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探源：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兼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创新能力论文,大开发论文,差异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1)01-0044-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自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增长，始终保持在8%以上高位，被称为“中国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对于“中国经济的奇迹”以及对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解析，中外许多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诺顿，1994；林毅夫，1994：张军，1997），但许多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在中国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非均衡发展，地区间的差距（主要指经济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表现在沿海和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拉大。对于笔者而言，一个颇感兴趣而又困扰了很久的问题即是：中国各地区增长差异是否与其经济增长模式本身有着内在联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哪些因素造成各地区的增长差异呢？对此问题，许多人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文献侧重于差距现象的描述，对于造成这种差距原因的分析也大多停在“政策倾斜说”（认为东西部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央政府对东部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地理优势说”（认为东部沿海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较快的发展），“观念差异说”（认为西部发展落后主要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在实际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西部地区认为自己落后的原因也不外乎“地理差异，交通不便”，“政策重视不够”、“基础差、起点低”等，而且这些看法具有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然而事实就真的这样“直观”吗？我们认为上述几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仅简单归结于地理、观念、基础等原因，也未免有些武断，并且，实际情况差别很大：即使在东部沿海地区，也有很多地方经济欠发达，内部差距甚至不亚于东西部差距；即使在地理交通、政策均不占优势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也有较快的发展，甚至过去落后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其发展速度也令人无法想象。还有一种奇特的情况，许多地方拥有大量的资源又享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如一些革命老区），政府每年给大量的财政补贴和扶贫资金，但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让人乐观。所有这些都引起笔者进一步思考：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拟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论证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是推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
一、理论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简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为三个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
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即G=S/C；其含义是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C，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这一模型的局限在于它的前提假设过于苛刻：①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②生产只使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并且资本与劳动比率不变；③技术状态既定。这种严格限定与实际经济相去甚远，但其最大贡献在于指出资本积累和投资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为索洛。他批评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提出的稳定增长的途径是难以预见“刃锋”，其错误在于“不变的要素”的比例假定。他放弃这一假设，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经济增长是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和技术状态(T)的函数，写作Q=f(K,L,T)。他把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的贡献。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衡量和测算是通过“索洛剩余”获得的，即经济增长中减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后即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常称之为全要素贡献率(TFP)。实际上，经济学家把索洛剩余解释为由于技术进步引起了经济增长，它正说明我们的无知，因为它代表着无法用可观察到的因素解释的那部分增长（萨克斯，1992），并且模型隐含两个假设前提：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在实际运用上，许多文献都把这两个重要的前提忽略掉了。
随着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技术进步已经被公认为当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技术进步的源泉在于创新，这也是以罗默(Romer,1990)，克罗斯曼(Grossman,1991)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最先，舒尔茨将资本的概念扩展到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卢卡斯在其理论中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增长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实物资本投资密切相关。卢卡斯认为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提高它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他人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罗默提出研究与开发增长模型，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他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将劳动的有效性明确地解释为知识，研究和开发被视为知识生产，作为一个变量包含在生产函数中。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一系列包含创新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如罗默(Romer,1990)的知识驱动模型，卢卡斯(Lacuo,1998)的人力资本模型，克鲁斯曼(Grossman,1991)的研究开发模型等等。于是创新能力也被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视野中。
有经济学家利用数量化分析框架检验影响增长的政治和制度因素。如斯卡利(G.Scully)比较了115个市场经济国家在1960-1980年间的增长率以检验经济增长与政治、公民和经济自由度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他发现经济增长受到制度的重要影响。具体地说，增长最快的国家都是政治开放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制度框架对经济效率和增长率有重大影响，政治开放，尊重法律规则、私有财产和资源市场配置的社会同没有这类自由的社会相比，增长率要高出两倍，效率要高出一倍半。”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步由微观扩展到宏观，政治结构和体制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从有形物质资本逐步转到了无形的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分析。
二、现实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及差异的因素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但大多使用的是索洛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尽管方法千差万别，分析的角度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相互之间差别不大，甚至完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果非常近似（如表1）。
表一：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比较
时期GDP增长率
资本贡献
劳动贡献
TFP贡献
资料来源
（平均）
贡献
比重% 贡献 比重% 贡献 比重%
1979-1994 9.3 4.2 45.2 1.2 13.0 3.9 41.9
胡祖六(1996)
1979-1995
10.6 5.0 47.2 1.4 13.2 4.2 39.6
李京文(1996)
1980-1986 8.5
3.34
39.3 1.84
21.6
3.32 39.1
Bosworthestal(1995)
1978-1997 9.8
2.929.6
1.212.2
5.7 58.2
翟凡(1998)
1978-1995 9.4 3.4 36.2
1.212.8 4.8 51.0
世界银行(1997)
平均
9.52
3.76 39.58 1.36
14.37 4.38 46.05
资料来源：翟凡(1998)转引自郑玉歆《经济研究》1999年5期
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每种结果的具体算法，单从结果也可推导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来。首先，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的贡献是最小的，大致在15%左右。这说明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而且与人口质量关系更密切。人口数量是我国的优势，但人力资本存量我们并不占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的潜能是巨大的。其次，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我们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资本短缺是发展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第三，我们发现除了资本和劳动贡献外，全要素（其中技术进步）等无形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与资本的贡献率接近甚至更高。胡鞍钢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胡鞍钢，2000）。他发现，物质资本增长因素只能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19%，而其余81%归于包含TFP于其中的无形因素。
那么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又是什么？现实中，各地发展经济时特别偏好于寻找自己的优势，特别看重资源优势，如西部大开发，各地都在宣扬（甚至是有意）本地区的资源优势。资源优势是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呢？发展研究普遍发现，自然资源丰富（或贫乏）并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少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绩效上仍取得成功，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即为典型的代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温州苏南地区等。我们用各地区的矿产资源指数（见附表1）与地区的GDP增长率作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弱相关，系数为-0.1576，说明资源的多寡不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西部大开发过分宣传资源优势可能是一个误导，反而会出现“资源幻觉”的内在锁定，一谈开发就想到资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矿产资源丰富是西部地区发展之基础，但在市场供求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矿产资源丰富反会成为沉重包袱（胡鞍钢，2000）。那么，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地理位置是否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呢？从表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并非所有起点落后的省份（如广西、山西、青海）的经济增长都慢于起点高的先进省份，也并非所有起点高的先进沿海省份（如天津、辽宁、河北）的经济增长都快于起点低的落后内地省份。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最东南沿海五小龙（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而这几个地区的起点大都相对较低。我们还可以看出，许多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如安徽、新疆、云南等平均速度在8.3%以上。从直观上判断，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归于起点差异和地理位置是不恰当的，至少理由并不充分，同时也说明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没有被注意。
必须指出的是，在运用索洛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时，两个前提假设条件不能忽视。索洛假定之一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这在我国并不具备；索洛把制度变量看作是既定的，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制度变迁过程，不可否认，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制度的推动。改革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时，将市场化因素的推动作用抹杀或忽略掉是不应该的。此外，索洛还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但由于创新，规模报酬往往是递增的。知识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那么，会不会是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呢？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假设。
三、实证检验：模型建立及说明
针对转轨时期，我们提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框架：经济增长受该地区有形资本、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用G表示经济增长状况，A表示有形资本（A包括资本和劳动力），I表示创新能力，M表示市场化程度，则G=f(A,I,Mε)，ε表示其他因素。以此，我们来判断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推动是否有关系。假设建立逐步回归模型：
市场化程度i=β[,0]+β[,1]（增长起点）i+V[,i]
(1)
经济增长率i=α[,0]+α[,1]（增长起点）i+α[,2]D+ε[,1] (2)
经济增长率i=α[,0]+α[,1]（增长起点）i+α[,2]D+α[,3]（地区创新能力）i+α[,4]（市场化因素）i+ε[,i] (3)
采集的样本空间为1997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经济增长情况。（见附表1和表2）。为了检验增长起点（初始条件）对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建立了方程(1)。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和一些不可量化的因素，我们采用1978年的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增长开始时的初始条件。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省市区的人均GDP水平大致能反映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若人均GDP水平高，说明在1978年以前的经济发展为以后经济的增长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就相对其他地区拥有初始优势。市场化因素是指经济增长中市场推动作用，用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和外部环境。一般说来，市场比计划更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更能发挥其自身效益。我们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过程的深入，国家逐步放开对要素的价格控制和流向控制，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渗透到经济运行中，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实践证明，非国有经济相对于国有企业对市场改革的反应要灵敏迅速得多，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比国有企业高得多。因此，我们用非国有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代替市场化程度。为了证明增长起点的差异是否对市场化因素有影响，我们用市场化因素和增长起点，即非国有经济产值比重与1978年各地区人均GDP建立回归方程（如方程1），在这里，我们引进一个虚拟变量—“地理位置”。该变量的含义为：沿海地区处于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该虚拟变量取1；西部地区取-1；中部地区取0（注：各地区的划分以国家划分为标准，即东部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江苏、海南、辽宁、浙江、山东、河北、广西等12省市区；中部包括吉林、湖北、黑龙江、湖南、山西、河南、江西、安徽、内蒙古等9个省区，西部为陕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10个省区。）。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显著，与1978年的GDP水平有关，但相关度不大；说明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与各地的初始条件和地理位置关系不大，并无明显的必然联系。说明市场化程度受“地理位置”和“起点差异”影响较小，推进市场改革取决于各地区本身。
回归方程(2)分析各地区经济增长受增长起点（以1978年的人均GDP表示）和地理位置(D)的影响，以验证我们在上节所做出的判断。结果表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增长起点和地理位置的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回归方程(3)用来说明经济增长状况与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的关系。我们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状况，用非国有经济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市场化程度，地区创新能力难以直接衡量。一般说来，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的存量大小有关，人力资本蕴量高，吸收和获取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就越强，创新能力就越强。人力资本状况又取决于教育水平，可以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大学生人数，每百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但每个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在这里，我们用知识发展能力指数来表示。知识发展能力指标是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博士提出的，知识发展包括获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交流能力的发展。胡鞍钢将一个地区此项知识发展指标的人均数量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百分比作为该地区此项知识发展指标的指数，对一个地区的三大类十项知识发展指标的指数值加权平均得出该地区的综合知识发展指数（见附表2）。根据表2，估计出GDP增长率关于创新能力(I)和市场化程度(M)的回归方程为：
G=0.34026I+0.2004M R[2]=0.733
(14.72) (9.18)
回归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区域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并且，在引入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后（如方程3示），增长起点Y0和地理位置D的回归系数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小，D的系数趋于0。也就是说，与创新推动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相比，起点优势和地理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换言之，通过增强创新能力和推进市场化改革，可以弥补起点和地理劣势，一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之所以快于一些先进地区，一些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内地部分省市，主要是由于这些增长快的落后地区和沿海地区更加深入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更注重创新能力的发挥。回归结果如表：
表2：经济增长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回归1
回归2回归3
平均GDP(1978)
3.24* *
6.53* * 3.15* *
(2.64)(9.52) (7.65)
地理位置(D)
-0.38 0.65
-0.01
(-0.53) (2.14)
(-0.58)
创新能力
0.34
(14.72)
市场化程度
0.20
(9.36)
F检验
20.33* * 36.78* *520.96* *
R[2]
0.16 0.24
0.76
注：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为5%
四、基本结论引申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提出一个转轨时期地区经济增长框架，提供了分析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新的视角。我们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是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并运用中国各地区的实际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结果支持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们发现一个地区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率相关不大，市场化程度受地理位置和初始条件影响较小；其含义是，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应当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着手。
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加快西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西部只有以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才能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西部大开发，怎样开发，开发什么，都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1、西部大开发的实质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对于西部大开发而言，资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资金的使用效率。短期内资金虽然能刺激经济增长，但若缺乏市场化机制，必然以资金的大量浪费和使用低效率为代价。经上述分析得出，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西部大开发不能靠强化政府控制去推动，否则极有可能造成体制复归，计划手段重兴。根据青木昌彦“市场增进论”(1994)，政府的作用是推动市场化进程，以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将精力主要集中在要资金跑项目，造舆论上。创立一种机制是“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罗斯托，1960）。西部的落后与其说是观念落后，不如说是市场机制落后的结果。
2、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之灵魂，经济发展也是如此，日本70年代的崛起和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教育是提高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西部开发除了修路等基础设施，更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引进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等智力资源比吸引资金更迫切更必要。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投入也不仅仅是盖几座学校买几台设备，而是切实实施广泛教育，包括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农民技术教育等多种形式。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将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纳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指出西部大开发重点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培育区域创新能力。
虽然本文存在这些不足之处——分析框架是初步的，没有形成精确的数量模型；计量检验选取的数据是横截面的，没有更多结合时间分析序列进行，可能还忽略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等等，但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可靠的。
附表1：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起点比较(1978-1997)
1978的 GDP指 1997年 GDP指 人均 1978的 GDP指 1997年 GDP指
人均
地区 年人均 标(上海 的人均 标(上海 GDP增 地区 年人均 标(上海 的人均 标(上海 GDP增
GDP(元) 为100) GDP(元) 为100) 长率(%) GDP(元) 为100) GDP(元) 为100) 长率(%)
北京 1280.92 51.57
16658
50.22
7.97
天津 1141.57 45.96 1370041.60
7.12
河北 361.99 14.576073
15.16
8.30
山西 363.05 14.62
437611.50
6.53
内蒙古307.46 12.384663
11.29
7.70
辽宁 666.47 26.83
8519
231.06
7.50
吉林 381.43 15.365515
15.81
8.47 黑龙江 553.59 22.29
724614.26
5.53
上海 2483.97 100.00
25739 100.00
7.78
江苏 427.22 17.20
953227.41
9.92
浙江 326.69 13.15
10400
26.68 11.50
安徽 239.57
9.64
435912.14
8.92
福建 270.59 10.899173
18.89 10.80
江西 273.33 11.00
415512.55
8.36
山东 319.97 12.887590
18.31 10.00
河南 230.54
9.28
443210.99
8.61
湖北 330.06 13.295899
14.28
7.80
湖南 284.54 11.45
464310.05
7.09
广东 364.48 14.69
10400
27.54 12.00
广西 223.25
8.99
4469 8.51
7.68
海南
NA
NA 5816
20.39NA四川 237.21
9.55
8562*
13.41
8.37
贵州 173.57
6.9922076.00
7.26
云南 223.59
8.99
3396 9.03
8.48
西藏
NA
NA NA NA NA陕西 292.55 11.78
376010.41
7.61
甘肃 346.15 13.943137
11.19
7.57
青海 425.75 17.14
406510.03
5.03
宁夏 348.88 14.054818
11.02
6.98
新疆 312.49 12.58
585613.52
8.73
注：(1)按现价计算。(2)NA表示无资料或无法取得资料。(3)*表示包括重庆在内。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田晓文(1999)：部分省市区统计年鉴
附表2：各省市自治区人均矿产资源、人均GDP指数和综合知识发展指数及排名
人均GDP矿产资源 知识发展 人均GDP矿产资源知识发展
地区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地区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北京 287.68
2 28.0 22 606.05 1天津 219.25 11
27.7
23 283.70 3
河北 101.08 17 72.9 14
75.69 15 山西 79.48 16 791.91
64.27 18
内蒙古79.70
8 467.8
2
56.59 25辽宁 413.29 14 127.77 126.69 8
吉林 92.68 10
40.5 19
99.53 10
黑龙江117.47
1 126.78
84.63 13
上海 440.91
70.5 31 529.03
2江苏 156.93
4
12.2
28 154.55 6
浙江 174.92 222.7 30 122.71
9安徽 71.75
6
70.4
15
57.69 24
福建 158.04 237.7 29 156.48
5江西 69.27
9
31.0
21
61.04 21
山东 126.92 21
58.5 16
82.05 14河南 73.02 13
51.0
17
63.74 19
湖北 98.20 18
14.3 26
92.18 11湖南 77.34
5
41.9
18
69.72 16
广东 174.64 20
14.0 27 213.74
4广西 73.20 15
22.8
25
50.88 22
海南 91.65 19
25.3 24 127.64
7重庆 73.42 19NANA
63.71 20
四川 66.07 27 249.7
5
51.49 27贵州 36.27 31 103.4
10
38.32 30
云南 67.97 25 139.3
6
48.75 28西藏 56.50 29
37.7
20
31.99 31
陕西 61.48 28
87.5 13
88.05 12甘肃 54.18 30
90.7
12
58.32 23
青海 68.35 24 324.1
4
44.18 29宁夏 66.49 26 324.93
54.70 26
新疆 100.48 12 126.2
9
65.85 17
附表3：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企业及工业总产值情况(1997)
地区 GDP（亿元）* 工业总产值
占全国
企业占全部总产值比重(%)
(亿元)
比重(%)
国有比重
非国有比重
北京
1807.5 1853.34 1.86
47.86
52.14
天津 1240.3
2386.43 2.40
24.63
75.37
河北
3950.5
5045.43 5.07
26.65
73.35
山西
1480.0 2055.11 2.06
36.5263.48
内蒙古 1088.0
938.71 0.94
48.2151.79
辽宁
3501.2 5602.18 5.62
34.7665.24
吉林
1450.4 1537.69 1.54
56.5843.42
黑龙江 2710.0 2374.33 2.38
58.4241.58
上海
3360.2 5066.57 5.09
33.1366.87
江苏
6685.6 11555.6011.60 19.4380.57
浙江
4600.0 8820.53 8.86
10.7589.25
安徽
2670.6 3618.37 3.63
26.3873.62
福建
3000.4 3210.69 3.22
14.0385.97
江西
1715.0 1335.57 1.34
46.6953.31
山东
6650.0 9126.64 9.16
26.5673.44
河南
4080.5 5274.70 5.30
29.6070.40
湖北
2450.2 4836.33 4.86
29.5570.45
湖南
2293.0 3280.57 3.29
29.3570.65
广东 7308.2
10530.9210.57 14.6785.33
广西 2065.2
1733.83
1.74
33.3766.63
海南418.0 215.94 0.22
32.9767.03
重庆375.0 NANA NA
四川
3320.1 4168.74 4.19
37.6862.32
贵州790.3 629.17 0.63
59.7740.23
云南
1625.5 1291.37 1.30
62.1137.89
西藏 NA10.36
0.01
6718 32.82
陕西
1345.0 1239.25 1.24
54.1845.82
甘肃781.3 836.73 0.84
58.1141.89
青海202.0 139.06 0.14
76.6623.34
宁夏211.4 201.62 0.20
62.4337.57
新疆
1050679.50 0.68
76.2323.77
全国
99595.3310028.4871.52
注：(1)按现价计算。(2)NA表示无资料或无法取得资料。(3)*表示1996年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田晓文(1999)；姜照华(1999)：部分省市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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