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辅文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文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一名期刊、书报的编辑,除需对正文进行细致地编辑加工外,还需撰写、编辑好各种辅文。辅文种类很多,这里仅就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序言、跋、发刊词、编者按等编辑言论项的形式、性质、特点、作用等作一探讨,以供编辑、作者撰写辅文时参考。
[关键词]编辑 撰写 辅文
一篇文稿问世,除需编辑面对大量来稿进行审读、编辑加工、校印出版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对文稿辅文的处理。文稿辅文替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是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阅读文稿而撰写的文字。辅文无论由编辑撰写还是请作者撰写,都要由编辑作好编辑加工,以符合体例。针对近年来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感到有必要对文稿辅文作些探讨,以便我们更好地执行规范化要求。
一、内容提要与内容摘要
目前,多数书刊都要求撰写内容提要或内容摘要。一般来讲,各类书籍多采用内容提要,而期刊则是两种形式兼而有之。很多人认为提要、摘要没什么区别,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辨一下。二者之所以容易混淆,可见二者必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被置于正文之前,被称作文章的窗口;它们同样用二三百字精练的语言为文稿作内容介绍;它们的目的同样是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能概要了解文稿的主要内容。然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如何撰写这几百字的内容介绍。内容提要一般由编辑撰写,它概括地向读者介绍文稿的内容、特点及对文稿的评价。政治类文稿的提要,要概括文稿的写作背景、政治内容、主要观点、现实意义等;学术性文稿的提要,要概括介绍其学术内容、创新之处、科学价值;文学读物的提要,则应介绍作品梗概和艺术风格。如近期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象征主义文学》一书的内容提要是这样写的:“本书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系列论文集,旁及中国古典文学、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着重探讨的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文学和现代文艺思想论争……这是一部学术性、理论性、专业性较强的论稿……”内容摘要一般由作者撰写,它是对“一份文献内容的缩短的精确的表达而无须补充解释或评论”。这里,“缩短的精确的表达”体现了摘要的特点,它要求必须忠实原文,准确地浓缩内容。“无须补充解释或评论”,恰恰指出了提要与摘要的区别。对文稿内容作“补充解释或评论”的正是内容提要的要求。可见,提要比摘要的内容要宽泛。在编辑实践中,我体会到,在哲社版范围内,政治类、蒙古学类、教育类、文学类、历史类等论文都容易根据原稿浓缩为一篇完整的短文,独立存在。如本刊《也谈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1995.2)的内容摘要写道:“魔幻现实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打破人鬼界限,变现实为神话、梦幻,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手段等等,但魔幻现实主义之魔幻的根本,则在于作家以印第安人或非洲黑人的原始观念、宗教习俗和迷信思想去理解和表现现实生活、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这就把论文的论题准确、完整地概括了出来,使读者一看便知文中写了什么,为读者迅速了解文章内容提供了方便。然而,有些研究语言规律的论文就不容易完整地浓缩原文,它的内容摘要一般是将文章用归纳法总结出的规律作概要叙述。如本刊《神木方言四字格例释》(1993.2)的内容摘要写道:“……本文例释属于晋语的陕北神木方言四字格一百六十余条,比较全面地反映其结构、句法、语义和修辞特点……”本刊《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重叠式构词法》(1993.3)的内容摘要写道:“本文结合部分例词及其释义,运用对比、说明等方法论述了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重叠式的类型及其特点……”这类文章都是用大量词语作例证总结语言规律,而内容摘要不可能再现例句,只能将归纳结果写出来。研究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如此,就是研究外国语言的文章也如此。如本刊《德语中的新词汇》(1994.2)其内容摘要写道:“……本文从应用的角度着重介绍了现代德语中新词汇大量产生的现象以及新词汇的种类和主要构成方法……”可见,归纳语言规律的摘要只能用这种模式浓缩原文,读者读后并不明确正文写了什么,只是了解到要写什么。
二、序言(前言)与跋(后记)
序言(前言)与跋(后记)是一本书的附属部分,是为说明正文而分别设在正文前、后的说明文章。期刊一般不附序言与跋,但期刊编辑对此应有所了解。序言也叫“叙言”、“序文”、“叙文”,它设在书的正文之前,是介绍、评论一部著作,或说明著作出版意图、宗旨、编排体例,介绍作者及作者写作情况的文字。跋,多用于交代作者写作过程及对有关情况的说明。跋,一般由作者本人撰写。序言可以由作者本人撰写,多为介绍写作文稿的缘起;也可由他人AI写作,介绍作者写作文稿的情况及对文稿的评价。序包括总序、篇序、再版序、增版序、代序、原序、译者序等。有些书附设前言、编者的话、出版说明等,凡置于正文之前的文字均与序大同小异;有些书附设后记、编后记、译后记等,凡置于正文之后的文字均与跋相类似。正文前后该设哪种附属文字,并无统一要求,应根据需要与具体情况而定,比较灵活。
毛泽东同志1941年3、4月为他编著的《农村调查》撰写了序和跋。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锻炼,发展成为一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党。但是,在党内仍存在着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对下情的了解,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无疑是危险的现象。为此,毛泽东同志编著了《农村调查》。毛泽东同志在《序》中明确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这就概括说明了编著《农村调查》的目的。《序》中归纳了了解下层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其具体作法是“第一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这就在《序》中概要介绍了《农村调查》的基本内容,便于读者抓住要领。在帮助大家找到认识社会,正确分析形势的方法后,毛泽东同志在《跋》中明确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重性的政策。在此期间,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和保护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缺一不可的。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跋》将《农村调查》的写作宗旨进一步深化:提高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才是《农村调查》的目的。这里的《跋》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画龙点睛,至关重要的。
在邵华泽同志为张黎洲同志的评论集《直言录》撰写的《序》中介绍了《直言录》的内容:“有关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有关于重点转移、深化改革的,有关于民主建设、思想教育的,有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还有不少鞭挞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该《序》对作者作了中肯的评价:“张黎洲同志比较擅于思想评论的写作……一篇好的思想评论应当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严密的逻辑性、浓厚的理论色彩。张黎洲同志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值得我们肯定和重视。”《直言录》的后记是由作者撰写的,《后记》中说收入这个集子的评论是他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受。《直言录》的《序》、《后记》的内容、格式比较典型。
前面提到,序可由作者本人撰写,也可由他人AI写作。由作者撰写自序,一般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文风朴实。罗竹风老先生,应邀将留存的一些杂文编辑成集,题为《杂家和编辑》。他为集子撰写了序。他在《序——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有这样一段话:“‘敝帚自珍’么?似乎说不上;而重要的还在于让以往走过的‘脚印’留下来,不管歪斜也好,零乱也好,总是可以备忘,供自己反省、借鉴的。‘往者不可追’,而‘来者犹可谏’,就算是一面镜子吧,看看过去,也许可以有所鞭策,更好地为人处世……一切都保持原来的面貌,让它显现‘原形’,不再进行任何修改了。如果把不恰当的论点重新装扮粉饰一番,摆弄自己似乎有什么‘先见之明’,那当然是愚蠢和虚妄的。应当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作为以往岁月的见证吧。”《序》的副标题正表达了作者的意图。罗老这样做,不但无损尊严,相反,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事实求是的作风,诚实的品德,才是文人最宝贵的美德。看了这个《序》,读者对作者会油然而生敬意,会感到作品的真实、可信,这也才能赢得读者的信赖,从而会拥有更多的读者。解放几十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过去的作品必然都烙上时代的烙印,现在编辑那时的书稿,不应按现行政策修改过去的作品,否则会严重失真,从而失去读者,如果现在自愧当时的幼稚,则可在序中加以说明。萧乾同志曾在1982年为邢院生的《叛女》写了序,那个《序》就是以“检讨”的身份出现的,因为他说曾为作者出过“馊主意”。
由他人代序的,存在不少问题。许多青年作者,愿意找名家题签、作序,而名家们毕竟人数有限,找的人多了,应付不过来,哪有时间研读这些作品?草草浏览一遍已难能可贵,有的根本无暇顾及。先请人AI写作,或由作者本人写,最后名家签名认可的不在少数,这样哪里能写出中肯的序言?当前,批评之风欠浓,有些序言为作者加封一顶一顶桂冠,洋洋洒洒充满溢美之词,使读者读后直对假冒伪劣充斥文坛、庸俗风气攀上儒雅之堂而愤愤不平。50年代,诗人公木同志曾为青年诗人张天民的《北方漫步集》作序。《序》中欣喜地写道:“我看到作者的才能在闪光,象金星儿在砂砾中闪光一样。”同时严厉指出:“大部分诗篇份量都很轻,缺乏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感情。”“文字上几乎没有一首找不到毛病”,“笔误,触目皆是”。正是这热情的肯定、严格的要求、严厉的批评,没有使青年诗人骄傲止步,他虚心记取、勤于笔耕,终于成为我国诗坛大手笔。我们提倡写序的名家,要象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对青年作家积极扶植、严格要求,否则就会象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告诫的:“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
三、发刊词与编者按
发刊词与编者按是两种不同的编辑辅文。它们的共同处在于这两种文体均属于期刊、报纸的编辑言论。这两种编辑言论,对编辑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编辑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论说功底;要求编辑对所办刊物或所发文章都有明确的主题意识;它们共同的风格是:立场鲜明、目的明确、开门见山、鞭辟入里。
发刊词是期刊、报纸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一段言论:它向读者介绍期刊或报纸的宗旨、性质、读者对象、办刊方针、内容、征稿办法。毛泽东同志1939年10月4 日为党中央主办的月刊《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登载于1939年10月20日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刊词》指出《共产党人》的性质:“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刊物的任务:“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创刊的必要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刊物内容及读者对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已不仅仅是一篇发刊词,更重要的是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从而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之一,是一篇极重要的历史文献。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月刊《中国工人》撰写了发刊词,登载在创刊号上。发刊词阐明了《中国工人》的办刊宗旨和任务。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则是“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办好《中国工人》的方针:“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把刊物办好;“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认真办好。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思想,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篇章。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不仅是编辑学的光辉典范;更重要的,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结晶,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指南。
编者按是编辑或领导对所发文章的说明、阐述、评价,它代表编者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它概括提出文章的主题及重点以指导读者阅读。一篇按语的作用不亚于一篇社论。按语要求简洁鲜明,是概括性很强的点睛之笔。按语有说明性的、注释性的,但多数属于评论性的。按语可以夹叙夹议,形式比较灵活。从篇幅来讲,按语可长可短。按语一般置于正文前,类似眉批,也可夹在文中,类似夹注夹批,用括号与正文区别开来。1995年7月24 日的《新闻出版报》头版头条的通讯《军队出版界的一面红旗——记军事科学出版社》,文章报道了军事科学出版社“坚持正确出版方向,确保精神产品质量”的具体措施;“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官兵”,不断推出高品位图书的业绩;始终贯彻为军队服务,坚持官兵至上宗旨的生动事例;深化出版工作改革,创造经济效益的辉煌战果。为此,《新闻出版报》编辑部在文前加了按语。按语开始概括叙述了军事科学出版社的突出成绩及获得的殊荣:“军事科学出版社创建11年,出版图书550余种,有113种获奖,自1990年至今,创造经济效益750万元,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为此, 新闻出版署认定该社是信得过的出版单位,批准该社书刊质量‘免检’。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还亲自签署命令,给军科出版社记集体三等功。这是军队出版界的一面红旗,也是全国出版界学习的榜样。”按语点明了当前的社会环境:“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按语分析了军科出版社所以成为一面旗帜的根本:“归根到底是他们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全心全意为官兵服务的办社宗旨。”按语告诫各出版单位“不能见利忘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也不能投机取巧,靠打‘擦边球’过日子,唯一可取的态度是坚持正确方向,走正路,闯新路,想实招,办实事。”这篇通讯为什么在显要位置刊登,并加了编者按,说明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版界存在着“见利忘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正之风,编者按的分析、对比、评论,都是为了明辨是非,对出版界加以引导。由此可见按语的份量。
毛泽东同志经常运用按语这一形式,他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共计104篇,短的十几个字,长的数百字, 这些按语褒贬鲜明,指导性很强。我们编辑的哲社期刊,也应运用按语这种形式,如纪念毛泽东诞辰的专刊,纪念抗战胜利的专刊,都可加上按语,作为编辑专刊的点睛之笔。
编辑学是一门很庞杂的学问,从编辑开始选题到最后校对,每一步骤都有值得钻研、认真学习的知识。各类编辑,如新闻、出版、期刊等编辑涉猎的知识有共性,亦有个性,本文在此只对编辑言论方面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本文于1995年9月2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