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的诗化 现实主义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话剧论文,的诗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九十的光辉历程。
在中国话剧的艺术宝库中，我认为她所缔造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是特别值得珍惜和继承的。
在外来的话剧刚刚被中国人接受的“文明戏”阶段，就有了同中国戏曲，也可以说是剧诗以及中国深厚的诗学传统的最初的结合。文明戏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是中国话剧诗化之最初之征兆。
五四时期，中国话剧有了自己的戏剧文学。而以田汉、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派戏剧在中国话剧文学之建立上有着特殊的功劳。他们的剧作最突出的特征是诗与戏剧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话剧的诗化的美学倾向。这种美学倾向，虽然同接受西方浪漫派戏剧影响有关，但其内因，还是基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戏曲的诗意抒情传统。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最初是在浪漫派戏剧中表现出来的，是浪漫派同写实派的互动影响和转化中形成的。如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体现了五四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田汉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趋同是有着典型意义的，他把浪漫派的诗化美学熔铸于现实主义之中，对把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引向诗化现实主义起到了开路的作用。
真正奠定中国诗化现实主义戏剧基石的是曹禺和夏衍。曹禺诗化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如《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曲，不仅标志中国话剧的成熟，而且也是中国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标志。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一方面接受了五四时期写实派和浪漫派戏剧的积极影响；也汲取了五四时期“问题剧”的“只有问题，没有戏剧”的教训，避免了浪漫派戏剧的某种简单号筒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同由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梅特林克、高尔斯华绥、肖伯纳、奥尼尔、布莱希特等所形成并发展的世界现代戏剧艺术的“现实与诗的结合”的潮流相呼应。而更重要的是，它所熔铸的是中国人的诗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诗学精髓。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形成特有的美学特征：它十分重视诗意真实的创造。在真实性上，不仅是生活的客观再现，而且渗透着主体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在“真实性”中注入情感的真诚和真实。在反映现实时，熔铸着理想的憧憬和情愫。在“龌龊的生活”中透视出希望，于残酷的现实中看见时代的亮色，在卑微和灰色的人物身上也能发现他们具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同时，也十分注意戏剧意象的创造。意象，原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但为中国话剧所吸收。注意戏剧情景氛围的营造，注意舞台物象的诗意蕴藉，注意人物形象的心灵和情感世界的展示。总之，它追求更有机更内在更完整更和谐但却是一个更具有深刻意蕴的境界。如《北京人》（曹禺）、《上海屋檐下》（夏衍）、《秋声赋》（田汉）、《风雪夜归人》（吴祖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是经过历史的锤炼而形成的。它既是一个话剧艺术化的过程，也是话剧民族化的过程。自话剧传入中国，即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中国话剧的简单的功利主义，干扰着中国话剧的艺术进程；一是这个“舶来品”如何为中国老百姓所喜爱。各种戏剧思潮，特别是现代主义戏剧思潮，以其特异的思想和新奇大胆的艺术特色，曾经在二三十年代接踵而来。如何对待外来的各种戏剧思潮，便成为中国话剧发展的严重课题。而中国的诗化现实主义，正是以民族的艺术精神和特有的戏剧诗学内涵，沟通了或者说打通了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戏剧之间的与之相关相似的审美精神、艺术方法和手段的联系。从人物塑造、情境设置、戏剧冲突，直到戏剧语言，都透露着诗化的特色从而使中国话剧实现了民族独创性的转化。民族的艺术传统，特别是她的精神和手段，是既古老又现代的。在面对外来艺术时，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以及对其艺术传统的把握，是很难对外来艺术实现具有民族独创的转化的。所以说，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不仅提供了艺术创造的经验，而且为我们今天借鉴外国戏剧作出楷模。
在戏剧文学上的诗化现实主义，在导演上也得到丰富和发展。焦菊隐的导演体系，即应纳于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他同样以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打通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中国导演学派。
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是具有生命力的。新时期的话剧，在外来戏剧思潮的汹涌大浪的冲击下，曾经出现六神无主的状况，以西方现代派戏剧为圭臬，东施效颦，竞相模仿，成功者甚少。而成功者如《狗儿爷涅槃》（刘锦云）、《黑色的石头》（杨利民）、《桑树坪纪事》（朱小平等）、《天边有一簇圣火》（郑振环）等，有人称之谓新现实主义，但他们与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是一脉相传的。其基本经验，在于立足生活，以现实主义为本，也吸收了现代主义，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现代主义戏剧流派的精华，而不是盲目地跟在人家后面照抄。由此，可看出中国话剧发展之路径。
在我们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周年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他人，但一定走自己的路，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