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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第三产业变化发展轨迹及其现状的特征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需要简要概括一下世界各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共同特点：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上升，先是超过农业，后是超过工业；其内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其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增大，以致服务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这些特点可以看作是反映经济规律的第三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
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80、1990、2003年这三个时点，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2%、 41%、49%；下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42%、43%、52%；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44%、 52%、59%；高收入国家分别为61%、65%、71%。①上述数字表明：无论是纵向看（依四类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序看），或者横向看（把四类国家放在同一个时点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上升的。而且四类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都超过了农业，而且都超过了工业。
问题的本质在于：一般说来在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情况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均收入必然增加，由此必然导致消费的水平提高和结构升级。而消费升级是循着人的生存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依次梯度推进的。正是这种需求的变化发展从本质上决定了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比如，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人们对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需求就会显著增长，这是其一。其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也会进一步细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原来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服务环节会独立成为一个服务的生产部门（如信息服务和流通服务，会独立发展为信息产业和第三方物流业）；原来作为家庭消费的服务也是可以发展成为独立产业（如家政服务业）。其三，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政府不仅提供的公共产品会大大增长，而且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大大增长。这里需要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才有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实际上，在国家产生以后，政府就有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只不过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如促进充分就业，熨平经济周期，防止通胀和通缩，平衡国际收支，维护市场秩序，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维护生态环境平衡，以及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等。正因为这样，随着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的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上升。依据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计算，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英国从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美国从1880年的7.1%上升到1962年的44.1%。②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达到了 50%以上，有的还达到了70%。其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是有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就是这种生产要素。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机器就是这种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成为这种生产要素。当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也是以第一、二、三产业为载体的，其作用也是渗透到整个产业经济，但相对说来，知识经济更多地集中在第三产业，同时，知识经济的科技含量更高，创造的增加值更多，这样，第三产业增速更快。正是上述各种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一条客观规律。
也正因为这样，从长期发展来看，这个趋势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表现出来。新中国建立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趋势。1952-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8.6%上升到了 39.5%。在这期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家统计局曾将我国第三产业划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讯业、商贸业及餐饮业等；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管理业、居民服务业、公用事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居民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服务的部门，包括科研、教育、广播、电视、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依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在1991-2002年间，第一层次增加值在第三产业的比重由48.4%下降到41.3%，下降了7.1个百分点；第二层次比重由32.2%上升到38.4%，上升了6.2个百分点；第三层次比重由9.3%上升到11.5%，上升了2.2个百分点；第四层次比重由10.1%下降到8.7%，下降了1.4个百分点。由于这四个层次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种服务业的用途，而不是产业层次的高低，因而难以从整体上看出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但是，第二层次比重的大幅上升表明了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分工的发展，第三层次比重上升表明了由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上升而带来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还要提到：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5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16倍。③另据有的学者计算1981-2000年，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劳动贡献率为30.83%，资本贡献率为26.83%，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2.35%④这些数字表明：第三产业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以劳动和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增长方式，但综合要素生产率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我国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过程被严重地扭曲了。就建国后各个经济发展时期来看，如果不说1949年10月至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⑤，那就还有以下三个时期：一是1953-1957年。这个时期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既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并存向基本上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时期，也是由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向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第三产业的发展，虽不是很理想，但大体上正常。195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8.6%；1953-1957年，其比重是在29.3%-30.8%之间波动的，略有上升，基本体现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二是1958-1978年。这个时期在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方面都是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在这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57年的30.1%下降到1978年的24.2%。其中1976年还下降到 21.7%，是建国以来第三产业比重的最低点。这样，这期间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过程就被大大扭曲了。三是1979-2006年。这个时期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向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这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2%上升到2006年的39.5%。但需要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恢复性上升。而且其间不正常的波动幅度也很大。如197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到21.9%，比1978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比1976年也仅高出0.2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时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此前第三产业发展被扭曲的状况，但扭曲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扭曲的直接后果，就是当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列数据可以说明这些情况。如前所述，2006年我国第三产值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2003年低收入国家为4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71%。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00美元，高于低收入国家，与下中等收入国家大体相当，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更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比2003年低收入国家还低9.5个百分点，比下中等收入国家低12.5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低19.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31.5个百分点。在这方面居于世界的后列。依据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资料，这年在第三产业15个子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金融和教育等7个传统服务业，就占了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0%。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第二产业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为926元，而第三产业为1033元。这样，如果以前者劳动生产率为1，则二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12。到2005年，前者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上升到48135元，后者为30696元，二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0.64。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1978年，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了2.94倍和0.97倍，二者增速之比（以第三产业为1）为3.03:1；1978-2005年，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了5.93倍和2.16倍，二者增速之比（以第三产业为1）为2.7:1⑥。可见，尽管在上述期间第三产业自身的绝对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但相对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下降了。这种趋势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大相径庭的。在它们那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水平都是高于第二产业的。
二、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
决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有：第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均证明：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与人均收入呈现很强的相关的关系。我国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据有关单位按照改革20多年的数据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系数为65%。当然，仅用这个因素无法解释我国第三产业的严重滞后，尤其是不能说明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什么还低于低收入国家。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第二，长期推行强速战略，盲目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包括他们的各部门），到国有企业都存在投资膨胀机制。但在“一五”时期这种体制还在建立的过程中，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还有某种限制。因而“一五”时期这种倾向相对后续时期来说还不很明显。但从“二五”计划时期到“六五”计划时期（其中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除外）这种倾向就很明显了。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要求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⑦。以后，从中央政府制定的“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这个层面来看，由推行强速战略而导致的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总的说来，这六年五年计划（或规划）规定的经济增速指标都低于甚至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以致实际实现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计划（或规划）指标。但由于强速战略的慢性作用，特别是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和企业都还程度不同地内含着投资膨胀机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仍然很强，以致改革以来多次发生过热（或局部过热）。乍一看来，这种强速战略似乎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是无关的。但在实际上，正是这种强速战略构成了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一个最重要根源。问题在于：这种强速战略是片面地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重点的强速战略，甚至可以说，就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强速战略。其长期推行必然导致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其它产业发展的滞后。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1953-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2%、3.8%、19.7%和9.6%；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50.5%下降到1957年的40.3%，由20.9%上升到29.7%，由28.6%上升到 30.1%。1958-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 5.4%、1.6%、9.1%和4.5%；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由1957年40.3%下降到1978年的28.1%，由29.7%上升到48.2%，由30.1%下降到23.7%。1979-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9.7%、4.6%、 11.3%和10.6%；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28.1%下降到 11.8%，由48.2%上升到48.7%，由23.7%上升到39.5%。上述数据表明：如果仅就上述三个时期第三产业本身增速的绝对水平来说都不算低，但问题在于第二产业增速过高，从而使第三产业相对增速偏低。这样，第三产业比重在第一时期的变化尽管还比较正常，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特别是在第二时期比重甚至下降了，在第三时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最终使得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可见，工业 （特别是重工业）增速长期过高，是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市场取向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为推行强速战略提供了巨大需求，而由这种体制集中的资源又为推行这种战略提供了可靠供给。因此，这种体制是强速战略赖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强速战略在根本上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是造成改革以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更为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诚然，这种情况在经济改革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就是经济改革在促进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伴随经济改革的进展，市场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合理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而且，这种改革又成为1979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攀升的根本动力。这样，就推动了第三产业比重的迅速恢复，并上升到了建国以来从未达到的高水平。
但同时需要看到：由于经济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性发展，仍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根本性因素。就经济改革不到位来说，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只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和基本完成改革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消除了，而在改革没到位的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特别地方政府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改革以后多次发生经济过热以及2003-2006年连续4年经济发生局部过热的根本原因。其中主要又是重化工业增长过快。当然，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而且必须快一些。问题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快了，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在经济改革不平衡方面，无论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工业都是领先的，第三产业都是滞后的。据有的学者计算，到2006年为止，全国约有80%左右的国有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改制，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在国有大企业中，目前国资委管理的约有160家，各省市自治区大约平均各有30家左右。其中相当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股权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当然，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还很重，要真正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大约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但相对说来，国有第三产业的改革则还要滞后得多。这一点当前突出表现在垄断行业、文化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方面。这是就存量改革来说的。在增量改革方面，就对民营经济的开放来说，工业比第三产业要早得多、快得多。这当然是从总体上说的。在第三产业的某些方面（如商业）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并不晚。但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域（如垄断行业和文化事业方面）则要晚得多。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领域对民营经济的开放仍然严重滞后，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甚至还不及对外资企业。当然，在第三产业的某些领域 （如涉及国家安全和关键经济领域）是需要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甚至独资经营的。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仍然可以说，第三产业对民营的开放还是滞后的。当前这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开放空间。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存在某种类似的状况。无论是在外贸方面，或是吸引外资方面，也都是首先集中在工业方面。在对外贸易方面， 1980-2005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由90.05亿美元增长到7129.16亿美元，增长了78.2倍，占货物出口的比重由49.7%上升到93.6%；工业制成品进口由130.58亿美元增长到5122.39亿美元，增长了38.2倍，占进口货物的比重由65.2%上升到 77.6%。但在这期间服务业的进出口则不多。据报道，1982-2005年，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由43.4亿美元增长到1582亿美元，增长了35倍。其增速也很高，但占外贸的比重很低，2005年服务贸易仅为外贸总额的11.1%。在吸引外资方面，以2005年为例。这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已经达到6032469万美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71826万美元、4469243万美元（其中工业为4420223万元）和1491400万美元，分别占总额的1.2%、74.1%（其中工业为73.3%）和24.7%。这些数字表明：改革以来，通过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从货物出口需求与投资品和资金的供给等方面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增长。而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来说，这方面作用则不大。当然，决定这—点的并不只是由于对外开放不平衡性，还与体现国际资本利益的产业转移的特点相联系。国际资本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利用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等），只是把那些附加价值小、利润低的制造业的加工环节转移到我国，至于那些附加价值大、利润高的高端产业（其中包括第三产业）以及制造业中的研发和流通环节（即生产性服务业），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一点，在加工贸易占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明显地反映出来。1981年，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分别为11.31亿美元和15.04亿美元；二者占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比重分别为 5.1%和6.8%。到2005年，上述两组数字分别为4164.67亿美元和2740.12亿美元；54.3%和41.5%。⑧就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来说，第三产业是滞后的。这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滞后上。比如，在 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作为城乡二元体制最基本组成部分户籍制度（城乡就业、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当前还只是在某些省市破题。显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展不平衡状况，又导致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工业发展更快，第三产业较慢，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我们在前面分别分析了经济强速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在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方面的作用。但二者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只是限于这些方面，还通过由它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和城镇化率低等方面，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下面我们分别就这些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经济结构失衡。这包括以下四个重要方面：（一）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失衡。我们仍按照前面提到的三个时期来分析这种失衡状况。1、1953-1957年。消费率由1952年的78.9下降到1957年的74.1%，投资率由22.2%上升到25.4%，二者升降的幅度不大。而且其中年度之间的波动幅度也不大。消费率最高年份 1955年为77.3%，最低年份1957年为74.1%；与之相对应的投资率最低年份和最高年份分别为23.7%和25.4%。2、1958-1978年。消费率由1957年的74.1%下降到1978年的62.1%，投资率有25.4%上升到38.2%，波动幅度很大。其中年度之间波动幅度也很大。消费率最低年份1959年为56.6%，最高年份1962年为 83.8%；与之相应的投资率的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分别为42.8%和15.1%。3、1979-2005年。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继续下降到2005年51.9%；投资率由38.2%继续上升到42.6%，波动幅度很大。其中年度之间的波动幅度也很大。消费率最高年份1981年为67.1%，最低年份2005年为51.9%；投资率最低年份 1982年为31.9%，最高年份2004年为43.2%⑨。还要提到，2006年前三季度消费率为51.1%，投资率为42.2%。这年全社会固定投资上升了24%，作为消费最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了13.7%，据此可以判断：2006年消费率还要继续下降，投资率还要上升。
上述情况表明：“一五”期间在恢复经济基础上继续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大体还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同时需要看到：这个方针和体制在导致投资和消费失衡方面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1958年以后，继续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和计划经济体制，必然继续强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在资金投入方面向工业倾斜。这就导致工业增速大大超过包括第三产业在的其他产业的发展。这是其一。其二，一般说来，工业的快速增长也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我国原来生产技术水平低，特别是在企业组织方面长期实行“大而全”、“小而全”，因而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发展。而且，在主要实行粗放增长方式的条件下，技术升级和分工发展都比较慢。这样，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消费率虽然逐年下降，但毕竟始终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而且相对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我国消费性服务业比较发展，占了服务业大部分。这样，消费率下降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阻碍作用就要大于由投资率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从而成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按照200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消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可以提高0.51个百分点。这样，扩大消费对增加第三产业比重的作用，比增加投资要大得多。
（二）城乡之间的失衡。为了稳定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资金、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要，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在农村先后实行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和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体制。这样，尽管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但就计划经济体制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来说，在农业中的作用比工业更为严重。这是导致改革以前农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滞后同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落后、农民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以及农业作为弱质后产业（因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较大）也有很大关系。但在这方面，传统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是主要因素。这样，农业增速就过于低于工业，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也下降过快（数据已在前面列出），农业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方面与工业的差距也都急剧扩大了。1952年，农业每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为198元，主要由工业构成的第二产业为926元，二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以农业为1）为1:4.9；到1978年，前者为353元，后者为2732元，二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7.7。在这期间，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62元增加到132元，同比增加了77.2%；而非农业居民由148元增加到383元，同比增加了 113.2%；二者增速之比（以农业居民为1）为1:1.5。
诚然，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根本改革了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并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村其它方面的改革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但从80年代下半期到21世纪初，工业各项经济改革逐步加快了步伐，而农村在流通、税收、金融、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显得滞后。改革以来，农业在开放方面一直落后于工业。这是其一。其二，城镇化速度慢，水平低（详见后述）。其三，1978-1999年，为了促进全国经济的高效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第二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的东部地区获得了迅速发展，而在第一产业占有较大比重的中西部地区发展则是发展较慢。其四，从一般意义上说，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农业哺育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而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出台不够及时。其五，建国以来，农村的基础设施发展很慢。其六，有些年份由于对粮食生产形势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以致使得作为主要农产品的粮食发生多次减产。其中，特别是1999-2001年连续三年减产，2001年粮食产量下降到45263.7万吨，比1998年减少了5965.8万吨。2004-2006年三年粮食增产，2006年可达到49746万吨，但仍达不到1998年的51229.5万吨。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改革以前就存在的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然， 2004-2007年间，中共中央连续发了四个一号文件，大大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局面。这样，在 1978-2006年间，农业增速仍然过慢，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下降过快（数据已见前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及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并无大的变化。到2005年，每个农业从业人员创造的农业增加值为 6664元，而主要由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则为49735元，二者之比（以前者为1）仍为 1:7.5。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为3587元，比1978年同比增长5.7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也增长了5.7倍；二者增速之比为1:1。可见，在 1979-2006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增速方面，农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但绝对水平的差距则扩大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收入来说，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支出包括了生产方面的指出。而且，农村居民在享受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科技文卫和社会保障事业等）比城镇居民要少得多。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则农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别还要大得多。需要着重指出：在全国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农村居民收入低，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极严重的不利影响。显然，乡村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比城镇居民要小得多。比如，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而农村居民则只有2555.4元，前者为后者的3.1倍；市、县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的比重达到78.3%，县以下只占21.7%。而县以下还包括镇，考虑到这一点，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占的比重还要小。⑩
（三）地区之间的失衡。建国以后，直到改革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虽有变化，但总的说来，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采取了旨在消除旧中国留下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均衡发展战略。其突出表现就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的建立大行政区甚至省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种战略不仅否定了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等为基础的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而且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化色彩。因而不可能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以作为衡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标志的工业为例，1952-1978年，沿海和内地（大体相当于当前的东部和中西部）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70.84%下降到63.32%，由29.16%上升到36.68%。这表明：这期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缓解，但并不显著。
改革以后，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为此，在改革开放和其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东部地区较快发展的措施，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也随之扩大。依据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1999年以后，逐步形成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总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但这个总体战略实施不长，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遏制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比如，1978-1999年，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63.32%上升到1999年的70.14%，又继续上升2003年的73.48%；而在这期间，中西部地区由36.68%下降到29.84%，又再下降到26.52%。这是就比重来说的。就增长率的差距来说，正在缩小。比如，西部和全国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九五”期间为2.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为1.7个百分点，2006年为0.6个百分点。(11)
需要强调的是：地区之间的失衡也是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的学者按照2000年可比价计算，1978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4.75%、29.82%和15.43%，人均服务占有量分别为381.46元、209.38元和265.76元。到2000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62.05%、24.89%和13.06%；4431.44元、2052.9元和1660元(12)。按当年价格计算，200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9.4%、23.6%和 17.0%；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60.7%、22.1%和17.2%。200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5.6%、18.8%、16.9%和8.7%，这四个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3768元、10608元、9338元和15982元。与此相联系，这四个地区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7.2%、17.5%、17.0%和8.3%(13)。这些数据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就愈大，其比重也愈大；反之亦然。据有关单位分析，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该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8。
（四）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2003-2006年这四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顺差分别为254.7亿美元、320.9亿美元、1020亿美元和1775亿美元。其中，2003-2005年三年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1%和25.8%；2006年货物净出口大约接近30%。当然，就我国具体情况来说，净出口比重多少才算是适度的，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就2003年以来与出口顺差激增相联系的经济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加大、外贸风险增加、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以及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内需和外需是失衡的。从2007年1月的外贸顺差的大幅增长情况来看，这种从2005年以来开始的失衡加剧的势头还在发展。据报道，今年1月外贸顺差高达158.8亿美元，同比增长64.7%。(14)
当然，从本质上说，内需与外需失衡，是由与战略和体制相关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但如前所述，这一点同国际资本的产业转移特点也是直接相关的。并且同美元作为主要的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的外贸和军事战略紧密相连。美国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多发钞票，用以大量购入我国的廉价货物(15)，又依靠其在众多高技术的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在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方面对我国严加限制。
但需着重指出：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也是加剧我国国内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加剧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如前所述，我国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大部分都是工业品，服务业占的比重很小。这样，外贸在拉动工业增长方面的作用比服务业要大得多。
第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重要支撑点，是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增长，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的来源是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改革前传统战略的指导下，长期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阻碍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其一。其二，以铁饭碗、大锅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行政部门、企业或劳动者个人，都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其三，尽管在这种体制下，也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但推进高增长的主要手段是最简便易行并被普遍采用的上项目和增加投资，而不是技术进步。其四，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把劳动成本压得极低，从而把使用人工和使用机器的费用的差距拉的很大，阻碍了机械化的发展。其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建设型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因而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是经济建设投资，而不是提供服务的科教事业。其六，部门分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必然会在科研体制方面形成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两张皮的状况。从而大大阻碍了科技进步及其在企业中的运用。所有这些重要因素都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
改革以来，上述六种情况已经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没有根本性改变。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以下几点：
（一）如前所述，由于强速战略的强大惯性作用，特别是由于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曾经导致改革以后多次发生经济过热或经济局部过热。而追求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上新项目和增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这无论是对国有企业来说，或者改革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量民营企业来说，大体上都是这样的。
（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竞争是仅次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推动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动力。但在我国当前，尽管市场竞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真正的统一、平等、有序、诚信的市场竞争还远没有形成，有的却是在相当范围还存在的、与地方行政垄断相联系的市场分割，自然、经济和行政相结合的行业垄断，特别是多得出奇、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和非法竞争（如假冒伪劣的产品和服务盛行，信用严重缺失和商业贿赂等）。这样，企业就可以不通过改进技术等正当手段，去获取超额利润，以赢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要通过垄断、不正当竞争和非法竞争等手段，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垄断利润和暴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没到位，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不仅在改革前已经严重存在的过多的重复的生产和建设得不到改变，该淘汰的技术落后企业也淘汰不了，甚至还有所发展。我们还多次看到改革前就已有过的现象：在经济紧缩时，许多小企业被用行政手段淘汰了；但到了经济扩张时，这些小企业死灰复燃，甚至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这样，在经济转轨时期，必然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价格战，以微利产品甚至亏本价格出售产品。其结果就是大大削弱了作为技术进步来源的企业资金积累能力。所有这些都使得市场竞争在推动技术方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甚至被麻痹了。我国研究和试验发展费用低，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佐证。2006年，我国研发费用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41%；2004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 2.68%和3.13%。(16)
（三）改革以来，我国工资水平有了空前未有的大幅度提高。1978-2005年，全国工资总额由568.9亿元增长到2626.8亿元，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由19789.9亿元增长到160014.4亿元；前者占后者的比重由2.87%下降到1.64%(17)。就其直接原因而言，主要是长期推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结果，尤其是由近两亿人的农民工（其中有1.2亿人进城务工，0.8亿人在乡镇企业务工）工资特低造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如实地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其剩余价值率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工业化前期和中期，主要手段就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和现代化时期，在早已出现的绝对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基础上，又新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率下降。但在我国现阶段却出现了绝对剩余价值率和相对剩余价值率双双上升的局面。这种情况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亟须改变。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这种很低的工资水平，把劳动成本与采用先进技术成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从而大大抑制了企业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四）当前我国由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远没有到位。比如，国家财政中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虽然由1978年的52.89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334.91亿元，但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由4.7%下降到3.9%(18)。在这里也是增速很快，但比重下降。这也是技术进步不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展，科研院所、高等学院的研究工作和企业改进技术要求脱节的状况已经有所转变，但也没有转变到位。同时，技术市场发展也很不充分。2001-2005年，技术市场成交额由783亿元增长到1551亿元，但相当于科技经费的筹集额（包括政府和企业的资金以及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由30.2%下降到29.55%。显然，这些情况都是很不利于技术进步的。
（六）在对外贸易关系方面，技术的进出口占的比重很小。在引进外资方面又是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和创新。而且，原来设想在这方面以市场换技术，但实践证明：世界一流的技术是买不到的。这样，对外经贸关系就远没有发挥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
上述各点都延缓了我国技术进步的进程，使得技术方面处于落后状态。据测算，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足30%，明显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60%-70%的水平；我国技术对外依赖度超过50%，而美国和日本不到5%(19)。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为10.2%，而美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8.6%和16.8%。我国不仅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其劳动生产率也低。200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3000美元；2003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41000美元和100000美元(20)。当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全部内容，但确实是技术进步的最突出的标志。需要说明的是：技术进步缓慢和落后状态是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的决定性的因素。
但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更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是科技发展缓慢的最重要的根源。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生产实践的需要，是科技进步的基本动因。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那么科技进步就成了无水之源。所以，如果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着力下功夫，要想取得科技的大进步，是不可能的。诚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超前性。但终极说来，科技进步总是有赖于生产实践的发展。就我国当前情况来说，尤其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在应用性科技方面尤其如此。所以，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必然导致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事业进展缓慢。还要指出：由此又进一步影响整个服务性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第六，与强速战略相联系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城镇化率低，也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1952、1978和2005年这三个时点上，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2.5%、17.9%和43.0%。可见，尽管改革以来城镇化率有了很大提升，但并不高。当前我国城镇化率不仅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平均75%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0%的水平，甚至还低于欠发达国家平均45%的水平。但我们在前面列举的数据表明：作为载体的城市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的作用比农村要大得多。
第七，众多与之相左的理论、思想和观念，也是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只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才是生产部门，服务业并不是生产部门。这就使得服务业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受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而且办社会；也不仅是企业办社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办社会。这不仅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不利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某些“左”的思想也在这方面发生了消极作用。比如，建国初期，还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家政服务专业。但在后来家政服务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些专业随之也给取消了。节约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并没有与时俱进，赋与它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涵，以致成为当前储蓄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我国消费观念转变滞后，也是当前消费信贷发展慢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因素都不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最重要原因，但它们确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
三、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是当前有关发展、改革和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主要根据是：第一，治理当前经济局部过热，并防止向过热转变，是当前经济中一个最尖锐、最突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已为以1999年（波谷年）为起点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经济增长经验所证明了。2000-2002年，主要由工业构成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9.2%，第三产业为10.1%，国内生产总值为8.6%。但到2003-2006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为11.5%、10.1%和10.2%。可见，前三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第二产业，但经济增长处于现阶段潜在增长率(21)的限内，经济并不热。但在2003-200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第三产业，连续4年发生经济局部过热。如果仅就这三种增速变化的相互联系的而言，形成上述二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在正常情况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本来第三产业增速就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更何况在2000年以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滞后的，其增速就更应高一些。这样，如果第三产业本身增速恰当，并适度高于第二产业，经济增速就是正常的。 2000-2002年经济运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如果第二产业本身的增速就很高，并且超过第三产业的增速，经济就会走向过热。如果宏观经济调控及时而又得力，那也只是可以避免经济过热，经济局部过热仍不可免。2003-2006年经济运行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近期历史经验表明：在现阶段，在整个经济增速恰当的情况下，适度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地抑制第二产业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限内正常运行，或者至少可以把经济增长限定在经济局部过热的限内，而不致发生经济过热；而在发生局部过热以后，也有利于经济局部过热的治理，从前拉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需要进一步指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治理当前经济局部过热，还有利于熨平今后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在于：一般说来，并相对发展工业而言，发展第三产业所需要的投资少，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有利于阻滞经济走向过热；而在经济下降阶段，由于需要的投资少，特别是由于在对第三产业需求构成中消费需求的比重大，这种需求具有某种刚性，并不会因为经济增速下降而有过多的下降，从而有利于防止经济增速的过渡下滑。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情况，那就更是这样。
第二，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经济中一个深层次矛盾。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这个矛盾的逐步解决。因为当前在由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之间失衡、投资与消费之间失衡、城乡之间失衡、区域之间失衡以及内需和外需之间失衡这五个方面构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中，产业结构失衡是最基本方面。而产业结构失衡当前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因此，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解决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而且有助于解决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是当前我国经济中另一个深层次矛盾。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在这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性手段，是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在这些方面直接有赖于作为第三产业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
第四，市场趋向改革不到位，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完全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完全建立，是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最深层次的矛盾。而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在众多方面，特别是在扩大就业方面为深化改革创造重要条件。就国有经济改革来说，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特点有二：1、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大体已经基本完成，重点是在继续推进大企业的改革。而且这方面的改革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由过去剥离优质企业上市转变整体上市。而整体上市的先决条件是剥离企业办社会和精简冗员。这方面的工作显得比过去更为重要。2、由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向国有事业改革。而国有事业单位改革，也普遍地大量存在剥离办社会和精简冗员的问题。就发展非公有民营经济来说，当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改革以来，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超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倍以上，当前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22)。但民营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确实需要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无论是深化国有企事业的改革，还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以第三产业为依托的。因为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1979-200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7.02倍，就业人员增长了1.6倍，二者之比（以就业人员增速为1）为1:10.6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了15.4倍，就业人员增加了3.86倍，二者之比为1:3.99。(23)
第五，物耗过大和环境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大瓶颈。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在缓解这种瓶颈制约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众多资源短缺，人口占有量很低。比如，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还不到世界年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27%。但在建国以后由传统的战略和体制形成的粗放经济方式，直到现在并无根本改变。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事实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与1998年相比，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由84402.3亿元增长到183084.8亿元，同比增长84.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8406.2亿元增长到88773.6亿元，同比增长184.1%；作为主要能源的原煤由12.5亿吨增长到22.05亿吨，作为主要材料的钢材由10731.8万吨增长到37771.1万吨，二者分别增长76.4%和251.6%。这样，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其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能源和钢材增速之比分别为1:1.18，1:0.91， 1:2.99(24)。由此，我国物耗就大大超过了经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比如，当前我国单位矿产资源的产出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单位产值能耗是美国2.1倍、日本的4.43倍、印度的1.65倍；单位产值水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为经济发达国家的8倍(25)。这种过大的物耗必然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由此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比如，1998-2004年，这方面的损失由19843.3万元增长到36363.7万元，增长83.3%。针对物耗过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十一五”规划将降低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两项约束性指标，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要降低20%，年均降低4%；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要降低10%，年均降低2%。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规定，“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用水量也要降低20%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要降低30%以上(26)。但在2006年上半年，企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上升0.8%，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同比增长3.7%和4.2%(27)。这年下半年情况有所好转，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只降低了1.2%；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增长 1.2%，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增长1.8%。需要着重指出：这种高物耗、重污染的情况主要是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快造成的。与工业相比较，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物耗要少得多，对环境污染也要轻得多。据有关单位测算，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工业相应下降一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大约也可降一个百分点。
第六，扩大就业和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主要措施，也是改革、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但在这方面也有赖于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已如前所述。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所谓优化发展第三产业，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第七，从某种共同意义上说，我国当前无论在对外贸易方面，或者引进外资方面，都面临着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方面的转变。在质量提高方面的一个共同内容又都是调整结构。而调整结构的一个相同点，就是无论在外贸方面或者在引进外资方面，都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从这方面来说，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扩大开放，特别是在提高开放的质量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八，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由人口大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依据国际货币基金数据库的资料，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居前4位的国家是：美国124857亿美元，日本45713亿美元，德国27973亿美元，中国22350亿美元。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就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到第4位。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可达到26000亿美元，虽然还达不到世界第三的地位，但向世界第三逼近的步伐是很快的。2、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的资料，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居前三位的国家是：美国26370亿美元，德国 17448亿美元，中国14221亿美元。这样，中国外贸总量居世界位次也由1978年的第27位跃升到第3位（实际上2004年就居世界第三位了）。2007年，中国外贸总量已经达到17607亿美元，即使达不到第二位，但距第二位已经很近了。这样，当前中国面临历史性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实现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在这方面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有三：1、如前所述，当代经济发达国家都是以服务业经济为主体的，而我国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2、在经济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的主体，而我国服务业的主体还是传统服务业。3、更重要的是，当代经济发达服务业内部构成中，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自主创新的先进科学技术。而我国自主创新技术的比重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如前所述，据有的专家测算，当前美国和日本对外技术依赖度不超过5%，而我国超过了50%。(28)
四、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
在21世纪初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战略机遇期(29)。这一点，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对发展第三产业来说，这是更好的战略机遇期。其根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前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种滞后同时意味着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很大。第二，就当前的国内外环境来看，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有着更多更好的有利条件，有可能把这种潜力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第三，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引发和激发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给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带来了更强的动力和压力。因此，我国当前发展经济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
为此，第一，要从速度和比重两方面合理设置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今后有无可能做到第三产业的增速适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并由此逐步提高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回顾一下同这个问题有关的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建国初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对建立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58年以后，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却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中首先是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1952-1978年，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64.5%下降到 43.1%，由35.5%上升到56.9%。针对这种严重失衡情况，1980年国务院决定对轻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先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实际上就是实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这样，到1981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比重就上升到51.5%，重工业下降到48.5%。其后，一直到1998年，轻工业产值比重虽有波动，但都是在46.3%至50.2%的区间内运行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大体是正常的(30)。只是在这以后，特别是在2003-2006年经济发生局部过热以后，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二者又发生了失衡。这是一种相比拟的、间接的、可借鉴的经验，还有一种直接的可借鉴的经验。在1953-2006年的54年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有29年，前者高于后者的有25年。上述两种经验均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更何况当前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正面临着空前未有的良好机遇。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测定2020年由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差异决定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也需要参照我国历史情况和国外情况，并依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决定。在历史情况方面，1978-2006年，由于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也有情况各异的变化。在这期间，第一产值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7.9%下降到11.8%，下降16.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5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由47.9%上升到48.7%，上升0.8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24.2%上升到39.5%，上升15.3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55个百分点。就国际情况来看，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大体相当的下中等国家，其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11%、37%和52%；高于我国的上中等收入国家，三者比重分别为6%、35%和 59%(31)。我们再来分析当前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情况。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比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只高出0.8个百分点，相差有限；比上中等收入国家高出 5.8个百分点，相差也不甚远(32)。这说明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的空间不是很大。这是其一。其二，1978-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下降很大，由27.9%下降到 11.8%。与此相联系，我国当前第一产业发展滞后，需要加快发展。而且，在2004年以后，由于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大大提升了。2004-2006年三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5.6%，比1979-2006年年均增速 （为4.6%）高出1个百分点。这样，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长期发展趋势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必然进一步下降。但近三年（还要加上今后若干年）其增速上升又会成为这种下降的一个阻滞因素。但即使第一产业增速上升，仍大大低于经济增速，因而不可能改变其比重下降的趋势。这样，总起看来，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不可能像1978-2006年那样，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腾出15.3个百分点的空间。如果可以2003年上中等收入国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6%)为参照标准，那么到2020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最多也只能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提供大约6个百分点的空间。就2006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说，比下中等收入国家远远高出11.7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更是高出13.7个百分点。与此相比较，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空间是很大的。但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2003-2006年经济发生局部过热期间，第二产业比重由2002年的44.8%上升到2006年的48.7%，上升的势头很猛。所以，就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首先还不是降低其比重，而是制止其增长势头，然后才谈得上降低其比重。即使就长一点的时间看，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以发展重化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需要加快发展。而且，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以吃穿用为重点逐步转向以住行为重点，这就必然拉动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和汽车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第二产业的发展。还要提到：在这方面，外贸需求的拉动作用也很大。所以，尽管按照工业化、现代化的规律的要求，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必然下降的空间很大，但下降的阻滞力量很大。这样，实际能够下降的空间就不大。在这方面设置目标，不仅不能以 2003年高收入国家为标准，而且也不能以这年低收入国家为标准，而只能是更低的标准。比如说，是否可以设想到2020年把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到43%。如果上述各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2001-2020年间，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最多只能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提供大约12个百分点的空间。依此空间计算，第三产业比重就可能从2006年的39.5%大约上升到52%。这就要求大大提高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在1979-2006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是以年均增速(10.6%)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7%)0.9个百分点，取得比重上升15.3个百分点。如果其他相关情况不变化，仅依此推算，那么要把第三产业比重由2006年的39.5%提高到 2020年52%，大约要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2个百分点才能做到，这显然是很艰难的任务。但在这期间只要经济增长围绕潜在增长率（约为9.7%）正常运行，经过艰苦努力，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更何况这里所说的经济正常运行就意味着这期间工业增速要适度下降，因而第三产业可以低于1.2个百分点的增速，达到52%的比重。
第二，要为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有的文章在论述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时，只是局限在第三产业本身的范围内，而不涉及宏观经济环境。其实，如果缺乏这种经济环境，要使第三产业持续优先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上升，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仅改革以来，就已经有过两次教训。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本来有望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提高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但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使得1992-1994年经济增速大大超过经济潜在增长率，从而导致第三产业绝对增速下降，其在经济中的比重不升反降，由 1991年的33.9%经过曲折变化，下降到1994年的33.8%。2001年颁布的“十五”计划也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促进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人们有理由指望：在这些文件指导下，提高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及其在经济中的比重。但在2003-2006年发生了经济局部过热，使得第三产业绝对增长或相对增速（即与第二产业相比较的增速）下降。其结果也是第三产业比重由 2002年的41.7%下降到2006年的39.5%。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国当前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推动的。这样，第二产业增速必然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增速必然绝对下降或相对下降。但是，为了给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就必须重点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并进一步清除强速战略在实际经济工作中的影响，还要治理各种基本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衡。这里还要说明：我们在前面强调了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否定经济高速增长（要在潜在增长率的限内）的必要。因为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的优先增长及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才有较大的空间；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三，要增加对第三产业的要素投入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这样，在坚持既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就可以较快地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为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其比重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关单位依据改革20多年来的数据研究，收入水平提高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为65%。
在投入劳动力方面，建国以来，第三产业增加的绝对量最多的，增速是最高的。1952-200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由1881万人增长到23771万人，增长了21890万人，增长了11.6倍。但是，考虑到第三产业要加快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占的比重较大，因而还必须大大增加劳动力投入。就解决当前十分尖锐的就业问题来说，也必须拓展第三产业这个容量最大的就业空间。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突出。到2010年，全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需求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在1000万个左右。(33)
改革以来，第三产业增加的投资也是最多的。按当年价格计算，1981-2003年，在国有经济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占的比重由38.4%上升到71.9%。1992-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按当年价格计算，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21.9%，比第一二产业的分别高出4.9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2004-2006年，在城镇投资中，第三产业分别占了60.2%，56.8%和56.3%。但投资远没有满足以行业众多为重要特点的第三产业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行业。据有关单位计算，2004年，仅是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几个子行业资产就占服务业总资产的88%。当然，投资与资产还是有区别的。但这里列举资产集中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的集中。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即使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也需要在追加劳动力的同时增加投资。更何况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第三产业在内，技术都是不断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因而，相对说来，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大。其三，相对说来，第三产业在行业结构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方面有众多的技术落后的行业，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技术先进并且技术进步很快的行业。但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投资也是十分必要的。
劳动生产率从来都是发展生产的最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建国以来，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发展较慢是其生产发展滞后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这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具有上述的行业特点，潜力也是很大的。
第四，要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和布局。像优化经济结构和局部可以推进经济发展一样，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和局部也可以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就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来看，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主要是要处理好以下六方面关系。1、适应提高消费率和扩大就业的紧迫需求，首先要注重加快发展消费型服务业。同时要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2、与第一点相联系，首先要注重加快发展传统服务业，同时也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性。因为在消费性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占的比重较大；而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占的比重较大。3、与第一点相联系，首先要注重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同时也要加大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因为在消费性服务业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占的比重较大；而在生产服务业中，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的比重较大。4、要依据我国经济发展以内需为主的特点，首先要以主要力量加快发展内需型服务业。同时要依据当前服务贸易在外贸中的比重很低，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世界服务贸易增速大于货物贸易增速等方面的情况，加快外需型服务业的发展。5、从总体上说，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但无论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都要着力发展那些生产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亮点多的行业。6、在所有的服务业中，都要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意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技术升级。特别是对传统服务业，要用现代化的技术、经营方式和理念以及新型业态逐步进行改造。这些既是优化第三产业内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我国现阶段，要优化第三产业的地区布局，需要注意几点：1、要逐步改变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过于悬殊的状况。诚然，这种状况是由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但这种状况反过来也会加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引发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因此，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成为优化第三产业布局的重要内容。2、各地区要依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本地第三产业的发展目标。比如，在东部的一些沿海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超过了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就可以提出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经济的目标。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许多地区，当前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主要还只能限定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第三产业上。必须清醒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第三产业水平，是一条客观规律。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前许多地方盛行着不顾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在发展包括第三产业的城市建设方面盲目攀比。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这种客观规律要求的。3、要在资源禀赋和区位等方面发挥比较优势，使之成为竞争优势。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比如，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旅游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旅游业是依托地区旅游资源的服务业。中西部地区正好旅游资源丰富，可以依托此项优势。如陕、甘、宁和新疆等西部地区的干旱景观和丝绸之路旅游区，云、黔、桂的西南岩溶风光和民族习俗旅游区，青藏雪山高原和民族宗教旅游区，内蒙古北疆塞外草原景观旅游区以及中原文化遗址和湖南、湖北和四川的名山峡谷旅游区。中西部地区可在这些自然资源基础上，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改善旅游消费环境，大力加强旅游促销，提高区域旅游业的竞争力。要强调的是：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当前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各地千篇一律的做法，盲目地搞过多的重复生产和建设。4、要优化第三产业的布局，最根本地就是要形成以市场调控为主、地区合作和政府支持三者相结合的机制。显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现代的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但在政府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第三产业方面，依据改革以来的经验和当前情况，值得提及以下几点：1、发展是欠发达地区的第一要务。因此，要扶持欠发达地区整个经济发展，以促进其第三产业发展。2、直接扶持这些地区发展第三产业，只能是以下行业：①属于基础设施的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业；③提供公共产品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3、以经济杠杆优惠这些地区。主要有：①对这些地区服务业适当降税和免税；②适当调低银行贷款利率；③财政补贴，仅限于公共服务业。4、行政方式的扶持主要是继续实施扶贫战略，其内容要包括发展第三产业。
第五，要提高城镇化率。作为服务业载体的城市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的作用，比农村要大得多。有数据显示，当前第三产业增加值有70%来自城市。而且，当前，提高城镇化的有利条件很多，发展步伐会加快。据有的学者预测，到 2020年，城镇化率将由2005年的47%上升到60%以上。但依据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要使城镇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要在观念上实行一系列转变。主要是：要从片面追求数量扩张逐步向注重质量转变；要从单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逐步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转变；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逐步向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转变；要从高消费、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环保型的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第六，要加快推进第三产业的改革开放步伐。这是由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三滞后的局面决定的。为了加快第三产业的改革开放，以下两点值得着重注意：1、要从思想上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以加快第三产业步伐为重要特征的新阶段。就工业领域的改革来说，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已基本实现；在大型企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实行了股份制的改造；现在剩下来较多的是垄断行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第三产业。就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的改革来说，后者要滞后得多，迫切需要加快改革步伐。而这些事业单位一般都属于第三产业。就开放来说，第三产业开放是滞后的。但到2006年12月，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面临着扩大开放服务业的形势。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服务业方面的跨国投资，大约占到全世界跨国投资总量的60%，并正在全球渴求投资机遇。这样，扩大服务业开放必将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2、相对工业来说，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极为复杂，情况各异。因此，在这个领域扩大改革开放，必须特别要注意各行业的特点。比如，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来说，要区分是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一般说来，对行政垄断要坚决破除，对经济垄断也要制止。对自然垄断则需注意：①随着科技进步，有些原来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也可以引入或部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②在多数自然垄断行业中，既有自然垄断业务，也存在非垄断业务。对后者也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③对我国当前名为自然垄断实为行政垄断的行业，也需坚决破除，引入市场竞争。再如，对科教文卫等事业的改革，则需区分是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还是非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是可以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同时需要加强监管；对提供非公共产品的，则完全可以市场化；对提供准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的，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注释：
①《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有关各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其中，低收入国家不含中国和印度。
②引自斯蒂格利茨：《美国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这里需要指出：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学界曾经有过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这种观点如果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以致政府机构庞大，需要改革，是可以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以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少了，机构也可小，那就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的只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职能，而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政府职能不仅减少，而是大大增加。正是这种片面观点，给1979年以来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带来了失误。改革以来这方面的改革往往出现这样的怪圈：政府机构改革以一次，虽然一时机构和人员减少了，但不久又膨胀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忽视了企业和其他相关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事实上还不可能减下来；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增加的职能。这两方面在客观上都迫使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回归。这当然并不否定由于旧体制没根本改革、新体制不完善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在这种回归中的作用，而是说要全面分析这种回归的原因。
③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④李江帆主编：《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⑤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我把这个时期第三产业的变化状况舍象了。
⑥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⑦详见《中国经济年鉴》(1982)，经济管理杂志社版第Ⅱ-9页。
⑧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日报》2007年1月29日第6版。
⑨《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说明：由于净出口的影响，消费率和投资率之和并不等于100%，消费率最低年份和投资率的最高年份并不完全对称。
⑩《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345、67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1)详见拙著：《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版，第630页；《经济日报》，2007年3月2日第1版。
(12)李江帆主编：《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13)《中国区域经济年鉴》(2005)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14)《中国剪报》2007年2月14日第2版。
(15)据有的学者计算，当前60%的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的，50%的美国国债是由外国人购买的（新华网，2007年2月18日）。
(16)《中国科学技术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日报》，2007年3月2日第1版。
(17)《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57，15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这里说明两点：①我国职工工资主要是由第二三产业职工工资构成，第一产业职工工资占的比重很小（2005年仅为工资出总额的1.7%）。这样，在作为分母的增加值中虽为未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但并影响论点正确性。②工资虽不是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但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这样，我们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工资以外的劳动报酬，也不影响结论的正确性。
(18)《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283-28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新华网，2006年12月8日。
(20)科学技术部网站，2006年12月12日。
(21)1979-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7%。似可以此作为我国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
(22)《经济日报》，2007年2月12日第6版。
(23)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60，13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2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页。
(26)《新华网》，2007年2月20日。
(27)《新华网》，2007年1月17日。
(28)新华网，2006年12月8日。
(29)详见拙文：《略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特征及其战略含义》，《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第6版，经济专论。
(30)详见拙著：《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第6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04页。
(32)作为计算单值的美元价格，2006年与2003年有区别，但这种差别不致妨碍这里的总判断。
(33)《经济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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