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科分析:科学社会学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学术思想的社会关系分析_现代大学制度论文

高等教育学学科分析: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引文分析基础上高等教育学学术思想之间的社会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引文论文,基础上论文,社会关系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科的社会学分析路径

对一门学科的属性进行分析,是属于元研究的范围,这对于全面认识学科、指导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2007年曾经从学科学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学进行过学科分析。[1]2008年,笔者又以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为对象,尝试性地合作探讨了这一热点研究中学术思想之间的社会关系、学术共同体的组织程度、学科思想发展模式等等。[2]58这一对高等教育学学术思想社会维度的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这是因为过去对高等教育学性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理论思想的内容、研究方法等认识理智层面上,而从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的分析比较少见。在这里,笔者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学学术思想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科学社会学的层面上揭示高等教育学内部的社会属性。

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以默顿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标志。到1960年代,这一学科又出现了库恩、普赖斯等著名学者。科学社会学正是在他们的率领下,呈三个方向发展:默顿学派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科学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进行考察,而不对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及其增长感兴趣;库恩及其追随者继承了知识社会学的传统,重点分析科学内外的社会因素同科学知识内容及其产生、增长的关系,这一学派成为后来哲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和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普赖斯及其同事、学生则发展了科学社会学的第三种思路,把重点放在科学内部的社会关系与知识的增长的关系上。[3]本文采用的正是第三种思路。

普赖斯学派认为,科学研究过程既是一个理智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的交往过程,知识的发展不但是一个个研究者的认识和思想的深入,而且它亦仰赖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4]20-23因此,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分析它的性质可以从它的认识理智层面来进行,通过理论的具体内容、思想范式、研究方法等来说明学科性质;也可以在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分析,通过学术思想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多少、远近、集中分散度、时间跨度等来说明学科性质。实际上,与理智层面相比,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学科性质分析可能会更加深入地揭示掩盖在学术思想发展背后的学科发展机制,可能更加真实、深刻地反映学科的性质。

本文在这里使用了学术论文的引用文献(以下简称引文),作为分析测量学科学术思想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和指标。实际上,引文分析是科学计量学经常采用的办法,是对科学论文和学术期刊评价的重要手段。但是这里进行的引文分析并不是以统计为目的,而是以引文为基本工具来探索高等教育学学术思想之间的社会关系。之所以选择引文,是因为引文是我们观测学术思想之间社会联系的最直接、最明白和最具操作性的工具。引文就是联系学术思想的明显纽带,是衡量学科共同体社会联系的一个理想指标。在这里,笔者主要是从引文的五个量化指标来探索高等教育学学术思想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

表1 引用文献分析的五个指标及其意义

二、高等教育学的引文分析

在进行具体的论文引文分析时,笔者将论文作者引用自己论文的情况排除在外,因为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引用自己文献的记录不能反映出学术思想的任何社会关系。[5]同时,根据反映社会关系的需要,在下文(一)、(二)部分分析引文的数量时,笔者还将一篇论文中的多个出自同一个作者或作者群的多篇引用文献视为一个文献,因为来自同一作者或作者群的多篇引用文献在社会关系上只能视为一个思想的源头。另外,本文中的引用文献既指论文注释中的文献,也指论文后面列出的参考文献,因为前者和后者都反映了文献作者之间在学术思想上的联系。

(一)从引文的数量看

引文的数量是指论文引用来自不同作者(群)的文献的数量。引文的数量是衡量学术思想社会联系多少、学术共同体结构松紧的一个重要指针,是研究学科学术思想生长、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一门学科的论文引文数量少,表明学科研究者与学科内外其他研究者的思想联系少、关系疏远,学术思想并不是在学者之间广泛地流通,新思想的提出较少受到其他学者的启示,也较少给予其他学者启示。不同作者就像是思想的孤岛,学术思想带有很重的个人化的色彩,研究更多地建立在个人的经验和感悟之上,学科内部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学术研究呈现出“单打独斗”的小学科模式,学科思想和观点不能得到广泛认同、批判,并难以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上,学科理智发展缓慢,难以集中思路和方向,实现积累性的直线增长。反之,如果一门学科的论文引用的文献越多,则表明作者与其他研究者关系紧密,学术思想在共同体内广泛流通,互相批判,学术共同体结构紧凑,学科知识之间容易形成逻辑联系,学科知识发展相对较快。本文将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周边学科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了《高等教育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和《心理科学》分别作为高等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代表,随机抽取了2008年第3期作为样本,对各刊物在该期发表的论文进行详细的引文分析。

尽管上述期刊并不能提供各学科的研究全景,但是他们作为各门学科的最高权威刊物,能够最大限度、最典型地反映各门学科研究的特点。从表2可以看出,在几门学科中,高等教育学论文的篇均引文的数量(11.31篇)最少,是其他周边学科的1/3到1/2。这种情况说明,在高等教育学中,学术思想的社会联系相对比较淡薄、疏远,学术共同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较少,研究更多地是在相对孤独的情况下进行。在一些情况下,论文的引文只有一两篇甚至根本没有,学术思想只是作者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认识的思考或总结,个性化的色彩比较严重,论文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学科同行的注意,没有成为其他研究者和后续研究者的研究基础。这样,学术思想缺少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享的学术观点,学科理智混乱,发展相对缓慢。

根据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似乎可以看作是科学家之间的一种契约,其“客观性是在科学的共同体中展开的批评的结果,这个共同体进行着它完全接受其规则的游戏。因此客观性产生于科学家的一致同意……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存在于下述事实中:他们能够在主体间相互检验。”[7]这样,建立组织性强、结构紧凑、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对于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罗德斯指出[8]:

不建立学术共同体,知识就会变成孤僻的东西:在孤立中进行研究的孤独学者,其狭窄的研究范围、独断主义和未经考验的假设都是脆弱的,站不住脚的;其知识无法得到扩展和传播,无法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争论,无法接受不同经验的影响,也无法用另外的视角对其加以磨炼。不建立学术共同体,个人的发现就是有限的,这不是因为个体研究者的创造力和开拓性不及研究群体,而是因为他或她的结论没有接受质疑,也无法得到更多的检验;这样,个人的知识就是不完整的……不仅检验结论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确认问题的重要性、指明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提供实验框架、设计研究过程以及提高竞争力和开发相应的技术,这些也都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

很显然,高等教育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学术交往密切、思维一致、结构紧凑的学术共同体,这可能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学学术思想的发展。

(二)从引文的国别归属来看

引文的国别归属就是指引文来源于哪一个国家,这是判断一门学科国际交流多少、学科国际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科学无国界,研究引文的国别归属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一般来说,这对于研究学科理智层面的东西来说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研究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似乎是不存在国界区别。但是,如果要对学科的社会层面、特别是对学术共同体的跨国交流和学术思想的国际关系进行研究,这一个指标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判断一门学科的学者与国外同行思想交流的多少、国内外同行之间学术思想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国内外研究范式是否一致。另外,在以研究人和社会的人文社会学科里,即使是学科理智层面的国别分析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倾向,这也导致了学科思想发展的路径不同。在这个指标上,引用国外的文献越多,引文来源的国别越多,说明学科的国际化程度也就越高、本土化程度越低,国内学科更加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之中,学术思想的国际联系也就更加紧密,同一学科国际间的范式越一致;反之,学科国际化程度就越低、本土化程度越高,国内学者与国外同行相对隔离,学科发展就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导向和范式定型,国内外学者共享的东西就愈少。就中国和其他一些科学落后国家而言,这一指标还是判断学科对科学发达国家依附程度高低、在国际学术圈中心或边缘位置的一个指针。在这里,为方便统计,我们不对论文引文的具体国别进行分析,只以“境内——境外”为基本框架,将发表在境外的引文和作者中包含境外学者的境内中文文献统一作为境外文献。[9]

从表3可以看出,在上述几门学科中,无论是从篇均境外引文数量还是从境外引文占总引文的比例来看,高等教育学的国际化程度都是最低的。从篇均境外引文的绝对数量来看,高等教育学只是上述学科的1/7到1/5之间,从境外引文在总引文中的比例来看,高等教育学也只是上述学科的1/3到1/2。这个数据事实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更具中国特色和本土色彩,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门学科与国外的交流不够,开放程度不高,学科的视野狭窄,学术共同体还没完全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之中。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这一学科状况是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和道路息息相关。现代科学发源并兴盛繁荣于西方,并且在强有力的西方文明崛起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展现了迷人的魅力。面对现代西方科学,我们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全盘照搬,因此受西方的影响至深,被殖民的程度也至深。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情况则不一样。因为高等教育学在国外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也由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起步也较晚(大规模的研究只是1960年代以后的事情),发展尚不完善,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西方殖民程度较弱,总的来看是自主的发展过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研究的路向来看,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学科构建和在西方的领域式研究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可以看作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如中、西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传统、学术管理制度、学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别[11]。其次,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道路来看,我们走的也基本上是一条自主的道路。按照潘懋元先生的回顾,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开始时,中国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状况和研究成果了解不多,因此我国当时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算是“土生土长”,也显得“土里土气”。[12]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当初正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学科建设的。在高等教育学成立的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紧密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提出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正是围绕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的“本土”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本土化程度相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而言更高,并且有可能也是我国整体学术体系中自主化程度较高的一门学科。

蔡曙山认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本土化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3]我们认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要继续保持过去的本土特色,在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闭目塞听,孤陋寡闻,我们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外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态势,为我所用。

(三)从引文的集中程度来看

引文的集中程度就是指引文分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其指标就是同一位(篇)作者(文献)在学科内被引用的次数。引文的集中程度是考察学科属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同一位(篇)作者(文献)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引文就越集中,说明学科内部的思想中心越突出,越表明学科内部存在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学术思想源头,学科发展的思路和逻辑就越清晰,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关系就越紧密.,学术思想的取向就越统一,直线累积性就越强,范式就越统一,学科理论就越呈纵深发展的方式增长。反之,如果学科内被共同引用的作者(或文献)越少,说明引文越分散,学科内部的思想中心和学术权威越不明显,学术共同体越是“群龙无首”,组织关系就越松散、凌乱,学术思想的取向就越分散,越呈现出漫射状,发展的累积性越不强,学科思想的范式要么不明显,要么范式多样。

任何一门学科需要研究的领域都很宽广,所以研究者的兴趣和文献主题的分布都比较分散,能够被整个学科内各个亚领域的论文共同引用的文献较少,所以要考察引文的集中程度,最好就是对学科在一定时期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因为研究热点是一定时期学科研究的焦点、集约所在,表现为在一个学科问题上大量文献、学术思想的集中涌现和大量相关研究者群体的出现。考察某一研究热点内同一作者(或文献)被引用的次数,就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学科引文的集中程度。

在高等教育学中,我们选取了“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热点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以中国期刊网为平台,以篇名“现代大学制度”进行“精确”搜索,共获得2007年的记录52条。为方便统计,在这里我们以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的9篇论文为例进行分析。从引文的集中程度来看,9篇论文没有一篇共同引用的文献,也就是说这9篇论文的作者没有一个共同的信息来源。只有1篇文献为3篇论文共同引用, 2篇文献为2篇论文共同引用。也就是说3篇以上论文共享的信息来源只有1个,两篇论文共享的信息来源只有2个,可见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引文的集中程度相当低。这说明了该研究热点中没有权威文献和人物的存在,没有一种思想和认识取得了大家的公认,研究者的价值和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学术思想非常分散,缺乏统一的理论逻辑和思想范式,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基本上没有形成。[2]62

在经济学中,笔者以“制度经济学”研究热点为例。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制度经济学”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我们获得2007年的核心期刊论文记录共25条。其中除3条记录(含论文介绍、摘要等)没有引文外,共计有效记录22条。通过对引文的精确分析,我们发现在这22篇论文中,存在数位(篇)引用频率非常高的作者和文献。如诺思的著作在引用文献中出现了26次之多,平均每篇论文引用1.18次,基本上每篇论文都从其学术思想中得到了启示,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在10篇论文中被引用。国内学者卢现祥亦在引文中出现了9次,其著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用了8次。此外,科斯作为作者在引文中也出现了8次。这表明这些作者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思想源头或中心,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以后研究的思路和范式,成为这一学术问题的思想权威;在社会学中,我们选取“社会公正”研究热点为对象进行分析。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会公正”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获得2007年的核心期刊论文记录共43条,除去9条记录没有引文外,共计有效记录34条。在这34篇论文的引文中也有数个作者(群)和数篇文献的引用频率非常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作者群被引用的次数高达46次,罗尔斯的作品共被引用了24次,邓小平被引用了20次,这三位作者(群)的篇均引用频率分别为1.35、0.70、0.58,其中罗尔斯的《正义论》被引用高达22次。此外,国内学者吴忠民的作品被引用了14次,其作品《社会公正论》也被引用了8次。

如果将被引用最多的作者(群)或文献的篇均引用频率作为引文集中程度的指数(即被引用最多的作者(群)或文献的被引频次除以样本论文的篇数),高等教育学研究热点中引文集中程度只是经济学、管理学的1/6左右,可见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引文的集中度非常低,这样就造成了高等教育学内部一些领域缺少有影响的思想源头和学术基础,缺少鲜明的、有影响的学派、代表人物和比较显著、稳定的思想范式,从而使得这门学科的从业者在思想上处于众说纷纭、一盘散沙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少,学术思想难以在一个或几个方向上直线积累、纵深发展,知识难以形成真正有结构的体系,呈多方向或无方向的混沌状态。

(四)从论文与引文的主题的相近程度来看

论文与引文的主题的接近程度表明研究同一问题的研究者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者之间学术联系的紧密。如果论文与引文的主题越接近,越表明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学术交往,该问题的不同学术思想及观点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学术观点在真正同行之间进行批判、借鉴和累积,学科的直线累积性增长越明显,学术思想更容易得到公认。相反,如果论文与引用文献的主题越不接近,表明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者之间学术交往甚少,看似同行的研究者实际上却是各说各话,关于同一问题急剧增加的知识并不是互相累积并向一个方向前进,而是围绕一个问题向四面八方漫射,知识的个性色彩更浓厚,更难以得到公认。

因为一门学科内研究的主题(或领域)是非常多的,几乎不可能存在与所有研究主题接近的文献。因此,这一指标也只有通过对热点问题研究论文的分析才有意义。我们仍然对高等教育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热点进行分析。从2007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篇名“精确”包括“(现代)大学制度的”的9篇论文来看,所有引文中篇名包括“(现代)大学制度”的文献只有7篇,占引文总数(63篇)的11.11%。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只有11.11%的引文是真正由从事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同行”撰写,换一句话说,9篇论文的研究者所获得的信息中只有11.11%来自于自己的真正同行,而其他的信息要么来自于自己的思想,要么来自于不从事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学科内外的其他研究者。也可以说,来自于非同行的信息对研究者从事现代大学制度的作用比来自于同行们的信息要重要得多。这一情况说明了在表面上看来比较集中、热闹的研究热点上,真正的同行并没有很多,热点内部的研究者联系少、思想差别大、组织性程度低,这也就造成并印证了前述所讲的这一热点研究内知识逻辑联系少、累积性差、知识体系呈多向度发展的判断。

这一结论和判断还可以从对2007年这一热点问题研究的全部论文的主题的分析来得到证实。在2007年中国期刊网的全部52条记录中,剔除论文转载记录外,有效论文记录为47篇。根据对论文篇名和内容的逐一认真分析,我们发现这47篇论文所涉及到的主题共有20个之多。这些论文要么是从这些主题去探索现代大学制度,要么就是讨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这些主题。也就是说47篇论文虽然都是在讨论现代大学制度,但却不是集中“火力”于一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分布在20个问题之上,平均每个具体问题上的论文数仅为2.35篇(见表5,其中有一篇论文跨越了两个主题,故重复计算)。

表5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情况

表5从第1到第10个主题都可以看作是研究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即从这些主题出发来看待现代大学制度应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主题论述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维度。而从第11个到第18主题则侧重探讨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的这些问题。第19和20主题分别探讨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和“如何构建”问题,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的论述可能和其他主题有部分的重复。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第20主题上论文篇数相对较多外,其他19个主题的研究论文不超过5篇,而大量主题上的研究论文经常是1-2篇。可见,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热”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在其内部的亚问题上却非常“冷清”,研究者们分别“栖居”于相距甚远的不同具体问题上,研究主题的分散度很高。[2]62-63

这一情况说明了即使是在一个集中的研究热点中,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所持有的视角、价值等等也均不相同,学术思想在发展方向上自然也就非常分散,就很难有同行间真正的公认、批判和累积性的进步了,学术思想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就非常淡薄、疏远。高等教育学在一个集中的研究热点上都是如此,那么从整个高等教育学来看,其学术思想的社会关系更是如此。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和理智进步。

(五)以引文发表的时间来看

引文发表的时间是测量学科思想传播方式和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如果一门学科论文的引文都是最近发表的,这表明学术思想的发展就像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直线状的逻辑积累。昨天的研究建立在前天之上,今天的研究建立在昨天之上,明天的研究建立在今天之上。这样,学科思想的继承累积性就很明显,范式就很单一,知识在单向度上纵向深入地发展。相反,如果一门学科论文的引文不是最近发表的,今天的研究能够从早期的学者思想中获得有用信息和启示,这就表明学术研究的主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没有随实践发展而变化,而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不是直线链条般地积累,没有在时间维度上逻辑地深入发展,学科知识就会呈现结构松散、无秩序地繁荣的状态。

我们在对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引文进行时间分析时,发现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引用行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较多地引用发表于最近文献的趋势,另一种是较多地引用发表在较早时期文献的趋势。后一种趋势在关于“大学理念”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大学理念”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2007的记录共有79条,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共有12篇(13条记录中,有一篇论文为一文两用)。我们对这12篇论文的引文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在总共122篇次的引文中,只有30篇次引文是2001年以后发表的,而有一半篇次的引文是发表在二战以前的,其余的引文大部分也都有十几或几十年的历史了。[14]

这一情况说明了今天大学理念的研究者更多地是与久远的学术前辈产生思想联系,智慧的源泉更多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经典之作,而同时代的同行却没有很好地互相了解、启发,同时代的学术成果不是彼此增益、逻辑积累,而是互不相干、彼此隔离。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大学理念研究作为一种相对永恒的研究主题,持续、循环地为学者所关注,表现出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这显然与其他那些“短命”的应用性研究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科学社会学把某一门学科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引文中较新的一半的时间跨度叫做文献半衰期(这是一个衡量文献老化速度的重要标准),把引文中近五年来的文献所占比例叫做文献衰减系数。有研究表明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文献半衰期是4.75至7.12年,衰减系数是34.2%,自然科学研究的衰减系数则是50%至60%之多。[15]但是在大学理念研究中,这两个指标则分别是约60年之久和小于24.59%。这表明大学理念研究是一个相对永恒的研究主题,其生命力可能伴随高等教育实践不断延续,而此方面的学术思想可能也相对稳定并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老化过时得很少很慢;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关于大学理念的研究可能并不存在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科学进步。因为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思想并不是沿着一条明显的思想路线在积累深入,新的研究成果并不是最新成果基础上的发展,而是重新回溯至古老的经典文献进行重新阐释。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是在单一路线下、单一范式内的进步,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不同思想方向、路线和范式的提出,学术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学术思想的混乱的代名词。

在高等教育学中,还存在大量的类似大学理念的研究主题,如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大学精神、大学职能、大学使命、通识教育、教育公平等等,他们往往都是跨越很长时间的研究主题,但又为现时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不能忽视。这些主题的研究总是要回溯到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经典著作中汲取营养,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彼此互相建构和增强,而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需要和现实情境等对同一主题的不同阐释。

克兰总结了知识增长的几种模式:第一种就是把增长看作是新思想积累的进步,而这些新思想就是早先思想的逻辑结果。第二种模式就是第一种模式的修正版,强调在连续累积增长的同时,其中点缀着不连续的时期,这就是库恩关于范式与科学变革的观点;第三种模式认为新思想不是起源于最近的发展,而是来源于这个领域的历史中任何一项早先的发展。在这个模式中,科学创新者就从先前任何年代完成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当代人无需在彼此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工作。普赖斯认为最后一种知识增长模式的那种没有结构的增长正是人文学科的特征。[4]24她认为,第一、二种模式可以看作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而人文科学的增长完全是杂乱无章的。新发展是基于“对全部文献档案的随意搜索”,不是基于做出最新贡献的小群体,这和基础科学的成长形式不一样。[4]88国内有学者研究了人文科学知识增长的特点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人文科学作为价值体系,其发展过程体现为人类对生存意义、生存目的、终极追求等对人类而言的永恒价值作反复追问的精神探寻过程,这样进步就表现为特有的重复循环性特点。[16]

很显然,高等教育研究有很大一部分关注的是应用性的主题,其知识增长会像自然学科那样表现出直线积累、深入发展的趋势。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学中有相当部分的知识领域中存在类似人文学科发展重复循环性的特点。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进步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不同增长方式特点:既直线深入又循环往复,既逻辑积累又无序繁荣。

三、高等教育学的社会属性

根据引文来进行学科分析,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为作者在进行文献引用时存在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如有作者可能并没有真实地阅读引文,而只是为了夸大自己的阅读面而有意列出很多的引文;不同引文对论文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同的,但是在进行引文分析时是不可能对其权重进行分析的;有时作者引用一篇文献并不是支持该引文的观点,而可能是作为批判或反对的例证,这样的引文可能对文献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了,等等,这些问题是引文分析法所无法避免的。但是通过以上五个指标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大致认同以下几点:当前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尚没有真正形成,或者说学术共同体的结构还非常松散;学科的范式还不明显,没有统一的学术逻辑路线,知识的直线累积性差,缺乏显著的学派和思想中心;学科的发展进步表现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种不同的模式;学科的本土化、自主化程度较高,国际化程度尚不够,依附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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