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批评与话语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话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考察文学批评，这首先意味着考察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显然，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不可能指定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理念；批评话语的形式也不可能塞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一些人习惯于说，将文学当成文学，将诗当成诗；如果仿造这样的句式，人们也可以说将批评当成批评。但是，批评的“本体”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批评话语的描述包含了历史主义的坐标。批评话语不是一种先验的预设；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相对于一定的文化范式，不同的文化范式可能拥有独特的批评话语。无论是先秦、唐朝宋代还是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始终是某种文化范式之中的一个成份。
这时，我企图联系一个社会的话语生产阐述文学批评。现代社会，话语生产的意义并不亚于物质生产。话语生产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语库，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信念，这个意义上，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话语生产并非一种自然的积聚，相反，话语生产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字斟句酌事关重大。诚如布尔迪厄指出的那样：“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应归功于这个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还应归功于另一个事实，即改变词语，或更笼统地说，改变表象（例如像莫奈那样的绘画表象），早已是改变事情的一个方法。政治从本质上说一个事关词语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地了解现实的斗争，几乎总是不得不从反对词语的斗争开始。”显然，话语生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科学话语、政治话语还是商业话语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这与相应阶层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这样，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这将成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的鉴别和判断即是从某一个方面分享了这些问题的意义。
这样，人们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的“语言转向”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
无论是结构主义、分析哲学还是话语理论，这一场称之为“语言转向”的多学科联合登陆极大地冲击了文学批评。冲击的后果是显著的：一系列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粉墨登场，身手不凡。这里，我不想重述这些批评学派的理论背景与分析模式，我企图强调的是这个事实：这些批评学派不约而同地靠近了一个主题——话语生产。这些批评学派的种种分析让人感到，批评家对于文学话语生产的秘密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不再指向作家——不再指向传统观念之中的文学话语生产者，这些批评学派更乐于考察文学话语生产的成规、机制、法则，解释这些成规、机制或者法则出现的历史情境以及意识形态功能。许多场合，这种兴趣甚至超出了文学话语的范畴。这时，人们就会在“文化批评”这个不无含混的名称之下看到种种文化代码的类似分析。归根结蒂，所谓的文化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话语而已。
文学话语是社会话语的生产之中一个奇特的门类。文学话语没有实践意义，文学话语不能改善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无法增添社会福利基金；相对于政治话语、商业话语或者科学话语。文学话语始终处于边缘。然而，如同许多人所了解的那样，文学话语又具有某种异常的号召力。文学话语内部隐藏了反叛理性的冲动，文学话语的感性与故事情节集聚了强大的社会激情。从孔子“兴、观、群、怨”的概括到亚里斯多德关于“怜悯”、“恐惧”与“净化”的学说，众多思想家一开始就将文学话语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话语类型。无论是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还是反叛现有的意识形态，文学话语都将形成一个有力的因素。这个意义上，文学话语无疑是一柄双刃之剑。因此，文学话语的生产不可能放任自流，无拘无束，社会文化体系通常配备文学话语生产的督察系统。这样的督察系统时常充当文学话语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中介，从而以复杂的方式参与文学话语的再生产。某些时候，这样的督察系统可能维护某种文学，表示一系列的肯定、赞许并且陈述种种理由；另一些时候，这样的督察系统也可能否弃某种文学，发出怀疑、异议甚至攻讦之辞。当然，这样的督察系统背后必将涉及一批理论问题，诸如立场，尺度，理论依据，学派，文学理想，文学史，分析技术，如此等等。这些内容的集合和专业性考察导致了一个学科的浮现：文学批评。
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将使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丧失了往日的权威。“摹仿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最大依据。“摹仿说”无形地暗示人们，文学话语即是现实的摹仿，现实主义的成功就在于深刻地摹仿了现实。然而，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话语成规所形成的强大网络。文学话语不仅是现实的摹仿；另一方面，话语成规还将截留、修改、凝聚、删削和重新调配现实，以字、词、句既定的语言惯例强迫现实就范。换言之，文学话语不是一种没有先决条件的现场制作，话语成规将作为一种预制的语言零件大面积地介入文学话语生产。这些预制的语言零件事先对于现实的进行一种简化，一种排列，一种潜在的解释；话语成规不仅提供了文学话语赖以产生的一系列精密框架和运作的支撑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这些框架还同时体现出特定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和标准。例如，许多流行的叙事作品之中，主人公成败荣辱的叙事模式已经包含了某种社会制度、某种生活模式的推崇或者否定。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向人们通知，不该轻率地将文学话语的叙述内容视为现实本身。那些故事或者意象毋宁说是按照话语成规生产出来的现实——话语成规之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已经无形地参与了这种生产。的确，人们时常用“真实”作为是否接受某种文学话语的尺度——“真实”仿佛是一个不受话语成规或者意识形态左右的概念。成熟的读者似乎有能力直觉地作出“真实与否”的判断。然而，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暴露出，人们所获得的“真实感”同样是语言制造的产品。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之中曾经列举了文学话语制造“真实”与“自然”风格的五种工序：即“实在材料”、“文化逼真性”、“体裁模式”、“约定俗成的自然”、“扭曲摹仿与反讽”。卡勒看来，这五种工序的交叉使用将把读者引入种种既定的文化标准。让读者不知不觉地附和这些文化标准承认的“真实”。
经历了话语生产的考察，一些批评家对于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提出了重大疑义——例如罗兰·巴特。如果将现实主义视为一套叙事成规，承认这套叙事成规内部隐含的意识形态密码，那么，人们将为现实主义叙事话语保留一个正当的历史地位。可是，现实主义叙事话语常常作出了过分的许诺：似乎只有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才能书写唯一的真实。这遭到了叙事学——话语生产考察的一个分支——强烈非议。如同罗兰·巴特反复阐明的那样，叙事学揭开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作家所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中性的，公正无私的；种种权力与意识形态隐蔽地寄生于叙事话语内部，作为语言体系的规则而形成一种专横独断，一种语言的暴力。巴特发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已经在写作的字词空间内部消失：字词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巴特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了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力图造成一个错觉：人们可以避免话语的干预体察现实。现实主义试图隐蔽叙事话语的相对性与社会性，它把叙事话语装扮成天然的、与对象合二而一的符号；现实主义不像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那样歪曲世界，它的唯一任务仅仅是展现事实的“真面目”。巴特特地指明，这像是一个语言设置的圈套。其实，语言本身是有“重量”的。语言结构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地平线，它并非世界本身。如果人们将叙事话语视为天然的透明符号，那么，人们必然将小说所呈现的世界当成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天然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话语生产制造出来的巧妙伪饰。
话语生产成规是一种文化栏栅。这种成规刻意地圈定了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也无形地隐没了什么，清除了什么。这是话语生产的规约。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不仅致力于从纷纷扰扰的话语产品之中发现这种栏栅；同时，许多批评家还致力于指出话语生产为什么这样圈定和突出，为什么那样隐设和清除。这样，批评就会将文学话语引入社会话语光谱。指出了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一致或者差异。于是，文学话语生产在社会话语光谱的多重衡量之中得到鉴定。这个过程，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同样是一个衡量与鉴定的重要筹码。也许，批评的意义生产可以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看出，文学话语如何与强势话语类型彼此协调，同声相应，这不仅因为文学话语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有力肯定。同时还因为文学话语生产的成规富有成效地遮蔽了那些尖锐的挑战；也许，批评的意义生产可以成为一种深刻的发现——批评在某种文学话语之中看到了革命潜质。批评发现的意义证实了特定历史文化所包含的矛盾、分歧、裂缝和冲突，这样的征兆正是在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关系之中表现出来。
将20世纪称之为“批评的时代”，众多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联袂而来肯定是一个主要的理由。20世纪的话语生产规模空前。因此，这些批评学派找到了参与文化的最为合适的方式。我不想匆匆预言这些批评学派的未来命运；我的兴趣更多在于，这些批评学派的确参与了这个时代的话语再生产。批评话语选择什么姿态参与文化，这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反复重提的问题；但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参与文化都将是批评话语不可推卸的首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