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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问题是个哲学问题。任何一门具体科学，无论是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都不能回答人生问题，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人们常说人生是个谜，是个猜不透的谜。其实对具体科学来说是个谜，可对哲学来说它不是谜而是着力研究的对象，是千百年来无数哲学家们力求解开的人生方程式。不少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提供过不少有启发的思想。因此人要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必须进入哲学领域。只有哲学才能找到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恰当位置，从宽广的视野、从最深最高的层次来理解和把握人生。
（一）
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可分。在世界观之外，不与任何世界观相联系的绝对独立的人生观是不存在的。世界观也叫宇宙观，是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总的看法。而人生观则是对于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以及人生态度的看法。它们各有特点但又不可分离。因为自从有了人与人类社会以后，单一的物质世界变为包括人和社会在内的世界。宇宙、社会、人处于一种辩证的联系之中。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社会又不能离开自然。这样，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处于三种关系之中：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是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在客观上是相互渗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离开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是以社会为中介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人与自我的关系，也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孤立就自我研究自我，不可能真正认识人自身。因此探讨人与自我的关系，离不开研究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如何正确对待自然、对待社会的态度。这就决定了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必然受到世界观、历史观的制约。
人面对的宇宙广阔无垠，无始无终。如果仅仅着眼于人的形体，就会把人看成置身其中转瞬即逝的一粒芥子，微不足道。既然如此，人只能顺其自然，安时处顺。尽管从这种宇宙观得出的结论，对人处世处事尤其养生有某种积极作用，它教人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应顺从人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自然，可是从这种宇宙观中引出的人生结论，会使人摒弃社会责任，摒弃人生理想，其消极方面多于积极方面。中国古代哲学中如儒家学说从人与自然关系中得出的是积极结论。他们重视人，重视人的人格力量和道德作用，把人与天地放在同等地位。孔子贵人轻马的故事广为人知。荀子明确提出人最为天下贵的思想。儒家强调人“与天地同参”，“为天地立心”。这种高度重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重视人对自然的互动作用的思想是合理的积极的。特别是他们不贵天小人，而是从天地之性中引出对人有教化意义的结论，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的追求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当然，儒家从天道中引出人性，从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的理论属于糟粕，表明在天人关系看法中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缺陷。
世界观影响人生观在西方哲学中也是如此。例如，叔本华、尼采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与他们唯意志主义的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本质，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意志的表现。人生而具有求生意志，因而有欲望。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永不满足的。人永远在失望中挣扎，在痛苦中煎熬。所以人生是毫无意义的、痛苦的。存在主义关于人是焦虑、死亡、苦闷、孤独的存在物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与他们对存在的本体论理解是不可分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存在最根本的是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的基本状态就是恐惧、厌烦、忧郁、绝望。这就是说，人从本性来说就是空虚的、痛苦的。至于宗教关于人生如苦海的人生观与它的四大皆空的宇宙观是不可分的。可以说，每种人生观都有它的宇宙观基础。这正是我们强调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原因。
人生观的性质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历史观。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取决于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历史与个人相比也具有无尽性。历史是长河而任何个人只是其中的浪花。不少哲学家们感叹时间的永恒，历史的变幻和人生的短促。如果因此而认为历史无是非、无胜负、无功过，这是从对历史的错误理解中引出的错误的人生结论。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既有喜剧，又有悲剧。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命运沉浮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动机与效果之间、高尚与卑鄙之间、伟大与渺小之间的颠倒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往往会从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引出错误的、消极的人生结论。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人们都重视历史经验对人的教化作用。历代统治者都懂得以史为鉴，改朝换代后均为前朝修史，论前朝之是非得失，图本朝之长治久安。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充分表现了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意义。可是每个王朝的兴亡仍然不可避免。每朝都有末代皇帝，都有痛史，都有盛衰兴亡。面对这种历史事实，一些哲学家引出命定论的消极人生结论。
历史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得出有益于处世处事的教训。一个思想家能够从历史中体会人生。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可以说是一篇纵读历史与人生的文章。他从前人经历中得出身处厄境应如何对待的积极结论。那段关于历史人物身处厄境而卓有建树流传千古的总结，永远是激励人们正确对待困境的金玉良言。
（二）
人生观问题离不开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待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回答都是与世界观、历史观相联系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目的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的。
首先，人生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正是在这个基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共产主义人生观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时突破了历来着眼于人的生物性和人寿长短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它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原因在于人是能进行自觉劳动的创造性动物。人的创造能力使得人超越其它动物之上。世界上只有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化的世界，创造了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东西。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正如其它生命一样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创造性。人的一生很短，如果尽干坏事，又会被世人感到太长。如果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创造作用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生命光辉而充实。人的生命的创造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生时。不少人生时寂寞、穷困、潦倒，甚至为人误解，频遭摧残，可死后被重新发现，再现辉煌。许多学术著作亦复如此。生时无法出版，死后成为不朽之作。这说明生命的长短并不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关键所在。
人不仅是创造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56页）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是无法说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如果仅仅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必然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支短短的暂时点燃的蜡烛，很快化为灰烬。从人的社会本性出发，把人作为社会成员来考察，就会看到，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却是久远的。人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人类组成的火炬。每一代人都应该把它烧得更旺。这同时也就是把个体的生命由暂时变为永恒、有限变为无限。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
其次，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观中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两方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作了回答。
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存在物，它与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现象一样，必然是有生有死、有始有终。人的自然寿命有限，而且只有一次。追求长生久视、成仙成佛，都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幻想。辩证法的规律是理解生与死的钥匙。毛泽东把死称为辩证法的胜利。
对生与死的理解不能仅仅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而必须求之于社会规律。同样是生，有的生得伟大，有的苟且偷生；同样是死，有的死得伟大，有的死得窝囊。所谓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留名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对死亡的态度。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就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为正义而献身，死在刑场和战场上。我们不仅要以哲学家的通达服从自然规律来对待自然的死亡，而且要以革命家的气概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对待为正义和真理而献身的死亡。前者是智者，后者是勇者。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烈士的名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对死的认识的最高境界，是对死的意义理解的通达至极，是勇者与智者的结合，是以对自然规律与历史价值认识为依据的人生态度。
再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为人对理想的追求提供了科学论证。人生有境界问题。人生的境界就是人生的追求，是人生理想问题。境界的高低优劣以理想的性质为转移。
理想是人生哲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是人的自身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集中体现。因为人是在确立和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呈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理想的状况和性质对于人的成长是极端重要的。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人生的航标和灯塔，它在人的一生中始终照耀着人的前进的道路。
在人的各种理想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理想。我们要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邓小平非常重视理想教育。他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他还强调一定不能放松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和宣传，“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同上，第110页）
无庸讳言，在一些人当中，尤其是有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兴趣，发生所谓信仰危机。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挫折所引起的思想震荡，另一个是对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两条归结起来还是历史观的问题。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但这条规律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反复曲折的途程。在这个过程中暂时的挫折甚至逆转是完全可能的。历史规律是大尺度的，它的实现不是以日以年计算的，而是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没有不经历反复的，社会主义这种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根本转变更是如此。邓小平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同上，第382—383页）“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观察社会必须具有历史眼光。至于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尽快实现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进行物质和思想准备。我们的长远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近期理想是全力实现党制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长远的社会理想奠定基础。在经济上我们的理想是通过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来实现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妨碍我们的理想，而是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指明了道路。
除了社会理想外，我们同样重视个人理想。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素质，可以尽量发挥和培养自己的特长，充分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任何个人的理想都不能与社会规律相违背。社会是决定个人理想能否实现的大环境。在旧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抱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但不可能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为他们的理想的实现提供可能。任何个人只能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求得个人的发展。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总要使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为大人物。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少被贵族视为下贱人的演员、小贩、理发师变为将军、元帅。在中国革命中有多少放牛娃、矿工、普通农民变为政治家、军事家，变为各级领导。可是，如果站在历史规律的反面，就可能断送个人的前途和理想。要沿着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前进而不能逆向而行，这是我们确定人生理想和目标的根本原则。
（三）
在当前，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就必须反对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个人主义鼓吹者的哲学论据是抽象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提倡集体主义就是扭曲人性。人要生存，天生有一种维护个人利益的本能。这种说法把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混为一谈。唯物史观承认利益原则。人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作为国家成员有国家利益，作为社会成员有社会利益，作为某一个阶级的成员有阶级利益，作为个人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等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处世原则，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以自我为中心，任何时候都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满足个人的欲求。很显然，这种观念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私有制下形成的私有观念。人类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没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社会。而且即使在私有制社会中，仍然有许许多多为国家利益、为民族利益、为集体利益而献身的人。说自私是人的本性，是以一定历史阶段（私有制社会）来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人性论。
有人认为个人主义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种动力。这也是一种抽象的议论。问题在于这个动力是对谁说的？对个人而言，它可能成为一种动力。它可以激起人的欲望和热情，激起拼搏精神，可是对于社会来说，它可能成为一种破坏力、涣散力、离心力，为达到个人目的勾心斗角、损害团结，以无休无尽的内耗来阻碍社会发展。个人主义的双面作用培根都知道。他在《论自私》中说：“蚂蚁这种小动物替自己打算是很精明的，但对于一座花果园，它却是一种很有害的生物。自私的人也如同蚂蚁，不过它们所危害的是社会”。还说“自私自利永远是一种坏品质。这种人总是把一切事物都按照一己私利的需要加以歪曲，其结果没有不危害社会的”（《论人生》第57页）。何况个人主义对个人的所谓动力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当个人发展顺利，一切都如愿以偿时，可以意气风发，干劲十足，一旦受到挫折，个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会灰心丧气、消极怠工、破罐破摔，个人主义由动力变为阻力。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决不忽视个人利益。合理的公正的社会和集体总是要保障和维护个人的利益，保障个人以正当的方法和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利。但我们提倡集体主义，提倡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发生矛盾时，我们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
在人生观中，金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反对拜金主义，但并不卑视金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流通手段，没有货币，任何个人的正当需要都无法实现。合理合法获取报酬是应该的。但拜金主义的本质并不是重视货币的经济职能，而是像马克思所揭示的把货币“当成万能之物”，鼓吹“货币的本质的万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这样，拜金主义把货币从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一般等价物变为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唯一追求。拜金主义人生观的信条是，一切为了钱，钱就是一切。钱是他们衡量世界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而美丑、是非、善恶都是颠倒的。拜金主义必然导致价值混乱、道德失范。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反对拜金主义的。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都对拜金主义作了鞭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应该反对拜金主义的人生观。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把享乐主义和追求富裕生活区分开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歌颂贫困、提倡落后。但是同时我们也反对享乐主义。恩格斯把生存、发展、享受作为一个合理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应有的生活条件。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中包含提高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享受水平，提高生活质量。但这与提倡享乐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享乐主义产生于封建宫庭和贵族，后来为资产阶级所鼓吹。它是一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用各种方式满足感官欲求的腐朽人生观。享乐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因为它的核心是个人享乐并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痛苦基础上的。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享乐主义的本质。他说：“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9页）。享乐永远是少数人的特权，享乐哲学永远是一部分人的哲学。要真正树立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就必须反对享乐主义。当我们以共同富裕、普天同乐为奋斗目标时，这就不是享乐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1月19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随后在中纪委第五次会议中又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要真正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就必须学习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来解决人生的问题，创造辉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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