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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Kopp：停止教育“军备竞赛” 2013年12月PISA测评结果公布后，媒体纷纷讨论的主题是：亚洲学生继续打败美国学生，这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实这种含有竞争性的言论对于美国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正如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航天领域追赶前苏联，并在此过程中推出了无数创新成果一样。奥巴马总统也很鼓励人们利用这种教育领域出现的危机感来激励自己——它不断提醒我们：世界各地有数十亿人每天都努力在教育方面与我们竞争，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 但也会有一些美国人对他国的成功产生怀疑，他们不是抱着学习与合作的态度，而是心存嫉妒。这种思想在一些讨论中国的话题中尤为突出，如近期《大西洋》(Atlantic)杂志的一篇警告读者的文章：《心惊胆战：香港银行家的孩子学前就学习金融》、美国知名网站"Vice"上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正在制造天才儿童》，这些文章对中国教育带有强烈的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也从另一层面表达了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中国正在竭尽所能成为超级大国，而PISA结果正好呼应了这种想法。 我于1989年创建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n)，希望团结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缓解美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如今有11,000名不同学科背景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加入美丽美国的行列，他们遍布美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履行为期两年的教学承诺。此外，美丽美国也提供教育领导人才的培养，为美国长期的教育改革贡献力量。后来我们将美丽美国的模式推向世界，经过仅仅6年的发展，美丽世界快速成长为一个包括30个独立分支机构的全球网络(包括它的创始机构美丽美国和美丽英国)。然而人们却对我致力于“美丽世界”的行为表示疑惑，他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专注于美国教育却要去帮助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正是我想要告诉人们的，也是美国教育司秘书长Arne Duncan提出的现代教育的一项悖论：如果想要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必须建立合作式的教育体系。美国人必须改变这种怀疑和敌视的心态。 最近在中国参加的“2013教育与发展国际交流会议”让我认识到“击败”竞争对手的第一步就是不要将他们视为对手。在第一站上海，该区PISA项目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上海如何实现教育转型。他讲到上海教育改革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改革开放政策”，政府鼓励教育者到世界各地的学校系统中学习，并把最好的做法引入上海。通过他的介绍及我的观察，我发现上海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四个因素：一是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上海学校为学生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高标准课程，努力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学生不仅需要回答问题，更需要解释获得答案的过程。二是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上海特别注重对教师的系统化培训，教师在职业规划和培训上花费的时间占其业余时间的30％，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三是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上海已经意识到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依存关系，他们致力于制定各种政策推动教育公平，着重提高成绩较差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优秀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合作模式、培训校长以提高其管理能力等。四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上海能够把经费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如吸引优秀人才、教师专业发展上。 对于上海来说，比任何政策更具影响力的是上海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不断提高及改进自身的愿望。这种态度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如果世界各国想效仿上海的成功，也必须持有这样的国际视野和心态。 当然，很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中国有2亿学生，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教育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学生的教育状况。我并不否认这点，因此我们的第二站便是云南省的一个农村地区。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地区，如果孩子到了15岁还在上学并参加了PISA考试，那他们就已经是尖子生了。据斯坦福大学的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估计，中国农村地区只有不到30％的学生能读高中，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但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间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用以改变农村孩子上学难的情况并希望将优质教育普及到所有地区。通过与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合作伙伴)等组织的合作，中国正在向人们表明，不论来自哪里的学生都可以出类拔萃。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美丽中国招募美国和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生赴中国条件最差的学校支教至少两年。现年26岁的杨潇就是其中之一，他毕业于中国享誉盛名的清华大学。杨潇之所以加入美丽中国，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可以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中长大，因此他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学生。杨潇发现，农村的孩子们只要努力学习并得到恰当的帮助，同样能取得和上海学生一样的成就。支教的经历也激励杨潇将未来事业定位于为更多的农村学生创造机会。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逐渐减少，接受良好教育是农村学生立足社会的唯一希望。如果中国无法让这数亿的年轻人获得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生存所需的技能，那么其影响将波及中国以外的地区，美国也会受到影响。但我相信正在壮大的美丽中国项目将会改善这种状况，该项目越来越多的往届教师也会加入到促进教育均衡的领导队伍中。 是时候停止教育“军备竞赛”了。与其相互竞争取得好的排名，不如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中美两国均面临学生数量庞大且师资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在研究PISA分数时，美国人更应当想想如何才能效仿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不是一味怀疑和嫉妒。 Vivien Stewart：改革教学，抬高底部，关注教师 上海能够在PISA中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并不意外，毕竟中国近年来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上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抬高底部”，缩小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具体措施有：优秀学校与一些相对薄弱的学校结成伙伴关系，帮助这些学校提高学校领导及教师的质量；优秀校长监管更多学校；特定区域内的学校结成对子共享优质资源；通过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激励教师到偏远地区任教；教研组制度；听课制度；老教师的合作参与教学研究等。为了在职业发展中能够进步得更快，教师不仅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还要帮助其他教师提升专业能力以及促进整个学校教学质量的改进。 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PISA也是其努力的一个部分。PISA不仅仅是简单的测试，而是对学生分析问题、应用知识能力的考察，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正体现了上海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效。然而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典型。虽然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集权，但是有很多政策还是从国家层面推动与执行的，如为教育体系的设计和发展制定长期的规划；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课程改革计划，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课程方面；出资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建立教育示范项目并逐步推向全国；出资帮助贫困地区扩大中学规模及提高师资水平。另一方面，上海又显然不能代表全中国，因为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教育上它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相对还是比较贫穷，与上海的差距还很大。所以中国的教育发展任重而道远。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主要有：教育公平问题，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差距；高考改革的压力；改变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的局面。 总的来说，美国不必模仿上海所有的实践经验，毕竟两国之间有太大的差异，况且中国其实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学生高考压力过大、学生课程选择权较少等。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其中的几个方面，如上海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上海致力于抬高底部教育的措施。中国每年有那么多的毕业生在阅读、数学、科学方面都远远超过美国学生，美国必须对此引起重视，如果我们不改善这种状况，那么美国未来的竞争力势必受到显著的挑战。 Tom Corcoran：中美差异：“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中心”？ 在上海参加PISA之前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上海学生能够参加国际性的测试那么他们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PISA测试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对上海教育的十多年研究中，发现上海的教育能够取得成功可能与如下因素相关： 一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尤其是上海历来特别重视努力学习和辛勤付出，这种价值观是上海教育能够成功的基础。中国的学生不论是在学校还是课后都会很努力地学习。此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家长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们竭尽全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孩子承受了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学生的压力。 二是上海教育体系的一些特点。如上海为教师营造了独特的专业发展环境。具体表现有：师徒式的初任教师培养制度；独特的教研室制度，教师们一起备课，一起设计课堂问题；频繁的听课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反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教师每天只有半天的时间在教室中与学生相处，因此他们有很多时间来讨论各自的教学并从别的教师那里听取经验。但是美国教师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学生在一起，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讨论教学并互相学习经验。 三是教学风格。我曾经和Milbery等专家在上海的教室听过科学课。中国学生上课时候的状况是四十余名学生一排排地整整齐齐坐好，由老师带领他们分析问题。在一些实践调查环节，经常是学生们设计一个调查方案，然后由老师来询问他们具体步骤。Milbery认为中国学生是“动脑而不动手”，他的意思是真正的课堂应该是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实践中来，和教师一起思考如何针对一个问题实施调查。虽然中国上海的一些学校也有很多实验室，学生们也可以动手操作，但是他们经常是围绕问题及答案进行纯粹的调查或实验，而没有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 在对上海教育的研究中我还有一些发现，如中国课堂常见的听课制度，据我所知，一般的教师每年会被观察20到30次并给予反馈，新任教师会更多。我注意到听课者并没有一个观察提纲，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来给予判断。中国教师课后讨论的基本都是如何教学、如何提问等，而美国教师在休息室的时候却喜欢讨论个别学生而不是教学。中国课堂的问题来自教师，而美国课堂的问题却来自学生，或许我们可以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上海的一位教育督导总监曾对我说，好的美国教师像一位爵士乐手，他会认真聆听，努力把握课堂主题并据此给予回应；而一个好的中国教师则像一个交响乐团中的一员，他只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并努力做好它。但是到底哪种方式更好，我们却不得而知。 Kai－Ming Cheng：把教师当作专家来培养 对于上海在PISA测试方面的成绩我们应该用两种分析方式来看待：一是“化整为零”，这是西方常用的一个分析视角。我们应当认真分析PISA数据，找出上海获胜的各种因素并尽量分离出每一种因素在整体结果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化零为整”，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分析视角。在单个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我们可以通过PISA数据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共同促进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的。 如果真的想了解上海的秘密，只研究PISA数据肯定是不够的，最好能够亲自了解上海最近的课改；教师的评价方式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上海教师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于教学方式的看法；学生的课程、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认识等等细节。只有当我们通过这些细节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来看学校，才可以将这些因素与上海教育这个大问题相融合，进而更加准确地找出上海教育成功的关键。 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一直在努力改变那种陈旧的临时抱佛脚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上海在这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改变教学法和评价方式等。这些都可以作为PISA成功的原因，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中小学校找到，如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它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这虽不是上海教育成功的简单、直接因素，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在教育系统外部寻找原因，如当一个学生坐在教室中进行PISA测试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中国家长们对于自己孩子可以在学校和全国考试中表现很好的信念等，这些或多或少也可以作为PISA结果的部分解释。 上海的成功也是中国一系列政策和价值观的结果。最近的国家课改理念是“学会学习”，虽然执行起来很难，但是上海努力尝试了一些根本性变革。他们努力改善过去的传统教学方式，仔细研究了早期的PISA报告，并总结出一个适合转变课程和教学的评价的改革方向。上海教育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关注点是教和学，以及为教师和教学提供真正专业的环境。我们知道，学生能够通过考试甚至取得高分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学到了应该掌握的知识，真正的学习需要理解，理解反映在能够运用知识，而这正是PISA关注的点。在中国内地，学生的辍学率不断提高，成绩也不断下降，当地政府却找不到学生不喜欢学习和辍学的原因，其实他们应该探寻的是什么样的学习环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政府还需要重新思考课程、评价、教学方法以及其他许多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因素。而在这一方面上海就做得很好，他们知道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关键是教师的关注点，因此把教师看做一名专家来培养，而不是普通的雇员，这样教师才会把观察学生学习作为核心工作。这也是我们应当从PISA中学到的东西。 Ben Jensen：用连贯、综合的政策支持教与学 上海教育能够成功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当下很多西方学者却总希望确定一些单独的政策和方法，并以此来测量这些因素的影响，然后断言其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就是答案。上海能够在PISA中夺冠是长期以来针对教和学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复杂的政策综合的结果。Kai－Ming教授所关注的课程、评价和教师发展这些方面其实仍然是西方体制中最爱探讨的问责制和评估制。但我认为上海教育最重要的不同是因为他们集中于教和学。 最近我在上海，又一次感受到了他们真正的重点在于学生的学习习惯上，在于校内外对学生学习的鼓励上。而在西方文化中，你可能很少听到除了纪律之外更广泛的讨论了。我想这就反映了一种战略：想要提升学习必须注重学习习惯和文化，而做这些始终需要复杂的政策。上海教育成功的关键就是始终有一个整体框架做引导，任何部分的实施都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中进行的。正是因为头脑中有了这个核心的概念，才能引导部分以更加合理的形式进行组合，使整个系统的设计不仅仅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 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综合性，并能把重点放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上，这个特点是表现好的教育系统的普遍特点，而上海是这其中最好的。此外上海能够跻身世界一流教育这个舞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上海充分满足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真正将教师作为专业人士来培养，如努力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一些研究方法；经常性的课堂观察和反馈制度、教师一起备课来提升教学的教师教研制度等。这些措施都大大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这里必须提到的是教师评价和问责制度，上海的教师评估不是基于标准化测试中学生的成绩，而是关注一些细致入微的方面，如孩子在教室中是如何学习的；教师的教学工作如何与学生的学习需求对接等。学校会根据教师在培养学生学习有效学习习惯方面的贡献、学校日常生活中教师参加协作专业发展的积极性等来对教师进行评估。这也是上海教育与其他教育系统的不同之处。 有人说上海没有最好的初任教师，但上海却在建立一个特别有效的教育系统方面尤其成功，这为世界各国进行教育系统改革提供了一个范例，引导他们将关注点由即将进入教育系统的教师转向在职教师。最近“为美国而教”项目的调查结果也显示，那些条件不好地区的教师教学效率也很高，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只关注教师的来源，应当拓宽视野，寻找和培育更多的优质资源。总之，种种的证据都向我们展示了上海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政策和选择是正确的。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徐瑾劼博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