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社会论文,负面论文,限度论文,合法性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0）06－0088－07
一般说来，一个既定的政治系统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政治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政治文化条件和政治心理基础。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民众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的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1](p336)而在一个政治系统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negative legitimacy）通常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廉价的资源，而且它对那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所发挥的合法化作用尤其明显。
众所周知，苏联正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因此，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自然就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一。这一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执政之初所发挥的作用是自不待言的，但由于其作用呈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显著特征，以及其作用的发挥受到来自统治绩效等方面的制约，使得苏共在执政过程中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而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以弥补因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衰减而出现的政治合法性亏空。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苏共所拥有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的内容、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政权建立和巩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限度等问题的探讨，进而对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如何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提出自己的思考，以利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寻。
一、苏共拥有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内容
所谓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在民众看来，新社会相对于旧社会具有许多优越之处，在这种对比之下，旧社会的不足和缺点就变得难以容忍和接受，从而把自己的信任和忠诚转移到新社会之上。这种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在新旧两种社会对比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般说来，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表现得越强烈，人们反对旧社会的心理就越激烈，追求新社会的美好理想的心情就越迫切，它在新社会发挥的合法化功用也就越强大。
那么，苏共政权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包括哪些内容呢？这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考察：
1.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历史发展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
对于苏共来说，俄国旧社会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俄国落后的现代化水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公正。
应当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然而，它的现代化水平并不高，发展也很不平衡。对此，列宁指出：俄国经济“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2](p400)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俄国并未获得现代化的充分成果，仍然呈现出了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悲惨景象。他认为：根据1897年1月的统计结果——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低，这“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3](p400－401)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俄国被西方认为是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4](p565)经济上的落后以及由此导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遭败绩，不仅使民众逐渐认识到了沙皇专制制度难以把俄国引向现代化，而且引发了沙皇专制统治的危机，人们已不再向它继续寄予政治忠诚了。人们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满，预示着它出现了权威合法性危机，① 预示着沙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转型，也在事实上为俄国后来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心理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未来的任何一个担当起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因此而获取来自沙俄时代的“负面合法性”支持。
同时，沙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还伴随着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正。1902年1月16日，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给沙皇写信，对俄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谴责。他写道：“三分之一的俄国处于一个特殊政权统治之下，法律对它并不适用。警察的权力与日俱增。监狱和流放地爆满，……每个城市，每个工业中心，都要为军队提供住所，却对他们毫无约束，任其恣意妄为、荷枪实弹反对人民。……政府残酷镇压了数千万的农牧民，他们正是俄国政权所依靠的根本。尽管国家的预算连年增长，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增长，农民们年复一年变得愈加贫困。饥荒频繁发生，使得人民对政府的敌对和普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5](p12－13)据1905年内务部的统计，欧俄3万户大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② 土地，而1050万户农民拥有的土地也不过这个数字。可以看到，虽然斯托雷平改革创造了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这场改革在实质上却演变成了一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的掠夺，并在农民中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而到一战期间，俄国民众的生存状况更是大为恶化。[6](p130－131)1500万劳动力被送上前线屠宰场，600万人死伤或被俘；近1/4的富庶土地落入敌手，失去土地沦为难民者以百万计；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几近崩溃，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以惊人程度升腾……[7](p142)当时“城内的贫民只有一样要求，就是面包。至于其中的工人，则希望待遇改善、工时减少。而其他的俄国老百姓，80％都靠务农为生，他们的要求，无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农，众人都一致希望赶快停战”。[4](p87)但是，沙俄政府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都不能满足工农这些最低的要求。这样，它们除了得到民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收获。在这种灾难面前，民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并迫切盼望着和平的到来。而布尔什维克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面包！和平！土地！”的口号，并伴以那强调实质性平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对处于深重灾难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布尔什维主义成为在当时俄国诸多主义的角逐中最大的赢家，以沙皇为代表的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最终为布尔什维克所获得。
沙俄政权为苏共政权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意味着苏共对沙俄旧社会的批判和摒弃，更意味着在其执政过程中必须做到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公正，这成为苏共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民众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也基本上缘于此。
2.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所提供的“负面合法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自然是属于旧社会范畴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种种罪恶，自然也就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负面合法性”的支持。这种“负面合法性”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罪恶和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等两方面。
种种事实表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历史。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p266)英国作家罗伯特·布拉奇福德描绘了19世纪末叶英国的社会情景：“到英国任何大城镇的街道上去看看吧，约翰，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一些闲散自在的阔佬，把不劳而获的财富糟蹋在那些不仅使得他们自己和别人可耻可鄙而且是害人害己的勾当上面。你会看到辛勤劳动的人们拥挤在污秽龌龊、有碍卫生的穷街陋巷里。你会看到又饿又脏、衣不蔽体的孩子们麇集在奢侈豪华的俱乐部、商店、旅馆和戏院外面。你会看到男人和女人，他们干的是加倍的重活，挣的是减半的工资。你会看到，罪恶、贫困、疾病和宗教、文化、财富毗连在一起……”[9](p7)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这种悲惨事实，即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道路之选择提供了负面合法性证明和支持，它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理由，而且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尖锐批判。颇受列宁敬重的俄裔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帕尔乌斯，从1904年开始在《火星报》上以“战争与革命”为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其目的就是要论证这一主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政治动荡”，“在资本主义下发展的民族国家已经结束其时代”。[10](p652)因此，人类的未来当然不能属于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相反，要把资本主义这个“放出道德恶臭的东西”[11](p112)一扫而光，未来只能属于共产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隘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有富人的民主制度。”[12](p189)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实在是乏善可陈，它只不过是骗局和伪善罢了。赫鲁晓夫也曾宣称：“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是一个劳动人民受奴役的地狱。”[13](p730)既然资本主义是地狱，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天堂了。而赫鲁晓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就在于他和列宁有同样的思维逻辑，即他们都相信资本主义是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理由的，资本主义的负面合法性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依据。当然，类似赫鲁晓夫这样的宣称并非毫无意义，尤其是在苏联民众与外隔绝的情况下，它所发挥的合法化功能是非常明显的。
自然，下面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从1914年始，大约至20世纪50年代止，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全面崩溃的迹象——甚至有人把它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4](p628)意指资本主义已近末日。美国学者杜娜叶夫斯卡娅就指出：“在世界范围内，1929年的大崩溃使美国的新政和日本的大共荣圈之类的计划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马克思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问题，即资本集中到‘一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的问题，失业大军的问题，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变成了具体而又紧迫的问题。”[14](p204)
还有，十月革命后，不仅那些开始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的进步人士，而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人士，都对十月革命报以赞赏和支持。例如，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撰文指出：俄国革命“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15](p102)土耳其的一家报纸评论说：“俄国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芬兰裔的美国工人表达了对俄国革命的向往：“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我们崇拜着俄国来的每一件事物。”[4](p94－95)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它们并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以苏联为榜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都给予了苏联民众一个直观的印象：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它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退却，而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们似乎验证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当然也在一定意义上反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二、苏共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进行政治动员的技术
应当说，沙皇俄国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种种罪恶成了苏共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众对苏共政权的政治认同，就来自于旧社会“负面合法性”，来自于久经战乱的大众对和平与秩序的渴望。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对于苏共新政权、对于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并不能自动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充分挖掘和揭露旧社会的恶，以此来反衬出新社会的善，以营造民众的阶级意识、苦难意识、翻身意识，从而使民众在对旧社会的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的爱的情感，进而发挥着对旧社会政治秩序的解构和新秩序的建构功能。
关于政治动员的技术手段，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规范性政治动员、约制性政治动员和诱导性政治动员三大类型。[16](p180)具体到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进行政治动员的技术手段，笔者认为，它主要有规范性动员和诱导性动员，而较少使用甚至不用约制性动员的手段。因为约制性动员手段要借助于政治控制或政治斗争等强制性力量，来处分他人或限制他人选择，从而达到动员的目的。而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用的发挥，则主要是建立在新旧社会对比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比的技术是在作为政治动员主体的苏共的引导和作为政治动员客体的民众自愿接受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而任何的强制都是行不通的。或者说，只有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宣传和富有弹性、循循善诱的教育，方能达到以旧社会的“恶”的“实然”而使民众产生一种政治排斥心理，以新社会的“善”的“应然”而引导民众产生出政治认同的预期目的。
在苏共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进行动员的过程中，主要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包含着新与旧的对比。
1.揭露旧社会的黑暗
通过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尤其是民众遭受的苦难，并对之加以提炼，借此来培育民众的阶级意识、苦难意识和翻身意识，进而达到民众对新社会的认同。
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技术，包含小说、歌谣、戏剧、墙报、展览、动员大会、口号等多种形式。其实，苏共在领导革命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较多地使用了这一技术。例如，高尔基在1913年发表的小说《童年》中，通过孤独孩童“我”（阿廖沙）的成长故事，揭示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腐败、没落而趋向灭亡的过程。高尔基在1916年发表的小说《在人间》中，通过对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生活的描述，不仅反映了他坎坷的人生道路，而且深刻再现了底层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不仅表现了现实社会生活的残酷，人们精神的压抑，而且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又如，在1917年7月，列宁发表《论口号》一文，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期是正确的，但在7月4日俄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这一口号的合理性即已消失，应转向武装起义，并号召进行武装起义。[12](p86－93)后来，布尔什维克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又适时地提出了“面包！和平！土地！”的口号，可见，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把口号看作是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这得到了渴望和平与秩序的民众的强烈认同，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社会基础。
进行动员作为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一个传统手段，在苏共新政权成立后得以继承了下来。俄共（布）八大决议即强调：为完成各项既定的任务，党要“坚持不渝地实行阶级动员原则”。[17](p562)俄共（布）九大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方面）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进行有系统的鼓动工作。”[18](p17)俄共（布）十二大通过的决议中再次对鼓动工作作了强调：“党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经常的革命教育任务”，虽然旧式的鼓动工作“正在逐渐取消”，但“鼓动仍旧是党手中的非常有力的武器”。[18](p274、316)为着进行政治动员，苏共设立了专门进行政治动员的机构，如党委的宣传鼓动部、军队中的政治部、宣传队以及报纸、杂志等；苏共还创设了专门的政治仪式，如各种重要的节日、庆祝性游行、各种竞赛活动、塑造英雄人物、标语和口号、红色雕塑，甚至还有专门的服饰，等等。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共为强化人们对新政权的认同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在修道院的大门入口处的神龛里，取下圣像，并摆放了列宁的肖像，上面又悬挂一面红旗。[19](p401)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的见闻也反映了这一点，他说：“各种层次的孜孜不倦的教育、每天和每分钟的宣传、报纸、演讲、庆祝活动和示威游行，……激发自尊和力量的极其巧妙的劳动刺激因素（奖励，悬挂肖像，英雄称号，在专用榜牌上公布最优者和最差者的姓名）……”[20](p112)而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最为明显的是文学。在苏联，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或者说文学作品的“倾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通过对“前所未有的世界的诞生，建设这个世界的新的人的诞生，新与旧在生活中以及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观念、传统、习惯的束缚的人自己身上的尖锐冲突”的描述而展现了出来。[21](“真假先锋——代序”p1)苏联文学正是在无产阶级倾向性的指导下，发挥着向广大民众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宣传新社会的美好的功能。对此，开洛夫指出：“苏维埃作家们向苏维埃人民、向全人类表明：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所教育的人比较起来，苏维埃社会是什么，苏维埃人又是怎样的。苏维埃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明：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是什么，它的优点是怎样的，并表明苏维埃人的伟大。”[22](p121)同时，在苏联的国民教育体系中，也应以现实主义的作品为主，以便通过这些作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2.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如果说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是对过去的“实然”的批判，发挥着解构过去的作用，那么，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则侧重于对“应然”的教化和引导，发挥建构未来的作用。当然，这两种方式的运作是彼此配合、交互作用的。
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最为主要的是进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其目的不仅在于确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主导地位，还在于苏共希望借此达到对公共舆论的掌控和对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之下的人们的交往行为的引导与调适。也就是说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进而“营造出一种能提供政治认同及引导民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23](p369)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断言：“倘若没有象征符号，社会观的存在只能是不稳定的。”[24](p276)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也强化了苏共为促使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内在动力。固然，苏共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革命必然“涉及道德更新”和提供“政治效忠的新标准”。亨廷顿指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动员新的集团进入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25](p285、282)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接受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的过程，对苏共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灌输的过程。至于具体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技术，又是多种多样的，如国民教育、党校系统教育、各类培训班、动员大会、口号、文学作品等，都可以起到意识形态灌输的作用，借此把革命后的社会造就成一个有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感的社会。
在意识形态灌输过程中，综合运用新旧政治价值的对比技术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新旧政治价值的对比时，主要是揭露帝俄统治下的民主的虚伪、官僚政治的腐败、社会的贫富分化及其自由主义理念的反动本质，宣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平等性、先进性，描绘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在这种对比的基础上，不仅满足了民众革命后的心理预期，而且奠定了他们对新社会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写的《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在谈到民众的生存状态时指出：“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列宁进而指出，新社会条件下的民众将过上全新的生活：“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12](p376)列宁不遗余力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苦难，描绘新社会带来的幸福及其光明前景，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以旧社会的残酷和不足来反衬新社会的幸福和美好，从而促成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即使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也经常进行着新旧社会的对比。在1933年2月召开的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出：“在农奴制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只’允许使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只有我们的苏维埃革命，只有我们的十月革命才这样提出问题：不是用一些剥削者代替另一些剥削者，不是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根绝任何剥削，根绝所有一切剥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压迫者，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26](p316)斯大林在谈到1936年苏联宪法的意义时指出：“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几乎是用记录的体裁，来说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事实，来说明苏联劳动群众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度而得到了解放的事实，来说明扩展的最彻底的民主制在苏联胜利的事实。这个文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里千百万忠诚人们过去和现时还在渴望着的东西，已在苏联实现了。”[27](p701)
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还包括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过去的一切事物进行全面的修改。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曾指出：苏共对过去的修改是全面的，“从士兵的制服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小学教育和认可的家庭生活方式等等都在修改之列”。[28](p169)而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负面合法性的再生产，以新的符号和象征表示现在与过去的不同，从而达到人们对新制度的依赖和认同。
应当说，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进行政治动员，起到了维护和巩固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苏共执政初期尤为明显。
三、苏共拥有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限度
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合理的证明，苏共也充分利用这种“负面合法性”。但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证明是有其限度的。
1.时间上的限度
在苏共利用“负面合法性”夺取政权之后，“负面合法性”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从旧社会生存下来的、经受过旧社会磨难的人在世时仍然继续有效，并且是一种廉价、有效的合法性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似乎已变得遥远，再谈论那些“往事”难以引起“新一代”人情感上的共鸣，旧社会所能提供的负面合法性会逐渐归于消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就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不仅嘲笑列宁、捷尔任斯基、克鲁普斯卡娅和其他革命活动家，而且嘲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虔敬态度。”党“号召青年人要珍惜十月革命的成果，但并没有人响应”。[29](p151、153)曾于1971－197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的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也指出：苏联青年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是，“俄国人为了享受生活乐趣已经等待得够久了，现在没有理由要他们重过父辈的艰难困苦的生活”。[30](p345－346)
尽管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有使用期限上的制约，但在“吃水不忘挖井人”观念的惯性作用下，苏共在执政时仍可以时不时地搬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其作用和效果终将是有限的，甚至会给人以“吃老本”的不良印象。因此，从维护和巩固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角度着眼，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在执政初期是可以大为利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必须构建出新的合法性基础，以替代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基础。
2.统治绩效的限度
如前所述，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表现得愈强，人们反对它的心理就愈烈，追求新社会的美好理想的心情就愈切，在新社会发挥的合法化功用也就愈大。但是，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新社会发挥作用，归根结底还要看执政者的统治绩效如何。统治绩效好，就能发挥其合法化功能；统治绩效差，则不然。在苏共刚一掌权时，由于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影响，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危机，此时还很难谈得上什么统治绩效，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还不能发挥作用，而此时苏共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渲染出来的激情。而到苏共站稳脚跟，开始步入计划体制的门槛、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后，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才真正显现出来。在1928－1937年期间，苏联工业产值以年均15％的增长率向前发展（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3％）。而且正是在这头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苏联“工业化奇迹”不仅震惊了世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认。对此，霍布斯鲍姆不无感慨地评论道：“像这样一个文盲普遍的国家，竟能转变成现代化的苏联，如此成就，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小民不信服。”[4](p574)这主要是统治绩效在发挥合法化功能，有了好的统治绩效，民众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诸多的利益，这恰好证明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不足，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结语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已经20年，但是研究和总结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还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苏共运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之中得出两个方面的教训：一方面，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在建立政权初期是一种既有效又廉价的合法性资源。由于这种合法性是一种既定事实，苏共只要采取适当的政治动员手段，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但是，如果动员手段运用不当，则会有损于合法性的建构。另一方面，苏共运用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合法性资源。因此，苏共必须生产出新的合法性资源来保证其执政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巩固其执政地位。然而，苏共在执政过程中没有能够很好地认识到包括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在内的合法性资源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规律，最终落得个败亡的命运。
收稿日期：2010－07－20
注释：
① 在1917年2月10日（即二月革命开始前两个星期），时任俄国杜马主席的罗将柯在呈递给昏聩无知的沙皇的一封奏折中就指出：“我向陛下告警，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就不能继续统治了。”沙皇问道：“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罗将柯答：“根据已经出现的一切情况判断。”沙皇相信命运地说：“啊，上帝保佑吧。”罗将柯说：“上帝不会保佑的，革命已经无可避免。”（参见［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② 1俄亩≈16.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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