维持复苏势头以及金融体系运转在内的所有政策制定。这些政策必须有助于鼓励修复银行资产负债表、降低杠杆率以及形成更少依赖信贷的增长模式。特定的政策措施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环境条件而有所区别。由于各国财政问题的规模和银行体系强健程度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一刀切”的单一应对政策显然是不适宜的。
总体而言，我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主要面临三大政策挑战：
第一个最为迫切的挑战在于，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降低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辅之以微观经济领域的改革，提高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同时，更具弹性的汇率可以有助于增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需求，从而有利于在此严峻关头起到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二个挑战在于，支持在全球金融行业进行必要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以及经营行为的变革。官方支持的本意在于为金融业的有序调整提供便利，但如果调整过程持续太长时间，道德风险将越发严重，从而削弱私人部门金融中介的作用并产生新的潜在风险。
第三个挑战在于，国际社会就金融监管改革达成最后的协议。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确保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被包含在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的方方面面。为了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金融稳定框架，我们必须确保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匹配、相互强化，从而以更有预见性的方式限制金融薄弱点的形成。
财政调整和更合理的国际平衡
第一个调整是财政调整。全球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依靠发达国家的财政扩张而实现。许多国家的结构性财政预算赤字已经处于过高的水平：即便按照当前非常低的长期利率来计算，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处于不可持续的水平。此外，如果想要限制养老支出的不断增长，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需要对其养老金制度和健康保险体系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可持续的财政改革，金融市场的波动将会变得越发剧烈，并且与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产生强烈的相互影响。这将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紧缩融资条件并使避险倾向显著上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提前采取政策措施以削减预算赤字。尽管措施的实施绝非易事，但这些政府的勇气值得赞扬。批评者可以很容易地指出这些措施对于短期收入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在当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的时期，如果因为没有采取以上措施，而不得不去应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的混乱局面，以及市场信心的大量流失，其导致的结果将更加严重。
财政巩固中期计划——部分措施可以很快付诸实施，其总体目标是在未来数年内削减占GDP若干百分点的财政赤字——将产生显著的效果。具有更强预见性和透明度的财政计划将有助于形成更低且更稳定的长期真实利率走势，并有利于控制通胀预期和减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最终，市场投资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前景将得到改善。这些效果可以由某些用于增强财政计划可信度的制度性措施来加以改善。法律条款则可以被用来增强对未来债务比例或财政赤字规模的约束。官方预算展望可以交由独立机构完成或确认。实施财政巩固计划所带来的压力，可以经由微观经济改革所促进的可持续经济增长而消减。在众多国家，许多领域都可以实施这类改革。比如：社保体制；不利于创造私人就业、妨碍工资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部门管理规则；制约创新和商业投资的监管政策；阻碍竞争的市场安排。
在众多发达国家，在改善国内储蓄投资之间的失衡状况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财政巩固计划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若干个正在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家庭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而住宅建设规模则出现下降。面对这些变化，美国等许多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有望大幅下降。与逆差国采取调整措施相应的是，那些拥有巨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也应该采取相应举措实现平衡。中国出现的增长强劲的国内需求，将导致其经常账户盈余大规模缩减。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变得非常脆弱的当下，这种现象显然有助于全球经济稳定。尽管全球经济恢复均衡增长非常重要，但不应为此而付出新的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代价。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需求趋旺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银行信贷规模强劲增长和资产价格高企存在相关性。这些现象导致政策两难。比如：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升值本可以抵消通胀上升的压力，但一些中央银行却在设法通过外汇市场干预防止货币升值；尽管面临通胀压力，一些中央银行却在尽量避免提高政策利率水平。如果规避货币调整的限制政策持续时间太久，这将使国内经济面临风险。这些政策措施将导致当地金融市场的扭曲，助推国内信贷规模超常扩张，同时还会不断累积通胀压力。不仅如此，这些政策还将会使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推迟。
修复资产负债表并降低公共部门在金融中介领域的参与度
第二大挑战是果断解决银行体系的缺陷，并缩减公共部门在金融中介领域的参与程度。准政府机构的普遍存在、隐性国家担保的广泛使用以及特权金融，都会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作为危机应对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共部门在金融体系扮演了更为强大的作用。对于大多数政府支持政策而言，其有效期仅应持续到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进行调整以消化持有有毒资产带来的损失、开发出更稳定的融资来源以及采取杠杆率更低的商业模式为止。决策当局应该更加主动地规定银行采取进一步调整的举措。不过，部分银行还没有以透明的方式确认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损失规模。尽管进行了新的股权集资，但银行仍然需要更加准确地分析预测自身在未来面临的损失和风险状况。红利和薪酬政策必须考虑到更为保守的资本需求，以便帮助降低杠杆串和重振市场信心。一些银行仍然对超短期融资依赖有加，部分原因就在于短期利率太低。
由于金融部门还没有开始重大调整，维持政府支持将加剧道德风险。只要政府还掌握着金融机构的股权，就会使得金融业延迟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降低运营能力。过高的运营能力将不利于银行提高效率和改善管理。政府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以促进金融机构的自身重建。当银行的运营模式不再具有生存能力，必要的改革措施就应该予以实施。这些改进措施对于增强银行业的竞争能力、降低冗余的运营能力和重塑市场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中央银行直接参与恢复市场的正常功能也会引发很大的风险。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太长时间，私人部门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损害，并进而危及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深度。市场在定价风险中的作用同样也会因此而遭到破坏。
总的来说，要想将金融业调整得更加稳健，就应该及时结束非常规的中央银行和政府支持政策。
全球金融稳定框架内的国际监管改革协议
第三大挑战在于，完善全球金融稳定框架以确保构建一个更加安全、更具弹性的金融体系。其中需要强调的三个要素在于：监管改革；关注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理应扮演的角色。
监管改革的任务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改革设计过程中的国际合作是相当重要的。令人鼓舞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就改革议程实现了相当大的进展。在涉及银行体系稳健性核心因素的规则方面，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相当超前的改革建议。这些改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强健单家银行机构，其主要工具包括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数量和透明度，改善国际金融稳定框架的风险覆盖，引入杠杆率指标，确定全球最低流动性标准等；第二个层面则包含宏观审慎监管。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些改革计划，以便同金融业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深入商讨。所有被提出的建议措施都将接受严格的定量检验，包括测算其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根据初步结果，这些改革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对需求的短期影响也可能较小且短暂。为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和损失所作出的努力，却可以带来显著的长期收益。随着经济弹性的提升，这些改革措施将很快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
全球经济恢复可持续增长需要金融部门在整个周期过程中的稳定表现，而不是在脆弱的基础上短时间内大量增加信贷并最终导致严重的信贷损失。银行在经营行为、激励结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应采取重大而必要的变革。银行必须设法寻找更为稳定的融资来源，延长其负债的期限和恰当地管理利率风险。在这点上，银行投资者们已经心知肚明。现在的政策优先目标是按照持久的方式继续强化监管框架的审慎特性。
正如此前所谈到的，新政策框架的核心在于重点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都知道，系统性的风险并不仅仅是单个风险的累积，而是包括普通的风险暴露、风险关联和顺周期性等。当前，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通过采取传统的审慎监管工具来化解系统性风险。
解决顺周期性是遏制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的关键。在经济繁荣时期，当信贷增长高于趋势水平时，需要提高逆周期性的准备金和资本缓冲规模，而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则应采取相反措施。其他的审慎措施，如对抵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例制定上限，可以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同样，降低担保批发贷款的担保金顺周期性，也将起到类似作用。这些改革还将有助于从几个途径解决“太大不能倒”的问题。改革不仅可以降低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提高政府在处理类似机构时的清算能力。对于交易和支付基础设施的改革将会降低系统性机构的风险传染性。为了进行更为安全的柜台衍生金融产品结算而开发出强大而富有弹性的中央交易方对手，支付暨清算系统委员会扮演了关键角色。
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必然要成为更广泛的金融稳定框架的一部分。该框架需要将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有机融合在一起，以便发挥最大的功效，而这需要获得国际合作以及旨在形成高效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的支持。作为金融稳定框架的另外一部分，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加以拓宽。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应该在于保持价格稳定。但我们知道，货币和金融稳定紧密相关。中央银行既需要现实的金融稳定目标，也需要制定一个与货币政策职责相匹配、清晰而沟通良好的战略。即便疲弱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提供一定的合理性，但将极端低的政策利率保持过长时间，就很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而反过来这又将妨碍到更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非常低的短期利率可能使借款人缩短债务期限，增加其还款展期的风险暴露。这些利率政策还可能鼓励更高的风险资产杠杆率，并使得金融机构推迟必要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尽管审慎监管政策对于化解上述风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仍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银行应该永远保持前瞻的姿态，在制定政策利率的时候对金融发展和市场风险进行全面审视。
结论
金融部门的结构性缺陷和长期实施宽松宏观经济政策的不足之处，都将要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决策者们继续加倍努力，引领全球金融沿着最佳路线驶过当前的险滩。一旦市场和公众开始失去信心，那种认为只要采纳了必要的政策就会使经济调整过程变得顺畅的看法，就只不过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待经济重新出现强劲增长后才开始政策调整。如果一再推延财政政策调整，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以及市场价格扭曲、融资压力等都将有可能再次加剧。更优的策略在于，为进行有益的财政调整和金融体系重构提前制定可信的行动计划。
在市场信心依旧相当脆弱的当下，国际合作显得极具重要意义。特别是，就金融监管议程达成国际协议可以向金融市场和公众释放出正确的信号。通过在一些主要的监管改革政策上达成一致以显著增加金融业的弹性，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倘若我们将监管改革、财政调整以及重建金融行业的努力结合在一起，那么金融危机就会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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