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向它的成员灌输政治文化即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等的过程，这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看法，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
1890年9月，恩格斯致信约·布洛赫。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完整的和辩证的意义。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和马克思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之后，在1893年致弗·梅林以及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再次对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和澄清。他指出：“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作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它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同上，第502、506页）
在这一系列论述中，恩格斯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就是：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决定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社会文化尤其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等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相互影响并影响历史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但又反过来影响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影响历史的发展。这正是大多数注重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西方政治学家如法国的莫里斯·迪韦尔热，美国的安东尼·奥罗姆等人都对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方面的论述推崇备至，都要在他们的著作中花大量篇幅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观点的原因。奥罗姆甚至认为：“正如奥古斯特·孔德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马克思也可以被称为政治社会学之父。”（奥罗姆著《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第68页，英文版，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公司出版）
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强调观念上层建筑必须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一致、协调发展。因为社会是由单个的人构成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同样，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国家的政治活动也无非是人的活动。如果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政治过程不过是一系列政治角色政治行为的轨迹。而一定的政治角色之产生一定的政治活动，却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的。“行为是人和他的心理环境的函数。”（〈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第7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也就是说，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均产生于一定的政治动机，受制于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乃至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一句话，要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指导。政治文化从而影响整个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向社会成员灌输同一定的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和必要。而这一过程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实现的。
（二）
所谓“社会化”，简而言之，就是由“自然人”转变成为“社会人”，取得社会生活资格的过程，就是作为生物个体的人通过学习和接受社会文化，逐步适应社会生活，成长为社会个体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指的是个人学习和接受社会的政治文化，作为特定社会的政治人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经由这一过程，人们将特有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等内化，并形成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取向，以便与一定的政治社会相调适，扮演好特定的政治角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经由这一过程，社会将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等灌输给一代代人，从而造就特定政治体系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同时完成政治文化的代际传递。一些当代的国内外政治学者通常把这一社会化的政治层面称为“政治社会化”。它通过传播主导政治文化，在政治体系中承担着两大功能：
1、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
注重政治稳定研究和分析的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一个政治体系要得以维持，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输入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这一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而这种对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正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获得的。“一种可以使对现存的体制的支持不会受到严重削弱的机制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找到。”（戴维·伊斯顿《儿童的早期政治社会化过程——对民主参政概念的接受》，《国外政治学》1985年第2期）政治体系在它的成员还在童年时期就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一机制向它们灌输政治文化，随着这些成员的成长，他们逐渐接受并持有了该政治体系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感情并外化成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模式，扮演该政治体系所需的政治角色。于是，他就会遵循该政治体系的基本准则，向着该政治体系的目标行动，这时，他就成了该政治体系的支持者和维护者，这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政治体系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它的成员有效地传播政治文化，或者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政治体系与其成员所持有的政治文化不相一致，这个政治体系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就常常会导致该政治体系的不稳定。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传播得越深、越广，该社会的政治文化越趋于均质有力，它的政治体系也就越稳定。
2、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
政治社会化的另一功能是促进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一致性不但表现为政治体系的稳定要求一定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而且还表现为，政治体系的发展也要求政治文化随之发展，而这一过程同样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实现的。一方面，政治制度的革故鼎新，往往需要政治文化的变革作为先导，起鸣锣开道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政治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之后，也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进一步改变旧的政治文化，建立与新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从而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政治社会化的上述功能，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代，其作用更加显著和快速。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如计算机、卫星通讯、信息高速公路等日新月异的发展，导致了大众传播媒体的空前繁荣，人类正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致使整个世界在空间上日益变小，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信息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的作用不断增强。有学者认为，社会正进入到一个政治化的时代。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一个微不足道、不很起眼的政治事件、政治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涉及到世界的每一角落。政治正在并将越来越无孔不入地渗透、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在当代社会中，政治的作用在整个社会中有重要的地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依赖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而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政治社会化对主导政治文化的传播。这就使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性在当代不断增强，不论是何种政治制度，也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都十分注重通过政治社会化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政治学政治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和政治学分支学科——政治社会学的建立。
任何政治制度，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都十分注重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来向它的成员灌输同它的存在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无论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政治文化力量、精神力量作为凝聚自己、影响世界的精神支柱和重要手段。所以马克思十分精辟地指出：“统治阶段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这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文化的结果。
社会政治文化与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社会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相互结合和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充分发挥政治文化、发挥政治思想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对此都非常重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及时深刻指出：“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帮助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习气，以及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习气。”“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65、371页）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他在《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他强调要通过政治工作“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他指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其中，“政治思想教育是中心的一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也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对人的教育和培养。他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他提醒和告诫全党，“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同上，第48页）他要求我们，“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同上，第111页）“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28页）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强调和重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错误思潮的批判。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
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成为“四有”新人的思想，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和各省市分别召开了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的会议，去年八、九月又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表明了我们党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到了至关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位置。
（三）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发展，从建国至今，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即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方面应当说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曾经在这方面有过一些失误，出现过一些偏差，并且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7页）当前，我们至少还应当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1、传导机制上的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不同步性。
家庭、学校是社会化的两个主要场所，此外，还有一部分社会化是在家庭、学校之外完成的，我们把除家庭、学校之外的社会化场所从理论上抽象为“社会”。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连续”和“强化”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如果个人就某一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和一致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又涉及到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反之，如果个人所得到的是一系列零星的、缺乏一致性的信息，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对自己的判断力丧失信心，感到政治对象难于把握。因此，如果社会成员从各种不同的社会化机构那里得到连续的、同样的信息，那么他们的态度就极有可能被强化，极有可能按照某一特定方式形成。所以，“如果社会或社会中某一特定的机构想要有意识地来塑造其年轻的公民，建立各社会化机构之间的一致性是首要的促进因素。”（［美］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第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政治体系的各社会化机构之间只有呈现出高度的连续和一致，才有利于它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稳定和广泛传播。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恰好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一定弊端，那就是作为社会化主要场所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不完全一致，有错位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传播与主导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的政治文化为目的的负功能的政治社会化。人们在学校教育中学到的是一种政治观、政治标准和政治信仰，但在家庭中或者社会上所接受的却可能是另一种与此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治观、政治标准和政治信仰。这就使得我们的政治社会化难以形成合力，因而也就难以达到一个好的效果。这一方面阻碍着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价值观、政治标准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强烈反差以至相互冲突，也容易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难以理解和取舍，因而难以形成稳定、一致的政治态度，从而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2、政治文化内容的不均质性。
如上所述，一个政治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均质性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成员就越有可能持有更趋一致的政治思想、政治信念、政治准则、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就越容易给该政治体系以有力的支持，该政治体系也就越稳定。
一方面由于我国有着长期的封建半封建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外也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方面的一些失误，所以现阶段我国的政治文化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均质性：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导地位相联系，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已经形成并日益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对人们的政治行为还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妨碍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政治观念的变化，这是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客观依据。世界进入到八十年代后，国际上，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如巨浪般地冲击着人们思想观念。世界和中国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文化建设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暂时挫折以后，使人们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了某种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主导政治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其次是世界文明的交流引起的多元文化冲突。当今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西文化的汇合，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发生变化，这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既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一些人以西洋文化为时尚，丧失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对我们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第三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起的不仅是经济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还有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化；不仅是旧体制的脱胎换骨，而且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的一次更新荡涤。这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在价值规律的影响下，人们的言行必然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等价交换原则的支配。思想解放、竞争进取、求实务实、注重效益、人格平等、法律保护等意识的增强，对于社会历史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会产生降低政治热情、削弱对意识形态的关注等负面影响，使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教育的政治原则、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受到冲击。
以上方面都应当成为我们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
（四）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改进和提高的大好时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须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来保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同上，第205页）在当前国际格局大转折、国内社会大变革的新形势下，作为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阵地的高校，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认为，在探索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应该始终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绝不能动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精神。
第二，学校党委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精神，从学校的特点、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目标，整体规划好学校的德育体系。
第三，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应首先抓好精神支柱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两课”为主阵地、主渠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师生员工的头脑，坚持不懈地对师生进行革命理想、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品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建设有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而不懈努力。
第四，在思想教育的目标上，要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适应新形势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同时，激发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利益问题，平衡心态、化解矛盾，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想道德风貌和品格。
第五，在教育方法上，要有针对性、吸引力和实效性。政治社会化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内容上做到思想性、知识性、文化性、趣味性相结合，形式上做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群众性活动相结合，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有活力和生命力，才能收到好的成效。
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现象、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新的变化、新的形势，淡化乃至取消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沿袭老一套做法也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唯一正确的选择是结合新形势、认识新问题、探索新途径、寻求新发展，站在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站在社会对新时代人才素质要求的高度，准确把握新形势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这方面的现状就会大大改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8页）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加强与否，至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至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至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工作者在这方面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重任。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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