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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710(2008)04-0473-05
张经，字廷彝，号半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初因高祖容“幼孤，母蔡氏携归外氏，鞠之。蔡氏绝，遂袭其姓”[1]46，故历五世冒蔡姓，直至其父蔡海亡后乃复。正德十二年(1517年)张经中进士，嘉靖十六年(1537年)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镇压大藤峡侯公丁起义。又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2]238。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平定思恩九土司以及琼州黎，进兵部尚书。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南京户部尚书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3]7057。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举入侵，“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4]8352。倭寇攻陷城市要塞，杀伤俘虏居民不计其数，抢劫夺取的财帛不可计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朝议以倭寇猖獗，南直隶、苏州、松江、通州、泰州、浙江嘉兴等地方被攻掠残害，命令张经“不妨原务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军务”，假如兵力不足，任凭张经在山东、两广、湖广有兵的地方直接行文调取，巡抚、操江都御史、副总兵、三司军卫、有司官完全听从节制。临阵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一应战守事宜，悉听尔便宜处置。”①
张经受命总督军务，上任以来，月月有警。官军偶有小胜，而多为倭寇所败。鉴于当时卫所军队怯懦，遇倭一战皆溃，决定征调外地尚有战斗力的广西狼兵和湖广土兵等来东南沿海，协兵进剿，抗击倭寇的入侵。
时倭寇2万余人盘踞在南直隶松江的两个巢穴，一曰“柘林，在华亭县浦东地方”，一曰“川沙窪，在上海县八团地方青村南汇二所之间”②，以此为基地，分道劫掠。张经则每天忙于选将练兵，等待狼土兵到来，合力捣毁倭巢。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月初，广西狼兵先到苏州，张经将其调至松江，分布三路，成犄角之势，“令相机战守”[3]7054，等待保靖、永顺兵的到来。
就在倭势日炽难制之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月，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上疏言备倭七事，即：祀海神、降德音、增水军、差田赋、募余力、遣视师、察贼情。兵部尚书聂豹认为“遣视师宜行，总督张经奖率诸军，不必别遣”[3]7270，遭到嘉靖帝怒责，被降俸处分，不久罢职。于是派遣赵文华祭祀祷告海神并且视察江南贼情。赵文华与内阁首辅严嵩“相与结为父子”[4]7921，自以为“奇褒术得幸于上”，既出，“凭宠自肆，所睚眦即立摧朴，百司无不望风震熠，奔走供奉恐后，时公私财贿填入室，江南为之困敝焉”[3]7278。
赵文华至军前视察沿海军务，以钦差监军自居，催促张经立即进剿倭巢。张经认为“贼狡且众，今檄召四方兵，独狼兵先至耳。此兵勇进而易溃，万一失利，即骇远近观听，姑俟保靖、永顺土兵至，合力夹攻，庶保万全”[3]7321-7322。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认为时机未到且兵机贵密，“终守便宜不听”[3]7322。赵文华极不满意，遂疏劾张经“养寇糜财，屡失进兵机宜，惑于参将汤克宽谬言，欲俟倭饱载出洋，以水兵掠余贼报功塞责耳。宜亟治以纾东南大祸”[3]7322。
当赵文华疏劾张经之时，永顺、保靖土兵于四月中俱至松江。此时，狼土兵云集，张经准备进剿倭巢。柘林倭为牵制官军进剿，派小股倭寇四处出击。四月末五月初，柘林倭合新倭4 000余人突犯嘉兴。总督张经急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来援嘉兴，自己与总兵俞大猷急忙赶赴苏州，派遣俞大猷统率永顺兵由泖湖小路奔向平望，阻断倭寇的去路，命令参将汤克宽率领舟师从中攻击倭寇。保靖兵与倭寇在石塘湾遭遇，大战败之。倭于是逃向平望，俞大猷以永顺兵半路截杀，倭寇逃窜到王江泾。这时卢镗率保靖兵在南截击，俞大猷将永顺兵在北面追击，汤克宽领水师从中路进击，各部分头逼近，“擒斩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人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众”，“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3]7307。史称王江泾大捷。
就在张经王江泾大败倭寇，取得初战胜利之时，世宗已先接到赵文华的劾疏，以此事问首辅严嵩，严嵩所对与赵文华所奏相同，世宗深信其言，降旨将张经与汤克宽捉拿到北京治罪。与此同时，王江泾大捷也报至朝廷。兵部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等奏称：“经巽懦失事，罪之诚当。但今获首功以千计，正倭奴夺气，我兵激奋之时，宜乘势捣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歼丑类。若复易帅，恐误机会。请姑召还锦衣卫使者，待进兵后视其成绩与否，从而逮经加罪未晚也”[3]7324。嘉靖帝看到奏疏，大怒，亲自批示：“张经欺怠不忠，闻文华之奏，方此一战，是何心也？”[3]7324诸给事中遭廷杖，“人五十，斥为民”[2]238。而后世宗心生疑虑，乃问严嵩事情的真相。严嵩称内阁辅臣徐阶、李本分别是松江、浙江人，对家乡被倭寇残害的惨况都知道得很清楚，“合词谓经养寇、损威、糜饷，不逮问无以正法”③。并将王江泾之功归于赵文华和胡宗宪。嘉靖帝再次相信了他的话。张经被逮后，因狼土兵一向信服张经的威名，以致军心涣散，“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复为地方所苦，东南事愈不可为矣”[3]7326。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张经被斩于市，天下哀之。时“举朝知其冤，莫敢奏”[2]238。
嘉靖中后期，世宗隐身西内，不视朝，不参加经筵日讲，不出席祭祀典礼，一心玄修，与朝臣处于长期隔绝状态。如此政治的焦点便集中于内阁，内阁首辅成为炙手可热的关键人物，这就为其媚内而独控外廷提供了契机。
所谓“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5]836。严嵩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当时已经63岁，但“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4]7915，更加得到世宗的信任。他任内阁辅臣20年，居首揆之位15年，诚心赞玄修，精制青词不遗余力，受到世宗的格外宠信，“大臣希得谒见，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4]7917。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为阁臣，严嵩“决庶政于直庐，璧、赞一无所关”。至张治、李本入阁，也只是“日坐文渊阁批阅累朝实录而已”[2]46。
严嵩任首揆专权行事，结党营私，“遍引私人居要地”[4]7918。吴鹏、欧阳必进先后任吏部尚书，百官进退，听严嵩指挥。赵文华为通政使，朝臣奏劾，事先预知严嵩，以做好应付的准备。万寀为吏部文选司郎中，方祥任兵部职方司郎中，职位虽低却握有实权，时人称为严嵩的文武管家。兵部尚书许论，年纪大，担心自己的前途，于是投靠严嵩。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谄附严嵩，贪婪放纵，总理天下盐政，依仗严嵩的势力，“叱咤风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谨”[6]475，所到市权纳贿，官至刑部右侍郎。严嵩对附己者大加重用，不顺从者则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许多与严嵩及私党不和的官员，有的被杀，有的被贬谪，故“士大夫辐辏附嵩”[4]7917。严嵩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先面禀而后敢启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络绎不绝。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嫁祸于人”[5]819。
严嵩虽手握大权，却十分小心谨慎。他对嘉靖帝刚愎猜忌的性格很了解，因而“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5]836，君臣甚为相得。严嵩经常凭借一些小事激起嘉靖帝的愤怒，残害不顺从的人，以达到个人目的。张经之死，严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江南倭患严重，总督张经“讨之，久未平”，世宗十分焦虑，严嵩趁机奏称：“江南奏报多失实，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视贼情，求可以区处长策，具实奏闻”[6]475。赵文华出督江南，疏劾张经欺怠，朱厚熜两次征询意见，严嵩都痛加诋毁，并援引本是松、浙人的阁臣徐阶、李本作证，促成了这一悲剧。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阶始入阁，参预机务。他“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谤，惧嵩之毒以害其身，宁郁怏终日，凡事惟听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7]628，这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张经任总督期间，与徐阶常有书信来往，多提及前方的敌情战况。徐阶也颇为信任他，认为他“亲出督师，备极劳苦，主客不协，未克成功，而傍观者不相谅，致摇圣心，中间委曲计使者能道”，“然公今日受任既专，则施为自易”，并宽慰张经“目前之事不足道也”[8]93。他对靖倭战争给予了积极支持。与此同时，“恶之者谓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9]598。朝廷上下传闻纷纷，就连居于西内的嘉靖皇帝也有所耳闻，徐阶也开始怀疑张经蒙蔽因循，故意不尽力驱剿倭寇。至赵文华劾经，严嵩诬陷，嘉靖帝大怒逮经，更易总督，徐阶也深信其言，奏称“皇上轸念东南财赋之地，欲得贼情之真，臣无任感幸。至于当事者不忠之状，莫逃圣明洞察，国法具存，治其一则余人当知警畏矣”，“昨瓦氏兵到，贼初闻甚惧，当事者不能督使乘锐进剿，且将兵分散各处，势力不全，遂致大败”[8]374。他认定张经是“纵贼酿乱之臣”[8]375。显然，徐阶也不免被赵文华、严嵩所蒙蔽。
阁臣李本“熟软庸鄙，奔走嵩门下，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仓皇落魄莫之所措”[7]623。当时，“嵩握重权，诸臣顺从固不足怪”[7]627。
严嵩的专权完全是由嘉靖帝的信任和放任造成的，严嵩正是利用这一点，阴谋迫害张经。时人林燫称“张司马负其才，汲汲然自躍大治，必为镆铘。亡身之日，虽有智勇，将焉所效”，正所谓“自古权臣在内，大将未有能成功于外者”[10]3851。“夫人臣图事揆策，期于至当，败固罪也，胜亦罪之，耽耽焉。惟中山之箧是恂，安所展其足哉”[10]3851。
明世宗嘉靖帝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初即位，求治之心甚切，史称“求治锐甚”[4]5132。“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10]4037，“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4]250。其后长达数十年的议大礼成为嘉靖前期的主要政务。嘉靖帝将不肯退让的内阁诸臣罢政或令乞休，杨廷和、蒋冕、毛纪相继辞职，而议礼诸臣如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相继入阁，皇权意志战胜内阁意志，皇权具有不可抗拒性，皇权独尊再次突显出来。
嘉靖帝热衷于方术，以乞求长生成仙。邵元节、陶仲文先后受到信任，世宗更以之为师，陶仲文“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4]7896。世宗在宫内设坛斋醮，并且常命大臣一同参与祷祀。嘉靖十八年(1539年)九月，他提出令太子监国，自己专事静摄。举朝震惊，太仆卿杨最抗疏极谏，被“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4]5516。自此大臣争相谄媚祷祀，献祥瑞。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后，世宗自我封闭于西内，简部院大臣入直西苑无逸殿赞玄，供奉青词。夏言、翟銮、顾鼎臣、严嵩、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阁臣都以供奉青词而受宠。事实上，入直赞玄，供奉青词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事本身，这是取得世宗信任，进入内阁的惟一渠道。嘉靖皇帝更以此为标准来选择首辅。因此说，首辅的专权，终究要依附于皇权。
事实上，造成张经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即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君主意志的唯我独尊。嘉靖帝统治时期，通过议大礼，他在礼制上树立起正统地位，在权力上乾纲独断，威慑群臣，内阁完全依附于皇权，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故有明一代，“揽乾断如帝者几何人哉！国朝中亦惟高、文及帝数君耳。以故大张驰、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辅臣有所与，亦从臾之，或揣摩捭阖之耳”[11]248。
嘉靖皇帝在剿倭问题上表现了一种急切的态度，授予张经指挥调度南方军队抗击倭寇的大权，允许他可往山东、两广、湖广直接行文调兵。徐阶也认为张经“调兵之权已重”[8]93。但是在行动上世宗则牢牢地控制，甚至有掣肘之嫌。在张经征调广西狼兵之时，世宗就向首辅严嵩表达了“蛮夷一途，不为我用”③的思想。而对再调湖广土兵之事，辅臣徐阶言“昨永保调兵之请，圣意初难之”[8]96。可以看出，嘉靖帝从心理上对张经手握重兵疑心重重，认为征调客兵并不可行。究其根源，是对所给予张经的权力不放心。他始终将大权控制在手中，对内外臣工的奏章，无不亲自审阅批红。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驰操纵，威柄不移”[10]4038。
张经之死与嘉靖皇帝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嘉靖皇帝急躁暴戾、多疑猜忌，以威严驭下。在位期间屡兴大狱，大臣有忤旨者，或杖责于廷，或逮治入狱，即使亲信勋旧鲜有善终者。嘉靖中后期，边疆、海疆不宁，南倭北虏的现状使他困扰，他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一旦事与愿违，便恼羞成怒，大开杀戒，督抚首当其冲，轻则遭斥，重则丧命，更易频仍。由此看来，张经冤死也就不足为怪了。
嘉靖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使用皇权压制廷臣，迫使群臣屈服，其实内心深处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因此形成猜忌的性格。他对张经出任总督数月而未靖倭成功已经产生怀疑，而李用敬参劾张经“受命半载，一切军情利害不闻奏报”，“山东兵至，不量客主劳逸之势，而轻于一战，为贼所掩”，“兵败之后，不即席藁引罪，而隐匿至二月余”，“以坟墓在闽，恐为诸寇齮龁，不敢尽力驱剿”[3]7217，更加重了他的疑心。当赵文华疏陈备倭七事时，其中祀海神、遣视师引起他的注意。他说“倭贼残毁地方”，“南北两欺，不宜怠视”[3]7278。这说明他心中已经决定派大臣察视军情，聂豹因不能体会皇帝的深意而去职。他降敕切责张经，其震怒可想而知。赵文华劾疏至，内有张经“才足办也，特家闽避贼仇，故嚄唶纵贼耳”[10]3851。这引起嘉靖帝的高度警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的惨祸仍历历在目。因此，嘉靖帝说：“东南欺上，臣下不忠，鸾勾引北贼即行，经结南寇”[3]7322。这就决定了张经即使有王江泾大捷的战功也必死无疑的结局，张经的悲剧发生实在于此。
嘉靖帝还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对自己决策的事颇为自我欣赏。史称“帝英察自信，果弄戮”[4]7916。这就决定了他难于听进相反的意见。张经被逮，李用敬等言官论救，他马上怀疑言官结党庇护，怒责“此辈党奸恶直，在法怨上，罪不可贷”[3]7325，廷杖诸言官并罢为民。
嘉靖帝的猜忌心理导致靖倭督抚更迭频繁。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先后由王忬、李天宠、胡宗宪、阮鹗任浙江巡抚，平均任期不过一年多。靖倭总督之任，张经一年左右，周珫仅34天，杨宜也不过半年。应天巡抚从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九年，连换10人，“无一不得罪去者”[4]5409。临阵易帅，实兵家大忌，从中也可窥见张经之死的端倪。
皇帝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上朝与大臣商议政务，处理军国大事，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也是皇帝与臣下沟通的重要渠道。大臣把皇帝按时视朝作为国家机构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标志。世宗朱厚熜从嘉靖十八年(1539年)开始很少视朝，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婢之变后，迁出大内，移居西苑永寿宫，专事修玄，几乎与群臣完全隔绝，朝廷百官罕得一见。朱厚熜挑选阁部大臣入直西苑，诸事独与首辅接议，重大军政要务不过与内阁诸臣商议。在剿倭的问题上，嘉靖帝曾经多次向严嵩、徐阶、李本三阁臣询问倭情，征求意见。尤其严嵩，作为首辅，嘉靖帝同他接议最多。徐阶的家乡是松、江华亭，“而是时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数询问”[9]598。李本，浙江人，对靖倭也有所建言。但是，这毕竟限制了他对朝廷上下不同意见的广泛听取，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他独断专行，这在张经之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考虑前线将帅的意见，所派督察赵文华更是用非其人，他不能协调分歧，而是一味促战，使矛盾激化，这不能不说是决策失误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嘉靖帝虽不视朝，但大权独揽。他一向对权力看得很重，君权至上是他奉行不变的信条。他赋予内阁更大的权力，帮助他处理军国大政，这就决定了内阁首辅的地位举足轻重。嘉靖初，鉴于正德时宦官专权之害，朝臣力主归政内阁。同时，嘉靖皇帝来自地方藩王，武宗时期宦官专权的危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他自幼生长在江汉平原，体质较弱，对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应，身体多病，因而需要一个权力较大的内阁协助他处理军国大事。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内阁权力得到加强。杨廷和在政归内阁之后，总揽朝政，形成“新都嶷然，三辅鼎承，百辟风偃”，“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6]423的政治格局。杨廷和成为实际上的第一个内阁首辅。在大礼议中，他与世宗僵持抗衡，得到外廷的拥戴，使内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内阁首辅成为外廷的权力中心。最能体现内阁地位和作用的票拟权力也为首辅所独专，次辅唯诺而已。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对臣下章奏的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12]272。实际上即代拟御批的稿本，以供皇帝采纳选择。但是最终的采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对阁票他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随意修改，甚至可以全盘否定。明人范守己曾在徐阶处看到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得出的结论是“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之，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十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别札谯让或讦责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11]248。嘉靖中后期，世宗深居西内，沉溺斋醮，借操纵首辅以控扼内阁，影响朝政。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对嘉靖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嘉靖帝对于内阁首辅予以特别的关注。嘉靖中后期，他多选择那些对自己恭敬顺从的大臣，出任首辅，以便于控制。李时、夏言、严嵩三任首辅都很典型。他们一味谄媚迎合世宗，惟皇帝是从，依附皇权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致使嘉靖中后期内阁毫无作为。如此也就形成了皇帝驾驭内阁的独特方式。正是这种非正常的政治局面，使张经的靖倭斗争不能直接得到皇帝坚定有力的支持，需要借助内阁来保持君臣的信任关系，内阁首辅成为沟通上下的主要媒介。严嵩正是利用这种政治局面，暗中引起嘉靖皇帝对张经的猜疑，以达到打击异己的目的。
嘉靖朝是明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尤其嘉靖中后期形成的以皇帝与内阁首辅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加剧了政局的变化。内阁首辅的专权要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信任，因而在靖倭战争中前线统帅能否得到决策中枢的信任至关重要。张经领导抗倭，因不能及时奏报倭情，与中央权力核心沟通，引发的不信任，直接酿成他个人的悲剧。嘉靖皇帝作为张经案的决策者，其刚愎自用、独断猜忌的性格是造成不信任的根源。而总督张经与嘉靖皇帝之间的信任关系又被首辅严嵩和钦差赵文华所离间利用。其后长期主持抗倭大局的是胡宗宪，他与督察赵文华友善，又得到了世宗和首辅严嵩的信任，客观上形成了团结一致相互信任的抗倭局面，促成了靖倭战争的顺利进行。
张经作为嘉靖中后期靖倭战争中的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抵御倭寇虽然取得重大胜利，却因为严嵩、赵文华的陷害和嘉靖皇帝的昏聩，引颈就戮。由此可知，冤狱是封建政治的附属物。嘉靖中后期，南有倭寇的侵扰，北有蒙古铁骑的寇边，形势严峻。嘉靖皇帝刻薄寡恩，急于求成，前线督抚的一次失误，就可能招来惨祸。朱纨、曾铣、丁汝夔都是前车之鉴。“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而弄权者借以行其私，……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4]5401。嘉靖中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是政治腐败的集中体现，皇帝昏庸，权臣当道，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前线督抚身处险境，张经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说明。
注释：
①严嵩：直庐稿。明嘉靖刻本。
②赵文华：嘉靖平倭祗役纪略。扬州古旧书店据明嘉靖本重校刊，1959年版。
③严嵩：历官表奏。清嘉庆十七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