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上的短命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突论文,斯坦论文,伊斯兰论文,短命论文,共和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犯新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各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人民纷纷举起反抗金树仁统治的义旗。1933年初，暴动扩大到南疆。1月，焉耆回族首领马占仓联合库车脚夫行头铁木尔在库车起事，至2月底占领阿克苏，直逼南疆首府喀什。同期，于田农民和墨玉金矿矿工先后起义，矿工在首领伊斯买尔汗和加的统领下攻占县城，继而向西占据叶城、泽普，围攻重镇莎车。省政府在南疆的统治岌岌可危。
一、分裂势力篡夺起义暴动的领导权
南疆各地的起义暴动，虽然是由各族被压迫民众参与、予头指向黑暗封建统治与剥削的一场武装斗争，但在斗争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局限性或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狭隘的民族立场出发，将实行封建统治的汉族官僚与汉民族群众混淆一处，将官府的剥削压迫、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及在税收等利益方面的不公等统统视为汉族人的“罪行”，并由此在反抗斗争中形成了一种对汉族人“仇视”的情绪。二是与以往历史上农民起义借助宗教宣传和组织群众不同，南疆农民起义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对异教徒实行“圣战”的气息。战斗的旗帜上书写着“灭汉兴回”；战场上高呼的口号是“死了当殉教者，活了当英雄”，“一旦战死，我们是殉教者；如果幸存，我们就是征服者”。三是在一小撮分裂分子的煽动下，将废除旧制度、摆脱剥削与压迫同国家分裂统一混为一谈，认为只有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政权，才能废除旧制度，摆脱“异教徒”的统治和压迫。不少纯朴的农民将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建立分裂的“伊斯兰教国”捆绑在一起。所以，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南疆各地的起义暴动一开始即具有复杂的背景，并直接影响到斗争的性质。
至今，国外一些学者仍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分裂运动，视为一场“民族解放斗争”，认为1931-1934年间是新疆各穆斯林民族奋起展开反对中国殖民当局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注：［俄］B·巴尔明：《1941-1949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前言，巴尔瑙尔，1999年版。）实际上起义暴动一开始，一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秘密分裂政党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篡夺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入了一场分裂运动。其中主要有2个组织：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又译为买买提·依明）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这个组织取代伊斯买尔汗和加，篡夺了墨玉县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另一个是在喀什活动的“青年喀什噶尔党”，他们控制了库车暴动首领铁木尔，进而又派代表前往北疆与哈密暴动首领和加尼亚孜联络，以期进一步壮大声势。如果说“青年喀什噶尔党”具有严重的分裂倾向，那么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便是地道的分裂政党组织。“民族革命委员会”自称宗旨是：坚决反共、反东干（指回族）和反汉，进而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注：［英］A·D·W福布斯著，王嘉琳、胡锦洲译：《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见《“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新疆社会科学院1991年刊，第41页。）和田的暴动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分裂组织的策划下进行的。他们把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圣战”和建立分裂的“伊斯兰教国”作为暴动的宗旨强加给暴动群众，公开宣称暴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伊斯兰政权，“如不那样，起义还有什么用”！而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极少数分裂分子，以宗教为外衣，大肆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反动宣传说教，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暴动得手后，在原分裂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分裂政权。由此使和田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暴动蜕变成为由分裂势力操纵的一场分裂运动。
1933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在和田集会，宣称成立独立的“和田临时政府”（后改称为“和田伊斯兰政府”），由穆罕默德·尼牙孜·艾来木担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穆罕默德·伊敏号称“伊斯兰艾米尔”，他的两个弟弟分别称为“阿布拉汗艾米尔”和“阿合买提江艾米尔”，成为掌握军政实权的首领，以致当时的资料直接称这个分裂政权为“和田艾米尔政府”。其后，“和田伊斯兰政府”又吸纳了逃匿在于田的苏联中亚反苏势力头目贾尼别克，分裂气焰更加嚣张，其控制范围自且末至莎车一线。6月，又向喀什进发。7月，“总理”沙比提大毛拉亲自率后续部队增援喀什，不意遭占据喀什回城的铁木尔偷袭，沙比提大毛拉等头目被拘留，所部被解除武装。8月，铁木尔部被占据喀什汉城的马占仓部截杀，其本人被俘后遭枪决。“和田伊斯兰政府”军乘机反攻，占据莎车和英吉沙，兵临喀什。
铁木尔被处死后，沙比提大毛拉被接统其部的首领释放，并被请为座上宾，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与喀什“青年喀什噶尔党”两个分裂政党势力合污一处，沙比提大毛拉成为南疆且末至阿克苏一线最有影响和权力的人物。他借助“和田伊斯兰政府”的势力和他本人的宗教影响（他是和田伊斯兰教教长，并曾游学土耳其、埃及、印度、阿富汗及中亚等地），于8月25日在回城建立了“和田伊斯兰政府”驻喀什管理局，自任局长。除马占仓占据的喀什汉城之外，大部分南疆地区都已听命于“和田伊斯兰政府”。于是，沙比提大毛拉公开积极为建立南疆分裂政权进行各种准备，其中包括协调喀什各方势力的谈判。9月10月，在沙比提大毛拉的主持下，喀什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东突厥斯坦独立会”，取代“管理局”。沙比提大毛拉自任该会主席，宣布“独立会”的宗旨是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1月7日，“独立会”选出了各部门的头目，新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政权即将正式出笼。
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倒行逆施
1933年11月12日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公布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以及所谓“宪法”和“政府”成员名单。《组织纲领》共30条，其中第二条宣称：“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求南京政府或国际联盟予以便利；协助人民，共同努力，以达最终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独立”。其所谓“中央政府”由“总统”、“国务院”及所属各部组成。和加尼亚孜（此时已进驻阿克苏）被邀请出任“总统”，以利充分争取全疆各地的支持；沙比提大毛拉自任“总理”，以下各部“部长”及“国务议会秘书长”等要职，则大多由原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或制造和支持分裂的封建上层人物担任。穆罕默德·伊敏仍牢牢地把持着“民族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与其两个弟弟分别控制着和田、莎车、英吉沙三处要地，时人称他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中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人物。其“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伊朗等地开展“外交活动”，谋求外交承认，并通过驻喀什英国领事馆和来访的土耳其军政人士向两国求援。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还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自由杂志》、《生存周报》等各种分裂宣传刊物，大肆宣扬分裂，鼓吹对异教徒的“圣战”。
从外部环境讲，“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自近代以来英、俄侵略和企图瓜分中国新疆的产物。西方学者认为：“就许多方面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19世纪中期阿古柏所建立的艾米尔国家宗教治国的地地道道的继承者”。（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58页。）自20世纪初以来，南疆一直是境外“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渗透的重点地区，英帝国主义一直将南疆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利用“双泛”思想培植分裂力量，制造事端。而策动南疆独立，则是其称霸亚洲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最终目标是制造一个受其控制，以西藏为中心，包括南疆、青海、西康（今四川省西部）、云南西北部等在内的“大西藏国”；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阴谋是企图制造一个受其控制、以英印北部吉尔吉特为中心，包括伊朗、阿富汗、新疆南部和印度北部在内的“大伊斯兰教国”。所以英帝国主义始终在沿袭近代以来的亚洲殖民体系，鼓动和支持南疆独立。从内部讲，随着“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南疆的不断渗透，以“民族革命委员会”、“青年喀什噶尔党”为首的分裂分子暗中在思想、宣传、组织、人员等方面不断为南疆独立做各种准备。他们鼓吹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加入一个操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组成的联合国家。这种分裂行径正与英帝国主义的亚洲总体战略相一致，因此初期得到了英方的支持。在分裂政权出笼之前，1933年8月，英印政府便利用南疆割据战乱的局势，借助印度商人与南疆的往来联系及与当地各界人士的关系，大肆宣传“双泛”思想，煽动南疆独立，甚至还专为此提供了51万卢比的活动经费。（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著：《新疆简史》第3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后，受到境外“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土耳其报纸大肆鼓吹和宣扬南疆事态的发展，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将沿着通向完善美满的道路上前进的一个现代化国家”。然而土耳其政府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承认和支持分裂政权。从官方角度讲，只有在动乱中刚刚上台的阿富汗政府首脑查希尔·沙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表示出了公开的同情和支持。这位才执政数天的国王向喀什分裂政权发去了一封贺电，进而在接待其使团时应允“有偿地提供一批武器，并向喀什派驻一名政治代表”，但是也以“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时过早”为由，拒绝了使团试图赢得正式承认的要求。
分裂分子深知其分裂行径不得人心，必须取得境外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即转向英印求助。一方面，通过刚刚抵任的英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费上校进行联系。这位新任总领事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建议：“是可以向这个新成立的并正在进行着斗争的共和国表示实际的同情和提供援助的”。另一方面，是向英印派出正式使团。当1934年2月使团抵达新德里时，英国方面已认真地研究了驻喀什总领事的报告。时日本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美英等国为维护在华利益，推行“不承认满州事变（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事实的任何合法性”的“不承认主义政策”，由此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维持和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分裂，承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势必损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此外，由于近代以来英、俄争夺对中亚和新疆的控制权，英印政府对和加尼亚孜在和田与苏联当局秘密接触的传闻十分警惕。因此，英印政府拟定的政策是：在现阶段只承认中国南京政府对新疆的主权。这一政策被及时转告了英驻喀什总领事，同时拒绝了来访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使团请求支持的各项要求，并告诫该使团“妥善地解决他们与新疆当局的各种冲突”。（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58页。）“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境外四处乞哀告怜以求得支持的图谋并未能得逞。虽不时有国际“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几声吹捧，终究无一国政府敢于公开承认这个分裂政权。倒是法西斯纳粹势力在暗中积极与南疆分裂政权相勾结。访问喀布尔的分裂使团溜进了纳粹德国驻阿使馆进行密谈；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也主动与南疆分裂政权进行了秘密接触。然而勾结尚未得逞，短命的南疆分裂政权已面临夭折的命运。
三、苏联对新疆人民反压迫斗争的错误定位及对分裂政权的政策
由于苏联对新疆近现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影响，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出兵新疆，所以有必要先对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进行一些探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将新疆军阀统治定性为殖民统治，一些苏俄共产党的领导和军事将领出于世界革命的信条，开始将中国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扩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疆是苏俄通往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最短的途径之一，而考虑到印度被压迫人民与英殖民者的斗争，印度完全可以被视为世界东方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苏俄共产党领导人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提出了远征阿富汗和印度，点燃“世界革命火焰”的设想。由此推论，为消灭英国殖民主义，必须先帮助印度争取独立，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印度的革命工作，又须通过阿富汗和波斯进行；而进入到阿富汗，首先应在新疆积蓄经验。
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由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提出的“关于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在政治局会议上，Г·В·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包括列宁在内的少数政治局委员支持契切林的反对意见，否定了这项建议。（注：A·H·海费茨：《苏联外交与东方民族(1921-1927)》，莫斯科1968年版，第128-129页。）然而以共产国际为主的一些工作人员却试图将这项建议付诸实现，因受到外交和外贸部门的抵制，最终未得逞。在外交与外贸双方的联合专门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众所周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无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民族革命浪潮冲击得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联合专门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我们不应倾向于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倾向于其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是最大程度上奉公守法的”。（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页。）
此后苏俄在新疆“输出革命”的工作，大致如驻伊宁商务代表巴尔夏克所拟定的：在新疆的革命宣传应以“不致引起在伊犁地区的中国政权立即倒台”为限，（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总卷101，案卷1，第15-29页。）而宣传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在中亚居住的维吾尔人。据当时估计，在中亚的维吾尔人将近50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在红军中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在阿拉木图俄共（布）市委，活跃着一个维吾尔共产党员的小组，1922年9月曾在此召开第一届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州代表大会和第二届“维吾尔”革命联盟州代表大会。仅在七河地区就有50个各种相关的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党员达1500人之多。（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页。）此外，还有几十名来自新疆的各民族学生在苏俄一些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这些留学生与新疆取得联系，在那里建立地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共产党。1923年，俄共（布）中央中亚局拨款5万卢布，资助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后因有反对意见而取消了会议。（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27，第3-4页；案卷56，第2页。）1927年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形成决议，标志着反对在新疆进行革命冒进的观点在长期争论中最终确立。决议全文共5条，内容如下：“1.未经候选人个人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的商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不得派遣维吾尔族工作人员；2.建议联合国家政治事务管理局采取措施禁止采购武器和武装的维吾尔人经我边境进入新疆；3.为禁止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介入工作，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局重新审查维吾尔人支部的组织人员的成分；4.委托贸易人民委员部吸纳中亚的机构拟定措施，旨在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5.任何旨在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活动或宣传是完全有害和严禁的。”（注：《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件集》第二卷(1926-1927)第二部分，莫斯科1996年版，第619页。）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1931年开始爆发的反对金树仁统治的起义，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此前苏联通过派驻新疆各机构提供的分析报告，已基本掌握了新疆社会经济矛盾十分激化、有可能发生暴动起义的形势。新疆一些重要的地方官员，也暗中与苏联进行了接触，指望依靠苏联的支持，在混乱中夺权。如喀什行政长官马绍武曾通过苏联驻喀什领事馆要求苏联为拟议中旨在夺取新疆省大权的军事政变提供武器和军队的支持，作为报答，马绍武允诺“届时你们将在这里得到日本在满州地区所拥有的一切”。（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2209，第1-2页。）甚至在南疆起义队伍的首领中，也有苏联派遣的革命者。与铁木尔并肩发动和领导库车农民起义的艾合买提，即曾在苏联生活，并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其后加入维吾尔地下组织，接受任务返回新疆南部。（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47页。）
面对新疆的起义形势，一些苏联上层，特别是与新疆为邻的苏联中亚共和国的一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员都认为新疆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那里的民族解放起义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进行频繁的交流，以确定新疆起义暴动的性质和将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1931年9月，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提出：新疆的起义和暴动已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提供帮助，应在新疆开始积极的革命工作。部分“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新疆目前的“民族运动”是革命性的。而同期共产国际东方秘书处甚至在给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中国西北应建立革命政党，“提出在新疆和甘肃省开展革命工作并建立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人民党是适时的”。（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57，第9页。）然而，最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意见仍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委员Л·М·加拉罕签署的致外交人民委员部驻乌兹别克斯坦全权代表的文件中，确立了苏联对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起义的政策：“鉴于目前存在的军事危险，为执行必须巩固我们的东方接壤国的原料产地的命令，应考虑到：(1)新疆是我国工业的最重要的原料市场之一（羊毛、皮革、棉花、劳动力等）；(2)新疆与我国有着绵延的边界，并经过一些很难防守的地区，而目前那里的形势足够紧张；(3)由于外部政治原因（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的因素）排除了我们积极参与新疆事务的可能性；(4)马仲英之类的人物目前阶段的行为实质上是争权夺利的上层斗争，并不能改变新疆的社会制度，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新疆内部激烈的民族仇杀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破坏新疆与我交界地区的相对的稳定状态，在新疆‘维持现状’更符合我们的利益……。”（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管理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2209，第12页。）
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仍坚持认为应援助新疆起义暴动，并为此向联共（布）中央递交了专门报告。内称：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血腥恐怖压制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能不给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的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57，第30页。）
然而，新疆起义暴动中有一点是苏联所未能预料到的，这就是由于外来势力的插手，起义者，特别是南疆暴动者日益明显的反苏倾向。苏方在报告中列出了以下各种情况：(1)在南疆起义民众队伍中有大量与苏境内居民有亲属和其他关系的移民及中亚反苏分子，其中喀什境内有6万名苏联吉尔吉斯移民；(2)英国插手南疆起义，并有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的意向；(3)苏联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反苏势力头目已在喀什展开活动，他们有可能组织力量从中国喀什方面对苏领土进行偷袭。（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61页。）
同时，苏联方面认为：解决与新疆穆斯林居民起义有关问题，对苏联来说意味着解决与这一地区接壤的至关重要的苏联内政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其内部认识趋于统一：支持新疆地方政权，维持新疆的统一及为此而镇压暴动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1931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新疆金树仁政权出售军用飞机和派遣飞行员的建议；继而政治局会议又确认了进一步向金树仁政权提供空投炸弹、大炮及汽油等战备物资；同时决定不给新疆起义暴动者方面以任何帮助。（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17（政治局特档），目录162，案卷1，第10页。）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军阀盛世才上台，在他明确表示了亲苏立场后，1933年8月3日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下达了“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1)支持新疆同中国分离的口号和政策是不可取的；(2)给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地方政府以支持，在现时和现有的条件下，支持旨在完全脱离新疆地方政府的运动是不适宜的，然而可以在英国或日本特务的活动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地区，对组织较为广泛的地方自治持友好的立场；(3)首先必须给新疆地方政府以积极的支持，以粉碎马仲英和其他回人的队伍；(4)利用归化军（由加入中国籍的白俄组成）支持新疆地方政府的稳定和对其进行可能的监督是可行的，同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归化军进行防范和监督。（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17（政治局特档），目录162，案卷15，第32-33页。）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后，其在南疆的猖狂分裂行径及其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勾结，更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惕。从战略上考虑，苏方认为未来德国和日本将对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并将构成某种威胁，所以不能容忍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染指苏联的“软腹部”中亚及周边地区。针对南疆的失控局势，苏联方面曾直言不讳地告诫中国政府：“倘若中国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如果你们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61页。）同期的塔什干苏联报纸则公开指出：如果日本控制新疆得逞的话，巴库的油田就会置于日本轰炸机的航程之内。这也正是在后来盛世才求助时，苏联决定出兵支援新疆省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此前在阿克苏，苏联方面与南疆分裂政权的名义“首脑”和加尼亚孜进行了接触和谈判，甚至向其提供了有限的武器装备。
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封建上层的天堂，各族劳动人民除听到了“推翻旧制度、争取民族独立、改善人民生活”等空头许诺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战乱使南疆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分裂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和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向老百姓进行更为疯狂的搜括和掠夺。各族人民被迫摊派钱粮、牲畜和苛捐杂税，提供各种无偿劳役。田地荒芜，市场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滥施肉刑，残害人民，清真寺的墙上钉着被砍下的手、脚，街头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竟遭枪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人民对分裂政权重新思考和认识，厌战情绪日盛一日，逃离和反抗事件不断发生。众叛亲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处于摇摇欲坠之中，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两次出兵支持盛世才击溃了其对手张培元、马仲英在北疆的势力。南疆暴动初期，也间有苏联的影响。如上述与铁木尔在库车联手暴动的艾合买提即为苏联派遣人员。铁木尔进占喀什后，艾合买提曾赴驻喀什苏联领事馆请示支持购买武器，由于苏联对新疆的政策已确立，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3037，第60页。）同期，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建议向新疆派遣维吾尔族党员在起义队伍中工作，并提请中央政治局审议，但该提议未获通过，政治局的决议是：“今后取消这一问题”。（注：俄罗斯外交史文献保管与整理中心：全宗17（政治局特档），目录162，案卷11，第10页。）随后，苏联支持盛世才统一新疆的行动在南疆展开，矛头直指分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然而，受省政府和苏联红军联合追击的马仲英部却捷足先登，自阿克苏退往喀什的马福元先头部队与坚守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会合。沙比提大毛拉等分裂首恶与退败喀什的和加尼亚孜等仓皇出逃，喀什回城内一片混乱。倒行逆施、内外交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自行土崩瓦解。2月6日，马福元等兵不刃血地占领了喀什回城，彻底捣毁了分裂政权的大本营。分裂不得人心。据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费报称：马仲英部进军喀什，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大约800名东干（指回族）士兵和1200名新兵（指马福元部）就迫使10000人的叛军逃离喀什”。一星期后，马福元宣布：“喀什前道尹马绍武应马占仓和马福元之请，代表中国当局负最高军事和民政监督之职”。（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63页。）此语虽带有很大的向南京政府表白忠诚的成分，但确也有平定分裂、维护边疆统一之意义。
分裂政权的残余人员在沙比提大毛拉的带领下向西逃往英吉沙，而“总统”和加尼亚孜则向东逃往中苏边界的伊尔克什塘，并与苏方代表举行了谈判。在苏方的协调下，和加尼亚孜同意解散分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归服新疆地方政府，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长。与此同时，和加尼亚孜致函沙比提大毛拉，通知“总统”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决定。3月2日，沙比提大毛拉在英吉沙召开所谓“内阁特别会议”，会后宣称拒绝“总统”下达的解散令，并宣布和加尼亚孜为叛徒。之后沙比提大毛拉前往莎车，与“和田伊斯兰政府”头目穆罕默德·伊敏磋商对策，企图负隅顽抗，作最后的挣扎。4月中旬，和加尼亚孜统兵抢在马福元之前进占莎车，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及部分“内阁部长”，加带刑具，经麦盖提押往阿克苏，将这一伙分裂首恶交付省政府当局。7月，沙比提大毛拉等被押往省城迪化，后死于狱中。此前，穆罕默德·伊敏侥幸逃脱逮捕，从莎车逃回和田。后又妄图利用马仲英与盛世才的矛盾，主动提议与马议和，共同维持分裂的“和田伊斯兰政府”，但遭到严厉拒绝。6月，马仲英部下马虎山统兵进军和田，一小撮分裂分子闻风出逃，“和田伊斯兰政府”崩溃瓦解。6月12日，在和田专员木合买提·尼亚孜·艾来木带领毛拉和地方长老列队欢迎下，马虎山进驻和田。至此，南疆分裂政权被彻底铲除。穆罕默德·伊敏等一小撮分裂分子带着几驮黄金，挟持3000余民众，出逃英印克什米尔，并在当地成立所谓“同乡会”，收罗新疆外流难民，继续从事分裂活动。
五、分裂不得人心
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并非是新疆暴动者的初衷，更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意愿。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多数暴动群众的抵制或反对。分裂政权出笼前夕，喀什有四派势力：库车起义的铁木尔部，占据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喀什兵变的乌斯曼艾力部及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和田暴动势力。分裂分子沙比提大毛拉所能蒙蔽和利用的只有自己所属的部众，其余各派势力大都程度不同地对其分裂行径采取了保留或抵制态度。铁木尔对沙比提大毛拉提出的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政权”及相关政策持反对意见，并于1933年7月下令拘捕软禁了沙比提大毛拉等，进而向“和田伊斯兰政府”发动了进攻；乌斯曼艾力与“独立会”意见相左，在部下被分化时，带领300多名官兵出走克孜勒苏；马占仓则对喀什分裂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采取了限制和打击，一度逮捕了该组织头目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阿布都热依木巴依·巴合察，并与马绍武伺机向沙比提大毛拉分裂势力出击。铁木尔的部将阿布都吾甫尔·夏甫都里还公开指责一小撮分裂势力，“他们凭什么成立共和国”。（注：见《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34、23、20页；《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40页。）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那个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甚嚣尘上、宗教情绪极端偏激之时，这些最初的暴动领袖或统兵首领能把握自持，很少或基本不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行径，是十分不易之事。他们与沙比提大毛拉之间确实存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也喊过“圣战”的口号，也有对其他民族的屠杀掳掠行为；他们抵制或反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甚至他们自己也有过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言行，如铁木尔曾经受“青年喀什噶尔党”的影响，并以伊斯兰年号替代中华民国年号；乌斯曼艾力也曾一度与“独立会”接触，声称“我们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伊斯兰政府”，甚至投书英驻喀什领事馆乞求支持，凡此等等，还可以例举出他们的种种局限性或错误言行。但他们最终没有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中国新疆的勾当，没有与一小撮分裂首恶分子同流合污。分裂不得人心，分裂必将众叛亲离、短命夭折，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新疆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暴动此伏彼起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运动的产物。它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其要害是开创了在新疆历史上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恶劣先例。从20世纪初分裂主义思潮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权，这一过程历时20余年。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恶劣先例。宗教成为分裂的一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蔽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国当作宗教义务，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些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些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仇杀，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恶劣先例。其四，利用军阀统治下新疆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开创了将民众反抗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恶劣先例。分裂势力利用民众要求变革生存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鼓吹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反抗剥削压迫、推翻旧制度的必由之路，但分裂政权实际带给民众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压迫和剥削。其五，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喀什与和田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恶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在上述背景下，在这一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成千上万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朴实民众，被一小撮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分子所蒙蔽、利用或裹协，满怀宗教的狂热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暴动，蜕变成一场分裂运动，并最终酿成中国西北边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的分裂政权，这不能不是一幕充满教训的悲剧，于国家、民族、边疆地方、边疆民众殆害甚大。
从另一方面讲，分裂政权崩溃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各族民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声称忠于和代表中央南京政府统治和田的军阀马虎山，向其所属且末县每户居民每年强征90块银元的税，迫使1/3的居民弃家外逃。这种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又为分裂势力的种种误导提供了基础和口实。广大民众则很难将反抗政治、经济压迫的阶级斗争及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分裂势力倡言的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分裂运动截然区分，误认为建立分裂政权真的是推翻黑暗统治的必由之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分裂意识在20世纪初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之后，在广大各族民众饱受欺压和宰割的旧中国，分裂运动和分裂政权的出现又有其不可避免性，以致新疆形成一旦发生事端，多有倡言独立的怪谲现象，这不能不又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悲剧。1937年，盛世才任命的驻防喀什的麻木提师长迫于压力外逃，其部下阿布都尼牙孜等又以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为招牌，以“为保卫伊斯兰而战”为口号，臂缠“为真主而战”的“圣战”标志，再次发动短命的分裂叛乱就是一个例证。
与分裂共生的是卖身投靠。逃入英印克什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残存势力和逃入阿富汗的一小撮“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骨干，如丧家之犬，四处寻求主子。穆罕默德·伊敏改头换面、隐名埋姓，从列城转移到喀布尔，先是投靠阿富汗国王，获取了每月定额500元（约合125卢布）的资助，进而卖身日本，通过日本驻喀布尔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又提议日本可选择直接出兵新疆的方案，并保证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从而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一旦在日本支持下实现新疆独立，“独立的新疆”将给日本以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这实际上是要使新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西方人称之为“中亚伪满洲国”）。（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74页。）
标签：喀什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论文; 东突厥斯坦论文; 历史论文; 新疆暴动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一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