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国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之二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爱国与“国民之自觉”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命途多舛。这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了无数志士仁人的爱国热诚；但是，另一方面又令意志薄弱者常生悲观之思。惟其如此，在近代史上，强国梦与亡国论，复又交织并起。梁启超难能可贵，即在于虽经历了千辛万苦，对中华民族的必定复兴，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梁启超认为，国家与个人然，“生于希望”。人生有两世界：就空间言，有实迹界，有理想界；就时间言，有现在界，有未来界。前者属于行为，后者属于希望。“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卷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故人类胜于禽兽，文明人胜于野蛮人，就在于“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9] （之四，P25）。抱希望愈大，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健。越王勾践与摩西的故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6] （之三十七，P12）所以，爱国者必当是对国家的复兴抱无限的希望者。“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6] （之二，P13）他的《论中国之将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大中华发刊辞》诸文，无非对此无限之希望，三致意焉。但梁启超没有停留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智慧并不亚于西人等等的铺陈，其独到之处，是揭橥了“国性”说，以为立论的基础。他指出，国有与立，中国历时数千年，生生不已，本身已说明它久已浸成了独有的“国性”。所谓国性，虽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但其具象于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中，仍依稀可辨。它沟通国人的德慧术智，纲维国人的情感爱欲，成为凝聚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遭瓜分之祸，多缘内部分裂，而分裂的原因无非有三：“国内种族相争”、“国内小国相争”、“国内宗教相争”[6] （之四，P68）。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纷争的时间短，其人种地势与宗教皆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外人实无隙可乘。“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借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故“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6] （之三十三，P86）。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上就是指“民族精神”，他的论述未必精当，但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惟其如此，梁启超对持“中国必亡”论者，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持是论者愤世嫉俗过甚，不仅颓然自放，且涣散人心，为害甚烈。“质而言之，则持中国必亡论者，即亡中国之人也。”[6] （之二十六，P35）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反对“自杀主义”。尽管在他看来，忧愤自杀与持“中国必亡”论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志行薄弱之表征”。不自由毋宁死，固然是对的；但是，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中国正需要更多的仁人志士，以唤醒行尸走肉之辈，“浸假别出一途，以实行自杀主义，是我与彼辈同罪也。呜呼！我有意识之国民，其毋自杀”[9] （之二，P90）。为此，他大声疾呼，表示愿就以下的抱负，与真正的爱国者共勉：微论中国今日并未亡，即令已亡，国人也当继续奋斗！若国土为外人占领过半，则当学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则当学19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国并吞，则犹当学蒙古时代的俄罗斯人与今日之匈牙利人。应当坚信，有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同胞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由此言之，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吾侪其忍更颓然自放以掷此至可贵之岁月也。呜呼！吾音哓而口瘏，吾泪尽而血枯，不识国中仁人君子其终肯一垂听焉否也。”[6] （之二十六，P35、50）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如果说，这还毕竟是对外的公开言论；那么，晚年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中表达的同样情感，就应当说，其真诚愈加令人感动了：“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败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11] （P1114）这是他去世前两年说的话，可以说，他是不屈不挠，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祖国的事业。
梁启超用心良苦，不仅自己奔走国事，不屈不挠，而且为激励他人，还专门撰写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国之武士道》、《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等文，刻意表彰中外历史上的爱国者。他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说，“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9] （之八，P1）。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他则强调说，建国前的意大利与中国现状相若，甚至还不如我，故其三杰最值得国人效法。意大利何以成功？“岂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国’二字。群走集旋舞于其下，举天下之乐，不以易祖国之苦，举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国之乐。人人心目中有祖国，而祖国遂不得不突出，不涌现。”“天下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真爱国者，其视国事“无所谓艰”，“无所谓险”，“无所谓不可为”，生死以之而已。所以，只要国人“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则吾中国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9] （之十一，P1、57、2）。
应当说，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晚清还不免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他对包括田横、申包胥、张骞、赵武灵王等人在内的中国古代人物牵强附会式的颂扬，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入民国之后，则显然愈趋理智、开阔与深沉。这主要表现在他进一步将爱国论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从而展现了新的境界。
1915年，梁启超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文中，最早提出了“国民之自觉心”这一概念：“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6] （之三十三，P41、5）其后，他一再强调这一概念。总括起来看，梁启超所谓的“国民之自觉心”，其内涵主要有三：
其一，“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有二，其一就是让国人从此懂得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便“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6] （之三十七，P2）。他在早年就已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所谓“世界主义”，是“万数千年后”的事，在现实中，国家毕竟是竞争的最高团体，所以“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9] （之四，P18）。梁启超已涉及到了爱国与“博爱主义”、“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问题，但他显然是在强调后者仅是遥远的理想，重要的是要爱现实的国家，故不及固然是野蛮，超过这个范围而奢谈爱，也是荒谬的。这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危若累卵的近代中国，自有其合理性，但其存在偏颇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此期梁启超再次论及这一问题，但其前后之见解，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在国家面临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之际，“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9] （之二十三，P20、21）。故须知合群爱国。所谓自觉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全体中国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我们是“‘整体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9] （之二十二，P2、3）。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反对“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的“不健全之爱国论”，即一种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打破故步自封，“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9] （之三十二，P18、19）。要言之，所谓“国民之自觉心”，就是要提倡“健全的爱国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6] （之二十六，P150）。“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9] （之二十三，P21）梁启超显然注意到了爱国与“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但其强调的重点，却是在提醒国人要摆脱“不健全的爱国论”。现在，他强调，自觉的健全的爱国论，就是主张“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即讲爱国同时就必须具备世界的视野与助益全人类的胸怀。由是观之，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显然大为深化了。
其二，养成“科学的国民”。梁启超早年的爱国论，强调“由爱国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6] （之三，P68）。其中，教育就是指要开民智，培育人才。此期梁启超投身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故又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民”的概念（注：长期以来，人们多因梁启超反对“科学万能论”，而指斥他反对科学，进而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实为误解（参见拙文《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他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实业的初步发展，显示国人的自觉已迈出了三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是为首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是为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是为第三步。有了这三步，下面必然要引出第四步，即进一步独立发展本国实业的要求，这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用现代的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梁启超强调，与西人较，中国民族并不缺乏智慧，“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9] （之二十二，P7）。所谓“旧的学问知识”，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内涵的陈旧知识。国人传统思想中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痼疾，归根结底在科学之思想不彰。民国以来中国实业的发展，毕竟已证明了“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固守非科学的态度，只能被淘汰。梁启超说：“长此以往，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8] （P799）国家要独立富强，不能不发展自己的实业，而要发展实业，国民就不能努力不尽快地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梁启超将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倡导联系起来了。正缘于此，梁启超不仅出任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董事，而且应邀到会讲演，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培养“科学的国民”的新概念。
其三，救国当“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年在《爱国论》中提出了“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的著名观点，1903年游美后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思想又明显后退。但是，进入民国后，尤其是经历了反袁斗争与新文化运动，其民主思想却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使国人懂得了“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说，这“叫民主精神的自觉”。足见其思想的进展。游欧归来，受五四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普遍高涨的影响，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运动的联系愈益深化。他在反省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误路。”立宪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维持现状下渐行改革；革命党则想打破固有的势力。但事实证明两者都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其结果是一个强盗没打倒，却生出了无数的强盗来，国事愈不可问。“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因就在于二者皆脱离大多数的国民，自立自的宪，自革自的命，于国民不相干。“好比开一瓶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当幡然改过，“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9] （之二十三，P22、23）。不管梁启超所谓的“全民政治”事实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从倡言抽象的“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到主张改弦易辙，真爱国必“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其爱国主义思想毕竟是与时俱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其四，发展民族的“文化力”。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并未忽视中西方的时代落差，即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现代的社会。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所以，他一方面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同时，复坚持求同存异，主张既要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也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12]。“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他反对一味抹杀中国固有文化。他说：从前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的，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梁启超强调，所谓“中国人之自觉”，就应当包含“文化的自觉”。“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很明白，爱国必须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增强本国的“文化力”，就是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9] （之二十二，P27、37、35），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类的文明。欧战前后，东西文化的问题，是志士仁人探求救国道路不能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梁启超关于“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力”的思想主张，不仅使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为时人的文化思考，开拓了新的空间。
梁启超强调“国民之自觉心”、“中国人之自觉”、“民族精神之自觉”、“民主精神之自觉”，等等，说到底，是反映了他自身的自觉，即对于中国问题的重新审视。他对借以唤醒全体国民自觉心的中坚力量认知的变化，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
梁启超早年将国民的养成和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他所谓的“中等社会”的身上。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说：“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务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9] （之四，P156）他眼中的“中等社会”，也就是“士大夫”：“所谓士大夫者，国家一切机关奉公职之人，于此取材焉。乃至社会凡为要津皆所分据焉。故不惟其举措能直演波澜，即其性习亦立成风气。”这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民初国事日非，“中等社会”、“士大夫”多趁伙打劫，助纣为虐，令梁启超深恶痛绝，对之失去了信心。他说：“劝老百姓以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所动于衷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岂不由是耶！”[6] （之三十三，P8、9）五四运动的洪波巨浪与共赴国难的特殊经历，使梁启超在情感上进一步贴近了青年。他对五四青年运动深为感动，归国后撰文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6] （之三十七，P51、9）由是，他不再笼统讲“中等社会”、“士大夫”，而是对国人做了进一步的区分，明确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新青年的身上。他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一文中说，中国人有三类：第一类是军阀及其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和党人的大部分，“他们都是满含霉毒的坏血球，国家元气大半
于其手”；第二类是独善其身的老先生和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们，“他们是带淡色的血球，虽然没有毒，却也没有多少防毒消毒的能力”；第三类“是知识阶级的青年，尤其是在大学里或游学外国全国人所嘱望为将来各界领袖人物的青年，“他们好比心房新迸出来的鲜血球，具有摧涤瘀毒荣养全身的能力和责任。中华民国的新生命能否缔造，全看他们的‘能力率’和‘责任心’何如”[6] （之四十三，P52、53）。梁启超将新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与留学生，视为中国社会的新鲜血液，国家与民族赖以复兴的栋梁，对之抱有厚望。游欧归来后，他告别政治活动，全身心转向了文化教育。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奔走于北京、天津、南京三地各大中学之间，除讲授国学外，就是寄语青年学生，勿忘爱国。概言之，梁启超谆谆善诱，主要有三：
其一，复兴国家的社会责任。梁启超常提醒学生，大家在同龄人中是幸运者，多少青年并不缺乏才华，却无由接受高等教育。也因是之故，大家要承担的复兴国家的社会责任，也就理应更大些。他说，“今当存亡绝续之交，千圣百王所诒谋者，一旦扫地陨越是惧。……则无量数艰巨之业，乃尽压于吾侪之仔肩。中国而兴耶，其必自吾侪之手兴之。中国而亡耶，其必自吾侪之手亡之。”先辈不能支柱国家，并非天赋才能不足，实因受时代的制约，其“前此所学不适于新时代之要求，而智德力之发育，有所未尽也”。先辈以大业付诸君，并为诸君养成负荷此大业的能力，创造了现在的条件，其用心既苦，而责任亦略尽，最终能否负荷，则是诸君的责任了[6] （之三十二，P69）。在梁启超看来，青年学生欲报国，首先固然要学好先辈所不曾有的新知识与实际本领，但是，不能忘了培养自己爱国的热忱，却是更重要。他认为，爱国不是都去当政治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不能忘记它也是“国家成立要素之一”，关乎国家的荣辱存亡。所以，必须“常常把爱国精神熔铸在自己职业里头作职业生命。必如此，然后这种职业才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当教师不是为了工资才给学生传授知识，而要想我是在为中华民国培养人才。真这样做了，才算尽了自己的责任，我的职业也才有了生命。所以，人人都应当也可以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充分尽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梁启超曾在一次回顾护国战争的演讲中对学生说：“（蔡锷等人）他们并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是怎么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那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青年人因纪念蔡锷，“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蔡公在天之灵，或者可以瞑目了”[6] （之三十九，P97）梁启超对于青年学生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忠于国家为惟一的伦理”。青年学生未必都从政，但对于有志从政者，梁启超的寄语，更加语重心长。他说，做一个政治家，不仅要明白两个原则：一是“民众政治是要民众自己去做的，决不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代他们做”，尤其不能借其名义谋私利。二是“不可以手段为目的，更不可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明白：“政治家以忠于国家为惟一的伦理”，断不许丧失人格、国格，卖国求荣。“青年们啊，你信仰什么主义，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你的信仰动机若带有半点铜臭，你的信仰便没有一毫价值！”一个政治家定然要有高的节操，不然，才愈高，其祸天下也愈烈。所以，“青年们啊，你想投身政治来救今日的中国，请千万勿忘记这一点罢！”[6] （之四十二，P59、60）
其三，了解和热爱祖国文化。归根结底，梁启超寄希望于青年，是将之视为中国文化的传人。所以他说：“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6] （之四十三，P8）鉴于时人多醉心欧化，而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学生多要留学海外，梁启超特别强调青年人要了解和热爱祖国文化。他认为，作为一个国民，总须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中国文化酿就了国人的“共同意识”，即民族认同感，只有对祖国的文化有较深入的感悟，“才不至于和共同意识生隔阂”[9] （之七十一，P26）。醉心欧化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消解国人的“共同意识”、民族认同感，使爱国事实上成为虚言。梁启超很清楚，清华学生享社会恩惠独优，将来在社会上也必占势力，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观点：衡量清华学生将来归国功罪的标准，当在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毫无疑问，一个对传统文化茫然无知，只醉心欧化的归国留学生，是不可能对祖国文化的发展有贡献的。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曾对学生说：美国人确有许多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便全部将它移植过来，使中国全然变成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8] （P817）。这是在明确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现在他面对清华学生又强调，不了解中国文化，便不可能有大作为。他说：“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意义罢。”[6] （之二十六，P19、20）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此一设问，发人深省，即是在今天，也仍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从坚信中国不亡，到倡言“国民之自觉心”；从主张“健全的爱国论”，到寄语新青年，梁启超的爱国主义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养料，从而展现了愈益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如果我们注意到陈独秀1916年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将自己主张的“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仅归结为“数德”：“勤”、“俭”、“廉”、“洁”、“诚”、“信”[13] （卷1）；1919年，他甚至还竟然提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13] （卷1），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将爱国与“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是怎样的难能可贵了。
四、结语
近代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国难当头，引无数志士仁人继起，爱国主义因之空前高潮。作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梁启超的爱国论独具特色。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通过《说群》、《爱国论》诸文，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不惟如是，他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深化了它的内涵。梁启超是现代意义的爱国论的首倡者，此其一。
在近代，爱国总是与救国相联系的。但能提出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救国方案的爱国者，毕竟是极少数。梁启超正是这样的著名爱国者。他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故其爱国论又与其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戊戌前后，他的《说群》、《爱国论》、《新民说》诸文，倡民权说，强调朝廷与国家的分际；在反袁斗争中，他撰《国民浅训》，力主民主共和，并倡“健全的爱国论”；欧游归来，他发表《欧游心影录》，倡言“中国人之自觉”，主张打破对西方的现代迷信，重新审视祖国的复兴之路。由于梁启超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激情、创意与启迪，故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的爱国论富有创新性，此其二。
梁启超爱国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是指“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大国民之器度”、“世界主义的国家”等一般意义上的观点，而是指诸如以下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见解：“（国魂或爱国心）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9] （之二，P39）；“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意义罢！”[6] （之四，P90、101）在商潮滚滚、急功近利和海外留学趋之若鹜的今天，这些见解不是依然耐人寻味吗？梁启超的爱国论富有现实的意义，此其三。
由于梁启超的爱国论服务于他的政治论，而后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制约，不免于受局限，故其爱国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己的弱点。早年他改倡“开明专制”，以为中国人尚不配享有民权自由，是一种后退，自不待言；欧战后他提出“中国人之自觉”的重大构想，是一大进步，但却抵拒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后者成为了中国人借以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强大思想武器；民国后他强调欲救国，必须改弦易辙，依靠全国大多数国民，这无疑是对的，但却反对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开始的民众运动；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青年人要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对的，但对于旧文化束缚青年一代的消极影响，却缺乏应有的批判。如此等等。当然，这些又并非梁启超独然。我们当从历史条件去说明，不必苛求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