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2-0019-06
一、概念的阐述和说明
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事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诺斯，1994)①。由于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一部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或参数给定，另外一部分则作为内生变量或因变量，这些内生变量是由外生变量所导致的，从而是这些外生变量的函数。于是，按照Davis and North(1971)的划分方法，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又可以将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和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在这些规则中，支配经济活动、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②。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规则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尽管从长远看，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会互相影响和发生变化，但如Davis和North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将经济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给定，而经济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安排)则根据所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可以看成外生给定也可内生决定。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诺斯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就会增强这一进程。”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的重要性，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历时性特征——人们对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由于对制度变迁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演化博弈分析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共识是可以把一项制度视作一个均衡，实际上在诺斯(1994)那里也有类似的定义，“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种“边际上的持续的渐进变迁”，是所谓“较小的变化”和“边际调整”③。Nash(1953)给出这一观点数理技术层面的支持，他表述了纳什均衡解的无关选择独立性性质，“按讨价还价方式思考，事情就像是一项提出的交易与它自身稍作改动的变体之间的竞争，最后将理解讨价还价是局限少数可选择的交易，而与其他相去甚远的选择无关”④。而Nelson and Winter(1982)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提出了“惯例”(routine)⑤，惯例在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他们用这一概念分析经济演化中的历史以来问题。
对于路径依赖福利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lock-in effect)，陷入恶性循环。另外的问题是正如Schelling(1960)关于聚点(focal points)的创造性论文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存在很好的理由可以证明在参数边际变化的条件下，个体也会继续服从过去的行为模式⑥，也就是说即便制度变迁发生，路径依赖的性质不仅仅在于变迁本身，还在于或许更重要的是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发生变化。
制度变迁的共时性特征则是状态和结构依存。因为进行制度分析时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因果链，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网络系统，影响状态的因素很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个状态依存互动关系，有时候A决定B，有时候B决定A，有时候相互决定。一项具体制度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制度环境、现存其他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变迁的影响。因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状态的变化，制度变迁的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发生相对地变化，这也就可能会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研究的方法契合黄少安(1995a)的观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制度是变迁着的或者是可以改变的；二、制度变迁是可观察的。制度在内外因作用下发生变迁⑦。对可观察的具体制度变迁现象，我们可以在它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的把握上观察和理解。
二、制度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制度影响下的资源配置
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和状态以及结构依存的特征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变迁的结果和福利效果。这两个因素引导制度变迁的方向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有时会有很大的偏差。Greif and Laitin(2004)提出了“拟参数”(quasi-parameter)这一概念，他们认识到制度的某些方面可以视作是研究自我强化的参数，也可以是作为研究制度动态的变量⑧。具备内生决定和外生决定双重效应的因素就被定义为拟参数。“拟参数”的参数性和变量性划分，更多地是从长短期角度进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认识既将参数和变量在一定意义上进行了统一，又强调了制度变迁中注意区别稳定的因素和时变(time-varing)、域变(region-shifting)的因素，这恰恰和我们所考虑的路径依赖、状态结构依存特征相对应。
在这里笔者以一个理论模型描述这一问题，假定资源配置的模式由特定的制度规定，也就是说资源的配置反映了某种制度安排。
这一边际效用的比率也反映了资源配置方式或制度安排的相对价格。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相互发生作用和博弈，但是，一旦均衡制度产生，则资源配置方式或制度安排这一相对价格对任何个体而言都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只有这一比率对所有个体是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使制度变迁达到某种短期的均衡。这样表明，制度的变革对所有个体而言，其单位相对成本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每个个体占有资源不同，因而，各自承担的总成本并不相同。另外，在收益的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具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变化给各个经济主体的净收益是不同的。这种得益的差异作为路径依赖的影响因素会决定不同主体在随后时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我们能对上述两个特征进行如上述的考虑，很明显，如果根据“成本—收益”分析，这里就需要在这两个特征之间作一个权衡。在制度变迁的主体的角度看来，较高程度的路径依赖有利于节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至少是直接成本。这种基于路径依赖边际上的较小调整阻力也是很小的。但是，制度变迁的福利效果程度很高地依存于经济社会状态和制度结构。这主要是从制度变迁的收益层面看的。变迁路径的选择往往存在低成本陷阱。因为很好适应于状态和结构的制度创新总是有风险，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即使成功，其创新成本也相对较高。而沿着原有路径改革，风险小，成本也较低。对于保守或者厌恶风险的改革决策者就会选择后一种改革路径，但是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如果初始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制度变迁就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初始的选择方向出现偏差，制度变迁就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还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下。
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特征与问题研究
1.基于路径依赖特征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粘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当然如果只为解决温饱问题，这些政策和法规可能还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中国农村目前的状况是不仅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而且部分农产品还出现了过剩。“三农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上，继续沿着原有的思路进行改革的话，已经不能满足农业长期发展的需要了，反而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疏解。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越是发展越是成熟，土地经营和使用权的重要性就越是凸现，土地所有权的经济效应就相对弱化。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改革使得土地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和分离，所带来的激励作用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粮食供给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以集体所有权占主导地位的地权制度改革却没有深化，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家庭土地承包契约被设计成较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的、不可再谈判的，集体和农民契约地位不对等，契约所具有的行政指令性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然存在。可见，农村地权制度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农村土地的承包契约关系仍然是一种单边规制契约关系。尽管在此期间国家又出台了不少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法规，约束集体对农民过度干预和侵害，但是由于契约安排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没有完全有效的解决。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认识，如果一种相对无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维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观念粘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等等。我国农业制度变迁过程中这些阻滞因素都在起作用。一是政府对社会稳定的偏好，赋与土地的政治功能与社会性质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功能，过多地强调土地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因此，使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产品流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以社会和政治稳定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目的。二是观念的粘滞使土地制度对计划体制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形成“路径依赖”或称为“体制锁定”的现象。三是传统体制长期运行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享垄断权利与垄断租金，必然维护已有的制度安排，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当然，边际和增量调整的改革策略本身就隐含了制度的稳定。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渐进性质，而改革的渐进性反过来又决定了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必然就会有一部分制度供给滞后，而这些滞后的核心制度仅依靠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需求问题。
2.基于制度变迁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的分析——“三农”问题疏解途径的探讨
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局限就是制度供给相对滞后，制度需求缺口仍然很大。“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土地权利是农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土地始终具有的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其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二是附着在土地上权利束的经济价值，即农民通过自己拥有土地经营使用权进行市场交易，无论是农用目的的或者是非农用目的的流转，使土地具有货币价值。如果农民真正享有稳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利，那么可以预期农民会对增加土地投入和投资进行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同样，也只有在稳定的土地权利下，农民现有的承包经营权才能够进入流转市场，从而具有经济价值。Hume(1992)曾经这样描述产权的稳定性，“两人划船，不是靠相互承诺，而是凭着双方的默契或惯例。所有权的稳定性也是来自人类社会逐渐形成的惯例。来自侵犯产权所导致的不方便的反复经历。而且，这些经历还告诉我们，尊重所有权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从而使我们对他人的未来行为更具信心”⑨。另外黄少安(1995b)认为，在现实中农民既明白土地不归自己所有，潜意识里又总是把所承包的土地是为自己所有⑩，这一“所有权幻觉”是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这种稳定的地权既是“所有权幻觉”的要求，又进一步稳定了人们的预期。
对于状态和结构依存的特征，Schultz(1968)指出对制度的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他认为“美国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人的经济价值的长期显著提高是制度在执行其经济功能时的主要非均衡原因”(11)。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由于农村人口的经济价值不断得到提升，而致使农地制度必须进行调整以使土地价值适应这一变化。现在有许多农民在乡镇企业或者在城市务工经商，但是由于放弃土地承包权的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部分农民不愿放弃现有的承包土地，还有一部分农民希望通过不断调整土地，实现人均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而且由于对土地使用权有要求的人口的增多，农民所拥有的承包地还面临着进一步细分的趋势。这些不仅是造成农民不愿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而且也是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化的原因，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小农经营模式。如果说，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和补偿机制，使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不仅能够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能够在市场经济规律调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
3.在制度变迁问题中考察状态和结构依存的必要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方向解决温饱问题这一主要矛盾，新的制度供给都是围绕增加产量这一目的——这实际上是符合制度变迁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因而也是有一定效率的。如果说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前可以说农地制度变迁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增产，那么在1985年左右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农业制度变迁方向就比较模糊了，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提供“口粮”过分重视，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提高粮食产量的制度变迁路径，这种重视土地社会功能的制度变迁方向，就与农民新的要求——增加收入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特别是在1990年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相当部分农产品出现了过剩，这时以温饱问题为主要目的，以重视土地社会功能为主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既存的其他制度结构、“三农问题”中凸现的新情况之间就显示出了相当大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就是对制度变迁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的忽视，或者说路径依赖和状态结构依存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Smith(1976)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12)所以，对于制度路径依赖和状态依存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政策当局根据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确立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制度安排，并引导社会个体的预期，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四、结论
制度的变迁涉及到两方面特征——路径依赖、状态和结构依存，对这两方面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制度变迁内在演化机理的进一步认识，并有利于更好地对制度变迁经济后果进行现实考察。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更多地将制度演化的研究集中于其路径依赖的性质上，而对状态和结构依存的特征却不甚关注，实际上，状态和结构依存更多的是从制度变迁福利和效率的角度考量的，虽然也涉及变迁成本的影响；而路径依赖问题主要侧重于从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方面进行考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制度演化的效率标准。本文则综合分析了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这两个特征的问题，并且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为例，具体地说明了这两种因素所起的相关作用以及所造成的后果，并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时体现了制度变迁的这两种特征。
当我们将土地制度的变迁放到一个较为长久的历史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土地产权的界定都不是很明晰的，这种模糊的土地产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为了拓宽制度变迁特别是非正规制度演化中路径依赖以及状态和结构依存两方面因素的研究，在笔者的后续研究中将中国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影响人际关系和思维模式的非正规制度考虑进来，研究这些因素和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它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和作用。
注释：
①③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②Davis,L.,and D.C.North,1971,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Nash,Jr.,John F.,1953,"Two-person Cooperative Games",Econometrica 21:p130.
⑤Nelson,R.R.and S.G.Winter,1982,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⑥Schelling,Thomas C.1960,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⑦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⑧Greif,A.and D.Laitin,2004,"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4):PP 633～652.
⑨Hume,D.,1992,Treatise of Human Nature,Buffalo:Prometheus Books.
⑩黄少安：《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权”》，北京：《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第33页。
(11)Schultz,T.W.,1968,"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y 50:p1117.
(12)Smith,A.,1976,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Oxford and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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