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城镇化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经济社会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和新矛盾。一是粗放型增长代价过大。即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的粗放使用导致经济转型陷入两难境地。二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加剧。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权力滋生腐败现象突出，社会公平正义存在缺失，致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三是发展不协调性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使用与分配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匹配与作用发挥不协调。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存在，既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又与中国发展中的战略偏差与体制机制的不配套有关。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如何克服困难、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对于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①。在这“四化”中，信息化具有渗透性和支撑性，信息化不仅要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而且也要渗透和支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与此同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关系。从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状态和全社会劳动力就业分布状态看，中国目前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化转型期、信息化提升期、城镇化加速期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期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除了提升信息化水平外，准确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与关系，实现“三化”同步与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顺利走出转型关键期，实现2020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准确把握“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与关系
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状况，不仅能体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状况，体现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状态，而且能清晰地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问题、发展走向与发展潜力。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产业基础，工业化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等不同阶段，工业往往会呈现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呈现从上升到下降的特点。城镇化是指非农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但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还应包括农村进城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产出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是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三者之间关系处理得好，经济社会发展就协调，反之，就会导致发展失衡现象和结构性矛盾。总体而言，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农业不仅能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社会提供原料、食品和劳动力，还能向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休闲享受和更广阔的市场。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则能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多功能农业需求、先进技术支持等途径对农业发展起到引领、支持和推动作用。就城镇化而言，它不仅是农业剩余的必然和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没有城镇化的相应发展，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能相互协调和不断演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镇化的相应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就难以由第一产业主导的格局，演变为第二产业主导的格局，再演进到第三产业主导发展的格局。“三化”协调发展，并非指“三化”的发展速度相同，也不是要追求“三化”的平均发展和等量发展，而是指“三化”的发展要与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同步，是要追求“三化”的发展效率和“三化”的互促共进。
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三化”是否同步与协调发展，不仅要有静态分析，而且要有动态分析，不仅要有宏观分析，而且要有中观或微观分析。静态分析有助于明了“三化”的发展现状，动态分析则有助于把握“三化”的发展走势和问题成因。通过对“三化”的宏观分析，人们可以把握“三化”的总体状况，但这并不充分，因为就中国而言，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很大，因此，“三化”的发展状况在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表现及其成因往往很不相同。换句话说，宏观层面“三化”的关系与区域或微观层面“三化”的关系的不同，不仅是因为不同区域在发展上存在着差异，也是因为宏观格局与状况往往并不是区域或微观格局与状况的加总。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人们对“三化”是否同步与协调发展及其成因的分析，往往比较着眼于宏观层面，而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或者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结合的分析不多，并且，静态分析比较多，动态分析比较少。
三、中国“三化”的发展现状、问题与成因分析
从总体或宏观层面看，目前中国“三化”的状况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三化”关系明显失衡。并且，虽然中国工业化率很高，但工业化质量并不高；城镇化速度在加快，但存在明显的水分和高估问题。从动态的角度看，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段历史来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中国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在加剧；相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中国城镇化的滞后性则在缓解。从区域层面看，则呈现出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城镇化越是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发展优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②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1.3％，工业化率(以GDP中第二产业比重表示)是46.8％。这表明，目前中国不但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而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但是，从全球看，相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城镇化率仍然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城市化率为50.9％，平均工业化率为26.1％，两率的比值(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1.95(50.9％/26.1％)，而中国该两率的比值为1.09(51.3％/46.8％)。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城镇化率就更低。2009年，美国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均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国家”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该两率的比值(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也分别达到了3.22、1.97、1.88和1.15，均比中国的1.09要高③。图1是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及变动。从图1可见，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在过去40年间均呈现上升的态势，它的基本成因是城市化率的提升要快于工业化率的提升。尽管中国也呈现这一态势，但该比值却很低。这表明，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相对于工业化水平，中国的城镇化还是明显滞后的。
图1 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及变动
注：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数(WDI)在线数据库(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WDI)数据计算。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且还存在明显高估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城镇化率统计中，有不少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对象，有的是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例如由县变为区、由乡镇变为街道、由村变为居委会)而成为城镇人口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事实上仍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或农村居民。还有不少是那些虽然已经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却没能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外来人口，他们实际上属于半城镇化的人口。将这些人口都统计到城镇人口中，显然高估了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如果挤掉这些水分，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大概在35％左右④。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就更滞后了。这就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中国，提高城镇化水平，不仅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且一定要使转移进城的人口市民化。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看。2011年，中国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依次为10.1％、46.8％、43.1％，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依次为34.8％、29.5％、35.7％。这两组数据反映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大高于农业增加值比重。这既表明中国劳动力就业部门结构的演进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很不协调，又表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的带动尤其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不充分。二是从三次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率看。三次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率可以用“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比值来测算。根据2010年的数据测算，中国三次产业部门该比值分别是：第一产业0.29(10.1/34.8)，第二产业1.58(46.8/29.5)，第三产业1.20(43.1/35.7)⑤。很显然，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率是最低的，其次是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最高。如果将第一产业代表农业，第二产业代表工业，第三产业代表城镇化水平，则这组数据反映了中国农业发展不仅大大滞后于工业化，也滞后于城镇化。
以上是基于宏观层面和静态视角的分析与判断，如果从区域(中观)层面来看，则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三化”的关系基本上与国家宏观层面的状况相同，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主要不是像北京、上海等那样的特大城市发展滞后，而是中小城市发展滞后，尤其是在那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工业化发展迅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集群发展迅速的区域，其城镇化进程尤为滞后。而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其城镇化并不是滞后，而是已经过度了。其次，与中西部地区相比，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农业发展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高水平。再次，在中国一些区域，尤其是在县域层面，也存在一些“三化”比较协调与同步的地区。如果从动态视角来看，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段历史来考察，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相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在加剧(见图2)；而相对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的滞后性则在缓解。这可以从中国城镇化率的上升态势、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态势以及两者比值的变化态势得到印证(见图3)。
图2 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值的变化(1978～2010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数据整理而得。
图3 中国城镇化率、工业化率和两者比值的变化(1970～2009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数据整理而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这么快，但“三化”却呈现如此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其成因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有关。这种体制的本质是城乡居民在财产权利和基本公共权益上的不平等。在这样的体制下，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口被拒之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大门之外；改革开放后，农村进城人口则被拒之于市民化大门之外。这就导致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迟缓和城镇化水平的高估，城镇化道路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此外，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资源与要素的价格被严重低估和扭曲，引致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和环境资源被过度非农化和被粗放使用，致使农业发展处在不利地位，现代农业发展步履维艰。二是与中国工业化模式有关。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联系紧密，但由于排斥农民或农村人口进城，尽管中国的工业化率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提高到40％左右的水平，但城镇化率却始终保持在20％左右的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呈现出了相互分离的现象，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工业企业在农村异军突起，掀起了农村工业化的浪潮，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工业化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由于这些工业企业大多地处农村地区，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与制约，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性明显不够，农村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并不如预期的那么明显。三是与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偏向有关。应该说，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战略，在大多数时候偏向于城市和大工业，尤其是偏向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国家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总体上也偏向于城市工业与城市居民，而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恐怕是导致中国“三化”长期不同步与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四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阶段有关。这就是说，任何国家在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在一定时期都会不同程度地呈现“三化”不同步、不匹配或不协调的现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三化”的不协调，又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阶段有关。这进一步表明，中国“三化”的不同步与不协调，既有体制与发展战略偏差等方面的原因，又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所以，推进“三化”同步与协调，既有紧迫性，又有复杂性。
四、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思路
基于以上对中国“三化”现状与关系、问题与成因的分析，根据目前中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转型期、信息化提升期、城镇化加速期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期的阶段性特点来判断，推进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思路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扭转城镇化发展偏差，加快中小城市发展；注重内源驱动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优化“三化”发展政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无论从中国国情，还是从国际经验看，“三化”的同步与协调，必须建立在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要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前提是破解城乡不平等的二元体制。为此，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关键。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仅局限于城市，而应该城乡联动，即要推进城乡联动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就是说，不仅要注重城市对进城人口的包容与融合，以实现进城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和权益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共享，即市民化，而且要改革农村户籍制度，尤其要深化与农村户籍密切相关的包括农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住房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分配制度改革，以使农民在农村的基本权益，尤其是土地权益和住房权益，进一步明晰化、财产化和可交易化。只有推进城乡联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剥离依附于城乡户籍制度上的各种权益，才能使户籍制度成为居住地意义上的制度，才能使城乡人口和其他资源要素得到自主流动、自由流动和合理流动，才能为“三化”的同步与协调提供互促共进的基础，实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二)扭转城镇化发展偏差，加快中小城市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了工业化的推动，但现阶段，无论是从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看，还是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已到了城镇化加速发展和城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现在的问题是，加快城镇化在中国已有共识，但如何加快城镇化，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仍存在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城镇化率这几年提高很快，但城镇化的发展却存在很大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的发展过度偏向于大城市的发展，而忽视已具备产业基础和人口规模的中小城市的发展。二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要地不要人”、“要劳不要人”的现象，致使农村人口进城速度慢于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进城农民身份转变速度慢于其职业转变速度，农村非农人口的减少速度慢于农村土地的非农化速度。因此，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必须扭转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偏差，确立大中小城市有序发展、大城市优化发展、中小城市加快发展的城镇化战略与方针。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尽管从总体看，相对于工业化水平，中国的城镇化处于滞后状态，但这种滞后并不是大城市发展滞后，而是中小城市发展滞后。把中小城市作为现阶段城镇化的重点，有助于真正改变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有助于引领和带动中小城市所在区域的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其次，中小城市在解决进城农民(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方面成本比较低，有助于解决大城市发展中“要地不要人”和“要劳不要人”的问题。再次，中小城市大多处在地级市和县域层面，与农村联系比较紧密，中小城市加快发展有助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动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注重内源驱动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在中国的“三化”中，尽管工业化率比较高，但工业化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存在着消耗高、层次低、规模小、协同差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实现工业的转型与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工业转型与升级过程中，要防止单纯追求“腾笼换鸟”式(或者说是外生型、替代型、重开炉灶式)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模式，而忽视内源驱动式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也就是说，要防止忽视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前提)，忽视在原有企业和产业基础上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为此，特别要注重传统产业的内源性、内生式发展以及城镇化的理性发展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四个驱动”。一是注重传统产业(企业)自身的内生型和延伸型发展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驱动。二是注重传统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驱动。也就是说，要在同质性企业简单集聚的基础上，发展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产业集群的公共服务平台，发挥其对集群企业的外部经济性，这是中国传统工业和产业集群能否具有生命力、能否转型与升级的关键。三是注重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中小城市发展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驱动。要将工业转型与升级同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以城镇化拉动区域产业或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实践表明，目前中国不少工业企业和产业集群位于县域层面的县城和乡镇，其产业和人口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区域城镇化进程来拉动区域产业(包括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四是注重产业组织(例如企业组织、农民组织、行业组织等)的发展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驱动，着力解决同业内恶性竞争、技术创新乏力、规模优势不足等问题。
(四)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在中国的“三化”中，农业现代化的滞后性最为明显，因此，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对于实现“三化”的同步与协调，尤为重要和急迫。加快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关键是要在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基础上，建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经营机制，拓宽现代农业的发展视野，改变目前中国农业普遍存在的经营主体老化、经营素质不高、经营规模狭小、技术转化滞后、产业组织虚弱、发展功能单一、竞争能力低下的局面。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要创新符合现代农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的农业经营机制，以充分发挥家庭经营制度、合作经营制度和公司经营制度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不同环节上各自的优势和集成优势。②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推进农地进一步流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③要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以建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户(社员)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系，完善农业专业化分工和服务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市场和服务广大农民的现代农业组织。④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现代农业产业经营中的作用，以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供应链体系和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⑤要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以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企业与科研部门相结合，农民、合作社、企业、科技人员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大联盟，推动农技成果转化和农作制度创新。⑥要拓展现代农业的发展视野。不仅要发挥农业的产品生产功能，而且要发挥农业在生态、休闲和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不仅要重视陆地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要重视海洋现代农业的发展。⑦要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水平。要把支持农业和支持农民予以区分，前者应着眼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后者应着眼于农民基本福利的改善。就对现代农业的支持而言，重点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体系的支持与培育，建立农业经营者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此，有必要梳理政府对农业与农民的各项支持政策，既加大支持的力度，又明确支持的重点，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效率。
(五)优化“三化”发展政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力很强，这是中国的重要特色。但是，政府调控力强是把“双刃剑”，就“三化”发展而言，政府调控方向对头，措施得当，就会促使“三化”同步与协调发展，反之，则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代价。因此，有必要借鉴不同国家促进“三化”发展的成功做法，总结中国“三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调整和完善中国“三化”发展的思路与政策，推进“三化”同步与协调发展。其重点是：①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②明确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出台促进中小城市加快发展的政策。③支持工业企业内生式转型，出台促进中小企业转型与升级的政策。④加快传统农业的转型与发展，完善国家农业支持体系与政策。⑤实施人力资本提升战略，完善人力资源培育政策。⑥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实施“三化”分类发展的指导政策。⑦加快改革顶层设计，同时鼓励基层试点突破。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章迎迎、傅家桢、陈亦悠、张艳虹、莫秋羽、毕文珂等参与了本文中相关统计数据的搜集和处理工作。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③中国有关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数据计算；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数(WDI)在线数据库(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WDI)数据计算。
④数据来源：降蕴彰：《中农办主任：城镇化率实际只有35％～36％》，经济观察网(www.eeo.com.cn)，2012年4月3日。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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