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条件和思想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来源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和分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必须观照其理论条件、历史条件和时代条件，并厘清覆盖在其间的思想来源。理论条件，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生成提供了起点和思想养料；历史条件，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生成提供了参照系；时代条件，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主题和加工素材。笔者看到，在已有的研究中，对此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并未进行专门的、重点的讨论，因而就不能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条件和思想来源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予以理论体系的定位，讨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其他重要的系列问题也就缺乏逻辑起点和厚重感。
一、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思想养料
1.理论借取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迁朝着现代化方向演进的学说，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条件、动力、途径和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历程、经验与教训，预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取向、道路和规律的科学总结中形成的。它扬弃了近代资产阶级学者“西化”的理论立场，将社会现代化运动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整体审视和科学解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运动蕴涵于社会内部，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变革要求的必然产物；现代化运动的兴起，是以十八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为龙头，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社会观念的现代化为先导，以人的现代化为载体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它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阶段性交替，而是一种革命性跃迁，是一种新的社会文明产生的过程；资本主义只是开拓了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止于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发展终极目标来说，它也只是一种过渡的阶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的和最终的结果。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6页。）
如何认识社会现代化运动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我们指出了认识路径：从社会整体变革、全球性社会变迁和新的社会文明孵化这三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关于社会整体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只是现代化的龙头和动力；而现代化决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文化革命”，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它规范着社会全面变革的起点、道路和发展前途。关于全球性的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必然要造成全球性的社会变迁，它有一种超越各个国家、民族特点而融为世界性潮流的性质，它具有使全球变迁联动的内在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从世界历史的现代性意义角度讲，世界历史开辟了人类社会演进的现代化道路。关于新的社会文明的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运动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课题，这就是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从十八世纪开始，人类社会开始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新的社会文明以强大的播射力辐射到世界各地，以巨大的渗透力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世界周期性地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得以进入新的文明社会。“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体现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别上。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的巨大发展。只有站在全球现代化运动的视角，才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现象，也才能科学地预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发展。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形成和确立的文化背景、理论前提和源头活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推进社会现代化运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搞现代化，不能指望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有所创造，不能搞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进行新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用足用活，有所突破，有所推进。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紧密结合，这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坚定立场，邓小平反复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总之，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借取，是在活的灵魂方面，在方法论方面，在理论立场方面，在理论内核方面，在对理论的应用方面，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和升华理论方面。从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覆盖面来讲，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所涉及的诸如社会整体变革、全球性社会变迁和新的社会文明孵化等等核心问题，邓小平现代化理论都有新的阐述和发挥。
2.理论反思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新问题。对于这个重大的新问题，如何解证？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是顺利地剖解，社会主义建设行进在康庄大道上；一种是产生偏差，社会主义事业经历曲折。
由于历史条件与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失误，在实践中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走的是一条“贫穷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专家指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偏离，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过快、过高、过粗地推行全面公有化”；“大平均主义”，“造成全国一个‘大锅饭’”；“终身制的干部制度”，事实上造成“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注：《夏振坤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9-720页。）。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指导思想上执行一条“左”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貌似革命，越“左”越光荣；在工作重点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全面内战；在生产关系上，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化，在经济制度上建立高度计划化的经济体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等等。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支配下，社会主义建设在“折腾穷”，“穷折腾”的怪圈中徘徊。
建国后，我们犯了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左”的东西，禁锢人的思想，造成思想僵化，使形而上学猖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盛行。邓小平揭示“左”的祸害，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不破除“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找不到一条新路，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进行新的探索，必须从打破思想僵化、唯书唯上、迷信本本开始。这就是进行理论反思。所谓理论反思，就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理论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
引起全民族的理论自觉，开展理论反思，必须有思想的突破口。在“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时候，民族灾难已经引起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沉思，引起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怀疑。在毛主席逝世后，当时在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两个凡是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就把人们的关注点和理论兴奋点吸引住了。由此引发了1978底开始的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由此开始了冲出“左”的思想羁绊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拨乱反正、进行现代化建设打通了道路。所谓拨乱反正，在当时，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在社会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唤醒全民族的理论自觉，进行理论反思，来一次思想大解放，极其重要。因为，不反思理论，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拨乱反正，就不能使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就不能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既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并进入新阶段的序曲，又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进入探索时期并获得大发展的序幕。
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不少专家将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理论反思、思想解放运动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注：代表性的论著，有荣开明主编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该书就将真理标准大讨论列为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前奏曲”，参见该著第155-166页。）。这是有道理的。依此，它也应该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
二、历史条件：科学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科学的理论总结，就会变成一种精神财富。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新的理论总结，从来都不能忽视实践发展的历史。这既是理论升华的必要环节，又是认识过程的必经程序。毛泽东说过：“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第一次的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行程的大背景中。
1.科学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在正确总结新中国的历史中明晰起来。这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估价的：“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事实上也是如此。经过思想解放的讨论和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确立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新的思维看待自己，也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看待别人。这些新的东西，其实就是挣脱了左倾社会主义理论与思维方式束缚后，回归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范畴后，形成的正确认识。这种“重新看自己，重新看别人，重新审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的思维，就是一种思想方式及其认识过程中的“再认识”。“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左”的桎梏，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于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形势及其趋势的再认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再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在思想上进行了廓清，在认识上予以校正，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发展前途的认识。
一是在国际形势和世界特征上，摒弃对立和革命的概念，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发达国家要发展，发展中国家要加快发展，发展是世界性目标；要发展，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国际性战争只能带来人类文明的灾难，对战争的哪一方都没有好处。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道路、模式上，要摒弃左倾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再认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重新进行探索，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方法。三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上，摒弃了外部越乱越好，关门搞建设的观念，认为，现在的世界日益朝着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必须努力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必须善于向世界文明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东西。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和教训，则可以提供反面教材。汲取教训，就是要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创造新鲜的。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正确总结历史的失误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第一，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极大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紧紧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主题搞现代化建设，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第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随意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制定政策一定要适合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左”的毛病，是激进，超越现实条件。第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善于向国外学习，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四，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尽快提高综合国力，要使社会发展在快车道上，必须进行改革。把改革作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力，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观念。
正是因为有上述深刻的历史总结，所以，在确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时，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历史感。
2.科学总结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可以这样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所处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就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反之，就要经受曲折坎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是成功的范例；而斯大林模式，就有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由于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对于时代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判断影响，更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在很长时期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相互关系的定位，不甚准确，甚至出现了严重失误：一是在时代定位上，认为“二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处于革命和走向胜利的时代，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概念。一方面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的估计产生严重偏差，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美苏两霸的激烈争夺，必然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备战是一种时代性要求”；另一方面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估计产生严重失误，认为“战争与革命的因素都在增长”，“战争必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世界变化的主要趋向”。实际上，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我们的主观预想相去甚远。二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判断和处理上，强调对立性、革命性、忽视相容性、共处性，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引入国家关系中，强化了斗争性，将国内阶级形势的判断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用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强化了国际关系中的阶级性，搞“输出革命”。这其实也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革命是一种国内社会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人们可以因势利导地推动它，加速它的到来，但却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更不能由别的国家包办代替地制造出一个革命政权来！”（注：夏振坤、张艳国：《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探索》，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实际上，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我们一厢情愿式的主观想象相去甚远：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条件，指望“敌人一天天乱下去”，也不可能达到“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善良目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规律。事实上，在两大国际集团的对峙中，常常是“西强东弱”、“资强社弱”，不发展，就没有斗争的本钱，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演变你，而你不能演变他”。
邓小平通过科学地总结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了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正是因为邓小平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时，体现出了世界性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
三、时代条件：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折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浪潮
马克思有句名言：任何时代的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可见，任何理论体系的产生，都不仅离不开时代条件，反而以时代条件为沃壤，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产生，牢牢地立足于酝酿它的时代。
1.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四人帮”被粉碎；随后，邓小平复出。这是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转折关头的重要信号。在1978年底，中国社会的发展，终于迎来了标志着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这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从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月内，召开两次重要会议，这在中共党史上，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如果说，中央工作会议揭开了中国社会转折的序幕，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真正实现了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在时隔九年后回顾说：“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根本的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按照历史学的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历程中，是一个划分阶段的界标。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堪称为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乃在于它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国民心中确立了合乎时代潮流的价值观与全新而科学的精神信念。”（注：刘宗发、张艳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光明日报》1999年2月19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会议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决议指出，“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胜利完成，全党工作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把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看成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决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会议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指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极端重要性，决议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会议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内容，必须抓紧抓好，决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会议反对僵化地对待我党的指导思想，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决议指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会议都进行了规划。这些，都成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譬如，邓小平在会上说，要确立一条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大政治。经过此后的发展，形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中管总的内容。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转折关头所起的巨大作用，党的决议已经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经历二十多年的社会深刻变革，再回头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社会转折意义，当然会更清晰。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曾经撰文指出，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党的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注：转引自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总之，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产生，顺应了中国社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着现代化转折的时代要求。
2.当代世界的改革浪潮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变化的世界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确立提出了时代性要求和世界性要求，变化的世界也为新的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养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曲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世界方面，对于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产生有直接意义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浪潮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走向死亡，也没有出现全面衰败的迹象；反而它在社会肌体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保持其发展潜力得以持续发挥。这种改革，一方面有助于继续激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于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积累也有积极意义。后者，对于邓小平提倡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世界现代文明有着重大价值。
现代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可被充分容纳的空间，从而延续异质生产关系的成熟过程。在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使股份所有制盛行，而股份所有制又使生产资料日益分散化和财产日益居民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发生着明显的新的量变。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加强，形成了市场经济加经济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新模式。这如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概括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分配与消费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是按劳动量来决定差别的股息是按资本付给的。由此促进贫者财富增加，而富人财富增长的速度相对减慢。在消费上，消费者进入市场后，由他们最终实现产品，从而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购买商品的意向、数量和质量要求，直接决定着生产。正因为这样，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由此产生的个人主动性、积极性。总之，现代资本主义借助自身调适能力，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如同研究者所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作为“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执行的社会政策，在国内造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局面，阶级矛盾呈缓和状态，今后也还会长期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结构，使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了，但是，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松散了。而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化，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行为的动因减弱了，对于解决所关心的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寻求解决方法的兴趣增强了，不是积极致力于变革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是更多地要求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注：参见李会滨主编《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资本主义的许多改革办法，具有人类共通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变成现实以后，的确显示出它初生的强大生机和旺盛活力。社会主义依然存在严峻的改革任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到七十年代后期，终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改革大潮。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首先，社会主义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处在不断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的。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要求社会改革经常化，过程化，深刻化和社会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只有改革才能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三，在世界格局中，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发展优势，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必须抓住机遇，当机立断，刻不容缓。邓小平指出，“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第四，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不是简单地对原有的体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它必将造成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为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首先，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普遍真理同国情的具体结合，造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其次，在改革的目标取向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全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改制”，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第三，在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上，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选择一条促进社会主义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必须使改革、发展和稳定互相为对方提供充足的张力和活力，而不是激化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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