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及理论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消费行为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以来我国消费理论的深刻变化和重大进展
1.生产目的讨论的开拓性贡献
早在1979年批“两个凡是”的时候，经济学界就开始了对生产目的的讨论。这是结合调整经济方针而展开的。当时在社会上对积累和消费有根本性的错误认识，生产高于一切，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于光远教授对讨论作出一个总结性的结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注：于光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十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个今天看来人所共知的常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种认识上的禁区。于光远教授是这场讨论杰出的组织者和理论家。他先后连续发表了有关生产目的的十三篇文章，大大促进了经济学界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的进展。他在文章中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后不久，就出现这样一种议论：‘我们干了这么久的经济工作，难道连生产目的都不懂？’很遗憾，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对生产目的还存在许多种看法：如‘为生产而生产’，‘为完成指标而生产’，‘为完成政治任务而生产’，‘为实现伟大号召而生产’等等。”（注：于光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十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正从两个方面深入。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一是依着从抽象到具体，探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途径，考虑适当的措施和步骤。如何根据市场需要在调整中重要安排生产。”（注：于光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十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由此提出要按最终产品（主要指个人消费品）出发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张；提出开发土地资源，发展食品工业，满足‘吃’的需要；还提出要解决城市住宅这种价值较大、使用时间较长的个人消费品。这些思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而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是今天的年青人难以理解的，在那种背景下提出这样新思路，难能可贵，实属不易。这场讨论，实际上是明确了消费就是生产的目的之一，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消费在经济流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为以后把“消费”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正了名，起了步。
2.80年代中期我国消费研究的进展
这一时期，我们研究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消费理论重点也发生多次转换。消费理论重点分析的是消费基金水平和社会必要消费水平的决定问题，消费结构讨论比较深入。尹世杰认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注：尹世杰主编：《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这个定义提出比较早，其《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是我国改革以来最早的一本消费经济学教材。
这一时期消费结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在杨圣明研究员《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中，对消费结构作了非常广义的理解。他认为，消费结构既包括侧重反映消费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的比例关系，如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消费比例；个人消费与社会集体消费的比例；集中消费与分散消费的比例；商品性消费与自给性消费的比例；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消费比例；各种消费方式（个体方式、社会化方式等）之间的比例，等等，也包括反映消费自然属性和自然内容的比例关系，如吃、穿、用、住、行各种消费形式之间及其内部各部分的比例；消费品档次（高、中、低）的比例；各种营养成份的比例；各种时间（劳动、学习、娱乐、家务等）消费的比例，生活环境污染与净化的比例等等。因此，他为消费结构下的定义是：人们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之间以及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数量比例的总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定义。
这一阶段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消费函数概念得到广泛传播，不少人用西方消费函数等计算中国消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恩格尔系数成为流行的词汇，不仅是学术界，而且在政府统计和研究部门，都在使用这个概念。进一步，当时还有人计算过，从1952年到1985年，我国消费支出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是：每增加一亿元国民收入，导致消费支出增加0.66亿元，即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平均为0.66，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平均为0.34。同一时期，中国国民收入增加1%，平均导致消费增加0.93%，即消费对于国民收入的弹性值平均为0.93，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3.90年代初的消费研究与转轨现实有更进一步的结合
樊纲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中提出了“收入幻觉消费理论”。他分析了积累—消费最优比例；收入幻觉与个人高消费意向；个人收入构成与形式；计划者主要机制下的收入分配；多元主权机制下的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形成；储蓄倾向；收入幻觉理论的数理模型。(1990)
郭树清对消费理论也有一番讨论。（注：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内容有：消费的总量构成，消费是使用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国民个体和总体当前需求的活动。消费包括两大部分，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政府）消费。社会集团购买力中只有很小部分是社会消费，大部分则是生产性的支出；我国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85%，又分为产品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总消费与总储蓄，国民生产总值支出只有总消费与总储蓄两部分。1979-1991年总消费与总储蓄的表。总消费“低谷”的部门或领域分布；居民购买欲望为何下降？(1989-1991)利率、价格和家庭储备的作用；消费结构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换时期。
4.近两年消费理论研究中关心的问题。
近两年来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人们的兴趣。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关心的事。消费需求能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已得到公认，并进入了政策操作之中。我国消费到底还有多大的拉动经济力量呢？据一些同志对我国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分析，认为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际比较是偏低的：1996年，我国占58.6%，日本占66.4%，韩国占64.8%，印度占71.7%，美国占82.8%，德国占72.0%。可见，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偏低的，尚有潜力可挖。我国人均拥有的主要消费品量与国外比，也是比较低的。二是我国潜在消费支出能力或说潜在购买力很大，1996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38000亿元，相当于当年社会零售总额24774亿元的1.53倍。
如何扩大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有多种建议：或改善供给，推出新品种，提高消费购买兴趣；或提高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人们消费支出能力；或健全消费信用，鼓励人们购买高档耐用品；或改善商业服务，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等。
二、现代消费理论主要流派观点析评
1.凯恩斯的消费函数
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讲消费支出水平与个人可支出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凯恩斯认为，总消费主要决定于总所得量，总消费随总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是总消费函数关系，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收入增减，消费也随之增减，但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储蓄的比重越来越大。当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元时，消费支出增加的数量，称为边际消费倾向(MPC)。收入增加一元，储蓄的增加额称之为边际储蓄倾向(MPS)。凯恩斯在坚持总消费取决于总所得的同时还认为，其他客观环境以及社会各组成分子的主观需求、心理倾向、习惯以及相互之间分配所得的办法，也影响社会的消费量。比如是否存在通货膨胀、财政政策是否变化会影响人们消费行为，而高利率使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经济不景气也使人们减少当期的消费更是明显的事实。
虽然凯恩斯关于可支配收入确定现阶段消费的观点获得众多经济学家支持，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凯恩斯这种将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的观点也提出怀疑。他们认为，个人作消费决策时，不仅仅考虑到当前，也注目于将来。已形成的储蓄本身对未来的消费行为也会有影响，它使人们不是根据今年收入的变化，而是根据他全部的财富来消费。如果考虑到未来工资变动预期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凯恩斯的观点就更显出了片面性。有的经济学家强调人们在好年景储蓄是为了度过坏年景，这对消费理论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2.持久收入消费理论
针对凯恩斯消费支出被当前收入所决定的理论，一位经济学家反驳说：一个人月初开工资，不是当天就花光，他每天的消费支出（包括发工资那一天）基本上是月或年平均工资水平。据此，他以其公认的创造力提出了持久收入的消费理论。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弗里德曼。
这个理论认定，消费支出是由相当长时期的收入决定的，是取决于持久的或者平均的收入。那么，持久的收入如何估算？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将当期收入与上期收入比较，如果两期收入没有明显变化，说明是持久性收入。更进一步的办法是，将当期收入与上期收入比较的同时，还要与远期收入比较，同时，增大当期、近期收入在估计持久收入时的份量，换言之，计算持久性收入时加大现、近期收入的权重。从持久性收入为思考的基础，消费支出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持久收入会提高消费支出水平，因为即时消费时实际上增加了对未来收入可以预支的信心。换成理论的说法，就是当前收入的边际消费值低于长期平均消费值或长期边际消费值。这个理论假说发现，收入变动大的人对长期收入估计偏低，收入稳定的人对长期收入预期看好。
这个理论是否能适应于中国转轨经济？我认为，是基本适应的。近20年中，中国家庭消费行为普遍反映出对长期收入的考虑因素。在80年代购买耐用品三大件的高潮中，众多的人不是根据当前收入，而是利用多年储蓄，即根据持久收入来行动的。现在，很多亏损国有企业的职工家庭消费行为，是根据预期进行安排的，即考虑到企业万一开不了工资，如何继续维持生活，因此，大大减少了当期的消费支出。这也很符合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当然，转轨中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多样化的，有的消费行为是持久收入消费论不能解释的，比如，对暴富的一些人，常常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有钱就花，不思以后，这显然不是持久收入理论所能解释的。这需要分析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分析非正常心态但相当普遍的消费行为。
3.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
这是美国经济家弗朗哥·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50年代提出的，他在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学者发现，人生过程中支出是有规律的，收入增减也是有规律的，个人的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比如，早年和晚年，挣得少花得多，甚至只花不挣，青中年时期，则挣得多，当期花得相对少。因此，青壮年期要储蓄，早、晚期则需要动用储蓄。所谓早年动用中年储蓄，是指先有负债，中年还钱。他提出，一个具体时期的消费取决于对于一生收入的预期，而不取决于当前时期的收入。这个理论有模型，有经验的证明，是很有影响力的。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讲的：“在宏观经济学中，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对消费的研究更深刻地受到理性预期革命的影响。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主宰了经济学家们对消费的思考，……”。（注：罗伯特·E·霍尔：《经济周期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当然，也出现与此理论不一致的问题，一是遗产问题，这涉及到老年人不动用储蓄而将其留给后代，这是生命周期理论欠缺的。对于有着众多遗产多于储蓄的家庭的国度来讲，这个问题更是不能忽视的。二是储蓄动机多元化解释，比如，为了权力与威望而储蓄，这是对生命周期论为了将来消费而储蓄动机解释完全不同的，是重大的挑战。
从以上分析可见，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是把消费与长期收入联系起来了。当然，这二者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生命周期假说很注重储蓄，持久收入假说更注重个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4.流动性约束——对透支未来收入的假说
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中，认为有了储蓄可供超当期收入的消费支出，有了未来收入的良好预期，可以透支未来进行消费支出。但是，如果没有储蓄又想透支未来，在现实中行得通吗？这个问题，在美国有1/5的人口会遇到。在中国，相当多的贫困青年上大学的困境，集中突出地反映出来这个现实问题。于是，在最新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消费”一章中，增加了美国经济学家新的研究成果，被称为“流动性约束”。多恩布什称“当消费者在高收入预期下无法借款来维持当前消费时就存在流动性约束。”（注：多恩布什和弗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66页。）萨克斯说：“不能借入而又缺乏金融财富存量的家庭就是‘流动性受约束’的家庭，因为他们所能作的最大消费就是当期所挣得到的收入。流动性约束可以一般地定义为某些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或许，这是因为贷款人认为他们不能够偿还他们的贷款”。（注：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显然，在利用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分析消费行为时，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条件，就是在要明确人在一生预算约束范围内，贷出和借入自由到什么程度或约束到什么程度。换言之，要把流动性约束理论加进来综合考虑。我们已看到，消费理论中每一种流派，每一套理论，都比较深透地说明了一方面的问题，但在回到实际中来的时候，需要把各方面都进行比较和综合。同时，我还想指出，各种消费理论，都离不开消费支出由收入决定的基本架构，而这是凯恩斯的贡献。
三、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及理论假说
西方现代各种消费理论在我国经济转轨中都有一定表现，但在中国经济条件下又具有转轨的特点。结合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实践，结合国内外对消费理论的研究成果，我提出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及理论的假说。主要包括：不稳定的收支消费假说；生命周期特殊阶段消费行为假说；市场过速变化造成的消费失态假说和信用消费制度约束假说。这四个假说构成“转轨阶段不稳定消费行为理论”。这是我将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并针对转轨经济下消费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
由计划转轨到市场，消费行为就是从一种计划下的超稳定向市场下的变动中的稳定转化，出现的是不稳定的动荡较大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这种不稳定式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特点是：消费支出不稳定，有的年很高，有的年很低；储蓄心态不稳定，受价格变化、利率变化影响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发展很快，人们难以一下适应，比如对股票、证券的发展，涉及到消费者的金融资产选择问题，我国家庭还需要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明白到参与的过程。比如商品市场上的新商品出现很快，对购物有很大吸收力，同时，对高档耐用品购买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比如买房买车中的专项贷款，就是新出现的。这些都使转轨中消费行为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就社会而言，消费行为二元化，贫富差距在拉大，同时，这两种社会群体的消费行为很不相同，挥霍式消费与高恩格尔系数的消费并存。
A.不稳定的收支消费假说
转轨中收支的不稳定，主要来自制度变迁的影响。一方面是收入来源不稳定：人们的收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走向市场，完全按市场经济办法来获得收入，但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中的高收入层，到1996年底，全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已有600万户，个人家庭资产在百万元以上约有100万户；另一种是市场经济中的低收入层，这两种人收入都不稳定，变化较大；相当部分的人是双轨制收入，靠单位拿一份工资（但因改革，单位本身变化相当大），再从计划外获得一些收入；还有一部分人仍然是以计划一轨的收入为主，收入相对稳定，但长期收入的前景不明。二是预期的支出不稳定：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教育制度等正处于改革之中，尚未最后定形，有的办法是改革后又再改，需要一步步完善。但总趋势是，住房、上学、看病，越来越多要靠个人帐户支出，因此，使人们在转轨中消费心理很难稳定，处于不安和等待之中。由于收支两个不稳定，造成预期的可支配收入的不稳定。人们难以把握到底有多少钱是在无选择支出后可用于选择性消费支出的，甚至不能保证未来收入能否保证支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心理极不稳定，被中国学者们称之为消费心理不成熟，比如，调价会引起大规模的抢购，乐观预期时产生超前消费（樊纲称之为收入幻觉的消费），悲观预期时又产生过强的货币需求或强制性储蓄。
B.生命周期特殊阶段消费行为假说
不论处于什么经济制度和收入条件下，人总是存在生命周期，总是需要在支出时思前想后，生命周期理论所讲的那些问题总是会出现的。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条件下，人们的生命周期中碰上了经济转轨这一阶段，收入和支出条件正处于动荡之中，人们考虑消费支出的方式与一般市场经济下是不同的，因此，称之为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中国经济改革已二十年，再有十年经济转轨的基本任务就可能取得成效。因此，这代人的一生可能有一半时间在转轨中度过。对不同的人来讲，或青少年阶段，或老中年阶段，情况又是不一样的。需要把生命周期阶段与转轨的特殊阶段结合起来分析。在转轨阶段上的消费心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改革初的十年，这种不稳定反映在消费购物上有选择性偏差，比如，集中动用储蓄和超前消费，同步化的“排浪式”消费，甚至出现过抢购问题。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在国家包住房、包教育、包看病基础上，家庭对未来消费没有风险预期，因此，一旦收入有较大较快提高（包括补偿性收入增加），就会出现半生命周期现象即用以前的储蓄，解决当前超收入的消费，不顾及也没发现以后的消费支出尤其是养老会自己承担的问题。通俗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也不会喝凉水，住房、上学、看病、养老有公费”的潜意识在固有轨道上运动。这一阶段，反映在储蓄是短期化倾向加剧。90年代以后，半生命周期现象在向全生命周期规律发展。现在消费者已适应了消费档次的拉开，银行利率的调整，价格水平的变动，按个人需求购物，尤其是养老、医疗、各类保险和子女上学需求的长期储蓄动机大为提高，这是走向从持久收入和生命全程考虑消费支出的重要转变。
C.市场过速变化造成的消费失态假说
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与计划体制或市场体制下的消费行为有重大差异。计划体制下是稳定的单调划一的消费行为，消费者面对一个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品市场，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购买，也没有多少收入可去购物。大家都是低工资，都享受着公费医疗和福利性住房，因此，消费动机和储蓄动机都很简单，既不会担心个人会有巨大支出，也不用担心利率调整会给存款很大影响。收入虽低，基本生活可以保证；储蓄虽少，花不完的钱总有个地方可存，也备万一急需。这个阶段的消费行为表现为极稳定的、少变化的购物和存款方式。但转轨中商品和服务突然象是从地下涌现出来，新品种令人眼花缭乱，因此使在计划体制下的消费者不知什么是需要的，不知动用储蓄是否必要，这时出现了盲从购物、攀比购物、消费雷同等现象。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转轨中出现的高档耐用品热，彩电、电冰箱和洗衣机三大件普及速度相当之快，从1984年到1986年的三年时间，每百户居民拥有三大件的数量上升了5倍。多数中国家庭把有三大件视为家庭必需品。这是一个多年来强制性储蓄消费受压，一旦被释放后爆发出来集中强烈购物的景观。
D.信用消费制度约束假说
这是我从流动性约束理论基础上针对中国情况的发挥。在中国，之所以预支未来的贷款会受阻，更多的原因还在于制度的不健全上，这与西方银行制度太健全引出的流动性约束还不一样。中国现在不论是购房还是购小轿车，银行贷款支持还正在开始尝试，银行正在尝试消费信贷的品种和条件，信贷条件近于苛刻，还不能为大众所真正地充分地利用。借款方也须树立信誉，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对没有大量储蓄又要透支未来的消费者而言，这种愿望难以实现，存在着信用消费制度的约束。假设消费信用以后普及了，有朝一日达到现在发达国家水平，那也意味着“流动性约束”将会出现，取代现在的“信用消费制度约束”而已。
综上四个假说，第一个是说转轨中消费行为不稳定的基本原因即收入影响；第二个假说是说消费行为不稳定的表现；第三个假说是讲不稳定的市场影响；第四个假说是分析消费不稳定的约束，综合起来就是转轨中消费行为的不稳定理论。
四、消费新变化
1.现阶段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4万户居民家庭记帐调查和相关资料测算，1996年年收入万元的户数已占全部家庭的76%，达到6642万户；年收入1～3万元的家庭已占66.69%，为5829万户；年收入3～10万元的家庭占7.15%，为625万户；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家庭已占总户数的2.2%，达192万户。与此同时，年收入0.5～1万元的家庭占22.04%，为1926万户；年收入0.5万元以下的家庭（月收入400元及以下）占1.92%，为168万户。
收入的地区分布。1996年全国城镇年收入10万元以上家庭中，广东省占55%，为106万户；上海占9.41%，为18万户；浙江占6.13%，为12万户；江苏占5.24%，为10万户。中西部地区各省（区）所占比例很小。年收入1～3万元的家庭在全国各省的分布则较为平均。年收入0.5万元的家庭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企业不景气地区，东三省占38%，四川占15%，河南和内蒙分别占6%。而当年的贫困户户均收入是5020元。
据1996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占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180元，与占调查户10%的最高收入家庭同口径的收入之比为1比3.9。调查户中还有1.1%的家庭人月均生活费收入低于100元，生活难以为继。1996年，全国有137个大中城市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500多个城市有待建立。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据对3.5万户的跟踪调查，其中20%低收入户与20%高收入户差距，1981年时为2倍，1990年时近3倍，1996年超过4倍。按国际上通用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80年代在0.2以下，90年代增长较快，1994年为高峰值，达0.3，此后两年略有下降，尚属于合理差距区间。据分析，差距拉大的因素有：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价格结构的不合理，行业垄断经营，企业效益差距，等等。就劳动者家庭和个人因素看，统计结果表明，职务和职称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文化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日趋扩大，而劳动者工令和年令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大，家庭负担系数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力也在逐年减弱。
2.现阶段消费需求结构的新特点
二十年改革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七方面：一是消费中吃的支出比重下降，穿的消费支出上升，这是符合恩格尔定律的。与此同时，对营养、快捷、旅游食品的需求增大，衣着方面则出现成衣化、高档化、名牌化的新潮流。二是对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再度增加。80年代出现的是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热，90年代出现的则是空调、电话、家用电脑，正在兴起轿车热。三是购房和住房装修投入增加。1995年城镇居民居住年支出为250元，只占全部支出的7%，美国房屋消费开支占消费支出比例为31%，英国为16%，都大大高于我们。这方面消费支出还有很大潜力。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装饰支出比上年增长30%。四是交通、通讯。1996年城镇居民用于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支出月人均达17元，占消费支出比重不到5%，发达国家大多在15%左右，预计不久会在消费支出中占到15%左右。五是医疗和养老保险支出增多。我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为3%，发达国家都在10%以上，美国高达18%。六是文化、教育支出增大。1995年人均教育支出166元，比上一年增长近30%。近几年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很快，年均增长在20%以上。文化支出也增长很快。七是旅游、健身、美容支出增多。
五、消费与储蓄的比率
研究消费与储蓄是分不开的。收入中一部分发用于消费，另一部分就被称为储蓄，这是广义的储蓄，不仅包括存入银行的储蓄。储蓄与消费对经济发展都有影响。储蓄高意味着可以多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扩大未来的生产能力；投资需求大，近期则可以扩张内需。消费率高意味着消费需求大，其对国民经济近期影响很大，可以因扩大了国内需求而刺激和带动生产，但从长期看，因没有形成新资本生产能力，因此，对长远的经济供给能力提高没直接影响。但是，消费高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也是有作用的，尤其是作为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更是有影响的。而且，近期消费对消费者自身虽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但对厂商是提供了市场，使厂商可以盈利并积累，这也是有助于增强未来的生产能力。反之，该投资时没投资，消费了；该消费时没消费，使企业库存积压，都会产生弊病。一种粗浅的看法可以发表了；消费比例低可能有助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但是，近期消费过于疲弱会使当年的销售不畅，使企业面临无利或亏损的格局。投资利于中长期供给能力提高，近期也有拉动需求作用，但过大也会有损人民生活，进而挫伤人力资本积极性。既然消费与投资影响到国民经济短期与中长期的产销关系，肯定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最优的比例关系。
1.家庭消费与总消费
一个家庭的消费是与收入（不论是当期的、以前的或未来的）相关的。有了收入才有支出。一国总消费是与一国的国民收入相关的，生产出来的净产值部分，才可能在消费与储蓄之间分配。我们分析消费行为时，重点分析的是消费个体的行为，是总消费行为的基础。一国家庭的高消费倾向可能也是一国消费率高的基础，比如，美国总消费率高于日本，但储蓄率总比日本偏低。总消费函数与消费函数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总消费也是随着总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当然，这里讲的总收入也应是可支配收入，是税后的收入。
但总消费并不简单的等于消费个体的加总。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家庭间边际消费倾向不相同，有的高有的偏低，加总时要考虑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家庭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有年轻的家庭，有老年的家庭，一方面是储蓄的累积，一方是储蓄的取用，总储蓄就有相当部分被抵消，总消费和总储蓄计算时，就必须考虑到人口的年龄分布。三是总消费中包括政府消费，其行为与家庭消费行为完全不同，现在分析消费行为的理论，大部分不能套用在政府消费行为上。
2.消费与储蓄的比例是由什么决定的
消费与储蓄关系在计划体制下称之为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计划体制下，消费与积累比例不是靠市场力量来形成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因此，我们常用的是“确定”一词而不是“形成”一词。
传统体制下的消费水平是由政府计划决定的。但政府制定消费基金计划时，确定居民消费水平的依据是什么？一种解释是，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着社会必要的消费基金水平，消费基金增长应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与一国消费传统相协调，与生活方式变化相适应，还与政府和企业协商有关系。（注：符钢战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有的教授认为，积累率的数量界限主要受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剩余产品率的变动，国民收入实物构成比例及生成构成比例等方面制约。（注：戴园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这个解释还是有令人不解的地方。比如，国民收入增长可以使积累与消费额增加，但如何能影响二者比例，不很清楚。
事实上，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消费比例是由积累比例来确定的，积累是由当时决策者的经济战略和计划决定的。消费是不重要的，生产是高于消费的。因此，先有各种项目，事后统计出一个什么二者比例。计划体制下的消费与积累比例之不合理是显然的。1958年大干快上，积累率由上年25%一下到了33%，1978年又要大上，积累高达36%，建设太热紧跟着调整，积累率降到20%多一点。名义上是有计划的，实际上是带有极强个人意志和主观愿望。这些历史经验根本反映不出来计划当局是按什么科学规则来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让市场来形成消费和积累比例，比计划确定消费和积累比例更符合实际，更有规律可供经济学家们去探求。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消费与储蓄比例是如何形成的，这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两个重要成果，一个是198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Solow 1956)提出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实现平衡增长，需要产出、资本和劳动都以相同的速率增长。而这是一种自然的机制，不论最初的资本—劳动比率如何，市场运行中有一种使资本与劳动平衡的机制，即劳动增长快于资本时，会有一种使资本增快的力发生作用；反之，当劳动增长慢于资本增长时，又会有一种使劳动增长快些的力。这种使劳动与资本平衡的力量，就间接地解析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要求。
另一个重要的成果是爱德蒙·费尔普斯(PHELPS)利用索洛增长分析，他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如果实现每个工人消费最大化目标下的稳态增长，有一个关键的关系是：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增长率的数量，或者资本边际收益率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率。如果劳动边际收益率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相对小，因此，应少积累；反之，若资本边际收益率高，就应多积累，少消费。这样一条定律，使我们分析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有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内在规律解释。
六、关于消费统计的两个问题
1.1993年的SNA对消费的规定
“经济体的最终消费：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支出角度看，它可以为常住住户、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和一般政府单位在个人及公共消费品和消费服务上所有支出的价值；或者从实际最终消费看，它可定义为常住住户获得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加上一般政府提供给社会或社会中某些部分的公共服务的价值。”（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中译版。）
这段话颇难理解，我按自己的理解来评判这两种办法。做买卖，有买方和卖方，从买方统计是支出多少，从卖方统计是销售多少。支出方有多少呢？一有常住住户，二有政府单位，三有为住户或政府单位支出的非营利机构。从销售方看，售出的货物和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加以合计加总。销售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工商业，二是政府出钱搞的公共服务，也是销售服务，但这是享受者不交费的公共服务。政府为此要花钱，钱是从另外渠道得到的，主要是税收，而不是从这里交易可得的。由此可见，政府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作为买方，要花钱；作为卖方，是花钱不收费。统计消费就可以从买方和卖方两个角度进行，形成了两种方法。我想这样理解，便于对最终消费的统计有一个基本把握。
国家统计局对最终消费的解释：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也就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的消费支出按市场价格计算，这是有票据并登记的。在居民消费中，还有一块叫做虚拟消费支出，主要有：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支出。（注：《统计年鉴》1997年。）
2.消费指标与社会零售总额指标的关系
当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分析消费需求情况时，我国的《统计年鉴》有两套数据引起我们的关注。一套数据是《统计年鉴》“综合”部分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表中，提出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数据，而在《统计年鉴》“国内贸易”部分中，提供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这两套数据是不相同的，我们分析消费需求有多大，消费需求足还是不足时，到底用哪一套数据为好呢？
我在《199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即经济蓝皮书）中，曾同时利用了这两套数字，把“消费”上限定在最终消费绝对额（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上，把“消费”下限定在数额较低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上。根据1995年和1996年的数据，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我国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40%-49%，在三大需求中居首位。（注：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199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8页。）
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支出法中统计的消费需求与社会零售总额之间的关系。社会零售总额是商业统计中的指标，而支出法统计的消费需求是从买方支出角度进行统计的，因此，二者角度是互为正反的。但是，按理讲，买卖双方的帐是一个数字。为什么出现差异？而且消费需求与社会零售总额数据之差在30%-40%左右。
我们分居民和政府两种情况具体看一看出现差别的原因。居民消费包括服务消费，如医疗保健服务、交通和通讯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包括居民以实物报酬和实物转移形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居民对自己生产的货物的消费，居民对自有住房服务的消费等，以及我国临时离境人员和住外使馆人员在国外购买的消费品，以上这些居民消费品零售额中都不包括。当然，也有居民消费零售额包括而居民消费统计不包括的，主要是售给临时来华的外国人、华侨、台湾同胞和外国住华使领馆人员的消费，售给居民的建造房屋用的建筑材料，等等。可见，两种数据差别来自进帐项目的口径不同。
政府消费包括政府单位关于服务、劳动者报酬、生产税的支出和政府单位固定资产的虚拟折旧价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不包括此项。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对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等非政府单位的商品零售额，包括政府购买免费或较低价格提供给居民的消费性货物的全部市场价值，而政府消费只包括这些货物市场价值与向居民收取的价值的差额。政府服务的经营收入是对政府消费的冲减，但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统计没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单位购置的各种车辆、电讯设备等，没统计进政府消费之中，而是统计进固定资本形成，这一点值得商榷。不仅大大降低了政府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且使生产性资本与非生产性资本、赢利性资本和消费用资产混为一谈。多年统计实践表明，政府消费一直大于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额，后者大约为前者的60%至70%之间。
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组成的，鉴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与相应的社会零售总额的差额，从1978年到1995年，我国最终消费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距在40%左右，差距最大的年份为1978和1979年，达到44%，差距最小的年份为1988年前后，均接近于30%的差距。这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公开数据中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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