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的FDI流向及其区位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流向论文,我国论文,企业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FDI的流量与流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一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伴随着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水平不断提高。
(一)1979年—1991年的我国FDI流量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自发阶段和探索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极为有限,投资主体主要为一些大型外贸企业、外经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和综合性金融企业等。这一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以1984年—1993年为例, 我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额占直接投资总额的68.43%,其中对北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2.28%,对欧共体12国投资占2.07%,对其他工业国家投资额占23.32%,对亚洲地区投资比例占18.8%,而对非洲与拉美的直接投资所占比例不到10%。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对外投资国别分布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投资国别分布
(万美元)
(%)
加拿大365.7322.99
澳大利亚 315.2119.81
美国 307.0219.3
香港特区 128.1 8.05
泰国 45.39 2.85
澳门特区 15.88 1.00
日本 12.02 0.76
新加坡10.72 0.67
法国 8.86 0.56
德国 7.63 0.48
英国 5.07 0.32
韩国 4.86 0.31
意大利2.99 0.19
中国台湾 0.00 0.00
世界 1951.01
100
资料来源:MOFTEC(1984—1991)
(二)1992年—2002年的我国FDI流量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随后国务院批准了首钢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权限,标志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段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1997年和2000年的境外投资地区分布情况
1997年 2000年
地区 投资额
所占比例 投资额
所占比例
(万美元)(%)
(万美元) (%)
亚洲 2372.24 7 15663.6225.20
非洲 8472.27 2521586.2734.69%
拉美 -
- 6089.28 9.78%
美国与加拿大 10166.72308651.65 13.90%
大洋洲 1505.02 2.42%
欧洲 203334 6 5024.86 8.07%
港澳 10844.50323722.71 5.98%
合计 33889.07100
62243.4110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1998)》,《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1)》
(三)2003年与2004年我国FDI流量
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称,截至200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5.5%,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扣除反向投资,净额332亿美元(公报不包括香港、澳门及中国台湾的数据,也不包括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部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分布于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亚洲覆盖率最高。
附图
图1 2003年境外企业世界各地覆盖比例
资料来源:《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投资额达到36.2亿美元,同比增长27%。据商务部2005年披露,到2004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从地区分布看,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计16.7亿美元,占46.2%;亚洲13.96 亿美元(主要流向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等),占38.6%;欧洲3.08亿美元(主要流向哈萨克斯坦、德国、俄罗斯等),占8.5%;非洲1.35亿美元(主要流向尼日利亚、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占3.7%;北美洲0.62亿美元(主要流向美国),占1.7%;大洋洲0.48亿美元(主要流向澳大利亚),占1.3%。详见表3。
表3 200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分布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投资国别分布
(亿美元)
(%)
拉丁美洲 16.7 46.2
亚洲13.96 38.6
欧洲 3.08 8.5
非洲 1.35 3.8
北美洲
0.62 1.7
大洋洲
0.48 1.3
合计 36.2 100
二、决定FDI流向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1979年—2004年我国FDI流量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我国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或者是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地。第二,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投资区域更为分散,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速很快,尤其是对亚洲国家的投资有显著提高。仅2002年,亚洲就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8%,而2004年我国对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占到全年投资的近50%。
具体分析详见图2和图3。
附图
图2 截至1992年和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比较
附图
图3 2003年和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地区比较
那么导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变化的因素是什么?邓宁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主要分析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他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基础,内部化是实现这种优势的载体,而区位优势是实现前两个优势的充分条件。以克拉维斯等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也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对吸引FDI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见,区位选择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决定FDI流向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看,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首先要服从对外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如果对外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开辟国际市场,应选择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渠道良好、销售渠道畅通、市场容量大且有潜力的区位;如果对外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是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则应选择资源丰富的区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早期,企业的投资战略主要以进行贸易活动为主。例如在1997年贸易类对外投资企业为153个,投资额1.43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总数的49.2%和42.1%,而生产加工类对外投资企业仅有71家,投资额0.75亿美元,所占比例分别为21.5%和22.1%。因此,此时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域主要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因为这一地区是我国贸易的主要市场,并且两国与世界主要市场关系良好,有助于企业建立全球营销网络。但是到2002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外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逐步转向以生产类项目为主,生产类加工企业为146个,投资额为3.86亿美元,而贸易类企业仅为77个,投资额为0.71亿美元,因此这一时期企业投资的区域转向选择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再如在200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近50%流入拉美,因为投资拉美能够实现三大战略目标:一是拉美地区资源丰富,能满足我国对能源及原材料的需求;二是该地区邻近美国,贸易环境较为自由,再加上美洲自由贸易区有望建成的前景,我国企业可借道拉美进入北美市场;三是可在当地寻找市场空间。
(二)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
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证明了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仍可具有一定的能力。这两个理论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竞争优势,但这个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此,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欢迎外国资本以合资合作等形式进入其国家,但这些国家所能提供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市场范围小,这样的投资环境实际上限制了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有不同的规模,数量以中小公司居多,相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我国的企业还是具有较强的相对竞争优势,因此这也正是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所在。
(三)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包括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政局稳定性、资源禀赋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高低、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等。制度因素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即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其中,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东道国参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贸易壁垒以及对外资的态度;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的金融外汇制度,经济自由度等;法律制度包括东道国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法律完善程度等;企业运行的便利性主要包括企业运行障碍、政府清廉程度、税收制度等。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在所有制度因素中最为重要。
三、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
邓宁曾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将一个国家的投资发展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最贫穷的国家,吸收外资很少,几乎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的国家,引进外资增长,而且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但投资净流出为负值;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了大幅度地增长,但净投资流出仍然为负值;第四个阶段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高于引进外资的速度,其净投资流出为正值,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根据这个理论,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我国内地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NP至少应当划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即使按照现行汇率折算,目前也已经列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从发展前景来看,我国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鼎盛期之后,将逐步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
基于此,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投资战略是完全可行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如何确定。
(一)周边地区和国家
原因之一:根据邓宁的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中,区位优势具有其他两个优势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当一国的企业对外投资时,要首先考虑与东道国的空间距离、文化语言沟通、民族习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历史联系等因素。如中国香港地区1988年在附近国家和地区投资占全部对外投资的88%;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初,60%的投资流向马来西亚,香港是第二大投资地区,占10.8%;泰国1988年这个比例为75%;哥伦比亚1988年在拉美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是其全部对外投资总额的75%。一些发达国家的早期对外投资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这种地理和文化的渐进性,有助于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提高投资信心。
原因之二:我国的周边国家如东盟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地缘上的邻近性及文化背景方面的类似性,加之交通的便利减少了运输成本,构成了东盟国家的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减少投资的进入障碍。我国与东盟决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以来,双方在CAFTA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目前,我国与东盟已经正式签订了CAFTA框架下的货物贸易协议,2006年将正式启动降税过程,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谈判也会提上日程,双方在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东盟的双边投资也将面临新的契机,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与发展潜力。因此东盟更可成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和对象。
原因之三:东盟十国与我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我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东盟十国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越南为例,越南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外资的优惠措施,包括大幅减免税收、降低上地使用费等。所以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地区,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区位。
(二)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
原因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目前,国内家电、纺织、重化工和轻工等行业已普遍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将我国的“边际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就可以带动国产设备、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如上海自行车集团在国内自行车需求基本饱和的情况下,在加纳设立了凤凰自行车加纳有限公司,年生产能力50万辆,这些生产技术和层次正好适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偏好。
原因之二:事实上,我国已具备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梯度转移”的条件。因为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虽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是相对于更低梯度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某些产业如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有资料显示,我国有近500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左右,其中许多产品在技术水准和质量档次方面都要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通过这种梯度转移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与利用各国贸易政策相结合,更能发挥现有比较优势。
原因之三:如前所述,按照小规模技术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竞争优势来自与本国市场特征紧密联系的低生产成本,集中体现在其所拥有的为小市场提供服务的规模生产技术。东道国较小的市场规模往往使发达国家的制造技术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是具有灵活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利用同样的机器设备,或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增添少量其他设备,就可以实现产品的多样化生产,有效突破市场规模的限制,获得较大的投资利益。目前我国已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原因之四:通过对经济发展“慢半拍”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转轨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推进我国产业升级、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一国的产业升级虽然可以在本土范围内进行,但回旋余地一般比较小。例如,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是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的,它把一些传统的“夕阳”工业和一些“朝阳”产业中的“夕阳”环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如波音飞机的所有零部件分别在全球的70多个国家中生产。与此相反,英国过去为了淘汰纺织工业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仅局限于英国本土,结果造成大量失业,付出了沉重代价。
原因之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的工业基础比较差,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虽不比中国内地差,但是有些东欧国家的国内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内地,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远远不如我国,并且东欧国家的出口能力比较差,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能力。因此,这些国家相对我国来讲,是属于在经济发展中“慢半拍”的国家,如果我国的企业到东欧各国投资建厂,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双方的比较优势。基于此,亚洲、非洲、中东欧和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市场。
(三)发达国家
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的特定位置决定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针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慢半拍”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转轨国家,还具有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与可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有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大,现实购买力强,消费水平高,需求多种多样,基础设施高度发达,投资软硬环境均十分优越,科学技术进步高度领先,是世界最新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其中一些国家还拥有开采条件十分有利的自然资源。因此,通过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果,同时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经验表明,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是关系到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成败的关键。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战略目标和企业自身的实力特点进行区位选择。同时,政府也应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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