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比较研究_流动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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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6)02-0041-08

       根据2010年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目前我国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0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达到2314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0.34％。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穆斯林进入长三角地区经商或务工，截至2015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已超过21万人①。大量穆斯林进入长三角地区，一方面有利于各族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流入地居民有较大差异，在客观上存在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突出难题。

       促进穆斯林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这无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议题。长期以来，长三角各级政府在服务管理政策上一直在作积极的探索与实践，相关措施在促进民族交流、增进民族互信及预防民族纠纷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我们还看到，不少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带——这也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即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我国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现行政策存在哪些绩效和不足？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这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显然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需要学界进行深入科学研究，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经验基础。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框架在总结国内学者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西方学界对社会融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直线型融入到曲线型融入，再发展到多元文化和区隔融入理论的过程[1-5]，而中国学者多强调直线型融入的理论主张。单从长三角地区目前的民族宗教政策来看，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面临的政策制度环境较老一代有较大改善，如减免税收、简化办证手续、引导成立民间组织等，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流入地社会。因此，本文从直线型融入的研究思路出发，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假设1：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明显好于老一代。

       从李培林、杨菊华等学者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6-7]。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尤佳指出：“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共通性为流动穆斯林的社会关系建构与维护提供了网络平台与支持，对他们适应城市社会有重要的支持作用。”[8]马戎、李吉和、白友涛、徐平、季芳桐等人也指出，个人资本(教育、居住时间、职业技能)和政策制度(保障政策、服务政策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2个假设：

       假设2：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政策对他们的社会融入产生显著的影响。

       假设2.1：穆斯林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越高，其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2.2：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越高，其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假设2.3：政策制度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还可以看出，学界有关社会融入的层次划分上基本能够形成一致性观点，大体认可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入、社会(交往、行为)融入、心理(认同)融入和文化融入四个层次。不过，学界对于社会融入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杨菊华认为，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存在着依次递进关系，其中经济融入是总体社会融入的基础，而李培林和田丰认为社会融入中各层次是平行的，不存在递进关系。由于穆斯林流动人口流入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而且经济收入的提高明显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因此，经济融入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应该不能忽视。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预设：

       假设3：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四个层次存在依次递进关系。

       假设3.1：文化融入的提高有助于心理融入的提高。

       假设3.2：社会关系融入的提高有助于经济融入的提高。

       假设3.3：经济融入的提高有助于总体社会融入的提高。

       (二)变量设计及其操作化。

       依据上述研究假设，我们对测量指标作如下设计。

       1.经济层次指标。本测量指标包括三个层次：(1)经济地位；(2)消费模式；(3)经济与宗教的关系。“经济地位”操作化为个人年收入的绝对值，并依据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年收入的平均水平②，分为“25000元及以下”、“25001-35000元”、“35001-45000元”、“45001-55000元”及“55001元以上”五个档次，分别赋值1-5分。把“消费模式”操作化为“您近几年的开支主要在什么方面？”分“食品”、“服饰、房租、教育”及“电脑、小车、房屋”三种程度，分别赋值1至3分。把“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操作化为“您的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有冲突吗？”分“有”、“说不清楚”和“没有”三种程度，分别赋值1至3分。

       2.社会关系层次指标。由于社会关系涉及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学界通常从关系取向(Relational Approach)和位置取向(Positional Approach)两个视角来分析[6]。因此，本文的测量指标包括：(1)社会关系的广度；(2)社会关系的强度。“社会关系的广度”操作化为“您和非穆斯林民众交往多吗？”“社会关系的强度”操作化为“您和邻居(非穆斯林)互赠过礼物吗？”“您和当地非穆斯林民众相互帮忙过吗？”上述三个指标分为“经常”、“偶尔”和“没有”三种程度，分别赋值为1至3分。

       3.心理层次指标。心理融入涉及客观的外在环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属于社会条件的综合产物，其中自我定位及其社会归属感直接反映了他们内心是否冲突——“是特殊群体？还是共同体中的一员？”本文具体指标包括：“您觉得和当地人有明显区别吗？”“您认为这里是您的第二故乡吗？”“您愿意定居在这里吗？”分“不是”、“说不清楚”和“是的”三种程度，分别赋值1到3分。

       4.文化层次指标。本文设计了四项测量穆斯林流动人口文化融入的指标：(1)语言能力和运用，操作化为“您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吗？”(2)生活习俗，操作化为“您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习俗？”(3)节日活动，操作化为“您和家人过本地人的节日吗？”(4)文化认知，操作化为“您认为当地人对您有文化偏见吗？”分消极、一般和积极三种程度，分别赋值1到3分。

       5.其他因素指标。(1)自身因素，包括性别、民族、来源地、教育水平、职业技术以及居住时间。其中，来源地分穆斯林聚居地区和散杂居地区，穆斯林聚居区又分为新疆地区和西北甘青宁地区；“职业技术”分为体力劳动、半体力半技术及技术(经商)三个程度，分别赋值1-3分；“教育水平”分小学及以下、初中(包括未毕业)、高中(包括未毕业)、大学及以上四个层次，分别赋值1-4分。(2)社会资本，即依据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特征，本文把社会资本分亲情型社会资本(血缘、姻缘和地缘)、民族社会资本、宗教社会资本以及非同质性社会资本，操作为“您遇到困难时通常找谁帮忙吗？”分“亲戚”或“老乡”、“本民族穆斯林”、“非本民族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朋友”四个选项，分别赋值1-4分，属多项选择。(3)政策制度因素，即依据穆斯林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状况，把政策制度分服务政策、保障政策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三项内容，分别操作化为“当地政府为您提供了服务政策(如就业服务、证件办理等)吗？”“当地政府保障了您的合法权益吗？”“当地政府为您提供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了吗(如子女上学、减免税收)？”分“没有”、“偶尔”和“经常”三种程度，分别赋值1到3分。

       (三)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次研究数据的收集采用区域抽样方法，先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的224个县级行政区划中随机抽取24个县级行政区划，然后在每个县级行政区划中随机抽样3个街道，最后在每个街道采用配额抽样(满足民族、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等因素对总体的代表性)，共获得600份样本，调查时间为2015年6-9月。经过有效性验证后，共获得有效问卷482份。

       在本次研究中，“穆斯林流动人口”被界定为在中国大陆境内流动、信仰伊斯兰教、在流入地经商或务工、居住3个月及以上且无常住户籍的中国成年公民，具体包括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等10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此，高校穆斯林大学生及随迁儿童都不在本次抽样的总体样本之内。此外，本次研究还借鉴王春光、李培林等人的研究经验，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定义为“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1980年以前出生的则定义为“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样本人口学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

      

       三、因子分析与社会融入现状

       (一)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简化数据或找出基本的数据结构，因此，使用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观测变量之间应该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如果相关矩阵中的因子相关系数都小于0.3，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9]。通过对本次研究前述的13项社会融入指标进行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发现“您和家人过本地人的节日吗”在相关矩阵中与其他指标都为负相关，指标“您和邻居(非穆斯林)互赠过礼物吗”及“您觉得和当地人有明显区别吗”在相关矩阵中的最大相关系数都小于0.3，因此也不适合做因子分析，所以在下一步的因子分析中，这3项指标都予以剔除。

       在上述基础上，本次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老一代和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10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通过对相关指标的KMO检验，两组KMO值分别为0.519和0.735，卡方值分别431.919和1186.616，自由度均为45，sig值都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表明相关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从表2中可以发现，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结构中，文化融入的方差贡献率为21.681，特征根为2.232，明显大于其他层次的融入；其次为经济层次的融入，方差贡献率为16.948，特征根为1.826；社会关系层次的融入所占比重较低。与此相对应，在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结构中，经济融入的比重大于其他层次，方差贡献率为22.508，特征根为3.762；其次是文化融入，方差贡献率为21.255，特征根为1.625。心理层次的融入在老一代和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中都占比较低的比重，方差贡献率分别为12.908和17.607。自变量对于社会融入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了60.351％(老一代)和77.958％(新生代)，说明社会融入的因子结构合理。

       (二)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现状。

       提出新因子之后，再以各个新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穆斯林流动人口总体社会融入的标准化得分，并依据新因子的基本数据(见表3)，把各个层次的标准分转换成1-100之间的数值，估算出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平均得分。转换公式：转换后的因子值=(新因子标准分+B)*A。其中，A=99/极差值，B=1/A-因子最小值[10]。转换后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发现：(1)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总体程度虽然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但是两者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2)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关系层次，老一代社会关系融入的平均得分仅为32.567，新生代也仅为35.001，这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与非穆斯林居民交往的广度和强度非常低，新生代略高于老一代。(3)在所有层次中，穆斯林流动人口在经济层次的融入程度最高，老一代和新生代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9.307和51.059分，这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收入处于比较理想的地位，但是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处于下降的趋势。(4)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产生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与经济融入程度相似，但是和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程度以及总体融入程度相反。(5)老一代组的标准误差都高于新生代组，说明老一代穆斯林社会融入的内部差异性大于新生代，离散性相对较大。

       四、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什么长三角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出现这种发展态势呢？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具体因素有哪些？相关影响因素的各自作用模式在不同层次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和代际差异？依据相关问题线索，我们将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术、居住时间、民族、来源地以及各种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作为自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融入及其不同层次融入(因变量)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解释力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调整后的

分别为0.378和0.589，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在代际比较中，我们发现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因素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而言：(1)亲情型社会资本、宗教社会资本和保障政策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老一代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依次为0.108(p＜0.05)、0.149(p＜0.05)、0.128(p＜0.001)，说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以同质性社会资本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社会活动，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他们的社会融入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2)职业技术、居住时间、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和服务政策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总体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依次为0.175(P＜0.001)、0.022(p＜0.001)、0.126(p＜0.001)和0.069(p＜0.001)。(3)在民族成分变量中，老一代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比参照组回族低(β=-0.386，p＜0.05)，而相关变量对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在来源地变量中，新疆地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3(p＜0.05)和-0.186(p＜0.01)，说明来自新疆的老一代穆斯林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比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高，而来自新疆地区的新生代穆斯林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比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低。(4)教育程度在老一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23(P＜0.001)，说明教育程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对新生代社会融入的影响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

       具体从各个层次来看，表5中文化融入层次调整后的

分别为0.365(老一代)和0.231(新生代)，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解释力也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程度。具体情况：(1)性别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组的回归系数为-0.393(p＜0.01)，说明老一代男性穆斯林流动人口文化融入程度低于老一代女性穆斯林流动人口，但性别因素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没有显著影响。(2)教育程度在老一代和新生代文化融入的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是0.217(p＜0.05)和-0.316(p＜0.001)，说明学校教育对于老一代的文化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于新生代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响。(3)职业技术和居住时间没有到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相关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文化融入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4)来源地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融入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但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程度比来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流动人口高(β=-0.867，p＜0.001)，而又比来自散杂居地区的穆斯林流动人口低(β=0.828，p＜0.001)。(5)亲情型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是宗教资本对新生代的社会融入却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响(β=-0.361，p＜0.01)。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对两者的文化融入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经济融入层面，调整后的

分别为0.412(老一代)和0.431(新生代)，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自变量的解释力在所有层次中处于最佳状态。具体情况：(1)性别因素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组中的系数为0.533(p＜0.001)，说明老一代男性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高于女性。性别因素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及经济社会地位趋于性别平等。(2)职业技术对于两代人的经济融入存在着显著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263(p＜0.01)和0.781(p＜0.001)，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教育与职业存在着明显的脱钩，这在新生代中表现更为突出。(3)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对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即来自散杂居地区的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比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高(β=0.702，p＜0.05)。来源地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没有显著影响。(4)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影响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主要有亲情型社会资本和民族资本，回归系数分别为0.417(p＜0.01)和0.286(p＜0.05)；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只有亲情型社会资本对于经济融入产生了显著影响(β=0.258，p＜0.05)，影响程度和显著度低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其他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的经济融入没有显著影响。(5)教育程度、民族成分和政策制度等变量对于老一代和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社会(关系)层次，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解释力达到了回归分析的要求，调整后的

分别为0.143(老一代)和0.111(新生代)，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具体情况：(1)教育程度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老一代的影响作用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度，即教育程度在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组的回归系数为0.318(p＜0.01)，说明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越容易融入流入地社会。(2)性别、职业技术以及各种政策制度变量没有到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相关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3)居住时间对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产生了反向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50(p＜0.01)。(4)社会资本变量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非同质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β=0.409，p＜0.05)。(5)政策制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服务政策(β=0.217，p＜0.01)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β=0.141，p＜0.05)对新生代的社会关系融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心理融入层次，自变量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解释力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调整后的R2分别为0.414(老一代)和0.431(新生代)，sig值都处于0.000的显著水平。具体情况：(1)性别和职业技术及民族身份因素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不存在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新生代产生显著影响，即β=0.269(p＜0.01)。(2)居住时间变量在老一代和新生代心理融入的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是-0.037(p＜0.05)和0.110(p＜0.001)，说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其心理融入程度越低，而这对于新生代而言则刚好相反。(3)来源地变量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却有显著影响，即以西北甘青宁地区为参照组，新疆地区和散杂居地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58(p＜0.01)和0.418(p＜0.05)。(4)在社会资本变量中，亲情型社会资本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有显著影响(β=-0.692，p＜0.001)，民族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产生了显著反向影响(β=-0.337，p＜0.05)。(5)保障政策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β=0.698，p＜0.001)以及新生代(β=0.312，p＜0.01)的心理融入都产生显著影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产生显著影响(β=0.346，p＜0.001)，但是对于新生代没有显著影响。

       五、讨论和总结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基于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1)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较，新生代穆斯林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有所上升，但是两者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和心理层次，新生代社会融入程度均低于老一代；在文化和社会关系层次，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则都高于老一代。这表明假设1并不能完全成立，即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并没有比老一代有明显的好转。(2)虽然职业技术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教育程度却存在着差异，即教育程度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社会关系融入、心理融入及总体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和总体社会融入产生反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假设2.1也不能完全成立。(3)穆斯林流动人口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融入的影响不同，而且还存在着代际差异。其中，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的社会融入不再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是对他们的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响，这完全有别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换言之，假设2.2都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不能成立。(4)表5数据显示，政策制度因素在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结构中主要体现在心理融入层次。这表明假设2.3需要放在具体的话语环境下才能成立。(5)在穆斯林流动人口不同层次的融入结构中，经济融入程度都处于最高水平，而社会交往融入程度则均处于最低水平，这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在文化融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必然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加强，社会关系融入也没有对经济融入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显然，本文的假设3及其相关次级假设都不成立。换言之，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并不存在逐次递进的逻辑关联，经济收入的提高并不能带来必然的社会融入。

       第二，由于新生代的教育程度对文化融入产生反向的显著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文化融入的三项指标中，学校教育显然有助于“语言交流”指标的得分，而“生活风俗”与学校教育的关联并不很紧密，那么学校教育对文化融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认知”指标上。相关统计分析结果说明了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接受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文化意识的排他性，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宗教社会资本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入产生反向的显著影响。由于文化融入的反向特征以来自新疆地区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表现得最为突出(以西北甘青宁地区为参照)，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新时期新疆地区的学校教育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相关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第三，其他自身因素的统计结果显示，性别、民族、来源地等自身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不仅存在着代际差异，而且对于不同层次的影响作用也各不相同。对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女性文化融入的程度高于男性，但男性经济融入程度却高于女性；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融入程度和总体社会融入程度低于回族，而来自新疆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包括回族)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又高于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穆斯林。对于新生代穆斯林而言，性别和民族因素对社会融入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来源地的区域因素对心理融入的影响却非常明显，即来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的心理融入程度低于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穆斯林，而来自散杂居地区的穆斯林的社会融入程度又高于来自西北甘青宁地区的穆斯林。这种代际和区域的差异说明，性别和民族因素对穆斯林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区域因素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第四，统计分析结果还揭示了影响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结构更加复杂，“内卷化”问题日益突出。在早期经济活动中，穆斯林流动人口主要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并通过姻缘关系逐渐扩散，形成了无数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小群体，不同亲情单位又以民族宗教为纽带进行经济来往和文化活动——亲情型社会资本和民族宗教社会资本有助于他们调适自己的经济活动和文化心理。由于职业范围主要局限于清真饮食行业，随着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该群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内部之间的利益竞争和矛盾冲突也越来越突出。表5数据表明，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的社会融入不再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是对他们的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产生了反向的显著影响，这完全有别于老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通过民族宗教资本来进行文化调适。这也表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主观因素，还要关注该群体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另外，相关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明穆斯林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容易被转化为他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第五，政策制度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影响，揭示了民族宗教工作需要重点关注个体的微观层面。由于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以及经济活动，穆斯林流动人口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保障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社会心理学的视阈中，政策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在场”的一种表征，也是维系国家与穆斯林流动人口(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意义关联纽带。政策制度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路径表明，地方政府实施具体的服务措施、保障体系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仅能够解决穆斯林流动人口眼前的现实困难，最重要的作用是有助于加强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意义关联，促进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相关因素，在不同代际和不同层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作用，这揭示了新时期我国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日益复杂化，而且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显然要经历—个长期、复杂的社会过程。由于本文提出的看似合理的预设都不能完全成立，这说明城市民族宗教工作不能简单地从看似正确的直观性判断和评价出发，而应该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收稿日期：2015-12-06

       注释：

       ①根据课题组2015年9月份的不完全统计，目前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穆斯林流动人口达到了21.7万余人，包含了我国10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浙江省穆斯林流动人口有7.7万余人，主要集中于杭州、义乌、宁波等城市，上海市穆斯林流动人口有4万余人，江苏省穆斯林流动人口超过了10万人，主要集中在南京、扬州、苏州、常州、江阴等城市。

       ②根据各地政府门户网站信息，2014年上海市人均年收入47710元，浙江省人均年收入40393元，江苏省人均年收入34346元。本文取三者的平均值(40816元)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人均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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