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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理论向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问题。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i）所提出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是西方有关权力的基本理论之一。目前，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士纷纷以此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大国的发展逻辑似乎必然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并从政治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因而推断中国强大以后，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进行对外军事冒险将在所难免。权力转移理论真的给人提供了观察中国未来走向的钥匙吗？本文将分析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评述。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前提
奥根斯基观察国际政治的理论方法和立场，基本上承袭了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权威和秩序是其基本特征。国家为了维护自身排他的国家利益，总是在国际行为中不断地追求权力。权力是国家利益的直接内容，由于国家利益表现为权力，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只有权力才能代表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动的最主要准则。摩根索强调，国家的权力欲和对权力的无止境追求既来自于人性的弱点，又来自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
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利益是由权力界定的。权力获得的多少，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大小。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能充分地获得和保障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不断满足需要靠对权力的持续不断的追求来实现〔1〕。 虽然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师们对什么是权力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摩根索认为权力主要是一种影响力，斯拜克曼认为权力是一种支配关系，享利·基辛格主张权力是可以让别国做、或不做某些事的能力；但是，现实主义普遍认为，权力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构成的。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就是不断地增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地扩大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外影响力。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评价现实主义理论时曾明确指出，以权力来衡量与规范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2〕。 现实主义理论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在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奥根斯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现实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权力。因为“权力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决定者”，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至于什么是权力，奥根斯基认为，权力是“按照自身的矛盾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3〕。他进而补充说， 国家间的关系也是权力的一部分，因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的状况往往取决于各国影响力的使用。一个国家虽有实力，但不去把它变成影响力、不去对国家间关系发生作用，那么它的实力依然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真正权力。因此，实力的行使比实力的单纯存在对权力更为重要。奥根斯基以美国在二战前后的国际地位变化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二战前后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战后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美国广泛地卷入了国际事务，具有将其实力变成现实影响力的巨大欲望。奥根斯基的结论是，不断地对外使用实力、不断地影响他国的行为是权力的本质。
从这一点出发，在奥根斯基看来，财富（经济实力）、资源、人力和军事力量都是权力的工具（instrument of power）， 但不必然导致一国的权力。只有不断地使用这些实力并影响他国的行为，才会赋予一国以权力。他强调，权力来源于实力使用的有效性。奥根斯基的这一观点是其权力转移理论的重要基础。当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以后，其实力的显示和对外行使，是权力转移在权力追求同时的根本推动力。
汉斯·摩根索也曾如此分析过权力，但摩根索更强调的是权力行使和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三种基本模式，外交政策也可以相应地分为“威望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4〕。 奥根斯基所强调的是权力的行使对权力本身的作用。摩根索在分析权力行使时，还提到了政府和外交质量的问题，即认为制约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对一国权力具有影响力。奥根斯基却认为，权力的行使主要同“权力的主观性”（subjectivity of power）相关，即一国在估计和评价本国和他国的实力与权力时的主观意识，包括如何思考权力的用途和使用权力的具体方式，以及国家在运用权力时的意志、手段等等。他认为，虽然权力是由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所构成，但这种能力很可能被运用权力手段的水平所左右。50年代末行为主义兴起之后，外交决策理论和博弈理论的出现，都更深入地研究和解释了国家外交行为中的权力意图和如何运用权力的问题。奥根斯基阐发其权力转移理论的《世界政治》一书于50年代后期出版，对权力的主观性的分析充其量也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所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意志本身也是权力的一部分。
二、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内容
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着眼点：一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最富有意义的事实不是由军事力量所决定的，建立军事同盟并不能直接导致世界权力的合理分配；二战后迅速出现的冷战局面，使得国际关系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军备竞赛和军事结盟上。二是，国际秩序正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其原因不是大国间不能形成均势，而是因为各国人口、政治结构和工业力量都处在飞速的变化和发展中。为此，奥根斯基认为，仅依靠均势、结盟和秘密外交以及国际组织并不能导致国际关系的稳定。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应该紧紧抓住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以这些变革为基础来审视世界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西方学者，奥根斯基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战后大变革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思潮，即对如何继续巩固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的忧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群新来者正在不断地挑战世界政治的现有领导者，如果这些挑战一旦成功，将意味着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这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开始。〔5〕”奥根斯基提出权力转移理论， 一方面是要批判美欧领导人的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是要抓住战后国际关系的变革趋势，完善现实主义有关世界政治依然是权力政治的基本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对权力转移的理论分析，找到当代国际政治“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和主要趋势”〔6〕。
那么，权力为什么会发生转移呢？
在对国家权力的决定要素的分析中，奥根斯基提出了一张和摩根索几乎一样的单子，认为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民族士气（natioal morale）是国家权力的七大决定要素。其中，人口规模、政治有效性和经济发展被列为最主要的三大要素。和摩根索略有不同的是，奥根斯基把前三者称之为自然决定要素，而把后三者称之为权力的社会决定要素，它们是可以促成权力变化的基本变量。由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在当代世界事务中的表现尤为迅速，这些变量对权力的作用就是特别显著。
对政治发展，奥根斯基并没有完全将西方式的民主作为唯一标准，而是运用了较为中性的、含概面更广的政府有效性的概念。他认为，政治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国内政治结构效率的提高，政治对资源的利用程度也相应提升，因而导致了政府有效性的加强。这就会增强一国在运用实力和追求权力时的机会和权威性。奥根斯基特别采用了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变化作为例证。就经济发展而言，奥根斯基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工业化。他认为工业化是增强现代国家实力的最重要的途径。不少西方国家，如英、法、德等国，在人口上并不占优势，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化起步早、程度高，才具备了大国的条件和地位。奥根斯基敏税地指出，战后科技的进步使得工业化的全球趋势被大大地促进了，非工业化国家走上工业化进程只是早晚的事情。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工业化一旦起步，并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上都有长足进步，再加上这些国家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优势，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必将重组。到了这一时刻，这些国家对世界国家权力的等级序列所造成的影响，将是西欧及日本等国所无法企及的，尽管西欧、日本仍会有发展。因此，非工业化国家凭籍它们的人口和资源优势，通过政治和经济发展所迎来的工业化前景，是促成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在论证了权力转移必然发生之后，奥根斯基指出权力转移是按不同的阶段进行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他提出，后起国家的权力增长经过工业化可以发生3个阶段的向上发展，即3个阶段的权力转移。第一个阶段称为“潜在权力期”（period of potential power）， 第二个阶段是“过渡性增长期”（period of transitional growth in power），第三个阶段是“权力的成熟期”（period of power maturity）。
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开始，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生产力水平低，技术不普及，对正规教育缺乏应有的重视。这一阶段，国家拥有的对外权力还很弱，但国内很稳定。奥根斯基认为，50年代的中国以及印度、巴西、印尼都处在该阶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原因是它们可以“预支明天它们可能拥有的权力，因为世界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潜力。 〔7〕”
第二阶段是从前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迅速膨胀，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至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随之开始，其结果是国内生活出现了巨大改观。奥根斯基认为，这些变化对一个国家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产生了积极作用，因而增强了国家的权力。其中，“一个国家获取权力的速度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8〕， 前苏联就是经由工业化迅速完成权力增长而走向超级大国的生动例子。奥根斯基断言，正处在同样过渡性权力增长期的中国一旦完成工业化，也会创造同样的世界奇迹。
权力转移的第三个阶段是权力的成熟期，这是一个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后所步入的阶段。美、日、西欧等国已处于这样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效性进一步增强，对科技优势会更为关注，社会福利政策会有很大改善，国民情绪也比较平稳。当国家处于这个阶段时，国内生活的质量会继续赋予其国际权力。此时，国内生产质量的提高会继续进行，但速度不会象以前那么快，甚至由于别国的迎头追赶而放慢。奥根斯基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处于权力成熟期时国民生活依然不断富裕但其权力却可能下降的原因。因为别的国家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充满活力地发展。英国在巅峰期曾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但二战后在世界上充其量只能排第三位。奥根斯基预言，未来英国的权力和实力相比之下还会进一步下降。但他认为，在权力的第三阶段，大国的衰落与该国本身的权力成熟没有关系，而是其他有潜力的国家进入权力转移阶段的结果。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同时进入工业化，那么国际关系的历史就将重写，由于不会出现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巨大变化，那么也就没有了权力的转移。可是，工业化在全球的进展是不均衡的，这就注定了国家间的权力会出现转移和此起彼伏的变化。
三、权力转移理论的目的
奥根斯基提出权力转移理论并非要对国家间权力此消彼涨的历史规律作出描述，而是要从该理论出发，提出自己对国际关系应有状态和未来发展的解释和说明。权力转移是奥根斯基分析国际关系的理论工具。
奥根斯基虽然是现实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但他又对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均势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由于权力的变化是必然的，单纯建立在权力均衡基础上的均势是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均势并非国际关系的理想构架。那么，在承认国家权力变化合理性的同时又如何使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不至崩溃呢？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奥根斯基比摩根索更前进了一步。摩根索认为，当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时，权力就是国际政治的本质，维持和追求权力总是合理的。奥根斯基同样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在国际政治的权力政治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是权力的国际分配的关键。他提出以工业化的世界进程来划分国际关系的历史。摩根索则以不同的权力时代来划分国际关系的历史。为此，奥根斯基把国际关系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没有工业化国家的阶段，即17世纪之前的国际关系；第二阶段是工业革命的阶段，即全球开始出现工业化，但仍有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分。这一阶段从17世纪后期直至现在。第三阶段存在于未来，即所有国家都完成工业化的阶段。
奥根斯基认为，均势理论适用于第一阶段的国际关系，因为这时外交、结盟和军事冒险往往是增加国家实力或维持权力均衡的有效办法。他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则适用于第二阶段的国际关系，因为这时人口规模、政治有效性和经济力量是权力的决定因素，国家的内在发展是权力增长的必由之路。不同的工业化进程是理解19和20世纪权力变更以及国际政治的关键。
奥根斯基强调，权力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本身的特征，而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的特征。权力的表现来自于国外，但权力的变化却来自于国内。当把权力的表现和权力的增长相结合时，一个国家在当代提高自身权力的方式无非有工业化、帝国主义和移民这3个主要的选择。事实上，这3个选择都会对领国构成威胁，造成国际社会不稳定的前景。奥根斯基认为，帝国主义政策是通向权力之颠的捷径，最早的一批工业化国家，以及以后的日本、苏联都曾采取这种方式。但他也指出，尽管当代存在着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可能，但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它只适合于“刚开始现代化时经济尚落后的世界”〔9 〕。奥根斯基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以色列作为因移民而获得权力的国家的例子。但他承认，基于大规模移民获得的权力绝非是大国的权力，而且这种方式也已经过时。工业化是当代获取权力的唯一方式。当一国的权力通过工业化增长时，它国最难以对付，因为它们很难用具体的手段来阻止一国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和平发展。并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以阻止别国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军事结盟是十分荒谬的。如果采取预防性战争则更是冒天下之大不违。奥根斯基建议，对一个可能的潜在敌国的工业化应采取“遏制”政策，其方法有三：一是从一开始就打消该敌国的工业化企图，包括进行政治颠覆等等；二是通过贸易禁运、制裁和拒绝给予援助等手段拖延该敌国的工业化进程；三是利诱——从各方面帮助该国的工业化努力，以换取感激与友好合作。奥根斯基并不倾向于第三种方式，他认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未必牢靠，英美关系就是明显的例子。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支持美国的经济起飞，但二战以后美国却主张大英帝国必须解体。
工业化必然出现并导致权力的转移和世界范围内权力分配的变化，在奥根斯基看来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第一个重要特征，第二个特征则是国际秩序的作用。他指出，由于工业化的全球进展，国际关系对各国变得越来越具有意义。各国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已经出现，经济生活方面的国际交往和合作已成为各国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但世界政治的现实恰恰是由于东西方冷战而发生了尖锐分裂，普遍寻求国际交往的国家因此组合成不同的国际系统，寻求不同的国际秩序。有时，世界上只有一种秩序，但当前却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竞争的国际秩序，每一种秩序下内含的国际系统都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和贸易、外交与战争规则，都希望能主导世界按自己的方式分配权力和财富。国际秩序就成为了权力转移最为直接和关键的对象。
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必然带来国际秩序的变更，工业化进程招致的国内因素的变革会使国际交往面临新的选择。同一秩序内的国家尽管也可能发生利益的纠葛和摩擦，但它们不会轻易地互相背叛，或为了别的秩序而抛弃现存的秩序。因为“或多或少，它们的生活方式是同它们所隶属的国际秩序联系在一起的”〔10〕，秩序的规则就是它们自己的规则。因此，奥根斯基认为，权力的转移造成的新的权力大国或新的权力中心，不仅会对邻国或别的国家构成威胁，而且会动摇现存的国际秩序。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已有的权力大国不仅占有优势，而且获利甚多，它们已把现有的国际秩序变成国家生活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是对现有权力大国利益的根本打击，因而在奥根斯基看来也是整个国际关系必须对付的挑战。
奥根斯基一方面认为工业化使国家走内在发展的道路是必然的，作为其发展的结果而出现权力的转移是必然的；同时也看到权力的转移所导致的国际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他又预见到这种权力的转移会动摇欧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担心破坏现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权力和财富分配，并强烈感受到这方面的冲击。故而，他把国家通过内在发展而形成的权力转移和大国把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束缚于现有国际秩序中视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两大特征或两大现象，认为这两者间的冲突和难以调和是当今国际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他提出权力转移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西方国家更好地避免这样的冲击和挑战。
四、对付权力转移带来的挑战
奥根斯基站在西方利益的立场上，认为要避免和化解权力转移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关键是要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为此，他首先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中探索冲突和挑战的基本模式。
奥根斯基发现，冲突和挑战既可能来自系统内部，又可能来自系统外部，并且都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国际战争。前者如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冷战。权力转移造成霸主国家地位变化但没有引发战争的唯一例子是在英美之间。英国之所以容忍美国取代其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是因为美国实现权力转移采取了和平方式、美国遵守了英国的国际秩序，以及英国的衰落。美国的崛起使美英双方获利。奥根斯基提出，虽然权力转移的过程往往是冲突和战争的过程，但权力转移并不必然走向战争。关键是在承认权力转移的同时找到和平的条件。
奥根斯基所指的和平的条件是实现权力和满意之间的平衡，即适当的权力必须给予适当的满足，使权力在转移过程中的增长伴随着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满意度。他的理由是：如果大国对所期望获得的权力和现有的国际秩序均感满意，便不会诉诸于战争这种极端手段。和平只有在大国不满足并认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变现状时才岌岌可危。所以，“权力的追求程度和权力的满意程度是鉴别一国是否会危及世界和平的标志”〔11〕。奥根斯基根据这两个标准把世界各国分为4种类型：1、强大而且满意；2、强大但不满意；3、虚弱但满意；4、弱小但不满意。
强大但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显然是最有可能的挑战者，也是对和平的最大的威胁者。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满意度虽然常常相关，但并不总是携手共进的。历史表明，挑战者总是在同主导国家实力并驾齐驱之前就发动战争。但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毕竟只是少数，因为主导国家肯定是满意的，大国中的多数也是满意的，它们的大国地位都来源于或维系于已使它们获利的现状。因此，奥根斯基的结论是，权力转移的过程应伴随相应的尊重和满足，以限制他方权力为主的均势政策是不可靠的，因为权力的内在增长是必然的，国际关系中也不存在永久的均势。从这一角度讲，奥根斯基提出和平并不是简单地维持现状，变化是永恒的，权力分配的国际变化也是必然的；通过建立权力与满意度之间的有效平衡，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的可能性不应低估。但奥根斯基同时强调，理论上，主导国家面对新崛起的大国可能会作出某种让步、放弃一些特权，但事实上要让主导国家让出霸主地位是不可能的。挑战者需要变化而又不能以和平方式实现时往往会转向战争。为此，奥根斯基提出，建立权力与满意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条件是，西方国家应该确保自己的战略优势，建立和维持美国和西欧国家及其盟国对所谓挑战国的强大优势，使通过军事冒险改变权力的国际结构的任何行动都不存在成功的可能。在西方占据优势和不损害西方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西方可以容忍的权力转移。
五、评价
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说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均势思想，指出了国内的发展必然导致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基本事实，并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所谓国际后果作出了既以西方利益为中心、又较为平和的分析，不失为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权力观念方面的一种补充。虽然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远不如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突出， 但他对权力变化的时代根源的把握，对不同国家因内在发展而出现的权力增长的说明，具有一定的学术启示。
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受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的发展政治学的影响，他强调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对权力增长的决定作用。但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均有不同的模式，会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造成权力的不同性质。这就必然对一个国家追求、运用权力的基本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权力后果和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是相当不同的，奥根斯基却忽略了这一点，只是简单地认为权力的增长就一定会构成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挑战。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单化。
其次，奥根斯基视全球工业化进程为权力转移的动力，也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局面。但他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相互依存对国际关系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制约和改变国家对权力的传统认识和追求，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什么是权力的基本状态，以及在时代变迁中国际关系的基本变化及变化的结果，却几乎没有论及。而这些问题才是论述权力概念时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如果站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上，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说的许多观点都是需要重写的〔12〕。
第三、奥根斯基理论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他在观察非西方国家时很难做到准确和公正。他的许多论述以中国为例，认为中国是潜在的权力大国，因而也是潜在的威胁。尽管他承认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中国不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但他强烈主张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增长，西方国家应保持战略优势甚至对“敌国”进行遏制。按此逻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永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才不会构成“威胁”，这岂非荒谬？
注释：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123页。
〔2〕Stanley Hoffmann,ed.:"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60,p.22.
〔3〕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onpf,Inc.1968,.pp.101—23.
〔4〕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63—122页。
〔5〕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183.
〔6〕ibid.p.339.
〔7〕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183.
〔8〕ibid.p.339.
〔9〕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353.
〔10〕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364.
〔11〕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P.371.
〔12〕有关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代权力问题的探讨，请参见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 Little Brown,1977;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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