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幻象与病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病象论文,幻象论文,主义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镜与真：当代小说的一种整体性缺失
刚刚读完长篇小说《手机》。它与由冯小刚导演的同名电影、与张艺谋的思想混乱的《英雄》一样令人失望。这部小说用轻飘飘的情节包裹的，是经不住细究的虚假；用时尚化的事象承载的，是了无意趣的陈旧。再加上浅薄和庸俗，就使我们有理由将它当作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和转瞬即逝的文学幻象。事实上，阅读当代小说，我经常体验到这种强烈的不满和失望。在我看来，缺乏充分的真实感，乃是我们时代的许多小说文本最严重的残缺和病象。虽然从形式上看，那些令人失望的作品也许不乏一种外在的巧妙与机智，但是，它们在内容上显示出来的，却是无可救药的虚假与空洞。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恐怕与我们时代的小说家缺乏心灵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关，与他们介入生活的方式有关。在写作上，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都选择一种与复杂、艰难的现实生活疏离的姿态。他们选择了一种最省力也最安全的写作方式，那就是，退回到自我和形式之中，退回到“纯文学”中，要么像所谓的“先锋文学”那样自得其乐地模仿、玩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技巧，要么像《废都》的作者那样自恋、放纵地叙写私秘的个人体验，要么像《檀香刑》的作者那样信马由缰地陶醉于残忍的想象，要么像某些写“官场”、写“市民”的小说家那样满足于对生活进行琐碎、皮相的叙写，要么像《手机》的作者那样服从影视文化的市场指令，为满足时尚化的消费需求进行写作。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反正我没有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体验到包含着深刻性与严肃性的真实感。想来也不奇怪，内心封闭、视野狭窄的作家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一个很不“时尚”的话题。我也知道“真实感”是一个因为受误解而被嘲笑的尺度。但是，这并不影响“真实”这一尺度的有效性。一位美国批评家说，海明威教会美国作家懂得“客观与诚实之可贵”。的确，“客观”是“可贵”的，因为它意味着真实，意味着可信，是一种只有通过对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灵生活的广泛了解和深刻洞察，才能获得的价值。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一部小说生命的久暂，就决定于它的“客观”性或真实性程度的高低。在任何情况下，不真实的作品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曾说过：“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真实之于文学，对于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他说得对。
是的，从根本上讲，小说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决定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广阔度和包容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大都是那种眼睛看得见整个世界，心灵装得下整个世界的人。就此而言，圣阿雷尔将小说比做“生活历程之明镜”，实在是恰当极了，难怪斯汤达在《红与黑》中不仅认同他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为了用小说这面“镜子”映照生活，必须将它“摆在大路上”。其实，说小说是一面镜子，等于说小说家的心灵应该是一面镜子。小说家要想写出真实、可靠、有生命的小说作品，他的心灵，就必须像卡莱尔评价莎士比亚时所说的那样，“是一面完全平面的镜子”，“决不是变形的、可怜的凸凹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理解的话，他是一个公正地同万物和人相关的人，一个好人。这个伟大的灵魂确是一面高贵的镜子，能容纳各种人和对象。”
显然，保持与万物及他人的生活的密切关联，让自己的心灵具有公正、善良的伟大品质，从而成为一面“高贵的镜子”，乃是一切自恋、自私、褊狭、任性的作家摆脱虚假和浅薄的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像斯汤达和莎士比亚那样生活和写作，我们时代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和人生的真面目的小说作品，才能使自己的文字充满真实、感人的力量和持久的生命力。
“黑暗心灵的舞蹈”
最近，因为编辑《2003文学评论》的缘故，得以重读阎真先生的题为《迷宫里到底有什么——残雪后期小说析疑》(原载自《文艺争鸣》2003年5期)的文章。阎真先生的问题很简单：他读不懂残雪的小说；他的结论也很明确：残雪的小说是残缺的。然而，另一种评价却绕过这些简单而重要的问题，直接将残雪推上了危乎高哉的顶峰。邓晓芒先生说：“残雪的作品是一种哲学，一种用细腻的女性直觉写出来的高深的哲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国的罗伯特?库维也用同样慷慨的语言评价道：“残雪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日本的近藤直子等人对残雪的评价也毫不含糊。
然而，在我看来，残雪虽然是一个怪异的作家，但是说她的作品里有“高深的哲学”，说她是“世界大师”，似乎并不是十分可靠的判断。理实上，残雪的小说不过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中国化组装。这类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令人沮丧的晦涩难懂。是的，在所有的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当代作家中，也许没有谁的小说像残雪的小说那样晦涩、迷离、恍惚，那样缺乏主题上的最起码的明晰感，那样令人读了不知所云，那样典型地表征着极端的反修辞和反交流倾向所导致的严重病象。
残雪的小说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一种封闭、重复、混乱、晦涩的特征。怪诞的意象和离奇的联想被随意地叙述出来。在残雪的作品中，可有可无的游离成分太多，而可以对整个作品的主题和情节组织起关键作用的实质性成分太少。或者用托马舍夫斯基的概念说，在她的小说中，“关联细节”太少，而“自由细节”太多。所谓“关联细节”就是指“那种不可或减的细节”，而“自由细节”则是指“那些可以减掉而并不破坏事件的因果—时间进程的完整性的细节”。
残雪的小说中的大量的赘疣式的“自由细节”，使她的小说成为堆积意象的仓库，而不是成为由完整的情节和深刻的主题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这样，在她的小说中，你永远看不到真正的事件，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情节，也看不到集中而有价值的主题。正像她自己承认的那样，她的小说乃是“黑暗心灵的舞蹈”。她似乎乐于在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非理性精神状态下写作。她说：“我已经感觉到了，我要写的东西不在大家公认的这个世界里。……我两眼茫茫，但我内心跃跃欲试。通过不懈的、有点神秘的写作，我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地增强——它在地平线之外，我的有限的视力看不到的地方；它在深而又深的，属于灵魂的黑洞洞的处所；它在世俗之上，虚无之下的中间地带。……这一点，作者感到了，读者也一定可以感到。就这样怀着这种似乎无缘无故的模糊信念，我一篇又一篇地写下去了。”
读者也一定可以感觉到?未必。阎真先生就认为残雪的作品的“意义轮廓常常显得模糊、游移，处于一种难以穿透的状态”，因此，“读残雪的小说经常有一种茫然感，不但无法确证象征的具体内涵，甚至连情绪性的方向也找不到。阅读过程中，读者始终处于一种读解象征的猜谜状态，很累，但却仍然无法穿透”。阎真先生是一位既有写作经验和理论素养的读者，他读残雪的小说尚且如此其难，普通读者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从主题效果及可读性等方面看，残雪的小说乃是一种怪异的文学现象，是修辞失败的产物。
别林斯基在谈到“天才”的时候说：“天才是自觉天性的雄伟而又强大的表现，因此，是一种稀有的现象；只有少数时代被这些华美的太阳照亮过，只有少数时代的地平线上辉耀过几轮这样的太阳。”而这些“天才”的作品也不是根据“暂时的变化无常的艺术理解”写出来的，因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是永远易懂的、永远为我们人的感情所能理解的人和人类的伟大概念”。是的，“自觉天性”、“易懂”的可理解性，这些特征是“天才”作品的明显标志，而与之相反的作品的主要标志，则是修辞上的盲目性和作为其必然后果的晦涩难懂，就像残雪的小说所表现的那样。
一顶并不合适的帽子
在刚刚揭晓的“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的光荣榜上，贾平凹先生获得了“人气最旺的作家”的评价。我不知道“人气最旺的作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它当是“名气最大的作家”的另一种表述。但是，倘若以“名气”之大小确定“人气”之旺否，那么，将石钟山、毕淑敏、海岩、张炜、王安忆、王蒙、余秋雨、池莉、莫言等人评为本年度的“人气最旺的作家”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事实上，无论“名气”，还是“人气”，都不是评价作家的有效尺度，因而，也算不上是一顶适合用来奖赏作家的桂冠。就通常的意义上讲，说谁人气旺，意味着夸他会做人，会来事，人缘好，朋友多，但在我看来，这即使不是讽刺性的批评，也很难说是让人欣羡的表扬：在一个病态的生存环境中，所谓“人缘好”、“人气旺”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貌似“谨愿忠厚”的人。孔子对这种人没有好感，称之为“乡愿”。所谓“乡愿”，按王充《论衡·累俗》的解释，就是指那种“偶俗全身”的聪明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哲学，那就是，绝不为与自己的利害无关的事而得罪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是这种人，而是一些无所顾忌、不平则鸣地批评社会问题、针砭人性残缺的人，是一群虽然可爱但却遭人厌恨、虽然智慧但却显得愚笨的人。他们在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上，通常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执著、热情和勇敢。虽然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李白那样的“世人皆欲杀”的异端，但说他们是自己时代的积极意义上的敌人似不为过。他们是一些人格独立、不同流俗的言说者，而不是明哲保身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分子。如此说来，从“大多数”的角度夸赞一个作家“人气最旺”，实在可以被视为不乏幽默色彩的讽刺性的评价。
是的，真正优秀的作家，并不是那些在他的时代“人气最旺的作家”。叔本华说：“作家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诸如流星式的，行星式的以及恒星式的。流星显赫一时，令人抬头仰望且大声喊到：在那儿!”在叔本华看来，“流星式”的作家往往能在他的时代获得极高的赞誉，相反，“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作家要获得名声，可谓缓慢艰难”，他最后的建议和劝告是：“一个人若想创造出逾越于他自己时代的伟大作品，就必须漠视他的同代人，置他们的评论意见于不顾，且任凭他们毁也罢，誉也罢。”
叔本华的话说得有些过头，因为，“漠视同代人”并不是写出“伟大作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他的劝告里有值得重视的意见，那就是，要想真实、可靠地评价一个作家，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工作，“同代人”需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认真，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而“人气最旺”这样的帽子固然方便、现成，但并不适合往作家的头上戴，除非评价者不拿被评价者当作家，或者不想对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