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年代对鲁迅的解读与研究：扩展、深化、提高与问题〔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作为一个文学与文化文本，以至作为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的现代“文化文本”，是一个无尽的文化宝藏，不会有一种“阅读终止”，也不会有一种“止于至尊”“达于至善”的解读。这就像其他中华古老的和近现代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文本一样。对鲁迅的解读与接受，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和不同的社会“接受屏幕”以至集体无意识，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阐释以至不同的依据于文本“含义”而创获的新的“意义”。温故而知新。只有丰厚深邃的文化文本，才具有这种深厚的文化含量，可供不同时代的后人的开掘与阐发，才具有这种开发力、生成力、创造力。后人的新的解读、诠释和接受，是接过前人“接受”的接力棒的新的前进，而不是对前人接受的否定（就总体来说是参考，不否认个别的和局部的对前人接受的否弃与对抗）。这是垂直接受的“接受史学的规律”，也是文化的生成、发展的规律。伟大的文化大师和先哲所期望的正是这种文化的接续承传，而不愿意自己成为神龛里的泥塑木雕的尊神，凝固不动。
一、新的诠释、接受与文化效应
对于一种文化文本，尤其是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广度和深度的文化文本，比起鲁迅这样的民族文化大师，其诠释和接受，都必然会表现出在历时性的垂直接受和共时性的水平接受所交叉形成的“解读坐标”上的移动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和不同的现时解读框架。回顾鲁迅从出现于“五四”文坛与文界开始，其被解读和接受，就是不断发展、变化、深入和提高的。基本上以每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一周期。本世纪10—20年代，基本上是“初识鲁迅”，主要是对一位杰出作家的鲁迅的肯定和赞扬。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末期，以瞿秋白的评价为“总结”和代表，是对一位由旧营垒中转变过来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无产阶级诤友的思想战士的评价以及普遍认同的民族魂的爱国主义精神导师的崇拜。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末期，是以毛泽东的评价为总结和代表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外布尔什维克、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高度评价。50—60年代末是对这一定于至尊的评价的学习、理解，作补充、扩展、提供实证式的诠释和接受，是在具体的理解和论证上沿着既定结论深化和提高。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对鲁迅的认识则被发展到，也是被歪曲成“文化尊神”、大批判先驱、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实的裁判，更加是一根打人的棍子。这一方面是“捧为至尊”，另一方面又是严重的歪曲和利用。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是鲁迅研究的异化。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才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历史。
回顾以上半个多世纪的对鲁迅的诠释和接受的历史，可以看出几个重大的特点。第一，每个时期对鲁迅的接受，都是同当时的时代特点、社会状态和文化语境紧密结合的。对鲁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屏幕”即是这一切的重要体现并构成其重要政治——文化内涵；而鲁迅所提供的文化文本（他的全部作品和他作为社会存在的文化个体），也成为这种“视野”和“接受”的塑造对象。第二，由于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的决定，对鲁迅的诠释的接受，都是“突出政治”的，是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文化解读，且以后者为前者服务并服从于前者。这是血与火、肉搏和拼杀的民族战争、阶级战争和政治斗争时代的基调所必然带来的文化后果、文化现象。第三，在这种鲁迅解读基调上，所能弹奏出来的更多的解读曲调和更多解读的主旋律，所侧重的都是政治的、思想的、革命的、斗争的强音，而呈弱相的则是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吟诵。第四，由于这一切，而铸就了一个相当固定的、定于一尊的、相对政治化的、怒目金刚式的鲁迅形象。
应当肯定，这种延续的评价框架，除了“文革”时期有那种歪曲和利用以及始终存在的咒骂与攻讦、污蔑与亵渎之外，是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社会与时代的依据和文化背景的，因而是符合历史和时代需要、为多数群众所接受的，也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绘和树立了一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化大师、思想与精神导师的形象，教育、鼓舞、启迪和导引了几代作家艺术家，在思想上、艺术上和人格上哺育他们成长，也教育了几辈中国的普通群众。在这一认知和评价框架中所作出的对于鲁迅作为作家、思想家、革命家、学者、翻译家所创造的成就和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基本上符合历史的实际和鲁迅的实际的。它应属于中国现代史、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稳定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接受和加以发展。以今之视昨而否定这些文化积淀和历史业绩是不公允的、偏激的、不科学的；以今之所见而讥笑、鄙薄这些，则是缺乏历史观念和不客观的；或者“高高在上”以踞（！）高临下之姿而回视和评品这一评价框架和以此框架或基本以此框架为指导的研究成果，指斥为传统、保守、“左”，视为一钱不值、不承认其学术性等等，则未免过于狂躁，过于无视历史、无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实际，并表现出一种学术偏见。
当然，另一种情形也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难以叫人接受和同意的，这就是“唯我独尊”、“唯原有框架为是”，不愿意随时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前进。不愿意接受合理的、科学的和具有历史原因、历史需要与历史权利的新视角、新观点、新理论、新框架、新形象。不能来个“不许动”。凝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其实也不符合鲁迅精神。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在这个历史时期，还有另一种声音、另一种评价存在，而且持续存在、从未间断。这就是一种用学术话语、文学手笔、闲言杂语以及小报辱骂等等方式的对鲁迅的造谣、污蔑、攻击和谩骂。其中，真正属于学术——文化的严正的（不管对错）的评论并不多。这些历史的陈帐，只要翻一翻近年出版的孙郁所编的《被亵渎的鲁迅》（1994，北京，群众出版社）就够了，就可见其概要了，虽然所收文字远不及几十年来伴随鲁迅而泼洒的污水的百分之一。我们现在且不去理论这些被总称为“亵渎”的攻讦文字的见解和实质，而只需指明一点就可以了，即“鲁迅之被亵渎”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作为历史的后辈来回顾这些前人的詈骂时，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是带有必然性的，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社会背景和文化斗争根源的。如果没有这些存在，或者说，没有“鲁迅之被亵渎”，鲁迅也就不会是鲁迅，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了。正因为他是文化斗士、精神导师、杂文大师，所以他才遭到这么“丰富”连绵的攻讦，才引来这么多的论敌。因此，这些攻讦正是鲁迅的人格、功业、创作、学术的成就的从反面的证明。这是一种逆向接受。它同前述的接受是对立而存的，彼此关联着，是同一个接受整体（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的相生相克的两面。其实，从这些攻讦中，也同样可以透视出鲁迅的功业与价值，不过是从反面映衬出来的。我们今天提及这一点，不仅因为这是历史的存在，而且因为这“历史的存在”今天又在新的情况下，重新出现而又有新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后面再详议。
进到70年代末，中国整体地进入一个新时期，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其新的标志更为突出鲜明，而对鲁迅的理解、诠释与接受的变化，则是重要的一种表现。这也是鲁迅在这个领域中的地位决定的。这种新时期的新接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鲁迅的全面接受和全面诠释。这种全面性表现在对鲁迅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位一体式的和“单性深入”式的阐释、研究和接受，表现在对鲁迅作为伟大作家、文化大师与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斗士的全面性阐发、接受，也表现在对鲁迅的不仅杂文，而且小说、诗与散文诗、学术论著的全面性研究与接受，还表现在“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家”与“世界文学的介绍和吸收者”以及“民族性作家”与“国际性作家”相结合的鲁迅的研究与接受上，也还表现在对鲁迅的作品不仅作出思想上的、革命性与社会性上的肯定，而且进行了与之相结合的艺术性、审美价值方面的探究与剖析，同时，也还表现在对既为左翼文坛领袖、革命文学导师，又是“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的鲁迅的两相结合的理解与评价上；最后，同时也还表现在对于文化大师鲁迅与普通人鲁迅的结合上。这种多方面的对于鲁迅的全面性接受，显然是对以前的诸多评价和接受的补充、发展和提高。因为，由偏于一面而至全面了，由重点突出有所缺失而获得补正了，由论而不及不透进到更多而更透彻了，等等。这些，显然也就是一种提高。这样，也就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全面性的鲁迅形象。他从圣坛上走了下来，从受崇敬的文化的尊神变成为受爱戴的文化宗师，从受敬畏的文坛泰斗，成为可亲近的文学导师。80年代初，以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标志的前后数年中，几百篇学术论文、 几十本学术专著和七、八本鲁迅传记，充分反映了这种对鲁迅的全面接受和新的鲁迅形象的出现。
这种对鲁迅的新接受和新的鲁迅形象的出现，是中国70—80年代之前整个思想文化界以至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和方向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奔赴现代化目标取代了建设贫穷“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文学、艺术、学术、文化的作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工具，向具有相对独立价值和运行规律的社会—文化领域转变，全面封闭的社会，实行了初步的开放，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形成，如此等等，造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文化的大气候。在这种时代特点、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开始清理了过去相当长时期以来的以“左”的教条主义、“政治”统帅一切和庸俗社会学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文化理论、评价框架和总体视角。这也同时成为对鲁迅的新的认识视角、评价框架、诠释基点和接受意识的社会—文化条件。
这一鲁迅接受史的新阶段、新面貌与新高度，是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的自然而合理的结果。从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看来，任何一个文学——文化文本，作者都只是完成了“一半”，而另一半，要由接受者来完成。文本自身自然具有作者所赋予的固定不变的“含义”，但经过读者从自己的“期待视野”、“接受屏幕”以至整个接受意识出发，对文本“含义”的解读、诠释、理解、生发、创造会形成一种“意义”。这“意义”自然会随着接受者的不同和不同的接受语境，而有不同的性质、面貌和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自然也是如此。只有含量丰厚的文化文本，才能是一座宝矿，其“含义”能够千秋万代供接受者去开掘和创造，创获新的“意义”。新时期对鲁迅的新接受和新的鲁迅形象的出现，不是对鲁迅的歪曲，也不是对以前对鲁迅的接受和评价的否弃，而是一种向上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的、政治的、阶级斗士的、批判一切的民族英雄鲁迅”，现在逐渐明晰了他的另一种形象即“革命的、思想的、艺术的、批判和建设的现代作家、文化大师鲁迅”。这不是谁取代了谁，而是后者继承了前者，又扩大充实了前者，并且纠正了前者由于时代因素、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但也包含个人因素在内）所造成的一定程度上的偏狭与扭曲。因此，这种学术文化成就，理应纳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总积淀和前进洪流之中，而肯定它是新时期文学艺术、学术文化总收获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二、新高度与新问题：扩充、拓展、深化与提高/ 逆向的泡沫与粉尘
从80年代中期到今天，十多年的时间中，对鲁迅的阅读、诠释和接受，又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发展和新的提高；当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但前者是主要的，确实具有文化主流的那种宏伟的气势和高深的层次以及文化建树的贡献，而问题一面，的确不过是支流，是涌起在主流和支流之上的泡沫和粉尘。
新的接受与新的提高的主要表现是：扩充、拓展、深化与提高。我没有掌握全面的精确统计数字，但仅就已经看到和接触到的论文和专著来看，在出版难，尤其是鲁迅研究著作出版难的这十几年中，鲁迅研究的专著和相关论著的出版数量，仍然是相当大的，就“作家研究”来说，鲁迅研究仍然居于其他任何作家之前，其数量遥遥领先。而且，研究的队伍在扩大，新人在增加。在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不少相继谢世之后，从中年进入老年的研究专家们仍在努力，仍然拿出了不少研究著作，而80年代初的中青年研究家们，如今也进入中老年，以成熟的思想和深思的研究写出了许多新论著，可喜的是一批青年研究家们以新的姿态和学术话语，进行了新的探讨。这种鲁迅研究队伍的扩大、变化和发展，也应视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以至现代文化研究的一种发展、一种提高，是90年代学术文化的可喜收获。
但更重要的收获是对鲁迅的诠释与接受，视角更扩大、更拓展、更新颖了，研究面也更扩大和更深化了，总体上说，是人类文化、世界现代文化和中国文化总体与中国现代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大文化视角，一个艺术——审美文化的视角，一个文学创作心理的总视角，同时，也是一个鲁迅的艺术——文学——文化整体视角；在这两种视角的分别的和综合的观照之下，对鲁迅的思想、作品、论著、翻译、全部活动和人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有的论著由此也就一并或单独进行了综合研究和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研究。
这种研究、诠释与接受的新的发展与提高，概括起来，体现于四个方面。
1.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的鲁迅。在新的诠释框架中，对作为现代作家的鲁迅，进行了比以前更全面、更周密、更深入的解析，也进行了在艺术和审美维度的更为丰富、深入、细致和新颖的论证，并且，这种论证多是从鲁迅文本的实际出发，自然地引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也常常被纳入了新的文学、美学、艺术心理学、艺术形态学等等传统的和新兴的、交叉的学科理论架构之中，或者运用了这些理论的单科的或交叉的和综合的独特视角与学术话语，从而使对鲁迅的小说、诗歌、散文诗与杂文的解读，具有了新的观点、诠释和“意义”，自然便导致接受的深化与提高。
在这种对作为现代作家的鲁迅新的诠释中，往往既没有忽视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理论的运用并接纳原有在这方面的成果，同时又补充了过去在艺术审美分析方面的缺失；特别是更注重了对鲁迅文本本身的阅读和对其原“含义”的开掘。因此，“顺应”这种研究思路和由这种“思路”引导而出的，便是对鲁迅的创作文本的民族的和世界性的深刻渊源的探索和比较研究，从而是对其艺术素质和审美含量之丰厚深邃璀璨的肯定。
同时，在总体上，对鲁迅的创作心理、创作意识和文化心态，进行了与社会、民族、时代、历史相对应的和鲁迅特有的反映与反应的社会学—艺术学—心理学的探究，从而对鲁迅对客观世界特有的超越他人的反应、解析和感受，对于他的作品的独特艺术风格，作出了新的诠释，尤其对鲁迅的孤独感、荒谬感、悲剧意识等独特心理状态，作出新的渊源（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人类的、世界的、个人的）追溯和意义肯定。
在这些新解读的基础上，肯定了鲁迅在文化意识、创作心态和“现代觉悟”上，是走在“五四”以来诞生的中国数代作家“家族”中的最前列，简直可以说是现代作家第一人。他在文学意识和对文学创作的把握上、在文本的主题深度、哲理性上，在体裁多变、结构繁复多维以至语言层面上的现代性凝结与体现上，都具有达到国际和时代层面上的高度水平，为其他同代作家所远远不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文本之发展的第一主题和根本目标，就是寻找和创造现代性。肯定鲁迅在这一主要和基本层面上的高度成就，是对鲁迅的重要的和应有高度的肯定；同时也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之肯定。
2.鲁迅文学文本的现代意义的诠释。如果说前一点是从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鲁迅并由此进向作品；那么，这里则是以鲁迅文学文本为立足点进行剖析，作出现代意义的诠释，包括社会学、艺术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与哲学的视角深入、意义诠释与艺术成就和特质的分析。在这方面，由对《野草》的“含义”、艺术风格、审美素质的最初探索发轫，并逐步深入、扩展，到对《故事新编》以及小说的全面深入与扩展，近些年，更对杂文篇章进行了这种现代诠释。这种艺术分析上的深入，实际上成为以艺术—审美和创作心理、创作方法的维度为切入口，对鲁迅的作品、对鲁迅的思想、创作心理与文学品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而且，这种探究中也贯穿着历史、时代、社会背景的追溯和分析，然而又不是一般社会学的“联系实际”，而是从“鲁迅之镜”的思想心理、性格特点出发，寻绎出其特殊、突出、鲜明的富有个性而又具有历史和时代深度与尖锐性的反映与反应来。
3.哲人大师的鲁迅形象的丰满与深化。在最近十几年的研究和诠释中，在肯定他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基础上，又更向深广的方面发展了。一位文化大师，一个民族性的文学——文化文本，总是既具有强烈的尖锐的时代特点，同时，又具有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全面、从现实到历史、从今天到明天的一种思想结晶和文化升华，创造出超越时空性的、民族性以至人类性的共同性文化财富，进入民族的和人类的总体文化积淀。如果说我们过去的解读和接受自然地和不能不偏重于鲁迅文本在当时当“地”的共时性的时代价值的肯定，对之作这方面的诠释，那么，现在，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主题已成为历史，而代之以现代化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建设的时代，也就自然地、不能不从原先的侧重点向其他层面发展。这好比一尊塑像，原来站立在一个“立足点”，从某一视角注目于其某个方面，那么，时过境迁，就站得更远、更高，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全面地观照了。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发展和提高。
在这种新的观照中，人们发现了鲁迅作品的许多未曾注意和未曾发现的文化内涵。鲁迅思想之开阔、深邃、开放，鲁迅对于历史与现状、中国与世界认识之深刻透彻，对中国文化底蕴、民族特性和国民性的认识之深刻透彻，它的批判的深度、力度、中肯，以及包容于这一切之中的他的文本、话语、视角、切入口之独特性，他表现在这些方面的哲人大师的心态胸襟与人格魅力，它们的长久的、广远的文化意义，都是中国现代生活的文化反应、艺术结晶，是中国现代文化大师群中首屈一指的。在这方面，国内研究者既侧重它的深刻丰厚独到的民族性，又肯定它的东方的与世界的意义，而国外研究者则更注重肯定了它的民族性，称之为“民族寓言”，并在此基础上肯定其国际意义。
鲁迅的这种哲人大师形象的树立和描述，不是使它更高踞于人众之上、之外，而是更向人们走近了。因为过去那种政治的、斗争的、怒目金刚式的，“会骂人”、大批判式的鲁迅形象，不仅由于某种偏激和扭曲而使人敬而远离，而且，即使是在完全恰当的评价基础上描述的形象，也因为同今日生活的远离，已进入历史范畴，只是一种历时性接受对象，而使人有疏离感，时空间隔而遥望之。但作为哲人大师的鲁迅，除了“骂人”之外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论证，以至在“骂人”之中的文化含量、文化意蕴，他的民族性文化文本中的广阔、深刻、独到，其深沉的历史感、哲理性，都使读者获得一种哲学的、文化的与审美的享受和启迪。人们便向他走去了。
4.鲁迅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建设。新时期的新诠释与接受，广泛众多的新论著的出版与发表，包括鲁迅研究史著作的出版，大大推进了鲁迅学的发展与建设。
一个学科的形成，一般具有三个层次、阶段的进程。首先是实践（实际、实验）层次，即经验层次。在这方面，鲁迅自身的活动、创作、各类作品，以及大量的研究论著，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最近十几年来超过以前的众多论著的出版和发表，更使这一层次的基础增宽增厚了。其次，是理论层次，从实践提高到理论上的论证，并且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架构，确定了其内涵与外延。在这方面，鲁迅研究论著之中，不乏建树，尤其从开辟草莱时期到新时期以前，即已有核心理论之形成。而新时期的许多论著，更突出的一点是在理论层次上的发展与提高。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鲁迅的论证的理论性和理论建树，一是对于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等等作品的理论性的剖析和论证，这既有对文本自身的理论性的剔抉、梳理和提炼，又有在研究思想、方法论等方面的论述和结晶。这些，都促成了鲁迅学在理论层次上的发展与提高。第三是结构层次。理论不仅是丰富的、系统的，而且是形成了一种分类分层而又形成统一整体的完整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论构造。在这方面，近十年来所提供的接受文本，从研究论著——总体的和分类的，到各种文本类别的多种性质的研究，以及史的研究、专题性的方法论研究，还有直接就鲁迅学的结构进行讨论的论著，如此等，构造了一个丰富、系统、完整、日益深化的鲁迅学的结构层次。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看到了鲁迅学的客观上的发展、生成与建设。而且，还有直接的专门的对于鲁迅学的研讨。这种种成就，都是对鲁迅学的发展与建设的贡献。它既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同时，又进一步开辟了鲁迅接受史的新途径与新领域，从而更使鲁迅学向前发展了。
三、新的诠释与接受的十个方面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前述的新成就，我拟从下列十个方面，来加以申述。见闻所限，未必全面周到，也未必恰当，权当一种读者的反映来看。
1.鲁迅阅读的发展。现在，阅读鲁迅的势头在增长，鲁迅的各种综合性选集和文体分类选集、鲁迅语录、鲁迅作品单行本，纷纷出版，重复出版，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而且，打算出版《鲁迅全集》的出版社也不在少数。这反应了一种同若干年前人们几乎不读鲁迅的现象大为不同的阅读倾向。从已出版的鲁迅选集内容看，这种读鲁迅的阶层是比较普遍的，不限于高文化阶层。而且这一代读者中的多数，是远离鲁迅那个时代的，因而对“鲁迅文本”的现时性主题、话语，是有相当疏离感的。他们的现时阅读，倒是一种对“历史主题”的重温和了解，但更多和更重要的成分，已经是当代的期待视野和接受意识了。他们可能是要从鲁迅的作品中去了解，体察对认识今天的社会现象、体验人生经验的启迪和指导，当然，还有审美的和文化的体认。我在一所大学旁的书店里，看到《鲁迅杂文选》销售较好，也亲见年轻的大学生购买这本书。
这种鲁迅读者群的发展，特别是在大众层的发展，既是鲁迅作品自身的文化引力所致，但也同新的鲁迅诠释和鲁迅形象分不开；它接近和切合时下读者群的需要和接受意识了。
2.海外鲁迅阅读的发展。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在港台地区，阅读鲁迅的范围确是比较小。但是，近年来，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欧美的华人中过去由于政治偏见，由于对鲁迅的“政治形象”的误解，读鲁迅的只限于进步层，但现在，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由于鲁迅新形象的出现，读者圈扩大了。我在美国多处超级市场里的“书店”里看到出售海外版的鲁迅杂文集单行本，而且装祯雅致美观，显非粗劣印刷品。在芝加哥附近的一家由台湾有关人士办的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室里，也出借鲁迅作品。在台湾，鲁迅全集、选集、语录，已经出版了多部。而过去，鲁迅著作在台湾是禁书，读了要坐牢，比当年胡适之在大陆还要禁压得更严厉，政治色彩更浓。在德国出版了波恩大学顾彬教授翻译的六卷本《鲁迅选集》。在日本更是一向出版相当数量的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鲁迅在海外的影响确实是越来越大了。我们不能否认，在政治上、观念上海外的读者群同我们的不一致以至分歧。如果大陆对鲁迅的诠释和接受，仍然是60—70年代的理论—文化架构，鲁迅形象仍然是那种“金刚怒目”式，可以想见，人们对于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就会受到影响，因而产生接受障碍。因此，现在海外鲁迅阅读的发展，实与前述鲁迅诠释和鲁迅形象的转换分不开。
3.研究规模的发展和良好的态势。这里，只说研究规模、研究态势的发展，至于更具体的内容方面的表现，下面再分述。最近十几年来，鲁迅研究在国内有着很可观的发展，它的规模，在“作家研究”中是首屈一指的，广度、深度、理论高度都有发展，它不像对有些作家的研究那样，显得那么热闹，形成热点、闹闹轰轰、调门高、深度差，却是稳步前进、稳步上升。它也不像有些作家研究那样，有些方面不免显得浮泛地称颂，肤浅地赞扬而缺乏扎实的、充分的理论性的深究；在这方面，近些年的鲁迅研究，越来越减少了那种“英雄崇拜”、“政治颂扬”的成分以至消除了这种喧声，而是比较扎实的、深入的、理论性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分析和论证成为主流。
研究规模的发展，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主题的开发和研究视角的展开，这些，将在后面详述。
这里要指出的是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论著的增多。前已述及，在80年代初期以后，老年的鲁迅学家相继辍笔以至谢世，但中年学者接续而上，且人数大增；而近十年来，更有一批年轻的学者，带着新的研究意识、研究视角，以新的文化装备，来从事鲁迅研究，写出了不少鲁迅学的论著。我们如果拿出1981年见之于研究资料上的论文作者名单，同今天的论著作者名单来比照，就会发现，不少人的名字消失了，而又有大批的新的名字出现了。这其实不只是一个鲁迅学研究的现象，而且是中国当代的一个文学研究现象和文化现象，反映出人们在这两个领域中对于“文化鲁迅”的注目。在众多中青年鲁迅研究者中，不在少数的人并非专业的鲁迅研究者，而是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研究中，不能不走进鲁迅世界。而另一方面，一些鲁迅研究的老学者们，又不能不从鲁迅世界走向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广阔的领域。这种现象，正反映了鲁迅的广博和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2〕。
国外鲁迅研究的发展，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日本鲁迅学的发展，向为鲁迅祖国之外最好的国家。最近十几年的发展更为显著突出。日本的鲁迅研究，规模较宏阔普遍、掌握资料周密详备、研究视角独具特色，研究家“代有才人出”，一辈一辈鲁迅学家相继崭露头角，不断有出色的论著问世。仅就我自1993年访问日本至今的两年中，就收到日本鲁迅学家的内容新颖厚实、装帧优雅美观的鲁迅研究著作十几部。这当然远不会是全部。在日本，对鲁迅的研究，一方面，有领域的拓宽，另一方面，又有对鲁迅思想与作品的深入精研。而且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常常补充了中国本土研究之不足。
西方世界鲁迅研究之发展，只要举出乐黛云先生先后主编出版的两本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就可看出其发展了。乐先生继1981年主编出版《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之后，又于1993年主编出版了《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反映了80年代西方文化学术界对鲁迅的诠释。本书内容计四部分：鲁迅创作研究、鲁迅思想研究、鲁迅与中外文学和对鲁迅的诠释与接受。这大体上反映了英语世界，也反映了西方世界、西方文化对鲁迅的研究的领域、规模、深度和接受概貌。其意义，正如编者所指出的，反映了“以世界文化大汇合为大背景的鲁迅研究的潮流”。这16篇论文从纵剖面和横断面，对鲁迅进行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主编乐黛云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所指出的：（一）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总是以一种“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而“这种寓言化过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第一部杰作《狂人日记》”。这种解读，显然并不只是以《狂人日记》为特例，而是可供我们解读整个“鲁迅文学文本”作参照。（二）把鲁迅作为一个东方文化、第三世界文化的代表的“他者”，并在与这一“他者”的对照中重新认识自己。乐黛云指出：这是“八十年代发达世界的一处新的觉悟”。（三）更扩大和深入一步的，则为乐黛云所指出的：“把鲁迅创造的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则是西方世界的一种更普遍的认识。”
综观日本以及西方发达世界对鲁迅的诠释和接受，不仅是对鲁迅的诠释的扩充的深化，也是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的提高和加深了的评估。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化背景下的鲁迅诠释与接受”中，得到启示和推动，更好地进行新的、更高更深的“中国的鲁迅诠释与接受”。
鲁迅研究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并且为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学提出的希望那样：“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鲁迅和他的“文学文本”已经代表中国和中国文化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了。
4.鲁迅研究领域的扩展。这种扩展也许不妨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对于鲁迅的研究向多方向扩展，另一个是，对于鲁迅的作品，在整体上、类别上和单篇的，进行了扩展的研究。在前一方面，虽然有不少“重复”研究，但已经是“再认识”性质，即其研究领域扩展开来了。比如对于鲁迅前期的生平思想与作品的研究，对于鲁迅晚年活动与思想的研究，对于鲁迅与外国作家的研究等等，都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视域和新的内涵的扩展。对于小说，“《狂人》、《故乡》、《祝福》老三篇”式的研究格局早在80年代初即已打破，现在，更扩展到对鲁迅大部分小说的研究；《故事新编》的研究受到注意；杂文除了“全景式”研究之外，对其“文化杂文”的研究增多了；对于《野草》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而且表现出以深化为特征的扩展；对于鲁迅的日记、书信、藏书、所收拓片画像的研究，对于鲁迅在文学论争中的研究，鲁迅与新文学流派、社团的关系以及同现代作家的关系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并且，具有新资料、新视角、新见解、新诠释，也对鲁迅形象进行了新的描述。其中特别是对于鲁迅与周作人、胡适、梁实秋、胡秋原等人的研究，都扩展和深入了。
5.鲁迅研究的延伸。这主要是从“鲁迅与×××”这种对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研究格局中，更延伸开去，除了仍然包含了“×××之与鲁迅”之外，对各个同时代人已进行了独立性的研究。这一方面是这些文化人、作家等本身即具有独立研究价值，但却也与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较深或较重要有关，因此，这种研究也就不仅对理解这位作家本身的价值，而且对鲁迅研究也增加了内涵和“旁证”。比如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柔石、冯雪峰、许寿裳、孙伏园、钱玄同、内山完造、增田涉等的研究，都是如此。在这同时，发表了不少这些人的与鲁迅有关或无关的书信、日记、记事、回忆录、传记等等，也都表现为一种“鲁迅研究的延伸”的性质。
这种延伸，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研究。
6.鲁迅研究的主题学的增加和扩展。鲁迅研究的主题学的发展，标志了研究工作在理论层次上的深化和提高，这涉及到社会学、文字学、艺术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传记学以及比较文学等等学科的在研究上的“介入”和理论上的结晶与升华。对于鲁迅的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社会成因与内心反应的研究，便涉及上述学科中之多门学科。不少传记和论著，在这方面提炼出了理论性命题；关于鲁迅的小说，新的论著（包括国外的著作）一方面是进行了从叙事学、诠释学、心理学、结构主义、比较文学等学科角度凝炼成和提示出来的主题，另一方面，则更提炼出一些可称为“鲁迅小说学”的主题。对鲁迅的杂文，也有不少涉及美学、文章学、叙事学等学科的主题。对散文诗《野草》的研究，也越来越显示了关涉诸多学科的主题学的研究，尤其是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比较文学的主题。在鲁迅传记方面，也同样如此。这些在“鲁迅理论（学科）”架构上的主题学研究，把鲁迅研究引向深入、提高和建筑在理论的也是科学的基石上。这方面的发展，不仅是鲁迅研究的发展，也同时是各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理论上的发展。
还有一些可视为鲁迅特有的研究主题，如“国民性”、“文明批评”、“死亡”、“狂人”、“复仇”、“孤独者”、“中间物”等类的主题学研究，或为“旧主题”新深入，或为新主题、新研究，也都表现为诠释和理论上的深入与提高。
7.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的发展。与前一发展相联系的，是对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的发展。这里主要是指对这些人的独立的、未专门取“与鲁迅的关系”视角的研究。比如对“五四”精英的研究、对左翼作家的研究、对郭沫若、茅盾等著名现代作家的研究，对周作人、胡适、林语堂等作家的研究，以及对鲁迅的论敌、对手和“有关系”人物的研究等等，都在它们各自的学术文化价值之外，还具有“鲁迅研究的支援”的意义，还有提供更具体、细致的文化背景的作用。这些，都帮助、支援、补充、推动了鲁迅研究。
8.比较研究的发展。首先是国内作家比较研究，如鲁迅与胡适，鲁迅与周作人、与郭沫若、茅盾等的比较研究，还有的学者作了鲁迅与其他两位相关作家的“循环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由于把他们同置于一个共时性的“文化天幕”之下来观察，对他们的创作动机、文化心态和“文本”背景，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和交叉的活动，进行了比较的研究，探寻其同更寻绎其异，描述各自的个性，因而，既有助于对鲁迅的生存环境的文化背景的掌握，也有利于从某一侧面更好地了解鲁迅。
鲁迅同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这一研究在近些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对鲁迅与尼采的比较，在影响研究范畴之内，过去由于认识上的限制，不够深入，现在深入多了，显出了鲁迅所受尼采影响的深度，但另一方面，又寻绎出鲁迅的独立自主的选择、接受意识和对尼采的“改塑”，这又显出了研究的深度。此外，在对鲁迅与日本的厨川白村、夏目漱石、白桦派的比较研究方面，在对鲁迅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安特莱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比较研究上，也都有了向深度和高度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可贵的不是在于鲁迅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哪位作家的影响，而在于从中发现鲁迅的接受意识、接受状态中蕴含着的他的独到的见识、从原作文本“含义”所创获的“意义”、高超的审美判断和开放的、宽容的、锐利的文化态度。在他的不同时代的接受中，也见出了他的思想的发展。这种研究成果，帮助了人们从“侧翼”进入鲁迅世界的深层。
9.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发展。综合研究是多方面的，一种是对于“鲁迅文本”作综合的研究，即“文本整体”包含思想、生活、作品等各个方面，一种是对“鲁迅作品文本”既包含小说、杂文、诗歌的综合，更有包括学术论著、翻译、古籍整理在内的综合研究。这可说是宏观研究。
在专题研究方面的发展，不仅有对小说、杂文、散文诗的专题研究（专著），有对《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两地书》（及其原件）、《日记》、《鲁迅书信集》等的研究，而且还有对鲁迅的留学生活、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鲁迅的家族、鲁迅的婚姻家庭等等的专题研究，也还有对鲁迅进行分时期的生活、思想和作品的专题性研究。
10.从“反面”对鲁迅的研读。近些年， 过去许多被视为“反面”教材的与鲁迅有关的文字，相继重新问世，为我们了解鲁迅当时之心态与性格之形成、文章泼辣尖刻之来由、思想之如此发展，总之，“鲁迅文本”形成及特征之渊源的另一个侧面，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比之过去从注释中见到的几句话的定性，丰富多了。作家的思想、作品即其整个“文本”都是对话性的，只看“文本”自身，未见“他者”、未见“对话者”，便难见全面。现在《西滢闲话》出版了，这可为《华盖集》的诠释之重要底本；梁实秋的文章——当时的和鲁迅死后的，也都与大陆读者见面了，《被亵渎的鲁迅》文集也出版了，其他还有许多“反面”的或罕见的材料，比如高长虹的许多作品，等等，这都构成了一个解读鲁迅的重要“对话文本”。大概应该说，只有充分阅读了这些“文本”，才能充分解读鲁迅，理解鲁迅之为鲁迅。
以上列举了十个方面，未必全面而又会有交叉重叠之处，这里不过是为了说明状况，分列提示而已，自会有不当之处。
三、被误读的鲁迅：泡沫与粉尘
对鲁迅的误读，一向存在，也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解读这种“误读”，也是诠释和接受鲁迅所必需的。在新的时期里，这种误读，又有了新的方面、新的发展。
鲁迅首先是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文学文本的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亦占有其地位。然而，很奇怪的是，在新时期，为数不少的作家对鲁迅甚为冷淡，“不以为然”。但是，另一方面，在文学界，却又有人认为“鲁迅不倒，中国文学没有好”。何以如此呢？未闻其详。可能他们仍是以被“左”的文学理论以至“四人帮”的文艺统制下所描述的鲁迅，尤其是以被利用为棍子的“鲁迅”为鲁迅〔3〕，认为是鲁迅列出了一条又一条文学禁令和禁区， 妨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不去了解，实际上是鲁迅被曲解和利用，他的话被用来制成了禁令和教条。大凡如此误读鲁迅的情况，可以推定是并未认真读过鲁迅的。因为只要读过其全部或大部或主要作品的人，只要不是凭一知半解来理解鲁迅的严肃的作家，是决不会如此误读鲁迅的。在当代作家中，也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对鲁迅的冷漠。他们很少读鲁迅、很少谈论鲁迅，以为今天已经不必了解那个过时的“左”的作家了，因而冷而远离之。其实，中国作家之研读鲁迅，并非要“像鲁迅那样去写小说、写杂文”，他不应是被模仿的对象。作家对于鲁迅的理解，是他的文学遗产中的那种对民族、对人民、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和以文学来体现民族心灵的创作激情；是他的文学意识中的对现实的深究和以高层审美形式所作的反映，是他的不脱世界文化大潮、引领中国文学主流的那种哲人大师的、站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今天的作家中不少人所缺的正是这种伟大精神和艺术抱负。
现在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亵渎：拿自己都承认的攻击鲁迅的诽谤和污蔑来作为“证词”，肯定鲁迅当了多年官，又与“日本间谍”来往亲密、在他的荫蔽下求生，更用他的钱出版自己的书。然后，又在这么泼了一身污水之后，说鲁迅仍不失其伟大，实质上是说鲁迅“玩的鬼”，用卑劣手段沽名钓誉得到“伟大”的称誉。这种言词真令人怀疑是出自现代中国作家和中国人之口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有一些论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研究的意识中，潜存着或明摆出一个参照者，这就是鲁迅，有直接的论证，结论是鲁迅“偏激”了、“过分”了。这种结论往往就事论事，忽视了总体背景、时代环境、文坛斗争，特别是忽视鲁迅当时所遭攻击污蔑之偏激、过分、告密等等，也未细察“来言”之狠恶，却责“去语”之尖刻。这在对周作人、梁实秋、高长虹的研究文字中都是存在的。更有甚者，在实际的评价上，将周作人等放在鲁迅之上，虽然并未如此对比地论证，但就其在总体评价上，在对周作人的各种作品的评价上，确实给人这种感觉。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的散文风靡一时，实与一些过头的吹捧有关。
近一二年，却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就是“炒鲁迅”。前面肯定了鲁迅著作出版的热浪，其中自然有出自发展建设学术文化的动机，但也有的出版者是出于“市场行情看涨”而来“炒”一番。与此种情形对照，鲁迅研究的著作出版却十分艰难。好像也从反面证明赚钱目的的动力。在这种“炒”鲁迅中，也就难免出现投市场之所好、投低级趣味之所需，而对鲁迅（也还包括其他作家）的生活、思想、作品作歪曲的、不健康的、捕风捉影的描述和分析的情形。
四、新一轮阅读与诠释
随着中国社会的空前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重新构造运动的向深层进展，中国文化也在人类文化转型与重构的世界语境中，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阶段。在这个社会—人心—文化都在急剧变化的时期，在社会阅读的潮流中自然地出现了对鲁迅的注目，而不是由于某方面的提倡，也不仅是出现在知识界和学术界。这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信息。这是否意味着，在社会急剧的变革和动荡中，沉滓的泛起、旧物的复苏、新病的生长，特别是国民劣根性的死灰复燃以至变本加厉，旧疤上长出了新瘤，使人们不是想起了鲁迅，就是发现了鲁迅，从中解读到一种清醒的、批判的意识，一种出于挚爱而来的沉痛而深刻的揭示和鞭笞，一种潜隐于嘲讽之中的爱与仇、理想与信念、求索与思索。
从更深的层次看，在中国社会的重新构造运动中，在中国文化的转型中，真正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创获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方面，作出卓著贡献的鲁迅，更发出了他的潜在的光芒，更被发现了由于过去的阅读格局、诠释框架、接受意识的局限而未曾发现的价值和意义。鲁迅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支援与资源。
这些，构成了对鲁迅的新的解读—诠释—接受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它或将导引出90年代到21世纪的对鲁迅的新的阅读浪潮。
面对这一态势，鲁迅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研究格局，在继承、发展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高度、文化语境，新的接受意识与文化心态之上，建立新的诠释框架，发掘“鲁迅文本”的更新、更深广和更同现实生活契合的文化内涵。这是垂直接受的一种自然的史的发展，不是谁可以强行为之的，也不是可以被阻挡的。文化的永恒的发展长河，就是如此流淌了几千年。
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于鲁迅杂文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的探究，还应深化（要像有人那样详尽细密周到地去发掘周作人文字的价值那样去对鲁迅杂文）。对于鲁迅的“文化杂文”，如集中于《坟》中的杂文和散见于以后诸杂文集中的以及晚年几篇杂文，很有必要加强研究，发掘其深沉丰厚的历史、文化、审美内涵；对于鲁迅所有的杂文，包括那些“攻击时弊”他本人希望它们如脓水随细菌同逝似的“速朽”的杂文篇章的文化蕴含、审美价值，也大可发掘。对于小说，除了叙事学的研究之外，对那些散文式的小说，似乎内容不那么厚重的作品，也还可探究。对鲁迅的翻译，研究不多，而且有一种“他的翻译（译笔）已过时、无读头”的较普遍的感觉，因而以为无可论者。但是，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从比较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发展等角度，来评估鲁迅当时的“向世界文学花园的采摘”——其选择和接受的“文化机制、文化动机、文化效应”，其文学气质与接受意识的内涵、特征和意义，都是很可研究的。对鲁迅所译介的那些作品的“含义”的研究和鲁迅所给予的“意义”的探究，也是甚有可为的。就是仅从翻译本身来说，鲁迅的“译作文本”，也不能以“硬译”一语而全否之，这种“文本”是否都是不可取的？是否都是不如现代话语的译本？即使是当时的文学——文化价值，也是可以探究的。对于鲁迅的学术著作，更是研究得不够。“学者鲁迅”、“鲁迅的学术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以及“学术领域里的胡适与鲁迅”以及其他近现代著名学人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也都是大有可为的。
鲁迅以一个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30年代末期，从事文学革命、文化建设的现代作家、文化大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第一期工程”的“开山辟路”和“艰苦创业”，既有与他的同时代战友“五四”精英的共性，又有他的独特的个性，并因此而创建了这一时代中华文化的“民族文本”中的高深层次的、具有代表性的高峰之文本之一。这一“文本”曾经在30—40年代、50—70年代，参与了当时的文学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建设，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今天，在新的时代，它的这“民族文本”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转型重构过程中，又再次显出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外域文化，在如何以开放、宽容、多元、多极之态度和接受意识来建设新的文化方面，都正在提供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他不再被塑为生硬的“教导者”，而是自然地以导师之姿，以实践的过来人、开路者，以实际的建设者，以其文本所凝聚的经验、思想、智慧与灵感，向我们昭示前路，提供启迪和“参照本文”。中国需要他。
在继续创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当代几辈作家形成的“作家家族”中，面对现代主义迟来的影响和引力、启示和“样榜”，面对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冲击和刺激、惑乱和诱惑，可以来寻找和创造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社会状况，足可与中国人现实心态对应的文学文本，仍是一个模糊的、迷惑的、以为清醒实则难于抉择的问题，或者是乱投杂取。在这方面，鲁迅留下的“文本遗产”和理论探索，是我们切近的“本家族”的导师和范本，它启迪我们，而不是要我们依样画葫芦。中国当代作家也需要鲁迅。
当代生活提供的纷乱事实、社会心态的震颤，国民劣根性的“新一轮复苏”，都使人们从鲁迅特殊文学文本——不仅小说，而且特别是杂文中，发现了现实意义，历史的批判俨然成为现实的抨击，而那种批判的文化底蕴和文本中的批判锋芒，使人看到这不是简单的文坛争议或无聊的詈骂，而是具有深层意义和长久价值的民族性剖析和传统文化批判。我们的社会现代化也需要鲁迅。
这些现时的需要和“期待视野”许多是潜隐的、间接的、曲折的，而以此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就需要一种“代读”、“导读”和诠释，这是鲁迅研究者的责任。既熟悉鲁迅文本，又了解当代社会接受意识与期待视野，是承担这种责任的条件。我们相信在90年代到下世纪初的新时代的诠释和接受中，会有新的理论与学术创获。
1995年12月4日
注释：
〔1〕1995年9月，在丹东召开“辽宁省鲁迅研究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言，对近十年的鲁迅研究状况作一简略回顾。发言时只据提纲讨论式叙谈，未及细究。本文据提纲写成，“所写”与“所讲”有些出入，特此说明。这种文章本非我之身份与能力所应为与能为，现斗胆言之，甚感惶恐，敬请方家批评教正。
〔2〕由于鲁迅研究著作像一般学术著作一样，出版很难， 所以可以推断，已出版的鲁研专著只能是已完成的一部分。
〔3〕1979年笔者在纪念“五四”运动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小组会上，曾听钟敬文先生发言谈到，他看到石一歌的半部《鲁迅传》后，曾问冯雪峰：“这里对鲁迅是否有点拔高？”冯雪峰答曰：“这个‘鲁迅’我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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