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店本看《老子》一书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书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04)02-0044-13
一、概说
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给史学界带来了比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更大的挑战（注：学者们通常提到“郭店老子”时，“老子”冠以书名号，为了审慎起见，这份二千言的“老子”在本文中暂不冠书名号，而以引号冠之（直到它的“身份”有了定论为止）。），帛书《老子》虽然在章序上与传世本有出入，但字数起码相近，竹简“老子”则仅及传世本五分之二的字数，且章序迥异。于是郭“老”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考究的问题。今天大部分学界的声音是：郭“老”是传世本的节本（注：把主张节本说的学者统计起来，声势是惊人的，有裘锡圭、陈鼓应、唐明邦、黄钊、周凤五、王博、高晨阳诸先生，在欧美有韩禄伯(R.Henricks)等先生。），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国内有崔仁义、郭沂等先生（注：崔文，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第3章，第1节。崔先生和同事最近认定郭“老”甲作者是老莱子，郭“老”乙、丙则未论。王必胜、崔仁义：《春秋〈老子〉及其作者——兼论郭店竹简〈老子〉的命名》，收在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郭沂《从郭店楚简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52-54页。郭先生的新著基本维持原立场，但稍有让步。《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1年），515～518页。还有尹振环：《也谈楚简〈老子〉其书——与郭沂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文献》，1999年，第3期（7月）。尹主张大致同于郭沂。许抗生先生最近也参加了反对派。《再读郭店竹简〈老子〉》，《中州学刊》，总119期（2000年9月）。），国外有池田知久、谷中信一诸先生（注：池田知久：《尚处形成阶段的〈老子〉最古文本——郭店楚简〈老子〉》，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郭店楚简”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谷中信一：《从郭店〈老子〉看今本〈老子〉的完成》，收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但至今主张节本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而且主张和反对这两股说法亦无人作一总检讨。《道德经》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自古经师对其履历已多所揣测，郭店本的出土对此难题或能有所启益。
郭店“老子”的研究至今逡巡不前，也许因为哲学家、文学家们不从思想史的考量入门，研究分析的立足面常不够宽广。所以不少学者，眼里看的是简，心里想的可还是现代人以“定本”、“标准本”为依据的“书”。所以郭店本与这想像存在的“标准本”的关系犹如母子，子可万变而母终不变，“节本”者，撷自母者也。其实“定本”、“标准本”在战国期间都难说得很（所以五百年后有石经的出现，以稍缓没有标准本的窘困）（注：东汉末由于经无定本，学者有擅改“以合其私文”者，见《后汉书》卷79《儒林传》；马衡：《汉石经集存》（陈梦家校）（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1页。）。一直到了宋朝印刷术大行，才有人敢说一本书“的无一字差讹”（注：此南宋书棚广告，引于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70页。），战国人对于“著作”的看法和今日我们受过市场化传媒、高技生产、法律保护等基础架构所培养出的作品原创性、产物统一性等观念都大违庭径（注：先秦人对“文本”的看法就与晚近人颇相崖异，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刘师培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卷3，《古人引书每有增减例》条，32-34页。），“节本”说的先声夺人，或在于斯乎？
除了这种现代人的“本本主义”还有一种老“本本主义”，那就是学者们对传世典籍的依赖。孟子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今人对于古书还真要有些选择批评的心理准备。古书可信度本本不同，有时作者已经言明言不雅驯，则实在不必以铁证视之。如郭店“老子”一出，专家们往往去熟悉的掌故中探访“失主”，这样人“名”有了，但“道”呢？似可再纪。其实太史公在《史记》中处理老子这一节的时候似有说不出钓犹豫（注：葛瑞翰所提的老子身份的揣测虽非定论，却已减淡了《史记》叙述的可信性。A.C.Graham,“The Origins of the Legend of Lao Tan”收于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Fargue eds.,Lao-tzu and the Tao-de-ching(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这样的资料存问参考足矣，似不必置第一线，而把现成的、墓中挖出的郭简文本却置第二线。推而广之，儒道对立也是个既有的、耳熟能详的框框，为什么不趁郭“老”出土的机会好好地、既“老”出土的机会好好地、既“虚”又“动”地讨论一下道学的发源问题呢？
《诗经》所谓“不口故也”，凡人皆然，有的宿学长年仰俯于这“五千言”，一朝难以割舍，也可谅解。但如果是依性情下结论，依结论带研究，则研究本身的比重就相对减轻，问题在郭店本并不是《道德经》文本机械式的缩减，相反地，第一，郭店本对儒家思想无大挑衅，它在关键语辞上也与今本不同（例如今天的“绝仁弃义”在郭本是“绝伪弃虑”）；第二，郭本三篇在思想上各有特性，自成格局（见下）。本来从思想演变过程来看，古今本有所差异是可以理解的（注：参考刘笑敢：《从竹简本与帛书本看〈老子〉的演变》，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因为持节本说的学者们在出发点上就已占定有一不变的、整体性的“五千言”本早久存在，故时而设想一些曲折的、有故事性的情节穿插其中（注：例如黄钊先生认为是稷下道家为了消融“儒道互绌”，故把《道德经》节成郭店本样，见《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及其文献价值探微》，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88-489页，与《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黄人二先生则认为是儒者“恶忌”道家，“刻意所为”。《读郭简〈老子〉并论其为邹齐儒者之版本》，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89页。）。逻辑上节本说给人一种越陷越深的感觉。
出土材料有它一定的纹理，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试量了不少外加的框架，学者们却也不免或多或少地看出了点门道，即使在节本说的阵营中也不例外。比方说有的学者看出郭“老”三组文字应出自不同的时代，且以甲组为最早（注：例如陈鼓应先生看出郭“老”三篇中“甲组……所根据的传本当比丙组要古早”。《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67页。张立文先生也有此意。《论简本〈老子〉与儒家思想的互补互济》，《道家文化研究》同辑，133页。王博先生也首肯有此可能，《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同辑，155页。丁四新先生认为三篇历史时代不同。见《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1章，第2节；氏新书（同题）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同章节。），有的学者觉得这三组的编纂者（并非作者）应非同人（注：王博：王博先生也首肯有此可能，《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同辑，154页。），而非节本说学者则根本认为可能不同的是各组的作者（非仅编者）（注：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第3章，第1节。崔先生和同事最近认定郭“老”甲作者是老莱子，郭“老”乙、丙则未论。王必胜、崔仁义：《春秋〈老子〉及其作者——兼论郭店竹简〈老子〉的命名》，收在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什么会有这些波动呢？当然因为材料本身有一定的症结在，使人觉得“不安不乐”，只是至今尚乏一广面的稽理罢了。
郭店“老子”出土时明显地文分三部（称甲、乙、丙），且书法彼此不同。由于此近二千言早期“老子”或藏窥解《道德经》的锁钥，本文的第一部分对郭“老”三部的思想先作一番了解，这是摸清郭“老”内部构造的第一步。
二、郭“老”三篇的思想
首先我们看最长（一千余字）的甲篇，篇中最明白透出的信息是对自我有意地排抑。例如作者主张“下”，主张“不争”，主张“知足”，寓意放松，反对“强”，反对“为”，要把“无为”代替“有为”，把人的习惯、心态彻底改变，叫人要习法自然，不但要让万物自化，还要参考天地自然之经理，效法天地间之“虚”，用到修养上就是“虚己”，压仰自己心中的强我。而篇中也论及了实际修养问题，说“少私寡欲”、“祸莫大乎不知足”，发展成了一种节欲主义，也有一定的反直觉倾向。
辅佐以上第一个信息的是“藏己”，以上所谓“虚己”是无隐的、单面的，甚至可说是宗教性的；但“藏己”则有关社会性，属于一种处世方术，“藏己”就不一定都诚实坦白，所以作者说“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和其光，同其尘……”，有俗称“老于世故”之意（与今日《老子》一书给人的总信息是一致的）。“藏己”的重要极终目的在“保己”，例如文中说“为而弗持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作者的目的的一部分是追求恒常，追求安全，因为“弗去”，所以己可得保，而己可得保，正是因为在社会互动中已经减少了“己”、“虚”了“己”。这是老子的玄妙哲学，也正是老子构思的特点。因为他理解到了一般期望与实际效用之间的扭曲距离。
当然光是知道虚己藏已是不够的，甲篇有一套为何你必须虚己藏己的社会性理由（注：这样的自觉性到了庄子就发展成了“非彼无我”的观念，老子说“不争”，庄子说“莫得其偶”，就是要脱离那个“彼”，脱离那个二分的情况，才能为“道枢”。（《庄子·齐物论》））。我们所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对老子来讲，也许最中心的人的社会面是彼此斗争的（所以我应该“不争”），应该逃出这社会面的普遍性，这样的和其他的考量都使老子走向价值相对主义（例如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甲2）（注：为了简化起见，本文所引的郭店“老子”甲篇仅以“1、2、3”页代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的111、112、113页。）。为什么“恶”呢？因为争执将随那“美”而起，把社会价值系统在我们的观念中相对化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里的间隙、世俗与我智慧上的差距，来为己谋福，例如大家都不愿意“下”，而我先下，便是我占先。朱子说老子就是杨朱，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老子的社会观不够正面的话，总的来说，老子对整个文明、对所谓人类进步的果实是怀疑甚至否定的，所以孔子那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的有为主义在老子处难得共鸣。老子甚至蔑视“功利”，他看到的是“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甲3），所以他希望“绝圣弃卞”、“绝巧弃利”、“绝伪弃虑”，把人的智性活动大幅度降低，这样才能“民利百倍”或“民复孝慈”（甲1）。在《论语》中赞扬“刚毅木讷”这种品格（或反对“巧言令色”）的例子虽然不难找到，但老子更彻底地重新诠释“沟通”、“传播”的负面影响，所以他要“行不言之教”，“复众之所过”，让民众自己犯错误，自己学，在这种“无功”的“还原主义”照视下，社会反得再生。这种回转式的社会理论似是老子最典型的哲学思维方式之一。
就甲篇来看，“老子”基本上还未涉及无政府主义，也不单是个避世哲学家。“侯王”在老子的世界中是既有的，他们应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虽然此种秩序常与当时的政治哲学相违，是“无为”的，反积极的。但郭甲中有“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甲2）之类的话，是让“圣人”处在行政领导者或辅导者的地位的，所谓的“欲不欲”就越过了圣人本身修养的问题。说人民“化而欲作，将镇之以亡名之朴”就有强烈的治术含意。说“治之于其未乱”（甲2）更不脱一种积极参与的精神，“有为”的冲动并没有完全断灭（注：最近刘笑敢先生向河上公注提出了挑战，这是对的。《〈老子〉“以无事‘取’天下”考》，《汉学研究》，18卷，1期（2000年，6月），尤见29-30页。）。所以一般提起老子，常用“无为”二字以概之，这是肤浅的，老子有他有为的一面，只是他的“有为”已经升华成了一种异乎他家的智慧。
诚然，表里分割、象实异趣、不求平衡、不拘中肯的哲理充斥全篇（注：这样说与道家的“守中”并不矛盾，见陈鼓应，最近刘笑敢先生向河上公注提出了挑战，这是对的。《〈老子〉“以无事‘取’天下”考》，《汉学研究》，18卷，1期（2000年，6月），尤见75-76页。），甚至于语惊四座，令人拍案，例如“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透出反正互用、千变万化的人间条件。在哲学思维上，这种辩证我们可称之为二元量子式辩证法。所谓的量子辩证就是在观念上能接受固定范畴中物性的迅速改变，乃至于全变，或变成原性质的镜像对立；以二物而论，其间的性质可迅速转换或对调，这样的高速跳动有如量子行为，却是儒家哲学思维中少见的活动（注：参考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尤见《引论》、《三分》二章。道家的辩证思维当然是得力于《易》的传统。）。举郭甲中较低速的辩证转换，我们可见“有亡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先后之相随也”。高速转换则例如“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亡难”（甲2）。在此属性“难”、“易”高速对调了两次。相对地，个人所应持的态度是“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甲3），这样才能“亡执故亡失”（甲1）。我们再看“以亡事取天下”句（甲3）。“亡事”是“静”，“取天下”是“动”，老子的思维方式多半有这种奇正并举而相错、往返互用而未已的性质，不愧为我国早期哲学思维习作之瑰宝。甲篇虽然只不过三页，已经有力地把这种精神体现出来了。
乙篇呢？则表现出相当不同的性质。首先，乙篇比甲篇短很多，约四百字，分三段，但思路的发展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文本段落的衔接上给人的突兀感较甲篇强甚。例如第一段“唯与呵，相去几何？美与恶，相去何若”之后接的是“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再紧接的是“人宠辱若惊……”颇令人摸不着头脑，到底“畏”句是接前还是接后。第三段“闭其门，塞其兑，终身不
，启其兑，塞其事，终身不
”如彗星般出现又消失，与上下文无法黏接（且显然非不经意落此，因有作或抄者手启的分段符号把上下文分隔开）。
乙篇的思想内容与以上关于上下文的关节的分析是一致的，同样呈现凌乱的状态，一般除了对甲篇已提出的哲学思想加以综合或应用以外，缺乏哲学思维范畴性的新突破。例如前段所引的“美恶”句只是对甲篇的相对主义教义作再陈述，在哲理上并无新猷。但乙篇并非了无自己的思想特色，乙篇对于讽刺性的矛盾和矛盾性的讽刺，说得最为淋漓，起头不久就有“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句，下段又有“下士闻道，大笑之”句，突显出真理与假象的黑白颠倒，接着他引进如“明道如孛”、“大白如辱”之类不下十人以上的比喻来阐譬真实与表象间的乖离错置。不但如此，他意犹未尽，在最后一段再加上五个如“大巧若拙”之类的形容铺陈。当然这可以加深读者对相对主义的体认，但作者的手段是譬喻而非说理。的确，譬例堆陈是乙篇的大特色之一，像下面的“修之身，其德乃真”那一长段约三四十字，丝毫未提出任何新的道家理论，从哲学上来说是有些“淡而无味”的。
同时，乙篇显现的论辩逻辑或思想推演亦时呈间隙，使人对乙的思维运作留下一定的印象。例如“贵大患若身”句，跟在“人宠辱若惊”之后，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我珍惜大患的来临如同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但到了后面对此句再加解释时，他却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这与前者相拧。再比方说第一段的“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原来意思应在说“学”与“道”成反比例，但他一路把话讲下去，有收不住之势：“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绝学亡忧。”等说到“亡不为”的时候（也就是说：“道”还是胜利了），好像已经完全忘了原来立论的方向，害得高明先生要补以他说来为贤者隐（注：高明先生曾说：“此文若依今本作‘无为而无不为’者，上下语义相为违背，足证今本有误。”高先生因马王堆帛书乙本此处有所破损，采用严遵本的“无为而无以为”。《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55页。高先生没想到是郭“老”乙作者逻辑上的间隙。）。这样的小间隙甲篇较少见。同时乙篇用的一些字，虽然宇本身不难读（与甲篇相异），但意义含糊。例如“啬”、“早”等，似乎作文时心中倚藉着一些什么上文，有了这样的上文，乙的下文意思自能明朗起来，如果丢了那个倚藉，他的意思也只能继续隐晦下去。
乙篇还显现一个特点，就是“道”在乙篇似乎是个物件，可以被人抛来指去的。例如他说“上士闻道……中士闻道……下士闻道……弗大笑，不足以为道矣。”他著眼的是人对“道”的反应，这与甲篇非常不同，甲篇的道就是个自然主体，例如“道恒亡为也”（甲2），和乙说的“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的“道”显然有别（“道”在乙处是可以“为”的）；又说“修之身……修之家……修之乡……修之邦……修之天下”。这“之”是什么呢？就是那人可以召致的“道”，为什么甲篇就没有类似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乙给人一种传教的感觉？
总的来说，乙之于甲有一种仰承的意思，比方说甲中有“可以为天下母”，乙就有“有国之母”这样的话，意思是说斯人不仅可以“有国”，还可以有国之“母”，因为斯人懂得了“道，懂得了根源；又如“闭其门，塞其兑，终其不……”这一段显然是跟着甲的“闭其兑，塞其门……”一段而来，这种倚藉影响或简直就是一主一从的呼应关系在二文（甲、乙）或其中之一的形成过程中难道毫无阐释学(Hermeneutic)上的意义吗？
终乙篇回顾起来，无论是第一段、第二段、还是第三段，都找不出甲篇中常见的尖端哲学论证，构思上，乙与甲是有质的不同的。
丙篇最短，不到三百字，其如乙篇般的附庸性质更为明显。不但四段之中的一段（第四段）等于是重复甲篇，其他三段在哲理上的创见更少。第三段基本上不在谈道家的问题，而是用儒家的礼法来阐扬反战的道理。第一段是道家无为政治哲学的一种引申，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侮之”。是以甲篇讲的“无为”来重新剖析政治得失的几个层次，段中是有“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这样的道家语句，其基本精神却未离儒家太远，因此句前是“信不足，安有不信，尤乎其贵言也”是检讨人民疏离的隐忧，而强调言信，后面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这一段更基本地反映了儒者感叹社会规范信条的凋零破产，换言之，如果他能看到“六亲”、“和”的话，孝慈也就能保了，作者也就满意了。
只有第二段相对离儒家思想较远：“执大象，……乐与饵，过客止……”这一段基本上叙说了人性的浅薄无根，你大方地奉道一点小食，他就驻足不走了（注：这一段河注成疏都不得要领，详本文第120页。），而只有我们这个“道”是超然的，它表面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可取之处，但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请注意，这一段虽是说道，却也毫无高深的义理可言。
丙篇可算是三篇中道气息最淡的。乙篇亦无什高深的玄理献世，但至少有它那典型的尖刻讽喻的铺陈文藻。从思想看，甲有明显可以归纳总结起来的思想体系，乙篇却似差多了，拿不出鞭辟入里的哲学命题，组织上也显得零散，而丙更次之，使人想起《水浒传》里的杜迁、宋万，只能翼护两厢，难冀挂帅陷阵。这与篇幅的长短不一定有绝对关系，乙丙以现代页决算也各有一页，如果要独立发展一些思想（或如王博所说，是以“治国”或“修身”为目的来“选拔”材料的话），应是绰绰有余的。但事实证明，这三篇的精神面貌竟如此不同，而三篇的主从关系亦可因此确定。
三、节本乎？传本乎？
郭“老”三篇面貌异差等，崔仁义先生最早提倡，其他尚有王博、罗浩(H.Roth)诸先生，但除崔先生外，其余所见与本文迥异。王博先生是用“主题”看，认为丙本的主题是“治国”，乙本主题是“修道”（注：王博：王博先生也首肯有此可能，《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同辑，151、160页。）。但如果“主题”是受词的话，主词是什么呢？王先生说是“编纂者”（动词当然也就是“编纂”），也就是说，由三个不同的“编纂者”来造成三篇面貌不同的事实。罗教授则分析了甲丙中那大致重复的一段，结论是甲、丙的此段不可能出自“互相抄袭”，“也不可能源出一处”（注：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道家文化研究》，17辑，201页。），因而推断三篇得自“独立的”、“不同的文本来源”（注：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道家文化研究》，17辑，202页。）。这是很精辟的论证。罗、王之间的不同在于王认为郭“老”三篇是“分”出来的，“分”之前有一全本《道德经》在，罗则不排除多源之说，却也不否定“单源”节本说的可能性。且先检讨此二说。
编纂说是节本说中最具规模的一说，也就是分题分录说。编纂说又分两种，唐明邦先生与王先生不同，提出东宫之师为了授课方便而将原《老子》分题节录（注：雷敦和(E.Ryden)先生也有郭“老”为“教科书”的理论。《郭店〈老子〉：一些前提的讨论》，《道家文化研究》，17辑(1999)；唐明邦：《竹简〈老子〉与通行本〈老子〉比较研究》，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34页。），但既然甲乙、甲丙间皆有重文，东宫之师虽然年老，怕也不至于如此糊涂，抄出作为简明教材的资料都不避重赘，东宫之师编纂说怕不能行了（注：雷先生说帛书上一些“形上概念”太“深奥”，故未录入这“教科书”。那么不“深奥”的概念呢？如“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如本文所讨论，甲篇中“深奥”的道理多得很“先天地生”不“抽象”吗？雷敦和(E.Ryden)先生也有郭“老”为“教科书”的理论。《郭店〈老子〉：一些前提的讨论》，《道家文化研究》，17辑(1999)；唐明邦：《竹简〈老子〉与通行本〈老子〉比较研究》，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34页。）。那么王博的不定编者分录说呢？王先生说三篇“各有自己相对统一的主题”，其实纵观丙篇，其关心处也非仅“治国”（注：关于主题节本之说，雷先生、丁四新先生都表质疑了，见丁，1999年，7页；2000年，9-10页。达慕斯会议与会者亦有异议。Sarah Allan and Crispin Williams,eds.,The Guodian Laoz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0),pp.157-158。）。关于“治国”从全本处可录出的尚多得很（例如“治大国若烹小鲜”，并且与丙篇诸说亦无冲突之虞），为什么不录呢？说“乙本的内容全部是关于修道的话”也不妥，乙篇虽有修道德之意，但乙作（编）者念念在兹于国政，所以他在“重积德则无不克”之后加上“莫知其极，可以有国”。因为“道”是“天下母”（甲2）所以“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这不是“治国”吗？又比方说“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不是治国吗？乙一开始就说“治人事天”。如果“编纂者”的眼光在于教导“修道”，而非“治国”，那么乙篇实不堪其任。
编纂说还有一个基本的、阐释学上的弱点：如果乙、丙文得自编纂，则应该在选材上有整齐性，因为既是编纂，应有明确的眼光目的，亦不会有作者敝帚自珍的倾向。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是乙、丙都是自创性，则限于个人性向、才力、兴趣与构思方式的不同，较易流出特色甚至局限性。从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已见甲、乙、丙思想关系并非对等，甲为庞然大物，乙、丙则给人“侧室”的感觉。倘若说是他人以一刀齐的标准拔选成组，当不致成乙、丙今日之型，节纂说是难以令人接纳的。
接着讨论传抄说。传抄说中最精到的应数罗浩先生，以他的理论作为代表。罗先生由甲、丙的类义相似段间的异同看出甲、丙“不太可能”直接出自同一文本，这是个极好的初步结论。罗认为此间差异只有用时间来解释。他相信“好几代”之前甲、丙类义段的文本可能是一个（他比喻为“曾曾祖母”），数代传来，抄本方得如此乖异（注：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道家文化研究》，17辑，201页。）（如图一）。如此说来，“传本”说和“节本”说（即以上的“编纂”说）有相通之处，把甲、乙、丙视为同出一源，来自定本，只是传本说把问题继续向上古的历史方向推罢了（注：王博有时的议论亦等于是“传本”说，王博先生也首肯有此可能，《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同辑，155页。）。
图一
但这样的论说首先就通不过我们初步的比较检验。我们把郭店本和马王堆本作一排比。马王堆的两本帛书，彼此也许差一代吧，以罗先生上引的该段来说（“为之者……而弗敢为”），帛书甲、乙之间没什么大变动。从郭店到马王堆应该有五代了吧，而丙组该段和帛书差异亦极少，除了中间两句次序颠倒以外（见下文检讨）文气上似是毫无更动，基本上马王堆本等于就是郭丙本，以此比例来反观甲、丙间的距离，则好像应该渡过三、四个世纪了（罗浩数过，说“至少有三十三处异文”）（注：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道家文化研究》，17辑，201页。本文的英文原胎仍值得一读。Harold D.Roth,“Some Methodological lssues…”收Allan and Williams,The Guodian Laozi。）。况且即使真过了三、四个世纪（比方说从马王堆到王弼吧）变化也不一定如此深广（就同段而言，自入汉到魏变动微乎其微）。时间本身是不能解释罗先生所看到的此种差异的。
就传抄研究而言，本与本间变异的来源，不外五项：“讹、正、更、失、创。”“讹”是希望抄对却抄错了，从甲的“誓（慎）冬（终）女（如）
（始），此亡败事矣”到丙的“
（慎）终若
（始），则无败事喜（矣）”，看“女”、“若”之差，“此”、“则”之差，都不像是手误抄错（甲本中常把“而”抄成“天”，那才真是抄错）。“正”是觉得原来文本不好不妥，改之以使更加完善（注：这一“正”字就演变出将来的校雠学。见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重庆：正中书局，1946年），下编，第2、3章。）。“正”在《老子》书史中出现例子太多，但就以本段或就以上这两句来看，并无高下正误之别，故甲、丙之差不在“正”。“更”是说把字样稍作更改，以求合时宜或实用。以甲、丙此段而言，一部分的变更可作“更”看，例如“冬”成了“终”，“矣”成了“喜”，但“更”不能概括甲、丙之间最重要的、语意上、修辞上的差别（字词的出入、句数的增减，见下）。“失”就是失落，丙比甲字数多出许多，但还是有失落的问题，甲的“临事之纪”丙掉了。所以，“失”也可以解释甲、丙此段之差的极小部分。但还剩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创”。
在“创”的节骨眼上丙的嫌疑是最大的。民俗学里有个常规，一份纪录资料（例如民歌）如果和另一份对应稿彷义异文的话，则它们的来源很可能得自口传（注：此意可见John Miles Foley,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History and Methodology(lndiana Univ.Press,1998)。），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的话语跟我记得的不一样嘛。郭店“老子”篇与篇间的异文当然不表示甲、丙之间的以口传口（因郭“老”文件显然属于书写文化（注：《老子》成书得自口传之说在西方颇动听，不但〔德〕缪勒为文倡导，达慕斯与会者亦多向往。罗浩先生与我立足点之不同也在于他对口传说的倾倒，见Allan and Williams,Guodian,pp.83,144-146。Hans-Georg Moller,“Verschiedene Versionen des Laozi…”Monumenta Serica,47(1999),p.290。）），但甲、丙此段的异文给我们一个启示：丙篇此段之成文非来自从眼到手的传抄，而应来自丙对甲原段的口心复诵。由于丙对甲原段心有戚戚焉，故再复斯语，用自己的话把该段既“失”又“创”地重新写下。
这样的解释符不符事实呢？仔细念念甲丙此段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所谓的“异文”非只是局部的更改，而彼此的文气早已独立，其实，丙的多出字数亦不可能是丙因拾到一更古的传本，比甲字多，故决定传录之，以存比较。因为丙在“再发明”甲段时已露了马脚。甲段说：“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亡败事矣”。这意思已经完全，底下“圣人欲不欲……”几句又是新的思绪起头，丙作者大概于前小段处特有感慨，所以在叙说了“则无败事矣”之后再加进“人之败也，亘于其且成也败之”。但他或又觉得在接“圣人”句时转折上有点别扭，乃在“圣人欲不欲”句前冠以“是以”二字（虽然严格来说，“是以”二字并未解决问题）。另一个明显的马脚在他那“人”字，因为甲本讲得很清楚，通段都在讲“圣人”。但当丙背到“慎终若始”的时候，显然已经把叙述的情景安在自己身上了，所以他加上了“且成也败之”之句以为心得，但这样缅怀“凡人”是脱出甲原段意思的。丙将“圣人”的问题投影到自己的习惯还使他再露一次马脚，甲说“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这意思相当完整妥当，丙段大致相同，但“教不教”成了“学不学”，说“教不教”是对的，是圣人嘛，他当然有权决定教什么，还是“教”、“不教”，但这“学不学”就将圣人又改成了凡人（自己）。他后面跟的是“弗敢为”（颇有别于甲的“弗能为”），再再显露了一个儒生的心态。这样的分析我希望证明了丙之异于甲不在于长期的时间性的腐蚀湮糊（例如从简到帛《五行》可见明显的湮蚀现象），而在于立言之时此心与彼心的间隔。同时亦显示甲应是丙此段的原本，以丙此段的质量看，亦不可能先甲而出。
罗先生大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慢着”，因他文中还有其他两种模式（一共有三种，他以为都有可能，但他似偏向于模式三），他的模式一讲传本说（见图二），以上已处理。模式二与三也是假设性的（见图三、四）（注：罗：《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200页，相形之下，罗先生讨论得最少的模式二应是比较正确的。但其中的问题是1)模式二把“甲”、郭“老”、“乙”视为同时同等并存，这与事实难符。2)把马本、河上公、傅奕等都看作并行，也是不对的。总的来说，罗先生的模式中时间因素较模糊。Cf.Allan,et al.,Guodian,p.73。），其实我意二三不妨合并而总称为“并行本模式”，这些“并行本”（当然包括郭“老”的三组文字）间罗先生认为“有些材料后来被抄写进我们所知的《老子》当中”，换言之，模式二、三等于是个“百川归（或不归）海”的情况，不论归与不归，此百川皆曾同时并行（许抗生先生的新著亦有此意）（注：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道家文化研究》，17辑，204页；许抗生《再读郭店竹简〈老子〉》，76-77页。）。这和陈鼓应先生所说的“楚地流行着多种传抄本”相邻近（注：例如陈鼓应先生看出郭“老”三篇中“甲组……所根据的传本当比丙组要古早”。《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67页。），不同在于陈先生要坚持一源说，而罗先生则并不排除多源，但也许因为罗先生言及了个“多”字，和“一”字相抵触，于是反弹之声随起。主张节本说的裘锡圭先生提出：“很难设想，在晚于郭店《老子》简的时代……有人能把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流传的多种‘老子语录’的内容丝毫不漏地合编成一部‘五千言’，所以今天偶然发现的三种‘老子语录’（指郭‘老’），其所抄各章竟然全都见于今传《老子》，就未免显得太过凑巧了”（注：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17辑，27-28页。许抗生先生对此段话作出了回应，但我觉得尚未中的。因裘先生强调的是郭本与今本的关系。）裘先生这话其实一语中的。简单地说，他以为老子“传本”既以“多”始，当以“阙”终（即有的传本可入将来的《道德经》彀，有的将不免落空），这是对的，而且我们可以想像那分本、改本、化本越“多”，裘先生所提的或然率问题也就越严重。所以罗浩的模型二、三是行不通的。
图二 罗浩的模式一“辑选模型”
图三 罗浩的模式二“来源模型”
图四 罗浩的模式三“并行文本模型”
裘先生扳倒了罗先生的多源论模式，为的是要巩固单源论。我把他的理路用图表表示（图五A与B），A式表示多源说，裘先生的立论是“五千言”《老子》在战国末既已存在，由此而往上推，如果是多元多本，则不可能本本皆通至最后的“窄”门——五千言《老子》，从“偶然”碰上的郭店三本都入了“今老”来看，则不应是多鱼过窄门的情况，而相反地，应该是有多少鱼那门就造得多宽的情况（像B式），这才能较合理地解释郭本之全入今本。换言之，裘先生认为那五千字《老子》早应定了，郭店所出不过是中间一个“变”态、分态的样品，这样的样品多得很，再挖出个李店老子，也动摇不了这早久存在的五千言本。用另一种说法表示，裘先生心中想像的模式应该是有个远祖（祖n）全本，近祖（祖x）一辈有些分本（郭简属此辈），“我”一辈是帛书。虽然在“近祖”辈（这x是个变数，可自由套）这全本严重分裂，却不影响从“远祖”到“我”的唯妙唯肖。
这模式好吗？乍看甚好，其实不过硬。因为虽然罗先生的“泛多源论”显然从A式来看是岔了气，但反观B式亦颇可疑。第一，逻辑上，从战国末有“五千言”存在这一事实并不能推二百年前同本已在的结论，“马中有郭”是一码事，但郭上是否还有个马是另一码事，裘先生语“破”了，但并未“立”。第二，如果说《道德经》在郭简前早已定本，而郭本不过是定本后“偶然”翻出的一分本的话，则当时的多（但“同”）本并行应不在话下，而除了裘先生把郭三组平等视之以外，大多数议者（包括陈鼓应先生）都承认较“古早”、较“接近祖本”的是郭“老”中的甲组。如果《老子》早已有定本，而且此定本在郭店本前已经流行了“一百几十年”的话（注：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17辑，30页。），靠着多本印证，靠着老子学早已建立，则嫡庶正衍之分，应不是大问题，为什么当我们检视今本六十四章之时，优胜者却偏是丙而非甲？不但如此，从《韩非·喻老》起（其时应早于马王帛本），似即仅承认丙说而无甲说“教不教”等）。由丙文一手蔽天的事实，我们推断如甲组的较“古早”的文本的流通量是少得可以忽视的。同理，要是那假设存在的整体（“五千言”）的一部分流通量如此之少，是不是我们有理由推想那整体本身如若存在流通量也少得可以，或者压根不存在？
第三，郭店墓闭前“一百几十年”当在公元前第五世纪中叶，其时的哲学文字的创作、传抄、流通等情况我们今日知道得很少（注：学者可先参见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收氏编《古史辨》第四册（北平：朴杜，1933年）。），在没有近代科技和市场来保证标准化的配景下，即使有一“五千言”的远祖，亦难保险在“近祖”辈已经分崩离析如郭店组合者之后，到了“我”又璧归祖貌。反过来说，假使一部作品以第五世纪的传播科技和知识市场容量即已达到高水平的标准化，则其地位与权威可想（如《诗》、《书》然），似不至于到从著作其他郭籍的儒士们到孟子连“老子”的名字也想不起的地步（注：《论语》、《墨子》、《孟子》中无“老”，自崔述至梁任公等已多所指论，我现再加上新出土的郭店简。）。第四，裘先生的“窄门”（即帛书）尺度仍然有效，但另外的可能性应该容纳进来，比方说近祖辈的祖x与其他的祖（说祖y吧）结合合并可不可能演变成“我”呢？（如图五C）
图五
w等于固定“宽度”，以帛书为准；A“我”虚线表示“漏网之鱼”。（严格来说，“宽度”只是“量”，不能表达“质”的问题，本图只是为了说明一定问题所采的近似简式）
以上的辩证是在为本文的“单传”论催生，从郭店本到马王堆本，“老子”一定通过子至少有一长段的“单传”或近乎“单传”的过程，我们把上段提到的今本六十四章在马王堆帛本中的对应段挑出，作一检视：
帛甲 〔缺……〕也〔缺〕无败〔缺〕，无执也，故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缺……〕弗敢为。
帛乙 为之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缺……〕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曰慎冬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5页、91页。）
此二段间小有参差（例如乙本“成”后无“事”字），而很明显地在所有郭“老”甲、丙间有纠纷处，两本帛书都一致向丙看齐。虽然丙与帛不尽相同（见下讨论），但所有的关键字上（如“学不学、“敢”），甲在此段与帛书似乎丝毫沾不上边。不仅如此，以后也许在所有的《老子》文本中甲篇此段也就永不再见（从此就泯灭了“临事之纪”和“教不教”、“弗能为”等字样），如此整齐划一的现象如何解释呢？
以上讨论中图五C不过是方便立说之言，更形象的图示应该如图六。质而言之，从郭到马，就今本六十四章而言，必须经过下列四个步骤：第一步：后来的编（作）者面对这郭店甲、丙二组大致相同的段落不得不作一个去彼取此的抉择：因为没有理由把并存的两段同时往下转。为什么去了甲组那段呢？我们不清楚，是丙的传人认得是先生的手迹，所以扬弃了甲组的对等部分，还是传人认为此二组基础上“完全”一样，而丙组的字数和意思较丰美，故选择了丙？总之，这个抉择是一劳永逸的，甲组此段的绝大部分（包括那句“临事之纪”）从此不再见天日（直到1993），毫不磨菇，毫无商榷，因后来版本都丝毫不见甲、丙二“版”搀合的迹象（注：帛书与今本在另处有“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乙本）语句，是为甲该段之残余还是后传者作文时又重现？但若为残留，则其他六十一字何方去耶？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12、97页。）。
第二步：正因已去掉了“临事之纪”这一缓冲句，“慎终若始”对再下一代的传人来讲显得突兀，与前面的“无执，故无失也”不一定能接得上（因“无执”句讲的是趋近禅宗的“离境”，“慎终”句则又如同孟子的“必有事焉”，要着境）。同时，“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像是结论，“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而败之”像是情况，后人也许就怀疑此二小段颠倒而加以纠正。这样的逻辑很显而易见，因两本帛书“慎终若始”前（在倒换次序后）都有个“故”或“故曰”，而郭甲或丙皆无“故”字。于是丙的“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恒于其且成也败之”变成了“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这几句读起来也通顺多了。
图六
第三步，这一变动又使下一位编（作）者面临了新的问题。“人之败也……”这整段的基本假设在于期望成功，这和上面所说的“圣人无为，故无败也，无执，故无失也”似不能接轨。老子学派越到后来“无为”的意识越扩张，“有为”的思想是容易被检举的，所以赶紧把“且”字去掉（或者抄手已经把“且”字有意无意地脱落了），变成了“恒于其成而败之”，这在义理上和“无执故无失”较能配合，“成”而败等于是因“盈”、因“骄”而败，与老子其他意思大体交融，也就是说成就是败（注：“其成”的文本行了一阵子，但汉人数十年后又改回到“几成”，毕竟以“成”解“败”还是有它思想上的紧张处。况“其”、“几”音近，仅讹夺机率已不小。高明先生引马叙伦“几”、“其”义通说来解帛书的“其成”，认为“其成”即“几成”之意，以郭店本看，此说难行（因郭原字为“且”，且“且”前已有“其”字）。马若假设原文为“其成”，应该是对的，但坚持改该句为“几其成”则似偏（通行本作“（其）几成”）。马叙伦：《老子校诂》（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下册，548页；高明：《帛书老子校注》139页；参见郑成海：《老子河上公注斠理》（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389-390页。）。这样“无为”的意思可更突显。同时“人之败也”也显得太热中了些，改成“人之从事”较中性（但“从事”可不可能自“临事”蜕变而来，则未知）。
第四步：说“人”如何如何，和前后文的“圣人”似乎有点龃龉，把“人”改成“民”就可免除混淆，再加上其他一些较不重要的修订，帛书“版”此段乃成。
当然这四步只是个抽象性理论化了的模式，不一定分厘不差地反映历史现实过程。比方说“且”字就可能早就误失也说不定。同时这四步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经过四代相传才能成功，更短期间或长期间内完成都有可能。
以上的模拟告诉我们：仅由郭店、马王两种《老子》已足够现出其间的历史演绎是不假外求的、是历经时日阶段的、也是通过不同传人（不只是抄手）手的。于是我们再回观郭店甲、乙、丙的分组，也许可以得出《老子》一书形成通过一系列单传阶段的模式：
郭甲→郭甲＋郭乙→郭甲乙＋郭丙→郭甲乙丙＋丁…→帛书稿本
《老子》一书是由甲（或更早的本子）逐渐扩充长大而成的，当然每二代之间可能有少许抄本流传出去，但成长中的“老子”正本一定有全或半封闭性的传递（注：为什么说“全成或半封闭性”呢？例子不少，比方说自从“绝伪弃虑”改成“绝仁弃义”以后（公元前三世纪事），“绝伪弃虑”从此不再出现于传世的版本中，甚至两本帛书都不见，可见“老子”的传媒一直控制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其正本必是由甲传给乙；乙写下了自己的心得和反省附后，再传给丙；丙在诵读体会之余再写下自己的感想，再由书手或弟子传抄，继续往下传。其传抄的过程应是相当严谨的，之所以郭简到马王堆，除了文字的斟酌增减和新内容的层添之外，其他变革很少（注：从《史记》、《汉书》所载的片段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期的学术宗传：“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于庸庇，庇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有一段与此平行的谱系）；《史记·乐毅列传》又说：“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故设想“老子”系统的“单传”完全是合理的。缪勒先生文提及“多作者”可能性，但未及“单传”之意，290页。）。这长大的过程包括以上所说的“讹、正、更、失、创”自不在话下，但在《老子》立名远扬以前，它的宗传似无大分叉，所以郭店本除了上述甲的极少量句子被取代以外，大致全师通过裘先生所设的或然率检视站。但郭本三组和帛书稿本的关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郭店本就是“我”的直系“祖”。
“单传宗衍”说虽较新颖，但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证明郭店“老子”三组间文字的关系已经指向“单传”模式的话，也许此说可更见眉目。
四、郭“老”的组成
我们在此再问一次：到底有无一丝可能性郭“老”自成一整合本而非三本之积？因若有一丝可能性，则宗传说终难行远。本文第二节已经详论了三篇思想上的分歧，在这里我们再细察一些非哲理性的层面。我们可以问：既是一人所作，为何用三种不同时代的词字书体抄定？辩者可答是不同抄手所为，而到郭店墓主处三组又“团圆”了。果真如此，就以上所引的甲、丙邻义段落来讲，既为同一人所作，为什么又要长篇重述自己已经说过的话，而且还用与前言相抵触乖离的语气说出？从这点来看，丙作者应异于甲，而乙的“闭其门，塞其兑，终身不……不”段也显示这是乙重新阐述甲文，也可看成这是乙的读甲心得。于是至少就这些已经检视的文本来看，甲、乙、丙的产生不在抄者的不同，而出于作者的不同，这是上节分析更积累于第二节哲理分析之上的证据。
我们再看郭“老”三篇的物质基础——简牍本身。郭“老”篇三，简长亦三：甲32.3厘米，乙30.6厘米，丙26.5厘米，“老子”还是郭店简籍中唯一同文而杂形者，东汉初王充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论衡·量知篇》）唐人亦记得郑玄说：“《易》、《诗》、《书》、《礼》、《乐》、《春秋》皆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注：郑康成论简长当有可信处，语出其《论语序》，序早佚，据贾公彦《仪礼·聘礼》疏所引补。月洞让：《辑佚论语郑氏注》（东京：自印，昭和38年），415页。）可见简长与作品的地位颇有牵连。郭“老”简度三经，定非偶然。我们再看郭“老”简的形状，乙丙皆平头平尾，与甲的削两端成梯形不同，削端成梯，在郭简中很普遍，凡稍古尊者（如《五行》、《缁衣》）皆梯端美型，平头短简则少（如《忠信之道》），周凤五先生称之为“传注”式简（注：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5、58页。），那么可以说郭“老”乙、丙为甲的传注吗？公元前第四世纪不知有无“传注”文体，比照大行于第三世纪的“说”，姑且在这摸索阶段称乙、丙为甲的“说”吧（注：“经”“说”同置，已有出土的马王堆《五行》、《易》传等为证：“说”置“经”后，如郭“老”甲乙丙然。“说”的形式在郭店其他简文中微露头角，例如“成之闻之”有“大禹曰：‘余才宅天心’害？”下面跟的是：“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是故君子…〔略〕…所宅不矣。”《成》篇的几处“说”和郭“老”乙丙可一同视为公元前三世纪“说”的先河，三世纪的“说”多承解（经）文意，郭“老”的“说”则举一反三，乘势遨游，气势上较自由，见下文，并参考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山东：齐鲁书社，1980年），8-9页。）。乙、丙的性质据文本第二、三节的分析，已指向“以甲为经本”的可能，本节的问题则在于寻找更确凿的甲、乙、丙间的文字关系。
崔仁义先生已经注意到丙的第三、四段与甲文有关连（注：崔仁义：《荆门郭店〈老子〉研究》，28页。）。我们先看第四段。由以上第三节得知此段出自丙对甲1对应文之复诵，但也不光是复诵。丙对一般人（包括他自己）的失败事实很有心得，所以在念及“慎终若（如）始”的时候，顺手加上“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对他来讲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没想到原文中的“圣人”与他心目中的“人”在文字上有所矛盾的纤细问题。他这一个微小疏忽在他背诵时所选用的副词已有所提示，甲原文是“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有“此”字在，语气就非常肯定，在丙重述斯语时，“此”变成了“则”，该二句就成了条件句。这样，底下说的是“凡人”是很顺理成章的。总之丙该段之成，在于丙对甲文该段之爱慕，故不惜“反之”，亦同时添加了自己的心得。该作者在再复斯语时以己为中心是很明显的，之所以“教不教”会变成“学不学”，“教不教”对丙作者来讲是个外加的教条，他老萦怀于该份“老子”秘笈如何能对他个人有所意义，于是脱口而出，该句成了“学不学”，“学不学”是个儒生的问题，丙作者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份又透露了一次（“弗能为”变成“弗敢为”也应作同样了解）。
丙第四段对甲原段添加了自己的意思，以自己的话重述，当算是“说”了。一传人读了“经”文，有所感想，系之于“经”后，乃成为“说”。再往前看，检查丙第三段。该段始于“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终于“战胜则以丧礼居之”，为全篇中字数最多的一段。但该段全是用礼节学问来引申兵事之不可也不应贵，这很明显的是在阐释甲篇同第一页较前处“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句。但为什么这一段就发挥得那么滔滔不绝，且仅就“礼”事为说？这还是与丙作者的越来越明显的儒学背景有紧密关系。
接着我们看丙第二段（“执大象，天下往……”段）。这整一段是在说甲1的“罪莫厚乎甚欲，咎莫僭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甲这小段乍看与丙的第二段没什么关系，其实以往二千余年来这“大象”二字都错解了，裘锡圭先生提这“执”字应读作：设”（注：裘锡圭：《以郭店〈老子〉为例谈谈古文字》，《中国哲学》，21辑（2000年），187页。），这才帮助了我们解决此谜，“设大象”就是摆设遗像办丧事的意思（注：《荀子·礼论》：“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又说：“象生执也”和“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后者以夸大讽刺的口吻说出，就是“天下往”。）。因为有吃有喝，所以“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句中，“害”就是“曷”（例如郭简《成之闻之》第22简等），也就是“遏”，李零先生说这“安”应读作“焉”是对的（注：李零：《读郭店楚简〈老子〉》（达慕斯会议论文，1998），引于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54页。）。所以本句直是说白吃的人往而不止，哪有泰平的意思（注：“大”解成“泰”，一般问题不大，有些《老子》版本“大”作“泰”。）。“乐与饵，过客止”也是说店家多给食物样品，自然能吸引过客止步。两句都在描写人的浅薄贪婪，唯有我们的“道”呢，是那么淡而无味，但却是用不完的，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得到“恒足”，不然为什么天下人老是得“罪”、得“咎”、得“祸”呢？
丙四段中只剩第一段了，本段开宗明义地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直到“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可以说是在配合甲2的“道恒亡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二句，丙作者在消化了甲文后再问怎样才是好的“无为政治”（说“百姓曰我自然也”是相对地和“道”较有距离的说法，通甲篇无如此构思者）。下面的“故大道废……安有正臣”应是对甲1“绝智弃辩……三言以为辩不足，或令之或乎属？”的读后心得。甲这一段谈的是现行社会混乱以及止乱的方案，丙的结论等于是说：“唉呀，提什么方案呢？”就因为“道”已经失落了，一切道德规范的理论都是白说。他的第一句对应了甲“三言”中的第一句（把“仁义”看成“一场说话”），第二句对应甲的第三句（六亲都不和了，谈什么家庭伦理呢）；第三句对应甲的第二句（谈什么“盗贼”，连“正臣”都没有）。
但也有可能丙这第一段整段都是再三复甲“老”全篇之后，再针对甲文的“绝智……民利百倍……”一直到“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
这一典型段落的总反应。“太上下知有之……而百姓曰我自然也”就在阐述“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的意义，后面接着的“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安有正臣？”是他读到以上所率“三言”的反应。为什么在此我的解释稍作两可呢？因为这里所谓的“经”、“说”与后来之义稍异，郭“老”乙、丙显然不是在专为甲作注说，只是既然闻道，也要做一些证道的工作。正因如此，所以甲文章中一段的主题是a，乙说不定一下子想到f去，这是难以逆料或局限的（上言丙以礼事说明反兵事之意，就是例子），不一定如稍后的“经”、“说”关系那么拘谨。了解了这点，就知我们今日溯回去找所“说”的经文源本就好像要逸出的精灵回瓶一样困难。但就丙的第一段而言应不出以上所指的这两种本来就邻近的可能性。（这一段颇有意思，一方面强调了作者对“道”的依皈，一方面却又透露出一个儒者固有的价值观，不舍得家庭伦理。显然他的用心和甲原文是有出入的，这又再度显示了甲、丙之间的独立性。）
假如我们在寻找甲丙之间的经说关系粗略有成的话，甲、乙之间又如何呢？其实就我们的习作而言，丙相对还是个较软的例子，因为他儒生的气息太重，所以对应之间容易一一检认。乙是个入道较深的人，所以依样画葫就不一定那么简易。虽然如此，亦非无门可入。比方说第一段“治人事天，莫若啬……长生久视之道也”。看起来摸门不著，其实是在说甲的“长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弱玄达，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为什么呢？首先，既然是“善为士”的话，当然他的工作包括“治人事天”，“啬”有保守的意思，可以用来阐发“微弱玄达”，至于“莫知其恒（极）……可以有国”等句则与“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颇相配，乙这一小段的“寻根”于焉完成。
因为乙“说”甲的句数不少，为了系统化，兹列表如下：
甲
A.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绝伪弃虑，民复季子。
B.长古之善为士者……是以为之容。
C.孰能浊以静者……保此道者不欲尚盈。
D.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此其不善已。
E.吾强为之名曰大。
F.至虚，恒也；守中，笃也。
G.闭其兑，塞其门。
H.以正治邦。
I.以奇用兵。
J.以亡事取天下。
乙
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绝学亡忧。
治人事天，莫若啬……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长生久视之道也。
上士闻道……天象亡形。
唯与呵，相若几何？……人之所畏，亦不可不畏。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直若屈。
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若可以迲天下矣。
闭其门，塞其兑，终身不……终身不
燥胜沧……清静为天下正。
善建者不拔，善休者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不屯。
修之身，其德乃真。……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缺……〕
A的甲乙偶因关系太易了解，故解释从略。B已见上，C须要解释。先看甲开头的“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庀以动者，将徐生。”这两句的原本精确意思现在已不容易掌握（今十五章），但一定含有强烈违抗常理的讽刺性。比方说，“浊”就不是个好字眼，但“浊”能导致“清”，而“庀”可能是“死”或“毙”的别字）由“动”而“徐生”，足以引发乙说“下士闻道则大笑”，而此下的“……〔进〕道若退，上德如谷……广德如不足……”都举例阐释甲说的“保此道者不欲尚盈”，乙的“大方亡隅，大器曼成，大音低声，天象亡形”都在引喻那“不欲尚盈”的“道”（比方说，“隅”者，有形之谓也，“盈”之象，所以要“亡隅”），于是C偶得证，D、E偶都很明显，乙D在说明甲D的相对主义，但又加一个案语和极限（“人之所畏，亦不可不畏”），不然，这相对主义就无边了（此一偶最容易落实甲、乙间的经说关系）。乙E在承绪甲E，举例阐明“大”的“道”。
F偶与C偶的作用差不多，并一起讲。乙F在阐说如何实践“守虚”和“守中”的原理。乙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都是很好的“虚己”、“笃中”的实践方法。乙G在说明应用甲G后的效应。他说如果你听甲文所言来“闭其门，塞其兑”（闭断交通的意思）（注意，“兑”、“门”在乙次序颠倒了，正表示这是乙自己忖度重复斯语时重新改了次序），你一定能“终身不”得益非浅。反之，如果你“启其兑，塞其事”，你就只能“终身不迭”，倒霉一辈子（注：瓦格纳先生指出《老子》行文中常存在一种我试称之为“夫妻扣”的形式，我却还要提出一种“阴阳锁”，二句中的后者用反面或相对的说法把同样或相关意思加强，以达效果，乙此段即是。Cf.Rudolf Wagner,“Interlocking Parallel Style:Laozi and Wang Bi”,in Asiatische Studlen,XXXIV,1(1980).）。
H、I、J三者相连，构成乙篇最后一段的大部（与结论），而甲3的H、I、J亦相连，分句都很短。乙H是在以“清静”解“正”之法，乙I是说事情常出人意表之外。善筑者不一定忙着推倒一切树木，善于角抵的选手也不忙着出手摔人（因为甲I是“以奇用兵”，所以乙I就举了个用武的例子）。乙J大段在阐释甲J“以亡事取天下”，说我修道克己，不以己意干扰己观，能“以天下观天下”，则天下垂手可得。
以经说关系来解释郭店“老子”的组合是相当大胆的，问题尤其在于在第四世纪经说格式尚未成型，有否“经”、“说”字眼都难讲。但到了第三世纪，“说”式大行，则亦当有其源，郭“老”二篇或可为先河。“说”的原意是“解”，“解”包括了“悟”的意思，故乙、丙在得到了甲思想的刺激之后，自由发挥，初无义务作对号入座式的诠注，所以一些关联我们看来拐弯抹角也在所难免。还有个经说对应次序的问题，丙的一二三四段次序与甲句子间的原顺序完全符合，乙和甲间次序就不如丙、甲之间那么整齐。其实到了第三世纪“说”的句子次序有所跳动亦不足为奇，韩非的《解老》“解”、“经”之间亦无一定次序，这不外两种可能，一是创作时即无顺序，如顾炎武所说的“有得即录”，有了心得，就振笔直书，管它哪里对哪里；二是后人抄写时更动了次序（例如重新安排，错简或其他原因）。总之，句子顺序的差异不应影响“经”与“说”间原有的思想联系。
如果读者对此经说关系犹有疑义的话，我们不妨退一步来考量：倘使乙丙并非由甲引发的新“说”，那又会是什么呢？丙之成四段，彼此不相连，就乙对寸断成九小段，全文如片片鳞甲，毫无股肱呼应之意。不但如此，文中有时还出现清楚的分隔符号，将这些小段们隔开。换言之，乙、丙文本的产生显然得自间歇性的外来启示，这外来的启示若能检出源头（甲文）的话，本说当可自圆。
找到了甲、乙、丙间文本的关系，也等于找到了从郭店简本演绎到马王堆本的基因暗码。而且有了这样的理解，原来很多不易解释的现象现在可以了然了，例如以上注意到乙、丙文字不像甲篇那么通畅，理由很简单，乙、丙作者在写下自己心得的时候，在认知上仰赖了甲篇的“经”的存在，以“经”为立说的基础，自然不必重新设立陈述的梯阶。同时以上所提理论也可解释到甲、乙之间有重复之文，甲、丙之间有重叠处，而乙、丙却了无交涉，原因是乙、丙都以甲为经主，故而乙、丙间互不往来。
五、结论
经过以上的梳析，往马王堆帛书之路应已畅通。把这经说模式推广应用到帛书上，也有相当的效用，例如帛书中的“不出于户……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段很可能是引申“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句。自此以往，贡上开花，层出不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说”亦可渐升级为“经”而再钩新说。从郭到马应再经过数代师、友、棣间的传递与“扩建”，“老子”的形骸在这期间也像个变形虫似地随新一代传人的意向而突移，最后有一人总其所有“经”、“说”，搅混一切秩序，参以己见己文，缝制成一全篇。唯有如此了解我们方可以解释《老子》一书中几乎到处可见的矛盾张力，因为经过了不同人手的发明（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顾颉刚先生的卓识，就算他的分析或未尽善，顾氏却有《老子》“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时之作”的先见。《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收入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484页。），旅行了不同的时代（例如到三世纪国与国间倾轧转剧，传人们又加上了兵家、纵横家式的新观察和新反省），这部慢成的大着自然包含了强烈的多面性、包容性和启发性。
上文一再提到丙的儒生背景，我的构想是丙应就是荆门郭店一号墓墓主。因为除了他拥有大量儒籍已是证据以外，简的形制尤为线索。如前所言，墓中儒学著作大都皆“梯端”美型，平头简仅三种：《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而《语丛四》与《老子》丙、《太一生水》书法雷同，应出自一人。而《语丛》四篇的体制与思想都有一致性，指向同人在不同时期所为。我认为《语丛》一至三篇应是该儒士年轻时斐然欲有所作时的草稿或笔记，而《语丛四》、“老子”丙、《太一生水》则应为他年老了以后所作（注：姜广辉先生指出这位躺在墓中的老儒士很可能就是《孟子》书中所提到的陈良，诚然。即使不是，也应是陈良型的人物。姜广辉：《郭店一号墓墓主是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墓主者，亦一奇士也，一生经历，南北儒道。自他之后，到了第三世纪，道学更形独立，儒道亦愈行愈远，《道德经》不久亦成。
［收稿日期］200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