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刘 莹
［内容摘要］ 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具有明显的精英政治特征。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风波引发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动荡，以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造成的经济下滑，新形势压力迫使普京政府对俄罗斯执政精英队伍进行调整，以巩固政权和挽回国家经济发展的颓势，但人员变化并未触及权力结构和外交决策的内核。在总结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特点的基础上，本文从决策制定和观念启示两个方面分析俄罗斯精英对华决策核心和政策观念，还从中俄能源和地方合作两个具体领域分析俄罗斯精英对华政策实施的特点。笔者认为，当前俄罗斯以普京为核心的外交决策机制并未因精英变迁而受到本质影响，“中国因素”在精英观念中地位上升有助于推动中俄合作;而能源精英政治影响力的不可预测性和“地方事务部长”现象的出现，则反映了中俄未来关系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 俄罗斯 精英 中俄关系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俄关系在政治、经贸、能源和文化等多个领域获得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以来，在领导层换届和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中俄两国迎来了关系发展的新契机。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同一时期还意味着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风波引发的国内政治动荡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与西方关系恶化造成的经济下滑。出于加强政权合法性和挽回国家经济颓势的目的，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开始对俄罗斯执政精英队伍进行调整，但人员变化并未触及权力结构和外交决策的内核。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的变迁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而这也正为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虽然新时期中俄合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本文主要结合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的特点，从具有代表性的精英个体及受其影响的具体领域入手，分析中俄关系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改变。
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多伊奇都曾对精英下过定义，并对精英影响国家外交决策作过深入研究。① 参见 Harold Lasswell，Daniel Lerner and C．Eastern Rothwell，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El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Karl Deutch，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NY:Basic Books，1954。费尔德和哈格利对精英的定义为:“在公共和私人官僚机构占据战略位置的人。”② G．LowellField and John Higley，Elitism ，London:Routledge，1980，p．20．而对俄罗斯外交决策具有影响的执政精英主要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占据重要政治和经济地位，同时还掌握强制力和说服力手段的群体，他们主要在与俄罗斯外交决策相关的政府部门、军队、企业和媒体等领域任职。可以说，“政治精英是国家治理的主体”。③ 李雅君、张昊琦:《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演变》，《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6期，第18～26页。 苏联解体后，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中，多元化的俄罗斯精英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也大幅加深。④ 赵银亮:《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大众因素》，《学术探索》2004年第3期，第72～76页。 对精英的定义十分广泛，本文主要聚焦能够左右俄罗斯外交决策特别是对中俄关系产生影响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他们的政治或商业角色相对固定，但是影响力却是跨领域存在的。正如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2013年发表的报告《俄罗斯精英——2020》中所指出，他们所定义的精英是能够影响俄罗斯政治决策的一个特殊群体。⑤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 2020: Эксперты описали взгляд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на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http://svop．ru/meeting/y2013/5369/． 而“俄罗斯对华关系是出自决策个体和群体的利益、经过计算和考虑的综合决定。要理解俄罗斯对华政策本质，必须将其解构为若干具有能量的决策体和有影响力的组织，他们的利益和行为(有时可能发生冲突)形成了‘国家政策’”。⑥ Alexander Gabuev，“Russia's Policy toward China:Key Player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http://www．theasanforum．org/russias-policy-towards-china-key-players-and-the-decision-making-process/．
一、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从“政治局2．0”到“普京4．0”
普京首任总统之时，主要启用与自己职业生涯有交集、对自己绝对忠诚的精英担任重要职务，以保证政权顺利过渡和维持稳定。至2008年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时，以普京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结构——“政治局2．0”。在这个由普京担任“仲裁者”、类似于苏联时期“政治局”模式、由少数精英管理国家的权力圈中，有8名来自政界和商界的精英，包括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技术集团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伊万诺夫的副手瓦切斯劳·沃格金、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石油大亨季姆琴科、银行家兼媒体大亨尤利·科瓦利丘克、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以及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这8个人实际上掌握了俄罗斯的国家管理权，而普京稳居权力中心位置。① Евгений Минченко，Кирилл Петров，Доклад 《Минченко консалтинг》: Больш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и“Политбюро 2．0，”http://www．stratagema．org/exclusive/research/research_2391．html．
由于三者作用位点及杀菌机理有所不同,将三者复配能够拓宽酶类消毒剂的杀菌谱,提高酶类消毒剂的抗菌能力[6]。复合溶葡萄球菌酶溶液由于其无毒性,无刺激性以及不易产生耐药性的独特杀菌机理,在人用领域已广泛应用于外科、烧伤创伤科、妇产科、口腔科、皮肤科和耳鼻喉科等的冲洗、消毒和治疗[7]。
但是，2011年年底因杜马选举舞弊事件而爆发的政治危机引发了民众对俄罗斯精英垄断和腐败行为的不满，同时也暴露了普京政府内部分歧严重、工作低效、因循守旧的问题。2014年乌克兰危机让精英执政危机变得更加严峻。因与西方关系恶化而招致制裁，加上国际能源价格下跌，俄罗斯经济迅速滑入低谷。外交和经济双重困境要求俄罗斯政府必须改变陈旧的政策观念和模式，尽量动员因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事而紧张的国内资源，调整外交战略重心，在新形势下谋求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因地缘政治压力上升，以国防部、联邦安全局为代表的俄罗斯军事和安全机构开始掌握较多权力，这也加剧了精英内部的矛盾，进而推动普京着手对俄罗斯执政精英进行大规模调整。
“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精英变迁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长和地方行政长官之中，被重用的大多为年轻的技术派官僚:2015年，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雅库宁① 雅库宁离职后选择在智库“文明对话研究所”任职。 被年仅46岁的别洛泽罗夫所取代;2016年，基洛夫州州长尼基塔·别列赫、经济发展部部长乌柳卡耶夫、俄罗斯联邦保卫局局长穆洛夫、国有开发银行行长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夫、海关总署署长别利亚尼科夫相继离职，44岁的瓦伊诺取代伊万诺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年仅34岁的奥列什金被任命为经济发展部部长，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基里延科则取代沃洛金担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后者任杜马主席。2016～2017年间，普京还集中对地方行政长官进行调换，涉及基洛夫州、加里宁格勒州、雅罗斯拉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梁赞州、彼尔姆边疆区、卡累利阿共和国及布里亚特共和国等11个联邦主体。还有年轻的技术型人才在地方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职务调换，其中包括具有在司法部和工贸部任职的工作背景、还曾任欧亚经济联盟顾问委员会成员的阿里哈诺夫，他于2017年被普京任命为加里宁格勒州州长;普斯科夫州州长图尔恰克，同年他升任俄罗斯议会上院副议长兼“统一俄罗斯”党总委会代理秘书长。
总的来看，从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始，俄罗斯内政和外交面临的新时期特点主要包括权力体系内部矛盾威胁政治稳定、与西方关系恶化导致外交困境、制裁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普京着手对精英团队进行调整，相比于建立和巩固垂直权力体系时对精英忠诚度的重视，调整期普京强调的是精英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因此发生变动的职务岗位的技术性作用要大于其政治意义。综上所述，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的特点可总结为:普京仍稳居垂直权力体系的核心位置，他以执行力强、政治野心弱的年轻技术派取代政治关系复杂的旧派官僚，其目的是将其精英职务程序化、常规化和技术化，以便在国家经济形势紧张时合理利用内部资源，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政策执行层面，最终保证政权稳定和贯彻国家发展战略。① Tatyana Stanovaya，“Rotating the Elite:The Kremlin's New Personnel Policy，”https://carnegie．ru/2018/01/30/rotating-elite-kremlin-s-new-personnel-policy-pub-75379． 有学者指出，到2018年总统选举后，俄罗斯执政精英实现了阶段性的更替，更有望最终在2020年前后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局面。② 张昊琦:《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71～79页。 至于“后普京”时代的政治权力更替问题，有观点认为，目前普京对精英进行的年轻化、专业化、去政治派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调整，目的是为了保证当前政治体系在2024年以后能继续有效运行，而不受到精英内部矛盾的影响。③ Fabrice Deprez，“Technocrats vs Aristocrats:How the Russian Political Elite Is Changing，”https://bearmarketbrief．com/2018/11/28/technocrats-vs-aristocrats-how-the-russian-political-elite-is-changing/．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8年3月，普京以逾76%的得票率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总统，开启了“普京4．0”时代的序幕。在新一届政府部长名单中，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财政部、司法部、经济发展部和能源部等重要职能部门的部长人选没有变动，但取代亚历山大·加卢什卡出任远东发展部部长的亚历山大·科兹洛夫和两位身兼二职的副总理——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及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都会对中俄合作的相关领域有所影响，值得注意。此外，新政府的教育科学部一分为二，分为教育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两个部门;通信和大众传媒部更名为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而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紧急情况部和司法部5个部门均由总统直接领导，以保证政令被有效执行。在对政府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普京仍然坚持启用年轻的技术派官僚进入政府或重要国企工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负责交通、通信和数字经济事务的副总理马克西姆·阿基莫夫、农业部长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米哈伊尔·科久科夫。
可以说，“普京4．0”时代的机构和人员调整贯彻了普京2017年年底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2018年3月国情咨文和当年5月7日发表的国家发展战略命令中设定的重要目标: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人口、保障民生福祉、促进未来投资、提升教育和科技水平、加快数字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运用等。① “Вне партийного контекста，”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17/12/23_a_11523152．shtml;“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7 мая 2018 г．N 204‘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лях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4 года’，”https://rg．ru/2018/05/08/president-ukaz204-sitedok．html． 而在即将迎来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普京在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年度记者会上在强调上述国家发展目标的同时，还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成就、中俄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标志性成绩以及中俄关系发展现状作出了积极评价，②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455． 这也为两国关系迈入新阶段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标准化研究机构无论是发布相关通知，还是展示工作成果，抑或是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门户网站都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门户网站的设计情况也就直接体现该机构品牌的建设情况。按照目前32家标准化研究机构的门户网站设计情况，以名称的相符性为界，可以将门户网站分为三类：第Ⅰ类，网站名称与标准化研究机构名称一致；第Ⅱ类，网站名称与标准化研究机构名称不一致；第Ⅲ类，未建立门户网站，或网站设计不明确、基本功能较欠缺，或网站访问不稳定，或难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网站地址等。32家标准化研究机构网站分类情况见图3。
2017年新版《政治局2．0》报告指出，整饬后的普京精英团队仍由8人组成，他们是总理梅德韦杰夫、国防部长绍伊古、俄罗斯技术集团公司总裁切梅佐夫、商人罗滕贝格、俄罗斯银行董事会主席科瓦尔丘克、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杜马主席沃洛金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② “Политбюро 2．0，”http://www．minchenko．ru/netcat_files/userfiles/2/Dokumenty/Yubileynyy_doklad_22．08．17．pdf． 从人员组成来看，原班人马梅德韦杰夫、切梅佐夫、科瓦尔丘克的地位得以巩固且有上升趋势，他们的权力范围涉及俄罗斯的能源、军工、金融和媒体行业;新入名单的绍伊古则对俄罗斯军事国防发展拥有重要话语权。相比之下，受西方制裁和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影响，罗滕贝格和沃洛金的地位则显得岌岌可危。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虽然因收购巴什石油公司和染指天然气生产和出口权而成功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因此招致同僚的反对和普京的猜忌，前途未卜。
(2)本区变异系数Cv<0.1的元素(指标)有K2O、MgO、B、Ge、F、Cr、Al2O3、SiO2、PH，具弱变异特征，反映这些元素(指标)分布比较均衡；0.1≤Cv≤1的元素有N、P、TFe2O3、Na2O、Corg、CaO、Mo、Mn、Se、As、Cd、Cu、Hg、Ni、Pb、Zn、Sb，具中等变异特征，反映这些元素(指标)分布较为离散，易于次生富集。
在以国际局势变化、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战略调整、俄西关系恶化等为特点的新时期，从“政治局2．0”到“普京4．0”的过渡期既是俄罗斯执政精英的调整期，也是中俄关系发展的窗口期。首先，在俄罗斯受到与西方关系恶化影响而积极发展“东向”外交战略的同时，中俄两国也都面临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因此，两国要把握新形势和新机遇，本着战略互信原则和开拓创新精神，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深入研究扩大各领域合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共赢合作新格局。④ 《习近平谈中俄友谊》，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912/c1002-30287334．html。 其次，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不仅会给俄罗斯国家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也会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与中国发展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不仅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支撑，而且是帮助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走上发展正轨的有效手段，也符合当前国际形势和俄罗斯的长远利益。新时期形势变化不仅迫使俄罗斯执政精英进行了结构调整，也让精英的决策制定、战略观念和政策施行发生了改变，从而对中俄合作的具体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俄罗斯对华决策核心与政策观念
“外交是国内政策通过另一种途径的延续”。①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5．在所有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内因中，国内决策者和决策机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两个因素都涉及精英的观念和行为。有学者指出，在动员型体制的影响下，带有一定封闭性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是最高阶层推动现代化、完成既定目标的工具，因此具有“服务性”。② 张昊琦:《动员型体制与俄罗斯精英传统》，《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6期，第74～84页。 这决定了当前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的集中化特点，执政精英的作用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著名学者波波·罗认为，决策制定、观念启示、政策实施和合理阐释是分析俄罗斯利益个体和集团参与国家外交决策的重要政策变量。③ ［澳］波波·罗著，袁靖、傅莹译:《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3～8页。 另一位分析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则将影响俄罗斯对华政策的精英分为五类个体或群体:总统普京、以外交部和经济发展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军事和安全机构、垄断国企领导(与普京关系密切，兼顾商业和政治利益)和私企负责人(主要追求经济利益)。④ Alexander Gabuev，“Russia's Policy toward China:Key Player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http://www．theasanforum．org/russias-policy-towards-china-key-players-and-the-decision-making-process/． 无论从哪个分析框架来看，普京无疑都是权力核心人物，其外交政策的“普京化”也决定了俄罗斯决策制定的封闭化特点。⑤ ［澳］波波·罗著，袁靖、傅莹译:《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9页。 而作为实施“普京主义”政策的政府机构中的执政精英，他们的观念会促成具体政策，因为“外交政策得益于广泛的精英共识”;⑥ 同上，第13页。 正是因为“中国因素”在大多数俄罗斯执政精英观念中的地位上升，中俄关系发展才得到了集体共识力量的推动。而在政策实施层面，与中俄合作具体领域和项目有关的精英个体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自由度更大，效果也更为明显和直接。需要指出的是，精英参与国家决策的第四个变量——政策的合理阐释主要涉及对外宣传工作，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在此不作赘述。
(一)决策核心
从决策制定方面来看，普京在决策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仍牢不可破。
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开始对执政精英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一元中心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普京是唯一的决策中心。① 李雅君、张昊琦:《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演变》，《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6期，第18～26页。 2011年年底杜马选举引发的“倒普”危机并未影响普京在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核心权威地位，俄罗斯外交政策仍是“普京主义”的重要体现。② Bobo Lo，“Going Legit?The Foreign Policy of Vladimir Putin，”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Bobo%20Lo_The%20foreign%20policy%20of%20Vladimir%20Putin_Web．pdf．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西关系恶化以来，普京的国内支持率和国际影响力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高点，其兼具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执政理念对俄罗斯参与国际事务起到了推动作用。③ “Влияние Путин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мира，”http://patriotikus．ru/russia/211-vliyanie-putina-v-politicheskih-krugah-mira．html; Алексей Мухин，“В духе здоров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https://rg．ru/2013/12/18/muhin-site．html． 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2017年年底的数据显示，2014年克里米亚归俄罗斯后，普京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不再仅是一个民选出来的政治家，而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历史人物，“没有人质疑普京作为总统的合法性”。④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Денис Волков，“Мы ждём перемен．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спрос на изменения?”https://carnegie．ru/2017/12/05/ru-pub-74906． 这说明普京的权威地位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更得到了社会民众的肯定。也正是因为普京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权威性及其在俄罗斯官僚精英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倾向会对俄罗斯相关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应予以重视和研究。
具体来说，包括普京的外交理念、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及其与俄罗斯执政精英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是俄罗斯对华决策制定的核心要素。⑤ Alexander Gabuev，“Russia's Policy toward China:Key Player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http://www．theasanforum．org/russias-policy-towards-china-key-players-and-the-decision-making-process/． 首先，普京上任以来，不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其外交理念始终保持三个不变的基本原则:一是俄罗斯要成为强国;二是要着眼周边;三是要警惕外部威胁。⑥ 庞大鹏:《强国、周边和外部威胁:普京的外交理念与未来前景》，《世界知识》2018年第10期。 乌克兰危机推动俄罗斯外交在外部压力威胁下“转向东方”，这主要源于俄罗斯强国策略的需求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活力的吸引。① 赵华胜:《评俄罗斯转向东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6页。 在俄罗斯亚太外交战略中，俄罗斯又对中国具有一定的战略依赖性。② ［澳］波波·罗著，袁靖、傅莹译:《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82页。
综上，本文选取R＆D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创新投入指标，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其次，普京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对俄罗斯制定对华政策也颇为重要。从年龄差距来看，与普京第一和第二任期时接触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习近平与普京是同年生人，更易亲近。从2010年首次见面到2013年10月习主席成为普京生日聚会中唯一一名外国宾客，两人关系发展迅速，这也帮助两国建立了基于互信的联系机制。2017年，普京授予习近平俄罗斯国家最高奖章“圣安德烈”勋章。2018年，习近平授予普京首枚“友谊勋章”。国家关系首脑个人化的特点也成为中俄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再次，俄罗斯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和实力雄厚的私企都与普京关系密切，相关商业精英因此具备左右俄罗斯政治和外交发展的实力，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俄罗斯石油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石油管道运输公司、铁路公司、联邦储蓄银行、外贸银行、天然气工业银行及被称为“政治发展银行”的对外经济银行等，这些影响俄罗斯能源、交通和金融等经济命脉的企业均由“普京朋友圈”之内的精英掌管。这些人由于具备可以与普京直接对话且左右企业和行业命运的能力，会对俄罗斯制定对华政策和中俄合作具体项目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例如，2014年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政策向中国倾斜，一些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企业愈发活跃，季姆申科、罗滕贝格兄弟等一些与普京私交甚好的商人都因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司，而能够参与中俄输油管道的建设，并受利益驱动而积极推动相关项目的发展。
(二)政策观念
从观念启示方面来看，新时期“中国因素”在俄罗斯精英观念中的重要性上升和精英对本国发展问题的思考，都会对俄罗斯对华政策产生理念上的影响。
近年来，两类非俄气企业在俄罗斯天然气部门中的地位越发凸显。一类是独立天然气企业，即在1992年俄罗斯天然气部门改革中获得开采和生产许可证的私有企业，艾特拉天然气公司、北气和诺瓦泰克公司都属于这类企业。其中，诺瓦泰克公司目前已超过俄气成为俄罗斯最大的LNG生产商，而其实力的快速增长正与普京“密友”季姆琴科进入公司董事会密切相关，该公司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还曾获得政府主权财富基金1500亿卢布的融资支持。③ 富景筠:《俄罗斯能源利益集团博弈与中俄天然气关系演变》，《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6期。 在中俄能源合作方面，获得西伯利亚管道建设项目合同的正是季姆琴科的“天然气输送建设”公司和阿尔卡季·罗滕贝格的“天然气建设安装”公司。前者是全球第四大原油交易商贡尔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都通过贡沃尔集团出口能源产品。季姆琴科曾多次参与中俄合作项目谈判，2017年5月“中俄发展基金”在北京签约和7月在莫斯科正式签约成立时，季姆琴科都作为重要代表出席。罗滕贝格则是SGM建筑集团的总裁，该集团曾获得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多项投标，也是刚刚竣工、有望吸引中国游客到访的克里米亚(刻赤)大桥唯一的承包商。在中俄力图实现优势互补、大力推进能源合作的今天，具有雄厚经济竞争实力和政治话语权的能源企业是推动俄方合作意愿的“主力军”，这类精英及其掌控的企业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转机出现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呈“螺旋式下滑”，③ 冯玉军、尚月:《美俄关系新发展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9～33页。 中国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政治上，俄罗斯把中国视为抵御西方孤立政策的可靠伙伴。经济上，中国是俄罗斯能源的重要市场及资本、技术的主要来源，可以帮助其抵消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下，出于维护个人利益和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让国家尽快摆脱危机，俄罗斯执政精英开始放弃传统观念，重视和推动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这对中俄关系发展是重要的利好倾向。俄罗斯最近5年发表的《外交政策构想》就反映了俄罗斯执政精英对中俄关系态度的变化。2013年版《外交政策构想》指出，“西方主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能力正在减弱，而全球权力和发展的潜能正在向东方特别是亚太地区转移”。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发表的2016年版《外交政策构想》则在承认与西方存在深刻矛盾的同时，盛赞俄中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称之为保障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218094/;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在对国家内政和外交的思考上，俄罗斯执政精英的务实态度或将对中俄关系发展形成推动力。瓦尔代俱乐部的报告指出，精英更迭不会对俄罗斯垂直权力体制产生明显影响，权威主义加技术派官僚的组合是当前最适合俄罗斯政治的体制形式。但是，俄罗斯精英内部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自由民主和权威主义两派观点的分化趋势:部分精英更倾向于认为对国家利益的威胁来自内部不稳定因素，如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冲突、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等;而部分位居高位的执政精英则认为西方的威胁是对俄罗斯发展的最大阻碍。②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 2020，”http://vid-1．rian．ru/ig/valdai/Russian_elite_2020_rus．pdf． 俄罗斯对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相对苏联时期的执政精英，当前俄罗斯精英不再谋求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国家目标，而将战略目标缩小到具体问题和领域中;俄罗斯不能将战略视野只局限于关税同盟和独联体国家，而应扩展至可能影响国家利益的更多区域。③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 2020: Эксперты описали взгляд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на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http://svop．ru/meeting/y2013/5369/． 这些对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执政精英的思想分化和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西方中心论”传统理念影响下，俄罗斯精英尚需提升对全球化影响力、俄罗斯国际定位等问题的认知，④ Михаил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згляд за околицу: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глаз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за проделами профильных ведомств，”https://globalaffairs．ru/number/Vzglyad-za-okolitcu-15591． 而新时期精英的代际更迭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变迁将有望带来改变，中俄关系的发展也将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在新一届俄罗斯政府中，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兼任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管理与中国接壤地区的事务。亚历山大·科兹洛夫出任远东发展部部长一职。在特鲁特涅夫的大力支持下，2018年年底，俄罗斯远东联邦区行政中心由哈巴罗夫斯克迁至滨海边疆区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奥列格·科热米亚科担任新一任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俄罗斯政府批准的“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就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地区，这两个走廊将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与滨海边疆区的海港连接起来。俄罗斯政府还计划对东部铁路网内的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地火车站、远东地区机场等进行升级改造，这些对边境地区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的措施不仅会推动相关中俄合作基建项目，还会带动中俄边境地区的贸易物流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的观念变化虽然具有一定的新意，但始终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曾提出“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概念、为普京执政缔造意识形态概念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2013年被解除副总理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但仅4个月后便重回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助理。苏尔科夫2019年发表了题为《普京的长久国家》的文章，指出在“普京主义”主导的新的政治体系中，所有机构都要服从于最高统治者与公民建立信任这一主要任务，而领导层的价值观也要在不同权力机构与精英群体之间建立联系。①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http://www．ng．ru/ideas/2019-02-11/5_7503_surkov．html． “普京的国家”将长期存在，以“普京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政策观念才是主导执政精英思想和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核心所在。
三、俄罗斯精英政策实施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
中俄关系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阶段后，改变了以往“政热经冷”的模式，合作在多个具体领域不断深入。除了普京在决策制定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俄罗斯执政精英政策观念对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外，在不同权力层面活动的政商精英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能源和地方合作是比较能体现新时期俄罗斯精英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影响的两个代表性领域。
在2012年至今的俄罗斯执政精英调整期，中俄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斐然成绩，其中能源合作是一大亮点。能源是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企业不仅是体现俄罗斯政商精英权力共同作用的重点领域，也是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推动中俄合作的重要领域。在西方学者眼中，中俄能源合作特别是2014年4000亿美元供气合同的签署，会给中俄两国带来长期的合作动力和互利共赢。② Morena Skalamera，“The Sino-Russian Gas Partnership:Explaining the 2014 Breakthrough，”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ation/The%20Sino-Russian%20Gas%20Partnership%20-%20Final．pdf． 在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中，执掌能源企业的商界精英不但地位较为稳固，而且拥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决策力。但长期来看，西方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的制裁或将对中俄能源合作项目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在新时期精英调整过程中，普京改变了地方官员对国家决策没有发言权的惯例，让有能力的年轻技术派官僚在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进行转换和提升，甚至形成了“地方事务部长”的体系。① Tatyana Stanovaya，“Rotating the Elite:The Kremlin's New Personnel Policy，”https://carnegie．ru/2018/01/30/rotating-elite-kremlin-s-new-personnel-policy-pub-75379． 2018～2019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这将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新的动力。结合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的这两个特点，本文在中俄全面合作的多个领域中选取能源和地方合作两个较有代表性的方面，说明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政策实施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
从坐标系oxyz所观察的车轮上的一点，其位置既可以用直角坐标(x，y，z)来描述，也可以用柱坐标(r，y，θ)来确定，此处环向角θ定义了一个过轮轴线的截面，称为θ面。
(一)能源合作
能源地缘政治一直是决定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掌控俄罗斯能源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既为某些精英提供寻租利益，也被视为影响俄罗斯地缘政治的重要手段。② ［澳］波波·罗著，袁靖、傅莹译:《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0～11页。 在“政治局2．0”名单中，谢钦、季姆琴科和罗滕贝格等能源商业精英均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仅因掌握垄断资源而能染指俄罗斯政治，还在中俄能源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历史上，俄罗斯精英一直视本国为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机遇和挑战都来自西方。俄罗斯独立后，亚洲在俄罗斯外交权重中一直屈居独联体和欧洲之后，俄罗斯部分执政精英仍受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期的影响，对中国发展目标不甚了解，甚至对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持警惕态度。2008～2009年全球次贷危机后，俄罗斯意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① Наталья Кожина，“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Китаем – эта неизбежн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России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http://www．business-gazeta．ru/article/122513/; Иэн Айвори， “Почему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необходима для ее выживания，”https://inosmi．ru/politic/20160128/235196931．html． 但是，在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国内中国问题研究人才和成果的缺乏、“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以及亚洲战略的空缺导致俄罗斯错失了与快速发展的中国合作的机遇，对中国在基础设施、农业和能源等领域投资的非正式性限制也给中俄关系发展遗留了一些不利因素。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拉林指出，历史上俄罗斯曾经4次“转向东方”，但俄罗斯执政精英并未预想到中国会在俄罗斯亚太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② 刘涛、安刚:《国际秩序调整变革与中俄关系的价值取向——专访俄罗斯学者卢金、拉林》，《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 此外，俄罗斯商业精英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存在感并不强，导致与中俄关系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一群体的外交参与度不高或十分有限。例如，俄罗斯铝业大亨奥列格·杰里帕斯卡2011年曾提出“面向东方”的政策建议，但未获俄罗斯政府重视。
与能源私企依靠与普京的密切关系争取垄断经济利益不尽相同，曾任副总理、现任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和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的谢钦一直被称为“普京的影子”，他对俄罗斯能源外交政策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俄能源合作和北极开发方面。谢钦是2013年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达成长期供油和中石油获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股权协议的主要幕后推手。为了保证协议施行，中石油进入俄罗斯市场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工程领域承揽的单体最大项目——阿穆尔气体处理厂项目(简称AGPP项目)已于2017年正式启动。谢钦2015年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中国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信心，他认为，作为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费大国，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但对能源的需求不会大幅度降低。他预计2020年前中国年均石油需求量增长将达到2%，石油战略储备和人均轿车保有量增加是主因。俄罗斯媒体称谢钦这一表态是“对中国的信任多于欧佩克”。① Михаил Оверченко，“Игорь Сечин верит в Китай и не верит в ОПЕК，”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15/09/07/607813-sechin-verit-kitai-ne-opek． 2017年5月，谢钦建议俄中研究联合投资包括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和运输在内的整条石油开采技术链的可行性。他认为临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地区、雅库特和鄂霍次克海大陆架勘探和开采油田具有远大合作前景。2017年8月，谢钦访华，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确定将与俄油在油气勘探开发与生产、石油炼制与化工、原油及石油产品贸易、零售业务和资产交易、金融服务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推动中俄在能源、金融，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经贸和双向投资合作。谢钦更是表示，双方的合作将成为“一带一路”中俄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6月访华时谢钦再次表示，俄罗斯石油公司卖给中国的石油占中国所有进口石油的1/3，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与中国能源企业合作是“一项基本的战略选择”。① “Роснефть продает в Китай треть всей экспортируемой нефти，”http://www．energyland．info/analiticshow-176967． 在2018年11月召开的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上，谢钦还亲自率领90余家俄罗斯企业的代表逾400人参加开幕式并代表普京表示，俄方愿意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俄中能源合作走宽走深走实。②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北京开幕》，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11/30/c_137641076．htm。
当下，我们面临国内外极为严峻的形势，再一次走到历史关口，因此新的思想解放又将会为新的改革开放创造基础。梳理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每次思想解放都是与那些旧规则、“左”的思想决裂，每次都会更加融入国际社会，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那么今天是否还会走这条路径？
虽然以谢钦为代表的能源精英为中俄能源合作起到了利益驱使之下的积极作用，但2014年以来，在俄罗斯内部精英调整和西方制裁压力下，他们的影响力正在受到限制。就谢钦而言，一段时期内，他不仅参与俄罗斯私有化行动，还在油气和电力等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对俄罗斯参与国际事务也有发言权，但也因此树大招风，权力地位岌岌可危。2016年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了巴什石油公司50%的股份，当时的经济发展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因此事受贿而被捕。谢钦与普京和其他精英的矛盾已是不争的事实。③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оровой，“Сечин объявил Путину войну: почему задержали министра Улюкаева，”https://inosmi．ru/politic/20161116/238214408．html． 在俄罗斯精英变迁过程中，也已经出现垄断企业开始被新人掌控的趋势。④ Fabrice Deprez，“Technocrats vs Aristocrats:How the Russian Political Elite Is Changing，”https://bearmarketbrief．com/2018/11/28/technocrats-vs-aristocrats-how-the-russian-political-elite-is-changing/． 未来谢钦及其在能源领域的人脉和权力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并对中俄合作产生影响，还是个未知数。就名列俄罗斯富豪排行榜12位的季姆琴科和参与中俄基础设施建设的罗滕贝格而言，因与普京关系密切，他们都成为西方制裁俄罗斯名单中的重点对象。美国财政部不仅将谢钦、季姆琴科和罗滕贝格列为制裁对象，还禁止相关企业与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诺瓦泰克公司在内的俄罗斯能源公司进行银行交易，禁止出口用于支持俄罗斯深水、北极海洋或页岩项目的勘探或生产的产品、服务或技术。这些制裁措施短期内可能并不会给中俄合作项目带来影响，但在俄美关系恢复无望、制裁可能长时间存在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来说，制裁引起的负面因素或将在未来显现出来。因此，大力扩展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和能源进口渠道的多样化将成为中俄能源合作、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① 陈宪良:《中国能源安全与中俄能源合作》，《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第59～71页。
(二)地方合作
特鲁特涅夫在与中国副总理汪洋共同主持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过程中，多次表达愿与中方共同推动双边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愿望，希望进一步挖掘远东对华合作潜力，不断提升俄中远东和东北地区务实合作水平。在特鲁特涅夫的推动下，俄罗斯远东发展基金(俄罗斯国家主权基金)与中国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林业集团、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中国特变电工公司等中企达成了合作项目或意向，还与相关企业就未来运用区块链技术合作建设全球贸易链，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钻石、黄金、石油和粮食等自然资源更好地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达成了共识。①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оздадут фонд для поддерж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https://ria．ru/20160708/1461414770．html．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现在中国是远东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但俄罗斯地方政府为广泛吸引投资以进一步提升远东经济，在与中企合作的同时还广邀日本、韩国、新加坡、南非、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加入合作阵营，这无疑会与中企在远东地区的经贸投资活动形成竞争，但也会为两国深入发展地方合作、开拓创新思路提供动力。
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而“一带一路”的衔接点就是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地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将远东开发与亚太合作战略整合在一起，视其为摆脱经济危机和外交孤立的重要支撑。这为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发展对接合作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带动地方合作在中俄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2018年9月11～13日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被俄罗斯看作是中国领导人支持远东开发、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② 《远 东 开 放:中 俄 地 方 合 作 新 名 片 》，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180925/1000200033136201537838637821316072_1．html。
在合作机制方面，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两国于2016年和2017年相继建立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实业理事会。地方领导人对话会、地方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实业理事会构成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机制的“三位一体”，使跨国合作实现了从国家层面到次国家层面的覆盖。
3.生化试验。该菌在三糖铁斜面37℃培养24 h，斜面和底部变黄产气，发酵葡萄糖、乳糖、麦芽糖和山梨醇，产酸产气；不发酵蔗糖、卫茅醇，M．R试验阳性，v．p试验阴性，还原硝酸盐，产生靛基质，枸椽酸利用阴性，细菌有动力。
我们的研究中，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分布格局与中国植被和植物区系区划比较匹配，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80%以上的区域与中国分布的热带雨林及东南亚性质的热带植物区系分布区域比较符合，并且在该区域具有典型的热带分布科，该界线也与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的泛北极或东亚植物区系与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分界线相一致。
如果说中俄能源合作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潜藏一些未知因素的话，中俄两国的地方合作则呈现出蓄势待发、大有可为的景象。2018～2019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新的格局和新的发展路径正在逐渐明朗，双方正在实现地方合作领域和地域的全覆盖，着力升级务实创新的全面合作。
在吸引和保障投资方面，俄罗斯政府通过成立于2011年的远东发展基金和直接投资基金助力地区发展。由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担任总裁的直接投资基金2018年6月与中投公司成立了目标资本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基金，重点放在俄罗斯中央联邦管区、远东区以及中国东北部，投资行业主要包括交通、旅游和基础设施。与此相比，远东投资基金的业绩更体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后施行“东向”战略的最近4年中。在特鲁特涅夫力邀之下，阿列克谢·切昆诺夫于2014年出任基金总裁。本着支持投资、发展远东的精神，该基金共向地区价值1700亿卢布的项目投入380亿卢布的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发展。切昆诺夫认为，基金在政府与投资者之间扮演中介作用，也是中俄在远东合作的重要桥梁。在具体合作中，切昆诺夫认为中国投资者非常务实，并不急于作决定，因此中俄远东合作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资金，而是合作者之间的协调。① “Гендиректор Фонда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лав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это люди，”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characters/2018/11/06/785698-gendirektor-fonda-razvitiya-dalnego-vostoka． 俄方的这一态度非常值得中方关注和思考。
本文采用GA-PSO的配电网重构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克服算法自身的缺点，使寻优过程较快收敛到全局最优解。由于算法各自的特殊性，直接混合实现困难，本文提出将种群分成两部分，分别进行寻优保证粒子的多样性，信息共享使其不易陷入局部最优，将寻优结果进行比较来更新最优解，达到寻优目的。
此外，现任远东发展部部长的科兹洛夫曾经担任阿穆尔州州长，在他的推动下，阿穆尔州与我国东北地区的地方合作成绩斐然。2017年，阿穆尔州政府与黑龙江省政府、黑河市政府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联合举办了阿穆尔国际展会论坛“阿穆尔博览会论坛”，190余家中企代表参加了B2B洽谈，20余家俄企也赴华参加展览，展示包括食品、化妆品、珠宝和汽车用品在内的各类商品。阿穆尔州还于2017年获准向中国出口小麦等农作物，并于2018年宣布再次扩大对华出口农产品规模，准备向中国市场供应最高达10万吨粮食和30万吨大豆，而解决运输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在2019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黑河大桥地区建立一个全天24小时制永久客货口岸。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现在进入政府负责远东事务并在中俄政府间工作委员会发挥作用，科兹洛夫在推动包括黑河大桥在内的中俄贸易、交通合作项目上都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他的积极态度对促进中俄远东合作甚至深化俄罗斯亚太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②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лов: Приамурье готово к поставкам зерна в Китай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ATP，”https://portamur．ru/news/detail/aleksandr-kozlov-priamure-gotovo-k-postavkam-zerna-v-kitay-i-drugie-stranyi-atr/;“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лов: Все чиновники в ответе за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https://ria．ru/20180622/1523158629．html．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力度。技术监督部门应有效介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对包括管材在内的建设用材料、设备的质量实行监督。特别是对于管材，在统一招标后的销售阶段，技术监督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中标企业所销售的产品进行质量抽查，确保所售管材符合招标文件确定的质量要求。
在新时期对中俄地方合作具有影响力的执政精英中，还有一些具有特殊背景的人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被视为普京继任者的现任图拉州州长阿列克谢·久明。③ “Рейтинг вероятных преемников Путина возглавили Медведев и Собянин，”https://www．interfax．ru/russia/575635． 此人曾担任普京的保镖，2014年乌克兰发生危机时曾参与解救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行动，后因成功领导克里米亚归俄罗斯的特别行动而升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2016年2月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重要经济体图拉州的州长。久明极力推动图拉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2017年访华时曾与保利集团等接洽，说明图拉吸引外资的对象主要锁定为中国企业，两国可以在农业、化工和食品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在久明的推动下，俄罗斯最大的化学公司欧洲化学股份公司(EuroChem)2017年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签署了一份关于在该地区建立生产的备忘录，该联合项目成本为5亿美元，这为其他中企在图拉地区实施项目提供了动力。同样是在地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热潮下，中国长城汽车公司在位于图拉州的乌兹洛瓦亚工业园建造了总面积为287公顷的工厂，由长城汽车独资建设，投资额约180亿卢布，计划产能为每年15万台。该厂生产的第一批哈弗汽车将在2019年上市。久明还曾向中国企业提出在图拉合作实施住宅建设项目。① “Губернатор Алексей Дюмин в Китае презентовал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Тульской области，”http://yasgazeta．ru/news/gubernator-aleksey-dyumin-v-kitae-prez/; “Алексей Дюмин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ей компании ChinaPolyGroup，”http://gazetateploe．ru/news/aleksey-dyumin-vstretilsya-s-kitayskoy/． 对于久明从强力部门到地方领导的转型以及可能成为普京接班人的问题，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相关人士认为，此人在国家管理和国防军事领域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图拉州也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军事工业的综合体”。② “Почему именно Алексей Дюмин или преемник Путина вызовет шок на Западе，”https://politus．ru/v-rossii/1826-pochemu-imenno-aleksey-dyumin-ili-preemnik-putina-vyzovet-shok-na-zapade．html． 更为重要的是，久明到2024年也只有50周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其在安全部门和地方工作背景是否会有助于他成为与普京一样的“强力”总统并给俄罗斯外交带来改变，我们将拭目以待。
无论是官员部署，还是机制建设，当前俄罗斯政府对以开发远东为要务的中俄地方合作都给予充分的重视。2004年以前，俄罗斯地方领导人是由选举产生的。后普京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并打击腐败，开始实行地方领导总统任命制。2012年，部分地区又恢复了地方领导人选举制，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牢牢掌握住对地方领导权的控制。在俄罗斯执政精英调整过程中，年轻技术派官僚不仅开始取代政府中的普京旧臣，还开始掌握地方领导权。截至2017年10月，技术型官员占据新任地方长官的半数之多。③ Tatyana Stanovaya，“Looking beyond 2018:Putin and the Technocrats，”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3318． “地方事务部长”现象的出现，是普京将地方官员纳入垂直权力体系的尝试，也表明他对地方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地位的重视。从国家层面来看，俄罗斯开发远东的动因既来自对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重视，也有实现民族复兴和发展战略的需要，但现阶段经济考量还是要大于政治诉求。中俄地方合作也要把握这一特点，既“共享远东发展新机遇”，也“开创东北亚美好新未来”。① 《习近平主席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12/c_1123420719．htm。
四、中俄合作发展前景
近年来，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出现新变化和新形势的压力下，俄罗斯执政精英内部出现了显著变化，但以普京为核心的外交决策机制并未受到本质影响，精英内部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影响国家外交的主旨和施行，因为精英间的差异主要是“个人间的、基于利益的，而不是观念方面的”。② ［澳］波波·罗著，袁靖、傅莹译:《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6页。 因此，在把握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特点基础上，从决策制定、观念启示和政策实施三个方面理解俄罗斯精英对华决策核心、政策观念和政策实施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张力。
在俄罗斯执政精英结构调整尚未完成、中俄关系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俄两国的合作基础和发展前景，也是国外众多研究者关心的议题。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针对中俄关系发展所作的综合研究报告注意到了中俄走近的观念因素。报告认为，中俄关系发展的动力源自两国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即中俄在政治经济体制层面和面对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下形成的共有观念。目前中俄关系发展的驱动力要大于阻力，因此对美国主导又是中俄利益优先的地区秩序会造成威胁。③ “Axis of Authoritarians: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xisof-authoritarians-implications-of-china-russia-cooperation/． 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未来:地平线2025》研究报告则指出，俄罗斯精英在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西方制裁后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在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企业合作三个方面清除了部分障碍，因而促进了与中国的合作。在能源价格下跌、俄罗斯内政缺乏变化、俄西关系紧张、欧洲减少对俄罗斯市场依赖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俄中伙伴关系会持续向高水平发展，但上述因素的变化也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① Hiski Haukkala and Nicu Popescu，“Russian Futures:Horizon 2025，”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Report_26．pdf．
结合新时期俄罗斯执政精英变迁的特点，本文只对中俄合作的部分领域作出评析。还应看到，虽然俄罗斯安全事务领域的执政精英调整并不明显，创新科技领域的精英安排绩效还有待观察，但这也正给了中俄在这两个领域合作更多的发展空间。
俄罗斯的安全政策是政府部门与军工企业、军事安全和企业利益的博弈结果，总统普京、国防部长绍伊古、负责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戈津和俄罗斯技术集团公司总裁切梅佐夫都是非常关键的决策个体。中俄自2014年启动了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局长、国家反恐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和自2008年便开始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的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均是主要参与者，后者尤其注重在抵制“颜色革命”、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移民、网络犯罪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等领域与中国紧密合作，② “Николай Патрушев обсудил с членом Политбюро КН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по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https://www．kommersant．ru/doc/2995153． 并希望俄罗斯、中国、阿富汗、印度和伊朗5国通过安全委员会机制建立调解阿富汗局势的定期磋商机制，以便共同有效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普京在2019年最新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国家发展的4个优先方向，其中提到了基于新技术和数字化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消除基础设施落后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以释放各地区潜力的两个重要方面。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实际上，新一届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支持信息数字产业和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同时希望借助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推动国家经济多元化。最新被任命的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播部部长康斯坦丁·诺斯科夫具有长期从事数字科技产业的背景，现在还与总理梅德韦杰夫一起主持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创新发展政府委员会的工作。诺斯科夫2018年曾在上海表示，俄中之间具有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巨大潜力，两国尤其应该发展数字通信技术领域的项目合作。① “Носков: у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огром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https://tass．ru/ekonomika/5706422． 俄罗斯政府制定的“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国家发展计划规定，到2022年前俄罗斯5个最大城市中将出现5G网络。华为公司正在积极与俄方合作参与该项目计划，在喀山开展实验网络建设。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俄罗斯国内经济对5G网络的商业需求尚不成熟，军事系统的射频也对5G网络建设形成一定的障碍。与此同时，俄罗斯尚未形成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的“创新精英阶层”，② В． Е． Лепский，Рефлексивно- активный среды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гито-Центр，2010，с．255．精英群体也面临一种理念的分裂: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不能孤立于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历史沿袭的不安全感又让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一再疏离甚至是敌对。③ Viacheslav Morozov，“Russia's Internal Otherness，”https://www．eurasiareview．com/22082018-russias-internal-otherness-analysis/．
总的来看，在俄罗斯面临内政和外交困境的新时期以及从“政治局2．0”到“普京4．0”的俄罗斯执政精英调整期，以普京为核心的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相对稳定，但精英队伍发生了年轻化、专业化、去政治派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变迁。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决策制定和观念变化来看，普京的决策核心地位和“中国因素”在俄罗斯精英观念中的上升都有助于新时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具体到政策实施，能源精英政治影响力的不可预测性和“地方事务部长”现象的出现，则让中俄能源和地方合作同时充满机遇和挑战。随着国际格局变迁和中俄参与全球化的深入，中俄两国还要在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高科技创新等多个开放领域携手合作，其中执政精英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建立更加合理、丰富、健全的机制保障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 刘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政治精英影响下的中俄伙伴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ZGB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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