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自然论文,观念论文,关系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仅就现代条件下，结合我国实际，探讨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念人文精神。
（一）“经济中心”和生态平衡。一个是经济，一个是自然。似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应牺牲自然生态，这是发展观上传统的形而上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有些错误思想和行为一直未得到纠正。比如有些人认为“对生态环境的投资势必影响经济建设规模”，甚至认为，“为保证经济建设，首要的、第一步的就是讨伐自然，向自然进军”。如此等等。我认为，诸如此类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生态观念这个课题没有得到肯定和解决。为此，其一，应以人“返回”于生物圈入手，去体解经济和自然的内在联系。人本是生物圈的一“分子”，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进化，人类便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去主宰生物圈。现在应该让人们意识到，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自然而生存，所以也就需要永远把自身“定位”在生物圈之内，才会体察到生物圈这个社会稳定对于人，对于经济发展的举足轻重。从而，解决在传统的观念上的一种“片面性”，认为人仅仅是，而且永远是“社会动物”。从人进化意义上说，人既然从生物圈中来，也就不难设想自我身心平衡的自然条件。人为要取得经济价值，也就不能忘却这个条件。同理，一个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以自然生态环境平衡、生物圈稳定为基本，那是难以想象的。我国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的严重闻名于世，在“八五”期间作为重点综合治理工程，经数年努力，已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这对保证农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甚有实效。其二，应从法制上确定有关地区（部门）生态环境建设的指标，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规定对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严厉制裁措施。解决生态环境建设的指标，应是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或系统内含诸多单项指标层面。诸如维护自然动植物生态环境框架、控制水土流失、合理扩大作物面积等等。更重要是在科学形态上，对于生态环境理论应进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并对其具体成果进行客观的价值评价。所有这些，都是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然前提、自然意识。
（二）人类生活需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生态承受力有限性的矛盾观念。根据世界人口活动基金会专家估算，地球对于人口消费承受力极限为125～140亿。现在实际状况是：在表面上全世界人口还不到其中的一半，可在实际生活中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严重失控，有专家认为，在未来不到100年内，世界人口将达到临界点。 再就是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亟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唤起人文精神，以拯救地球。德国环境生态学者马迪拉尔克认为，人类如此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尤其某些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及对野生动物和原始森林的“毁灭性的打击”，估计到2020年，世界将有1/5～1/4人口饮用水产生严重困难。他说，再就是社会化生产本身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告诫世人：“已经非控制不可”。他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最紧迫的是人类发展与地球生物圈、自然环境的承受力“保持协调、适度状态”。可是，人对自然需求的无限膨胀，与自然生态系统可载力的限度的冲突，有可能使这种期望“状态”成为泡影。
缓和、解决二者的矛盾在于：其一，增强全人类生态共享的意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及其社会，乃至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去关心我们人类根源于、生存于、发展于广袤的自然。在这里形成的各种复杂的关系，有国家与国家、地区的，有各国家与社会的，也有人与人的，这些关系始终未能摆脱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本质上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生产活动本身，尽管这其间存在着不同社会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变换的中介。诚然，这个中介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应该以更多更主要的精力去关注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比如无论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向大自然大量倾倒工业废物、污染环境，还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人员伤、残、亡，归根到底还是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程度不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又由于“冷战”结束后，国与国、地区之间的联结似乎更“紧”了，各国所面临的生态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共同课题。尽管罗马俱乐部关于自然资源《增长的极限》有点“悲观”，但它提出的报告或者说是警告，认为人类的无限需求将由于自然资源的“极限”也会导致“终界”，是值得人类高度关注的。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不顾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生态效益，不能因自身的局部和暂时利益而牺牲整个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尤其第三世界诸多国家的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
其二，辩证理解“平衡相对性，不平衡绝对性”的哲学概念，反对在观念上为生态环境“不平衡”寻找理论依据。“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就事物矛盾双方地位不同而言的，只有如此，才能确定客观事物的质。生物圈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具体生物种群之间在圈内地位与作用不同，才构成了它特有的生态。可是，这种生态是自然界在“地球内外合力推动规律”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受地球内部构成要素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地球也受到太阳系相关因素的制约。就是说，自然生态是在不平衡中维持着相对平衡。如果把其中不平衡绝对化或以为可以破坏平衡，那它也就只能剩下个别的种群了。其他平衡性理论亦如此。我们如果对世界上其他事物不是作这样理解，那末，在实际上，便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不能想象，可以脱离他物、他方面的质而单独生存的某物。因此，“不平衡之绝对性”是一个有条件的命题，绝对不能排斥相对。在生态环境平衡观上，对辩证理解“不平衡之绝对性”持异议，其本质是理论上、观念上坚持人类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绝对占有和无限贪欲，是有悖人文精神的自然伦理观念的。
（三）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然生态规律。人类对自然界的价值选择既要遵循、又要利用地球生物圈的规律。在观念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反对“自然生态法则的意志论”，同时也反对在“自然生态法则”面前的宿命论。
人类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以空前速率发展着，技术实践活动确实在改变着人类生活行程。可是，也正是技术这种力量却使人们陷入“技术万能”，用以主宰自然生态，违背它的发展规律，这是技术价值观念的错误。现代对自然价值取向错位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于技术创造的“奇迹”近乎迷信的程度，以致技术在超越自然规律、生物圈法则的情境下，对自然生态环境形成威胁。从人文意义上说，技术滥用于对自然生态的讨伐，是对人性的某种扭曲。人性与自然性的协调、一致，要求在技术力量施加于自然时，不仅要在自然容许的领域内，合乎生态平衡法则，以持久地与自然保持平和状态，不要“触怒”它以遭报复；而且要补偿于它。在当前，最重要的“补偿”，应对濒临灭绝的物种加以保护、衍生，维护地球生物圈系统，发挥它的整体功能。在一些地区，自然生态业已失衡，要极力予以协调，使其正常发挥功能。所有这些，也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价值观念。总而言之，地球生物圈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需要人类从自然价值观意义上加以调控、管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类方能依据它的规律加以利用，使“自在自然”成为“为我自然”。在坚持生物圈的“自为价值”同时，人类才能借助其固有规律，获得发展。否则，我们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
（四）“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优先论的伦理、心理观念”。从自然的生态规律说，地球上广袤的自然在与人类产生特殊关系后，形成三种存在方式。这就是自在的自然、人造的（再生的或第二的）自然，以及潜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自然——对前两种自然的反映、构想形成的同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意识。人类心中如果没有这样赖以寄托的蓝图，也就等于没有一个与自然“为伍”的远景。可以说，这种观念化的自然，是人类文明、人文精神价值的某种标志。它证实人类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强烈意识，负有义不容辞的保护、补偿的道德责任，以保证其有序状态和优先地位，摒弃在自然面前的“以我为核心”的狂态。
欧洲近代工业文明，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马、恩对此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高度评价。可它同时却“把人类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其中包括对自然的征讨与破坏，这就是由“机器的采用”所带来的对“自然力的征服”，对弱国的侵略，甚至野蛮践踏人工自然。当然，这种“机器文明”对大自然滥加征伐，随后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了。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曾在相当长历史阶段内失控，使大自然这位母亲所能提供的资源，业已不堪重负。尽管自现代以来，人类已逐步意识到维护这仅有的“一个地球”及其自然生态环境已是刻不容缓，可是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人类对自然规范的“意志化”倾向（破坏性的）并未得到根本克服。因此，1972年和1989年两次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会议，分别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和《温哥华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为了维护现在以及未来千秋万代”的功业与利益，必须竭尽所能“改善人类自然环境”！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足以威胁自身的生存。1992年国际“环保会议”也发出同样呼吁。
因之，人类应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对待自然规范的“以我为中心”的“一元”倾向，形成对自然和自我分别以伦理和心理“二元并举”方针。一方面，普及“生态伦理学”。强调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产儿，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强调自然本身并不能主动地给人类创造价值，而人类只有在切实地保护好大自然前提下，方能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强调自然具有内在必然性，它既有“造福”于人类的一面，又有“移祸”于人类的一面，如火山造成泥石流、地壳运动形成的地震，等等，会使人类受到灭顶之灾。这虽然由于人的解放程度还很低下，尚不能摆脱来自自然的压迫和奴役，但也是人类超越并不是利用自然规律而自食其果。人类不能像康德那样以自我构造的范畴去把握自然的因果律、必然与偶然的关系。这种自由是主观自生的。因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1 〕“生态伦理学”不仅在于要求人类对自然规律有一个正确的价值意识，也在告诫人类自然是一个“多产”的母亲。人类并非自然的“独生子”，它有许许多多的“同胞”，有的比人类的资格要老得多出几百万年、甚至二三十亿年。人类不可唯我独尊，在自我发展同时，是否想到对自然生态亦有某种伦理责任呢？根据当代最新科学发现，生物圈的“条件反射”会直接或间接地干扰那些践踏它们的“万物之灵”的生理器官，甚至会造成人的植物神经失调。美国植物学家帕斯特研究后认为，植物也具有“知觉”和“语言”，对它们施加“压力”到一定程度，有的会发出一般动物嗅觉不到的“毒类”，造成其生存环境的“恐怖情绪”。这些也许有些类似于神话，但也从一定侧面警告人类，多一次对自然的“胜利”，也就多一次被自然“报复”的机会，这也是生态的伦理效应。看来19世纪德国科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原理”对人类发出的类似告诫，未曾被世人所瞩目。这些是对自然“二元并举”的伦理陈述，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二元并举”的另一面应建立一门“自然心理学”，要从人文精神角度，去考察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心理。应该承认，人类对自然的蹂躏、破坏到了众所周知的、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人文精神的悲剧，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畸形心态，也是人类对即将来到或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报复”的无知妄为。应该看到，人在自然面前同样也有“利它”这个永恒课题。研究这个课题，从终究意义上说，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可是，人类对自然如此“利己”，到头来势必贻误千秋功业，那才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应该认清，在人与自然、社会主体与自然客体关系中，人总是怀有“主体优越感”、随心所欲主宰客体的心理。这就潜藏着主体的生存危机，面临着“人类中心论”的末日。自然客体同其他客体一样，均有其“反攻”于主体的能动性的一面，也许这就是当今西方世界号称“绿色革命”、“绿色政治”等的自然心理基础。总的可以这样说：“自然心理学”是属于人文范畴的，或者说，它是从人文意义上阐释人对自然生态环境应当具备的视野，使大自然母亲与人类能够友好如初，不施报复予人类，且造福于人类。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讲，生态危机超过了经济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超过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张。这是因为，在某种范围内人对自然的掠夺超过了人对社会的掠夺。其基本原因是人类对自然怀有凌驾之心，这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悲剧心理。
在这里，我们既要反对自然主义，也要反对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是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放任”，既不讲改造，也不强调保护与合理利用。自然本身也有其必然性，人对自然的自由，与对其他事物必然性一样，也有一个认识、改造、实践的问题，以实现其价值。但这不是人本主义，不是以人为本位的“唯我”为是。当代人本主义自然观，是一种机械论，是对人文精神的诋毁。这种论点受到1989年在温哥华举行的第二次“科学与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批评与谴责。大会通过的《温哥华宣言》向世人宣告，人类任意“驾驭大自然”的“机械论的僵化的旧的宇宙模式已被一些新概念所取代！”这就是“人本身创造性动力！”它具有“老的机械论模式所无法反映的方式与宇宙整体有着全面的联系。”〔2〕
因之，人协调同自然的关系之本身就是创造。这就是它能够创造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较为理想的自然环境条件。如同马克思所说：“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3 〕这就是强调人类为了营造一个在于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能的“自然条件”。在现代条件下，就是要人类对自然行为规范化，树立自然生态优先地位的伦理次序，摒弃“人类中心论”，真正地实现人类、自然生态与“地球生物圈”一体化，确立人与自然的“互作”观念，以使得“同一劳动量”在较理想生态环境下，“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
（五）生产力观念和人文精神。谈到人与自然关系，势必要关涉到这一关系实质性问题，即生产力内涵及其有关的观念。这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自然力、并使之为人服务的人文价值意识这个历史的和现实的课题。在实际生活中，我认为也不能不论及到它。试看我们正在广泛流行着的关于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一些概念：“生产力就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实际能力”；有的教科书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目的是使人类……有效地改造和征服自然”，即使是“现代发展科学归根到底是为征服自然的”。如此等等。这些提法同人文精神背道而驰。因为人文精神是坚持对人、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以“真”相论，关注人的价值创造、自我实现，强调尊重人这个族类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以及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等的观念。生产力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却有着非常不同的人文“含量”。这就会使得人从事自然客体对象化的实践及其价值形式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从社会生产力和自然二者关系上说，最重要是要搞清生产力内涵。如果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那就只能把自然当成敌对的东西。生产力的进步，如果人不与自然“为伍”，与之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在效益上相互渗透的“伙伴”关系，那实际上堵塞了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人类向自然索取不断获得生产能力，直至把它看成奴役对象，那末，自然就会变成人类的异己、生产的障碍。我认为，从历史和理论上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比起欧洲人祖先，更早认识到做为生产力主体的人与自然界的息息相关。早在西周末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对自然规律的破坏、扰乱，必自食其果。周幽王期间（约公元前7-80年）太史伯阳便指出：“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震。”〔4 〕这里实际上也包含着阴阳交互影响而有天地万物的文化蕴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之人文观念，也早于欧洲，并着眼于、注重于人对自然的爱护、补偿；而且，与“天文”相贯通，主张“天人合一”，即人的文化行为应符合天地之自然规律。颇有意思而又耐人寻味的是，远在《周易》中就有了“天文”和“人文”这两个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相关联的范畴。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突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突出了人的功能和价值。这无疑比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与神学相对立的人文主义要成熟，在时间上也比它要早两千多年。总的可以说，中国古时人文观念，与天文观念相协同，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完美、同趣；欧洲的人文观念，着眼于人对宗教的对立、反抗，强调的是人的解放。
此外，中国人文观还注重人与自然的所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之论”，凸现“人化自然”的“人文景观”，人生价值的艺术之美，追求真、善、美之于自然“感悟”中的“人生意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重视自我的社会价值，而应该说中国人更倾向于对自然崇拜。以“八卦图解”为象征的中国人文精神多少有一点自我封闭的深层逻辑。这似乎也就产生了对“自然力”过于“宽容”的情感，以至于反而使得人与自然形成某种“隔阂”，在长期的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无数自然资源未曾得到开发与利用，人成了生产力的“局外”，从而生产力的发展异常缓慢（这并非指的古代中国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对我们祖先“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进行如上的“反思”，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否定、摒弃，而是强调人既要维护“自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谐和，又要开发、改造自然，历史地发展民族的生产力。只有如此，一方面，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壮大提供物质基础；另方面，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行其它实践活动。因为，感性的、被改造的自然，是人类生产实践拓展，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人的自我解放程度的展示。这是人文精神对自然的自觉的追求；相反，对自然过于“宽容”，以至于麻木不仁，期待自然的恩赐，反而是对人文价值的否定和玷污。正是在这些正、反意义上，我们欢呼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因为它都是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恩格斯把马克思称为“科学巨匠”，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5〕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宽容对自然盲目的“宽容”， 这又如马克思所说，“耕作如果它的发展是自发的，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引导……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6〕
现在，我们可以给生产力内涵注入某种人文“函数”：生产力是人类以其价值观、智力和技能通过一定手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与自然系统进行物质变换的历史活动的能力。这段话包括以下四层意思：一是说，生产力应是人价值观等等人文因素的“外在”；二是说，生产力状况应有其手段、工具为其水平标志；三是说，生产力主体——人要获得物质资料，对自然必须取保护和改造相统一的态度；四是说，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物质、能量的变换活动，有其时间的矢向性，昭示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之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及人文与天文的统一。
概而言之，在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关系中，人类始终要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进行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过程，一方面，要以人的潜能憧憬着本文在前头提到的意识化、观念化的自然，即人类此“三种生产”赖以继续、发展的应然性的自然生态环境，并给它打上人文烙印。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观念化自然，人类究竟应具备何种既不断“补偿”于、又同时索取于自然的实践精神和价值取向。为此，我认为所有人文科学都应该去关注自然生态这个人类生存的最后根据。
注释：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575页。
〔2〕《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0期，第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4〕《国语·周语》。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俄文第2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