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书籍出版热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书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本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新武侠小说的出版热潮席卷大陆的城镇乡村、大街小巷。在书店书铺里、书摊地摊上，堆满了刀光剑影、飞檐走壁的武侠小说。几乎与武侠小说相颉颃，在此期间，言情小说也得到了空前的流行。既有二三十年代的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言情小说，又有从港、台流传过来的以及大陆作家新制的新言情小说和散文作品。此时的大中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再加上相应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使这些通俗读物热得不亦乐乎。
就在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热浪澎湃的前后，又有人体画报、性学书籍等在新中国图书市场上以似乎还不曾有过的新奇读物的面貌，纷纷然象赶趟儿似地冒了出来。对此引用有的评论家的比较过激的话语，就是在书籍市场上充满了这8个字：“爱、情、淫、性、奸、杀、惊、奇”。
对于这一现象，批评家们纷纷口诛笔伐，当此时，中国的出版界承受着最大的最直接的压力——因为书，就是从他们这个口子里冒出来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80年代开始的通俗书籍这一热，竟热了十多年。最近，有点冷下来了。在大家都冷静下来之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略作反思，不无意义。
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成熟了，这一文化现象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在对中国本世纪，以及本世纪之后的文化考察之中，有一个在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都不可忽视的影响，那就是灾难深重、持续十年的文化革命。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对中国文化的践踏，中国几乎成了文化的荒漠。而文化荒漠带给现代人最大的危害，就在于使人们丧失了对自身价值的正确认知。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不知道自己具有生的权利，完全丧失自我，流于愚昧的工具，不再具有创造的价值，那该是多么的可怕！
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十年的断流，十年的空白，带给中华文化的负面影响，将随着日月的消逝而更显示出这一文化断层的陡峭、贫瘠和险峻。借用化工上的名词，它所流传的“残毒”，将在几代的文化传承中，继续散发出恶臭，难以消失。
文革是标准的“灭人欲”的“革命”。它否定生活的美，否定人们的爱美之心；它否定人性的存在，否定人性的美；它否定人的感情，也否定人类的共同的爱；它否定个性，否定具有个性的创造；它也否定人首先必须吃、喝，然后才能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而言之，它否定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切基本的属性。
十年，不是一个暂短的时期，十年的对人的否定，造成了人的智力的和感情的巨大缺陷和创伤，造成了人性根本的扭曲和异化。由于缺乏文化的营养而造成的人性的佝偻症，必须用文化的乳汁来营养和浇灌。而这种对文化营养的渴求的最好补偿莫过于发展出版文化。
文革后，出版文化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崇高使命，第一个向文化烧焦的荒原撒播了绿色的希望的种子。那就是80年代初期的中外名著的出版。当时，中国的人民，特别是在文革中先天不足的青少年，是以“久旱逢甘雨”的心情去迎接这文革后的第一轮甘霖的！请注意，这一茬的读者，应该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们。而出版的书籍则是《悲惨世界》、《欧也尼·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我们今天称为“雅文学”的作品。
出版文化的营养最先哺育了最渴求文化滋润的一批人之后，接着，广大具有初等文化程度的人们也开始嗷嗷待哺，这是更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也许对于他们，具有格外艰巨和重大的意义。
但是，如果说，前一种书籍给人们产生的效果，主要是文化素质的提高的话，那么，现在提供需求的出版文化性质却是消遣和娱乐——通俗文学的主要功能。一桶水，不从地上提高，难道从半空中提高吗？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普及和提高时说过的一句熟语。80年代开始的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普及，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是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
消遣和娱乐的提出和出现，是从出版文化开始的。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同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因为十年中，是不存在消遣和娱乐之类的人类的正当要求的，这些要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腐朽糜烂的生活而遭到彻底的否定。
居然敢于冲破文革造成的限制，大胆地贡献出主要供给普通民众的消遣和娱乐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则是出版文化的宏大气魄，是出版文化人对普通民众的关心和服务。从文化学的高度来看问题，则出版文化在文化的普及和对普通人格精神的塑造上，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现在看来，正是通俗小说的出版和大规模地被人们接受，使人们最先突破了文革设置的无形的精神牢宠，恢复了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消遣和娱乐的权利。
通俗文学，特别是一些优秀的武侠小说，在文革之后，同样第一次开始向民众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品质：要“讲求信义”、要“敬老尊贤”、要“仗义疏财”、要“舍身取义”，要“一若千金”、要“知恩图报”、要“爱憎分明”、要“勤学苦练”。通俗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和平民化，使武侠、言情小说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也就把以上那些中华传统道德准则带到了千家万姓、千门万户。这一点，出版文化功不可没。
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确实具有一种“普罗”的性质，真正是满足了“引车卖浆者流”的精神需求。正因为此，他们虽然收入不高，却都愿意以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高价，买上一本，倚门而阅，手不释卷。当此时，连麻将的召唤，也不能听引，可见通俗书籍的吸引力量。
这样看来，是否可以说，是出版文化贡献的通俗小说，给了文革之后的广大民众第一次真正的重新的精神启蒙？是否可以说，通俗小说的大量出版，是出版文化给予文革十年精神饥渴的民众贡献的最初的文化营养？
以上说的是通俗书籍出版热的历史文化状况。下面再看看出版社怎么有了大量出版通俗小说的现实可能性。
从文革结束到1985年间，中国出版文化通过积极的努力，逐渐填补着十年文革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大裂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是出版规模还是图书品种，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图书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作者和编辑队伍逐步健全而且扩大，各个部门的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还是受国家政策扶持和经济补贴的。当时实行保本微利的原则，出版社不向国家上缴利税，同时还享有纸张补贴。因此，出版社只是一个事业单位，没有经济上的任何压力。但是，当时的出版业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切书籍的出版，都在国家和部门的计划之中。他们既不了解市场，也用不着去管市场的供需情况。出版社既然包给了国家，既然出版社没有了经济财政的重负，反过来看，出版社自己也就没有了个体发展的自由。这就是相反相成的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1985年以后，出版业也进行了全行业的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社的自主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与此相适应，国家对出版社的税收政策也作了调整，取消了纸张的补贴，将出版社的赢利列入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各地的出版社也必须拿出相当的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出版社就从一个事业单位逐渐过渡到了一个企业单位，从一个生产型的部门，变成了一个生产经营型的部门。
国家作出的这一决策，是出版社适应整个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激活了出版社的管理体制，增强了出版社的市场竞争活力，也调动了编辑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国家出版政策的调整，给出版界进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优化的条件，大大增强了出版社的经营自主能力。
国家对出版部门的改革政策，使出版社解放了手脚。不久，在各个出版社就开始了出版管理体制和税收政策的改革阶段。
最初的改革是实行超编费奖励制度。一二年后，就掀起了大规模的大社分小社的热潮。税收政策也有了大的调整。由包干税过度到利税，对出版社实行企业化管理，由一般的经营型过渡到自主权更多的生产经营型。
那时，全国有相当多的出版社都实行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责任承包制。这样一来，编辑部门的注意力就有相当的一部分被转移到考虑经济效益上来了。在经济效益的引诱下，武侠和言情小说，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共同注意的目标。
这实在也是一种出版行业的初级阶段的改革所产生的状况：出版社初次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里游泳，出版社头一遭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钢丝上行走，毕竟是自从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稍不小心，使失去了平衡。
这是每一个初涉经济沙场的人们必然经过的考验，也是新中国出版文化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必然要经历的临产时的阵痛。而这一阵痛，不期然地在生产“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时候出现了。也许，在出版这两类通俗书籍的时候，最能够体现出出版文化的经济品格和转型要素。
历史的机缘，有的时候恰恰落在一些无辜者的头上，平心而论，通俗小说的泛滥，其实怪不得通俗小说本身。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在分析以上出版文化现象的时候，往往会怪罪通俗小说，也许是打错了棍子的。
就在出版社进行转轨的时候，出版社的主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大大转变了。这是二十世纪出版社的编辑们从观念到行为的最富意义的巨变。
在此之前，编辑们是看不起商业，也看不起商人的。多少年来，他们继承着知识分子的老祖宗陶渊明的传统——“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向来不屑于计算金钱，不屑于象司马相如那样当炉卖酒，甚至到财务科拿工资，都会害怕被人误认作是崇拜孔方兄！
出版社经营改革的进行，给中国原有的编辑同人赋予了全人格的重新塑造和估价。市场经济对于旧的观念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编辑对自己有了最新的认识：原来，出版，也是有经济学的；原来，市场，也有一种高超理论的涵盖；原来，编辑，也能够学会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事物，处理事物的，而且还一学就会！
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一场编辑能力和素质的发掘和发挥运动象春雷般动地而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书稿的价值在编辑的眼中有了新的内涵，或者说，编辑的眼睛对书稿的份量有了新的尺度。一书到手，先看质量，而质量的意义除去书稿本身的学术水平，文字能力，艺术价值，则又添上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市场的需要。
判断市场与经济效益的眼力，也就是判断商品价值的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中国的编辑，终于也学会了。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居然能一书在手，而心怀市场，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与市场经济接轨，与世界出版业接轨，再也不是一句空话了！
学习是要付学费的。80年代一哄而上的通俗书籍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编辑们付出的学费。
不可否认，那一时间的通俗书籍，确实也出得太滥了。然而，在突如其来的经济大潮面前，在关系到自己出版社的存亡接继的类似生存竞争的市场竞争面前，谁也不可能象请客吃饭，做文章，或者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一时间的手忙脚乱，一时间的鼠目寸光，一时间的“急吼吼 ”（如上海土话所云）并不难理解。
如果承认书籍是商品，那么，出版社出书具有功利的目的也就不为过。回想二十年代，当沈知方建立“世界书局”时，也是先靠出版鸳鸯蝴蝶派创作和翻译的作品，不断推出新品种，等到基业巩固之后，才开始出版“国学名著”丛书，创立名声，逐步成为出版大企业的。与相类似，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为了积累资金，也为着出版文化的更高的目标，商务印书馆将《小说月报》改为新文学刊物之后，就另外创办了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小说世界》。另外，《申报》将副刊“自由谈”让给新文学不久，也另辟了鸳鸯蝴蝶派的副刊“春秋”。
这样看来，在当时的出版界，确实是“左右逢源，两面讨好”的。既要积累资金，又须服务民众，于是在服务民众的同时，也就搞起了积累资金的营生。当时的这种做法似也无可非议，非此，不能使出版文化得到扩大再生产，不能扩大再生产，也就妨碍了提高人们中华民族文化水准的最高目的。因此，历史主义地看问题，今天出版通俗书籍的这一选择，也是有它的现实原因的。
另外，出版文化在我国的进行，还有着它所遇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普遍文化水平的低下。这一点，决定了通俗书籍有着大量的读者群众。
在经过了文革之后，确实的情况是，文化，真的被大大地革除了。整整有几代的人们，简直可以说在青少年时期就没有读过书！城市如此，乡村更甚。少文化或者低文化的普通群众的大量存在，是通俗小说得以生存和流行的最广大的温床和土壤。
80年代，中国的城市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大发展。随着工业建设的开展，房屋建筑的大量开工，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性行业的出现，吸引了大批的民工，象潮水般地涌入各个都市。他们只是粗通文字，他们也需要基本的消遣与娱乐，而这时，通俗小说就成为他们最好的最经济的伴侣。民工之外，大批的市民也是通俗小说的顾主。
综以上四方面之论述，即社会的原因，国家的政策，出版社的积极性和广大的民众的问题，是使本世纪末通俗小说热掀起的直接原因。原因众多，倘偌把通俗书籍出版产生的问题只让出版界一家担负，似不甚公平。
这些年来，出版社除去背上的出版通俗书籍的罪名外，有关性学书籍和人体画册的出版等，也被品评得可以。因此，还想说几句话。如果说，通俗小说的流行带有消遣和娱乐的性质，那么，性学书籍、人体画册的一哄而上则带有更多的好奇的色彩。
用文革造成的后果来看今天性书、人体画册的突然流行，仍然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先人曾经有过光明正大地研究性问题的时代，也曾经有过大胆细致地研究性问题的书籍。他们把性的交合与自然宇宙相协和，与天地阴阳相适应，从操作技巧到房事禁忌，从优生怀胎到性病治疗，都有所涉猎。
但是曾几何时，性的问题被渐渐纳入到一种政治的范畴，男女的慕恋，开始要注意阶级出身和阶级关系；出于青年人的爱美之心，打扮得漂亮一点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
到十年的文革之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人的生理需求，而把人的社会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在那样的年代，可以说，出版社从来不会想到出版有关性知识的书籍，而人们也几乎从来没有在出版文化中接触过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读物。
但是，毕竟，“食，色，性也，”人们有着迫切希望了解自身的本能欲望。当文革结束，突然有了有关性的书籍出版，立即成为热点，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我们既不能去谴责现在对这类书籍感兴趣的读者，也不必谴责出版社的编辑们。这不是购书者的羞愧，而是出版文化的耻辱；这不是感兴趣者的无知，而是文化革命的罪恶；这不是出版者的头脑发热，而是初级文化市场的需要。出版文化本是应该担负起向人民普及生理知识，给人们提供人体美的正常审美需要的，因为文革的原因，却不得不剥夺了人们的权利，整整有十年之久，有谁能耐得了十年的饥渴而不对突然出现的从未一见的东西无动于衷！
性书、人体画册的书籍在欧美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着的，他们那些书籍在某种程度上讲，比我们八、九十年代正式出版的性学书和人体画报要有低下得多的品貌。
他们的性书和人体画报在专门的性器商店里销售。其品种之多，装帧之美，无与伦比。但是它们远远没有成为书籍销售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书籍销售的主流，更不可能出现什么“热”。因为它们是作为一种常年的生活必需品或调剂品而走向市场的，就象“牙刷牙膏、香肥皂、卫生纸巾、避孕套”一样。
这主要在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毕竟不是艺术的上品，甚至根本就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单纯的感官的刺激品，生理的消耗品，几乎是任何一个人，都会一看了之，一笑了之的。离开书店，决不会有象看过《欧洲古典人体画集》等优秀艺术作品那样的审美的激奋。
为什么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比欧美同类书籍要高得多的这种书籍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竟出现了那么大的影响，仿佛闯出了那么大的乱子呢？只能认为，这种出版文化的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曾经被扭曲和被中断的结果。新奇、新鲜，从来没有看见过猎奇心理，主宰着当时这类书籍的阅读兴趣和购销市场。
时至今天，尽管书店的书架上、橱窗里仍然陈列着一些性学书籍，美女画报，却再也提不起人们太大的兴趣了，只要舍得花上一点钱，立马就能买到。这种书籍的购买热和出版热已经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它们怎能不走下坡路呢？因为购买市场已经饱和，购买力已经下跌。价值规律，这个在商品社会最铁面无私的法官出来收拾局面了。任何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不及价值规律的铁腕！
事实上，武侠也好，言情也罢，甚至于艺术的人体画报，介绍性知识的书籍，也都不属于坏书的范围。
著名的老作家、老编辑韦君宜就认为：近来年（指80年代中期）通俗文学之所以达到极盛，有其规律可循。通俗的东西过去有读者，现在有，将来人的文化修养提高了，还会有人需要。这一读者层次是广大的读者群，是我们的人民大众。她谈到，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喜欢。
韦君宜认为，通俗文学永远会占一席之地，但不可能席卷一切。对此，出版界“不必惊慌”。不要把通俗的东西都视作异端，古代的案例小说，甚至有些名著，就是优秀的通俗文学，张恨水的有些作品也不错。
是的，真正需要进行打击的是那些黄色下流的书刊，那些直接描写或表现性行为的书刊。它们是我们出版文化中的蛀虫、沙子、和杂质。扫黄打非的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借用一个出版文化中的例子，我们常说，校书就象扫落叶一样，错字别字即校即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出版文化的自由竞争阶段，黄色书刊和非法出版物，也将象落叶那样，即扫即出。因为它迎合了人们最原始最初等的寻求感官刺激的生理满足，有一定的市场；而利润的引诱，将使它的追逐者有10%的利润就会全力以赴，有3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50%的利润就会走上触犯刑律的道路。所以，不可能进行几次，十几次的扫黄打非活动就万事大吉了。只要出版工作还在进行，就不能放松这项工作。
可以预料，在以后的日子里，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性学书籍和人体画报，都会作为出版文化的一个门类放在它们应该置放的书架上，既不会畅销得一抢而空，也不会滞销得无人问津，就象其它类型的书籍，如哲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书籍一样。因为文革的精神饥渴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凡是现实的，总有它的合理性。其实从出版文化的高度看问题，中国历史上又何曾有过哪怕一本书，是白出的呢？古往今来的任何书籍，都已经以文化精神的乏化状态，溶解在中华民族自身的灵魂之中。有谁能说，这些通俗书籍的出版，就一定不是为着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活动、就一定不是历史文化作出的悄然暗示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