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视角下的区域国家关系研究_金融风暴论文

东亚金融危机视角下的区域国家关系研究_金融风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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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7年12月中旬,东亚金融危机的余波仍未平静。这场自1997年2月份由泰国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股市大跌,汇率剧降,金融资产运作艰难,整体经济陷入困境。虽然日本不断出资援助,香港也在外汇市场上数次打击了投机者,但东南亚金融风暴最终触发了日本、韩国股市和汇市的大幅波动。至今,韩元贬值50%,股指下降70%以上,国家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注:朱克川,“韩国经济积弊令人深思”,《解放日报》,1997年12月19日,第4版。)

应该说东盟国家是这次危机中受损失最大,暴露问题最多的。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东盟组织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其组织内部经济上的有效合作并不多。一方面,各国只在本国实际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并能从合作中得到明显好处时才同意合作,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彼此都拒绝为促进合作的发展而作出牺牲。“在这次风暴来临前,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已有预感,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好几个国家都签署了在货币买卖方面攻守同盟的协议,而且也曾开动过操作系统,但效果并不好,整个操作暴露出弱点,特别是受冲击的国家要利用自己的资源开辟更多的战场,拉长战线,反而首尾无法兼顾。”(注:李罗力,《金融风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2.东盟整体实力和各国国力有限,且该组织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危机前,1996年,东盟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约1250亿美元,其中储备较高的泰国约为186.2亿美元。(注:李罗力,《金融风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的外汇储备很快枯竭。1997年7月25日,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及东盟等国的11家中央银行高级人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亚太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会议发表的声明表示将探讨加强本身货币币值的方法,而且重新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一家欧资银行的高级人员说,这份声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市场的看法是,东南亚各国及地区中央银行决定不再浪费外汇储备同市场力量抗衡。(注:李罗力,《金融风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页。)实际上这说明了东南亚各国对挽救这场金融危机力不从心。此外,东盟国家大都是二战后才陆续摆脱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的,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对外戒心较深。它们既向往中国广阔的市场,又心存“中国威胁论”的疑虑;既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又对其扩张怀有恐惧心理。正因为如此,在危机中东亚大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是有限的。

11月份,东南亚的金融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波动后趋向平稳,但在经历了数周的相对稳定后,12月中旬,东亚金融市场又出现了新一轮风潮。“东南亚国家无力阻止和暂不想阻止本国货币的下跌是东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的原因。”(注:陈鹤高,“金融市场仍在反复,东亚最需赢回信心”,《解放日报》,1997年12月18日,第4版。)由于东南亚国家前期的干预行为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东南亚国家基本采取由市场决定其货币价值的策略。再者,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一般都有很大的出口弹性,对贸易的依赖性强,所以,为了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各国都不愿在邻国货币普遍贬值的情况下带头制止本国货币的贬值。

1997年11月,日本和韩国也未能逃脱这场北移的金融风暴,整个东亚被危机笼罩。如果说国际投机家选择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那么东北亚国家间,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松散联系就是其被“各个击破”的原因。

1.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展缓慢。1997年11月17日,韩国政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终于宣布向IMF申请2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韩国媒体认为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对一个1997年才加入经合组织,身为“富国俱乐部”的成员,不到一年就沦为国际社会的救助对象,且不得不接受IMF所限定的苛刻条件,不能不说有伤体面。(注:《中国证券报》,1997年11月29日,第1版。)从国际合作方面来看,是否有更合适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呢?这种方法就存在于区域一体化及次区域合作中。虽然东北亚各国政治复杂,存在各种矛盾,但在区域集团化日益发展,金融形势日益动荡的今天,只有加强区域合作,才能保进各国和本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2.东亚地区缺少有影响力的大国,地区合作松散。在目前,东盟对外的主要作用仅限于仲裁、协商、对话。危机中,虽然东盟国家的央行进行了联手干预,但由于与亚洲其他国家在金融经贸上的合作程度不高,所以协调速度较慢,合作不力。当然,日本曾试图平息这场灾难,继泰国之后,日本几乎对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都送去10亿美金,但那都是雨后送伞,况且也孤掌难鸣。与全力帮助墨西哥度过难关不同,美国对东亚金融风暴似有隔岸观火的味道,这主要是拉美经济与美国利益休戚相关,且美、墨同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对美洲的冲击不大,主要是美国金融业对中南美提供了不少的援助。相比之下,东亚地区不仅缺少象美国这样的大国的支援,而且各自为政的现象明显。

受本次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各国相应调低了经济增长率,日本和韩国也明显受到经济金融形势的严重困扰。相比之下,中国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且其经济正处于新一轮景气循环的开始阶段。当然,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大国作用的发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中关键的一段路似乎就在危机后的东亚。

1.中国应与东盟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促进东盟进一步开放。东盟推崇亚洲的“价值观”,倡导平等协商原则。在我国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进程中,东盟是我们可以利用和联合的力量。李鹏总理于1997年8月21日—26日访问马来西亚时发表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演讲,奠定了我国发展与东盟关系的基本框架。同年12月16日,江泽民主席出席了在吉隆坡举行的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这不仅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显示了冷战后亚太战略重组由酝酿逐渐成熟,而且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本次危机中,香港金融当局曾数度协同东盟国家干预汇市,相比较而言,其自身汇市波动却较小。香港己回归祖国,我们可以香港为媒介,推动东盟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与其在经贸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最近,在回答有关中国政府是否会将人民币贬值以增强竞争力的提问时,钱其琛外长说,中国不会也不需要让人民币贬值。中国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对东南亚国家克服金融危机也是有利的。中国参加IMF框架内对一些国家的援助计划,这本身就说明中国愿意帮助一些国家克服金融动荡带来的困难。(注:“钱其琛释‘伙伴关系’,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解放日报》,1997年12月17日,A3版。)

2.应加强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与经济发展,维护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中俄在现在和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将没有根本性的战略目标冲突。俄罗斯雄厚的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俄方也认为双方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相比是落后的。”(注:“日报称中国将通过中俄首脑会议推进多边国际战略”,《参考资料》,1997年11月11日。)江主席和叶利钦总统不久前签署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这表明了中俄两国已经达成了战略性共识。“在展望21世纪之际,日本的技术力量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注:《参考消息》,1997年9月6日,第8版。)虽然日本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又受本次危机的影响,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依旧。由于本次金融危机,以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积极筹备设立亚洲援助基金,而美国却对此大泼冷水,主张解决危机须以IMF为中心,不同意另设基金。这充分表明了美、日间所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今后,谋求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利益协调,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进而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这对我国平衡西方列强,尤其是美、日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3.促进东亚区域合作。无论是从此次危机情况看,还是从地缘政治及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东亚区域合作步伐必须加快。我国在合作中,可以依托东北亚,借助东南亚,从而起到枢纽作用。在1997年10月底到12月中旬近1个半月的时间里,亚太地区先后发生了江泽民主席访美,日、俄高峰会议,叶利钦总统访华,李鹏总理访日和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五件大事。这种密集的大国外交活动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见的,这充分表明,东亚地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在东亚安全体系重新布局之际,加强东亚国家间的合作有百利而无一害。1997年12月15日在吉降坡举行的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十二个国家的领导人就合作与发展达成了广泛共识。“要和平、求发展、谋稳定、促合作正汇聚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注:“钱其琛阐述新安全观念”,《解放日报》,1997年12月16日,A3版。)

中国有理由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大国互动也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当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最稳定的和平时期。90年代以来,我国的睦邻外交工作已有明显成效,综合国力也日益增强。正如“江主席在温哥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对笼罩在亚洲国家上空的忧郁气氛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概,说中国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作为该地区稳定和繁荣的一支力量。”(注:“江主席描绘中国经济的美好前景”,《参考消息》,1997年11月25日,第1版。)中国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繁荣的东亚,也必将为东亚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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