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动力问题的艰辛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艰辛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后， 应该以什么作动力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在长期实践中未能妥善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提出了改革动力论的新思想，将社会主义动力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辛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 〕这就是说：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2〕，所以， 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非对抗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必用政治革命的形式去解决。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提出过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曾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3 〕他还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灭，矛盾仍将存在。”〔4 〕这就告诉人们：非对抗性矛盾将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性，将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斯大林是一位长期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领导人。但他在社会主义动力问题的探索上，未能如马、恩、列那样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反而走上了曲折的发展道路。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了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5 〕“苏联劳动者的阶级界线正在消除，旧时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缩小和消除。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的基础”。〔6〕1938年， 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又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7〕因此， 他认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斯大林的这种动力论，虽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状况之间的本质差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他断言“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不一致、不相适应的一面，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看不到事实上存在着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地强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当苏联共产党内部矛盾加剧、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斯大林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阶级斗争不但在苏联存在，而且愈来愈尖锐。这又造成了苏联肃反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斯大林在理论和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出种种失误，在他的后期，他也有所察觉。在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8〕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一些惊人事件，暴露出种种矛盾，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引起了思想混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首先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
毛泽东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在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构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主要是三个：
第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的原理，纠正了斯大林的和谐“一致”动力论，重新肯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9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10〕。
第二，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11〕。它是在总的适应的情况下，还有矛盾和不适应的方面或环节。比如：在生产关系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上层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12〕，等等。但是，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3〕。他还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14〕这就说明在毛泽东看来，改革或者说革命仍然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手段。
第三，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正是这些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提供了可能。但是，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些矛盾的症结和表现，并据此去考虑解决矛盾的方法。可是，毛泽东在从基本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之后不久，就对作为这个动力的具体实践形态的认识，陷入了双重失误。一是片面地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就能很快地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二是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重新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晚年的这些失误，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7年后的20年间出现了严重的曲折，最后几乎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二、邓小平的重大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在毛泽东晚年失误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造成工作徘徊不前的情况下，重新探讨社会主义动力问题的。
早在1979年3月， 邓小平在谈及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时就曾明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地研究。”〔15〕这就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给予肯定和继承；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没有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没有准确抓住主要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扬弃了斯大林的和谐“一致”动力论，纠正了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还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思路、总纲领：改革动力论。
从邓小平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这样“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问题的：
第一，我国是在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生产力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或者说“不发达的阶段”。〔16〕“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7〕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8〕。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9〕。“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0〕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21〕。
第三，“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2〕，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23〕，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24〕，“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走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25〕因此，“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26〕，使其成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和症结所在。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27〕？“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8〕“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9〕这就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指明了方向，扫除了思想障碍，解决了长期困惑人们思想的重大难题。
第五，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微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0〕“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1〕。
第六，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和具体做法，即“体制”问题。“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32〕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3〕和具体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4〕。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第七，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还必然涉及整个社会的转制和改造，涉及对外政策的调整。改革和开放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就提出了对外经济开放。“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35〕
第八，改革开放是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是天翻地覆的事业”〔36〕，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37〕“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38〕敢闯、敢试，及时总结经验。
这样，邓小平就全面地系统地提出并且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揭示了改革的必然性，明确了改革的性质、方向、目的、意义、目标、衡量标准以及改革的步骤、途径与方法，找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和症结所在，阐明了改革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动力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推进到改革动力论的新的发展阶段。
很显然，这是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分析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后的2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全球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而得出的创造性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将邓小平的上述论述和他的前辈的论述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明显地具有如下特点：
1.彻底性。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9〕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之所以说它彻底，也就在于它彻头彻尾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显示出了巨大的说服力。
2.全面性。将改革的理论依据，改革的必然性、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的意义，改革的衡量标准，改革的条件、步骤、途径与方法，等等，都作了全面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论述得最全面的。
3.具体性。对改革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作了十分具体的论述，考虑到了所有问题的细节和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主要倾向。
4.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整个理论都来自实践，服务实践，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既是亿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同时成为指导亿万人民群众夺取胜利的伟大旗帜。对整个改革的设计，既有宏观整体的框架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又有各个发展阶段和具体方面的指导方针、具体政策、实施方案。
因而，从整体上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是促使整个社会主义现时代伟大飞跃的关键。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支柱性观点。有了这个观点就使得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83页。
〔3〕《列宁选集》第4卷，第577页。
〔4〕《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2页。
〔5〕〔7〕《斯大林选集》下册，第394、445页。
〔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49页。
〔8〕〔9〕〔10〕〔11〕〔12〕〔13〕〔1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373、372、373、374、373、318—319页。
〔15〕〔18〕〔20〕〔27〕〔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182、182、314、236、250页。
〔16〕〔17〕〔19〕〔21〕〔22〕〔23〕〔24〕〔25〕〔26〕〔28〕〔29〕〔30〕〔31〕〔32〕〔34〕〔35〕〔36〕〔37〕〔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252、63、141、149、370、138、149—150 、282、148—149、203、135、370、116、142、256、156、268、11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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