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中国的“气球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球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气球经济”与“泡沫经济”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知道，“泡沫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不健康经济现象。历史已经表明，“泡沫经济”是形成国家或地区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通常以证券化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超常规上涨为基本特征形成虚假的繁荣，并因此导致普遍的高赢利预期和资本投机浪潮。
“气球经济”是转轨经济的产物，是以国家借贷资产的超常规膨胀和低效与无效投资的大规模蔓延为基本特征，形成经济规模的虚假快速增长，并因此导致普遍的高增长预期和大规模重复建设的浪潮。
“气球经济”与“泡沫经济”的相似之处是两者不能客观地反映投资的经营成果，以至于使得整个经济运行的控制机制和评价基础遭到破坏，当经济“热”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出现灾难性的“雪崩现象”，造成普遍的不景气和全面的萧条，使得国民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气球经济”与“泡沫经济”的不同之处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形成的机理不一样。“泡沫经济”主要来自于资本和价值规律对市场经济这盆“肥皂水”的不适当激励；“气球经济”则主要来自于政府和企业机构对资产运作不适当目标的制订，表明了政府和企业对新的经济体制的不适应，“快就是好”、“大就有地位”等愚昧的观念玷污了资产运作的根本意义。二是“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较快，并且一旦形成，几乎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经济状态，只能以“破灭”而告终；“气球经济”则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为了贷款，企业必须不停地“吹”，贷一轮款就必须吹一轮（否则下一轮可能贷不到款），经济效益上不去，气球越吹越薄，吹到最后，一捅就破。如果及早“放气”，企业还有挽救的可能，经济也不至于全面崩溃。三是“气球经济”代表了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一部分人的观念和利益，而“泡沫经济”则纯属经济起飞过程中的一种恶性病变。第四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泡沫经济使得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严重偏离其实际价值，引起经济的虚增长；“气球经济”则无法保证新增投入形成新的有效供给能力，无法满足消费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需求。
显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经济起飞国家或者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风险结构——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不错，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大面积的国有企业亏损、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不良债务迅速膨胀。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不难看出，国有企业对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远低于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逐步下降。国有亏损企业（其中许多亏损大户是在实行“两个拨改贷”之后形成的，企业的建成之日就是其亏损之时），陆陆续续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到期的巨额债务无法偿还，这必然会导致国有银行债权的大量废除，大量的废债可能导致国有银行的危机（国有银行的最大债务人是亏损的国有企业），而国有银行的危机将导致另一部分比较健康的国有企业的崩溃（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有银行），而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崩溃可能导致国有经济的深刻危机（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主要力量和脊梁）。我们把这种经济风险结构叫做“气球经济”风险结构。
在中国形成“气球经济”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形成“气球经济”的根本原因有三条：一是旧体制力量的惯性作用；二是新体制本身不成熟和不完善的体现；三是与经济转型模式以及经济起飞时机密切相关。
旧体制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惯性作用随处可见。由于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在此笔者只是归纳几个主要的方面如下：（1）政企不分。各地政府搞了许多“首长工程”。企业领导人也不失时机地抓住政府官员的“政绩心态”，搞了许多“钓鱼工程”，为企业、为职工办了许多“大事和实事”，结果是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一起联袂演出了一幕幕“三拍演义”（政府官员拍脑袋、企业负责人拍胸脯、双双提干拍屁股——走人）的闹剧，国有资产一次次地流入难以产生效益的窟窿之中。（2）用短缺经济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指导投资决策。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人们被“短缺”困扰了几十年，虽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前些年的许多项目都是在没有充分调查市场需求，没有认真的分析资金供应、成本控制方案的情况下，盲目决策仓促上马的，有些工程迟迟不能竣工，有些工程的竣工之日就是企业的停产之时。（3）用行政手段进行狭隘的市场保护和市场分割，把本来就有限的有效需求人为地分割成一个个区域，导致了“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可悲局面，给“气球经济”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除开旧体制的作用，新体制本身的不成熟性和不完善性也是导致我国出现“气球经济”的重要原因。（1）人们的法制意识和国家政权机构执法护法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普遍把投资损失看作是可以谅解的“交学费”，而贪污盗窃才是“真正”的犯罪。致使一些企业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学费”，而浪费了大笔资金的决策者们却可以轻松地调动工作，逃避责任。（2）国家无法摆脱对国有企业所负的无限责任。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一般都是经过国家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因此一旦出现投资决策失误，只要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说明企业的困难和问题的严重性，一般都能取得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政府部门也是“圈中人”（当事人），只要企业还有一线挽救的希望都会动员银行给予资金上的进一步支持。（3）中国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当前的企业负责人许多都达不到企业家的标准），也没有形成企业家“职业化”的基本社会条件，特别是在职业准入、管理、考核与流动、淘汰、奖励机制方面，没有合适的法规和条例。忽视企业家社会身份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市场经济对职业企业家素质的特殊要求，他们只好学着政府官员的样子在任期内多办“实事”，多办“好事”，以取悦于上级，取悦于群众，即使是吹出了“气球企业”也不要紧，政府自然会来收拾残局。
“气球经济”是渐进式改革的一种必然的副产品。尤其是在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起飞（高速增长）同步的情况下，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消失、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建立的转型过渡期，一方面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计划体制配置社会资源的硬约束机制已经弱化，客观上给“气球经济”带来了产生的机遇，留下了生存空间。俄国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采用“休克疗法”，转型过程本身就导致经济普遍下滑（增长率很低或者出现负增长），加上社会价值观念、经济秩序的急剧变化，客观上使得“气球经济”没有出现和存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气球经济”现象的本质是一种以计划的名义反计划、以市场的名义反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客观反映。其造成的短期繁荣现象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是一种利用渐进改革的条件进行“超常规”发展的危险尝试。
彻底整治“气球经济”的意义与困难
在中国，有所谓“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之说。一般而言，所谓体制内企业是指国有预算内企业，也就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在改革开放时期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由国家出资建立的企业。所谓体制外企业则是指非国有的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
实践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气球经济”现象与体制外企业没有多少关系，“气球经济”的载体主要是“体制内企业”。由于这些企业占用社会资源投入的比例很大（1996年仍然达到70%以上），所以在我国成功地继抑制了1992年出现的股票、房地产热形成“泡沫经济”的苗头之后，“气球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又一极不稳定因素。
为了使比较有活力和比较有前途的国有企业摆脱对国有银行的依赖，从而避免国有银行受到亏损企业的连累时导致企业的全面崩溃，鼓励更多的体制内企业上市应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随着国家政策措施的调整，许多“体制内企业”都在跃跃欲试等待上市，体现中国国有经济实力的一艘艘“航空母舰”纷纷驶入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海洋”。俗话讲“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如果这些企业能够通过上市进一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完全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如果部分企业进入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动机有问题，并且有关方面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与监管不到位，有些企业将可能把制造“气球经济”的一套办法移植到股票和证券市场中来，“气球经济”将会很快转化为“泡沫经济”。实际上，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一些不法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一起策划进行“上市包装”和“赢利包装”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甚至有些“体制外企业”为了达到“骗钱”的目的，也学着“体制内企业”对付政府的办法对付股民，“气球经济”现象大有蔓延直接资本市场之势。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不仅我国的经济运行秩序会受到严重干扰，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将遇到严重障碍。
彻底整治“气球经济”的困难很多，主要的有三条：一是投资主体行为的规范化，首先是作为国有产权代表的政府的行为规范化，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要求各种类型的投资主体的行为规范化，建立普遍有效的投资决策约束机制，坚决推行谁决策谁负责的制度，对决策正确取得成效者应有相应的奖励，对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者要追究责任。要做到这一点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之前困难更大。
困难之二是：即使解决了投资主体行为规范化的问题，中国目前也难以找到一大批善于决策、有能力承担决策责任的职业企业家和投资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应的工作，还必须经历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
困难之三是：中国的科研、实验体制与工业体制的长期脱离，造成了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老大难”问题。前一段我国工业企业的产品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技术引进实现的。引进一代产品及其生产技术可以“吃”几年饭，产品淘汰了，再去引进。由于企业自身的能力有限，很难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升级的良性循环。又由于企业与科研、实验机构的目标相差甚远，技术成果的转移与转化成功的不多。只要我国的科研与实验体制不进行重大的改革，企业想通过技术改造自行解决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想法就难以实现。换句话说，即使地方（行业）政府不要求企业搞各种低水平的和高水平的重复建设，中国的企业家们想避免重复建设，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