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整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卫战论文,武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针对目前抗日战争史中对武汉保卫战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从整体上探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内容。同时，还以较翔实的史料阐述了新的阶段划分理由，概括了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牵制、人口与难民的疏散和武汉保卫战时期中日双方的文化氛围等这些足以影响整体性研究的若干问题。作者建议史学界应从挖掘重要的原始资料和提出新的见解入手，保障这一课题的整体性研究获得进展。
1938年的中日武汉会战（中国方面一般称武汉保卫战）是中日战争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其持续时间之长、作战范围之广及双方投入兵力之多，在中国数千年战争史上亦属罕见。然而，至今为止，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的研究中，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基本内容，都缺乏全面的记述和分析。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试图从整体观入手，有针对性地将这一特大战役作进一步分析，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任何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正确认识其阶段性是把握事物整体的关键之一。在武汉保卫战阶段划分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应分三阶段。有一种观点认为，“敌占安庆后”，“武汉保卫战之序幕遂拉开”；“10月25、26、27日，日军相继进占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保卫战遂告结束”①。此种看法将安庆失守后定为武汉保卫战之始，而将武汉三镇被敌占领视为会战完毕，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对这次战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避和误解。对此，应该予以澄清。
其实，日军在进攻安庆之前即开始了进占武汉的战事。早在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6月3日，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奉命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同日，淮河方面田家庵（今淮南市）失守。至5日，凤台、正阳关、寿县相继陷落。日军在淮河方面的攻势表明，其“攻占汉口作战”的北线战事业已开始，只是尔后黄河南岸花园口掘堤，致使寿县、正阳关一带泛滥，日军才逐步向蚌埠、合肥转移，同时将进攻武汉的主要作战路线自淮河改为长江。而在长江方面，为给溯江进攻的大部队打开水路，日舰在6月初即于荻港、铜陵、大通一带江面毁我水雷，破坏封锁线。6月9日，中国方面第三舰队以新编成的“扬子江部队”从南京出击，开始溯江作战。与此同时，由坂井德太郎率领的第6师团步兵第11旅团亦从合肥经舒城南下，企图拊安庆之背。由此可见，日军进攻武汉应始于6月3日以后，而6月12日占领安庆则为其前哨战阶段在长江沿岸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进攻武汉之始，因而不能以此作为划分武汉保卫战开始阶段的标志。
那么，武汉保卫战何时结束？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后，并未停止其攻势，而是实行“追击作战”。10月26日，日本大本营指示，攻占武汉地区，大致以信阳、岳阳、安陆（汉口西北约90公里）附近为最终界限②。这就意味着日军的追击将分江北、江南两路进行。在江北，由于日军与伪军一起偷越应山黄门坳，致使武胜关、平靖关因失去西部依托而被敌突破，以及第五战区未组织有效的阻击，日军很快从平汉路东进占路西之应山（10月24日）、安陆（10月28日）、孝感（10月30日）、应城（10月30日）、长江埠（11月1日）、皂市（11月4日）。在江南，10月26日，敌华中派遣军命令第11军进入岳阳及崇阳附近。第二天，随着第9、第27师团进占粤汉线北段，第11军命令第9师团在贺胜桥附近集结后准备南进，又命令第27师团向咸宁以南推进③。尽管日军追击之势猛烈，但由于利用山地节节阻击，第九战区逐渐遏制了敌军的攻势。至11月中旬，双方对峙于新墙河至九岭（通城以南）一线。
上述情况表明，武汉保卫战的作战时间始于6月初，止于11月中旬。所谓三阶段，一般指前哨战阶段（6月3日至8月22日）、高潮阶段（8月22日至10月19日）和结束阶段（10月19日至11月中旬）。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还应有会战前的准备阶段。此阶段始于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之后，在这一阶段中，日本方面几经变动，最后确定了进攻武汉的时间和路线，制定了“汉口作战”的战略、政略和部队编成，形成了有关军队的进攻态势。中国方面则制定了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陆续构筑了武汉外围和武汉核心区的江防、湖防、陆防工程，确定了战区划分和部队编成，并形成了有关军队的防御态势。假若没有这些准备，历史上的武汉会战将是另外一种情形。
那么，上述武汉保卫战阶段的错划和漏划对其整体研究有何重大影响呢？
其一，关于中日双方争夺武汉的重要目的。战争的准备、规模与进程往往与其日期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日军高度重视武汉的战略地位，企图夺取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或将其驱逐至西南边远地区，使其“沦为地方政府”，并且企图摧毁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因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于武汉。所以，日军对武汉会战极为重视，不仅在战前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而且在发动大规模战争而占领武汉的同时，又决定实行“追击作战”。结果，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及其外围，但并未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仍较为密切。尽管如此，日军在战前的各项准备及后来的“追击作战”与其作战目的显然是紧密联系的。并且，我军由于在准备阶段获得了抵御敌军的种种条件，才得以坚持作战，使日军大部分目的未能实现。
其二，关于中国军队“持久抵抗”的战略。国民政府军的抗日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南京失陷时，军事委员会在其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即提出：“国军以确保武汉为中心，持久抗战”④。在武汉保卫战中，这种持久抗战的方针不只是表现于安庆失守至武汉陷落这一时期。在准备阶段，徐州会战、花园口掘堤和武汉外围江防、湖防、陆防工事的构筑，都是中国方面争取推延武汉会战的时间和尔后节节抵御敌军的举措。至于安庆失守前我军在江淮间的作战，以及武汉失守后第九、第五战区在撤退中的阻击战，亦为持久抵抗的表现，是武汉保卫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关于武汉会战与相持阶段前期到来的关系。武汉会战结束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前期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因素虽是多方面的，但也与武汉会战的准备阶段和结束阶段有关。由于日方先后凑集30万人左右和中方动员100余万人投入会战，并且双方均有较充分的准备，这就使得这次会战的规模很大，作战地域很广，从而对日方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损失很大。再加之其追击作战中的消耗，日军从此未再连续地开展大规模战略性进攻。11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在其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中规定，“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的时期”，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除特别需要外，不应企图扩大占领地区”⑤。
二
武汉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大战役，其内容不仅涉及军事、政治，而且涉及经济、外交、文化思想和社会诸方面。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索，以致这段历史缺乏完整性。具体说来，以下重要内容尤其缺乏研究：
第一，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牵制。为在远地牵制日军，减少日军对武汉方面的压力，7月5日，蒋介石根据敌情和高级将领的建议，致电第一战区、第三战区、第二战区，令其指定游击部队，努力袭击敌军，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⑥。随后，国民政府军于平汉线北段、津浦线、京沪杭地区和山西、绥远等处利用“青纱帐”及其他有利条件袭击日军，颇有斩获。此时，国共两党关系较为密切，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序列上又属于国民革命军，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策应第五、第九战区作战，“共期一鼓歼敌”。而早在5月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即提出，保卫武汉与保卫西北是整个“战略任务的两面”，即不仅阻止日军向西北进攻，而且“也使敌人不能把在山西、华北的兵力调到平汉线、津浦线和华中去进攻武汉”⑦。国共两党军队努力在敌后方破坏交通，截敌辎重，断敌补给，拔除敌据点，有力地配合了武汉保卫战。
第二，人口与难民的疏散，这涉及到武汉保卫战的作用。南京失陷后，我国的难民问题和人口疏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因为已沦陷的华东、华北等地区的难民向西、向南流移，而华中数省战事在即，大批城乡居民需要分散到安全地区甚至西南、西北边远地带。在此情况下，若华中和武汉地区过早被敌占领，我国抗战的人力资源将遭受严重损失，广大同胞将遭受日寇的残酷蹂躏。在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组织、支持下，利用武汉保卫战的有利时机，武汉及其外围地区的难民和人口疏散取得了较大成绩。武汉原有人口120余万，而沦陷前夕，共疏散80余万。南昌原有人口30余万，至8月初，所剩不到8.5万人。据统计，自1937年底开始，经武汉疏散的外地难民总共在100万人以上⑧。
第三，武汉会战的文化氛围。有趣的是，当时中日双方都重视文化对战争的影响及作用。在中国方面，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在汉的各党派、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国际友人，为配合前线斗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的文化运动。一时间，《保卫大武汉》、《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战歌曲响彻武汉三镇、大江南北；抗战的漫画、图片、戏剧、电影和报刊等极大地鼓励了广大军民发扬爱国热情，投身于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之中。于是，慰劳、征募、防奸、民众组训等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就拿“七·七”献金运动来说，参加者上至国共两党主要领袖，下至乞丐，共50余万人次，捐献总金额100万元。郭沫若后来回忆说，献金狂潮“掀翻了整个的武汉三镇”⑨。至武汉会战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快7年。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消耗，已使广大国民不堪负担而怨声载道，因而反战活动时有发生。为麻醉国民思想与意志，美化侵略战争，军部倡导“战场文学”，提出“文章报国”和“作家从军”的口号，并组织了以著名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为头目的“汉口大攻略战文坛从军部队”。这支由20余人组成的“笔部队”于9月上旬出发，赴江西九江以上之长江两岸日军中活动，后写出了《汉口溯江入城记》、《遮断粤汉路》、《从军五十日》和《从军诗集》等作品。无论何人所作及何种体裁，这些文章都是日本侵略军“圣战”的颂歌，无不宣扬“皇军”勇猛，“皇军”必胜。由此看来，这种“战场文学”为日军“汉口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征服中国不仅仅是凭其武力。至于它在中国利用报纸、电台等企图分裂国共合作和制造倒蒋运动，以配合武汉会战，则是常有的把戏。但因中国文化的效能和中华民族的团结，这种目的只能化为泡影。
此外，这一时期武汉和沿海工厂的内迁、苏联和世界各国民众对武汉和全国抗战的支援、日军的暴行，以及武汉保卫战的作用和影响等，也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近几年来，研究武汉保卫战的成果不少，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是整体性研究不够。究其原因，在于史料和观点之陈旧。为将这一研究深入进行下去，应深入挖掘重要的原始材料，对回忆录中的材料应进行核实与分析，去伪存真，不可任意使用。这样，新的、深刻的观点就会随之产生，全方位的研究就会获得进展。
注释：
①《武汉会战研究》（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6页。
②③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2、195页。
④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出版，第573-574页。
⑥ 《蒋介石致程潜、顾祝同、阎锡山等电》，（1938年7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 彭德怀：《第三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新华日报》1938年5月23日。
⑧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39年编印。湖北省档案馆藏。
⑨ 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第2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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