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制下的学校组织伦理——兼以学校社会资本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位制论文,学校论文,伦理论文,视角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的单位制度和单位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从总体上看，市场化改革在某些领域已经威胁到单位制度的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度在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已经被改组、改制或者悄然消失，个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也逐步弱化。但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事业单位包括公立中小学中，单位制度的思维模式及行动方式依然如旧。学校实质上仍是每个师生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组织，这个共同组织不仅决定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还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和思想，甚至改变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教职工来说，学校是他们的家园，许多教职工终身都只在同一所学校工作和生活。他们从学校获取物质生活的保障——工资、福利、奖金，也从学校得到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成就和满足——升职、提拔、专业成长。这一切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他所工作的学校。也就是说，在学校这样的组织中，成员对其组织以及组织领导的全面依赖性还深深地植根在组织的特性之中。学校成员所需要的最为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各种资源、机会和利益，仍然主要依靠学校的分配才能够实现。这种隐藏在本质里的学校单位制度对于学校的组织伦理氛围和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单位制下如同大家庭一般的学校组织
单位体制使得个人对单位具有一种孩童对父母般依附、依赖的感觉，同时也使单位内部具有了家庭般的关爱和亲情。学校校长和其他领导好比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师生员工如同家庭中大大小小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资格、有理由向父母、向家庭讨要自己需要的一切。而且，既然大家同样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那么，大家讨要的资格就都是一样的。这使得“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吃大锅饭”成为学校组织的“后遗症”。尽管不少学校实行了末尾淘汰制，试图打破大锅饭，但无论校长们如何努力，并纷纷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作为治校良方或者学校改革法宝，但拉开差距、奖优罚劣的前提仍然是以不变的“平均主义”为基础。或者可以这样说，大部分的平均加上少部分的差异构成了当前学校竞争激励式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流模式。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心理习惯。要在像大家庭一样的学校里实行家庭成员之间“不均”的分配，那是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家庭精神价值的。
于是乎，像大家庭一样的学校小心谨慎地在竞争激励和平均主义之间寻找着最佳结合地带。由此，在学校这个大家庭里，应难免出现看似矛盾的管理手段的组合：一会儿是人人自危的竞争上岗、竞争淘汰、绩效考核等严厉的制度管理，一会儿又是阳光普照的人心工程、凝聚力工程，如春节家访、假日旅游、节日聚餐等；一边是期中考核、年终考评之后拉开差距的收入分配方案，一边是平时和重大节假日时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奖金、福利政策。
除了运用感情投资和感情管理之外，在学校这样的单位和组织中，领导们还心照不宣地掌握着一项颇具中国式智慧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既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强制性，又经实践证明是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这一策略就是“平衡”。[1]在中国，甚至有人将“平衡”二字奉为管理的最高宝典，认为领导艺术的最高水平就是调和冲突、化解矛盾——就是保持某种平衡。“比如某同志年事已高又不能胜任工作，必须让他‘退下来’，为了怕他心里不平衡，就在退休前先提一级，一提一退，正好‘平衡’。又比如，甲同志晋升了职称职务而乙同志没有，便让乙同志‘评优’，多领些奖金，这样，‘堤外损失堤内补’，心里也‘好过些’。每个单位的领导，差不多都会这一手”。[2]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每个人心理都平衡了，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
二、单位制下学校组织中的人际利益冲突
然而，你好我好就真的大家都好了吗？这种“谁也不要超过谁”、“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大家都一样”的文化对于组织而言，究竟是促进发展和进步还是阻碍个性与创新？
尽管单位制本身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已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单位仍然在本质上掌握着对于单位成员而言极为重要的发展机会和利益资源。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同时兼具强大的经济利益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组织的职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们虽然承担着社会管理职能，但中心任务则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即正在由‘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3]随着人民的财产性收入、私有财产、私人物权等观念的明晰和确认，单位成员从社会其他方面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他们对于单位的经济依附关系也逐渐弱化和多元化。相比之下，个人和单位之间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方面的依赖关系。并且，由于“这种资源和依赖关系是建立在各种国家行政关系和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4]因而，单位在政治资源方面对于个体仍旧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说掌握着个体政治升迁和政治资源获取的绝对话语权。
在学校这样的单位组织中，其政治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可供分配的政治资源极为有限。因为学校不是纯粹的行政单位，作为一种专业性质的组织，学校本身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功能，并不能够产出丰富的政治资源。第二，教师非常看重这些政治资源。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组成部分，教师具有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如重荣誉、爱面子。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源尽管不像经济资源那样“实惠”，但它意味着对教师能力、素质和成绩的全方位认可和高度评价。“师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教师群体中仍具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嘉奖、荣誉，还是升职、提拔，都是对当事人工作成效和业绩的某种证明。更何况，一旦拥有了政治资源，也就同时意味着经济方面的利益和资源。因此，政治利益和资源在学校成员中的分配就显得极为敏感。另外，对教师的工作绩效很难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指标和方案进行精确评价和衡量。这就使得学校里有限的政治资源的分配成为一个既受人关注、又容易引发矛盾和争议的问题。
于是，表面上像大家庭一样的一团和气的成员之间，往往有可能蕴藏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人际矛盾，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互信、和谐。曾听说这样的事情，学校里几个人竞争一个晋升高级职称的指标，实在相持不下、无法平衡，最后只好指标作废，换得天下太平；或几个人竞争一个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工作能力和成绩表现不相上下，评谁都不能让其他人心平气顺，最后索性由传达室老张或食堂老王去当先进，那就谁都没有意见了。
这种表象上的和谐团结使得学校的领导与管理面临挑战。究竟如何分配资源才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合理，又不至于伤害单位成员的成就感和积极性，进而促进学校和谐组织氛围和伦理道德文化的创建，成为学校管理者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民主管理、道德领导、和谐文化、伦理型学校听起来无限美好，真正实施的时候并不容易。遗留在学校组织内核中的单位文化和单位体制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学校的管理伦理和组织行为。“在‘人人有份，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观念熏陶下，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是最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熟悉的人比自己过得好。比如美国人的收入比自己多几十倍也无不平，本单位某人多发了五元钱奖金便要眼红。”[5]这种观念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许多单位中很容易成为一种公众的氛围，而并非某些个别人的意见。这种单位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劣根性给学校的管理和道德文化建设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容易引发学校组织内部的“窝里斗”现象，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和学校组织伦理氛围的异化。
三、重建学校的伦理价值：社会资本的视角
学校的伦理价值从根本上体现为学校的一种文化或共同规范，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学校的社会资本，可参照福山的“社会科学家把一个社会之丰富的共同价值观念称作是‘社会资本’”[6]的观点，其功能则在于建立一种秩序，为成员的行为选择提供依据和标准。
社会资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它还具有显而易见的建立社会秩序的功能。对于一个组织或者共同体而言，社会资本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组织或共同体的稳定，保持团体或共同体成员行动的相对一致性，明确团体或共同体的认同度，提高团体或共同体对个人的动员能力和行动效率，改善团体或共同体内部个人之间的互信机制和合作水平，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秩序构建的目的。
随着对教育管理及学校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造成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效率差异的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学校的文化、学校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等基本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学校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状况如何。学校成员之间的互信机制、合作精神、互惠惯例、道德信仰等能够促使成员将自我利益和团结互助结合起来，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群体中的不良心态、投机心理与行为，更轻松自如地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矛盾，更公正合理地解决集体中的利益冲突和纷争；更进一步说，社会资本还能够促进共同体中生成一种高程度、高水平的组织变革与组织创新的精神与能力。因此，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重建学校的伦理价值，可以成为改善学校组织伦理氛围、提升学校品质内涵的重要力量。
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秩序的功能之所以可能，主要体现在“信任”这一伦理品质上。对于学校而言，校长、教师、家长、学生以及其他广泛的社会公众之间所形成的信任机制是极为重要的学校社会资本，也是构建学校良好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学校显然应当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本之源。相比于其他组织和部门，学校更为注重和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诚信、和谐、关爱、互助等精神价值。像诚实和互惠之类的合作准则应该能够在学校这样的群体中比较好地被贯彻和共享。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承担人的道德养成使命的学校反而成了道德失范经常发生的场所。学校教育的弊端引发了全社会对其教育和管理的批判，来自公众的这种批判不仅针对学校教育体系和制度，针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也针对校长和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甚至还针对学校本身。这一事实状况提醒我们，当代中国学校迫切需要重建伦理价值和道德秩序。
重建学校伦理价值的最终目的是建构起伦理型的学校氛围和学校文化，最终形成合理、良善的学校管理秩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建学校的伦理价值。重建的主体当然就是每所学校。重建学校价值首先需要转变观念，要求各级管理者尤其是学校领导本身，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直面学校的伦理挑战，实施有道德的学校管理，建设有道德的学校。重建学校价值也要关注学校管理制度的伦理指向，追求制度伦理。重建学校价值还需要明确学校领导者自身的伦理角色，倡导率先垂范。重建学校价值也需要反思学校常规管理行为的伦理内涵，体现道德关怀。[7]
当然，重建学校价值，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些事情要做。要废除那些可能损害学校价值的政策，逐步变革目前仍旧在影响着学校价值的不良体制、机制，转变有损于学校育人精神的陈旧理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社会恰逢价值转型和秩序重建的时候，应当将教育的发展和学校的变革置于特殊的地位，发挥教育和学校在社会价值重整与秩序重建方面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