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效调控宏观经济——’99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财政政策论文,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部分，其合理选择和灵活运用，以及两大政策目标、手段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高效、顺畅运行的重要保证甚至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新阶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二者间的协调与配合都面临着新的选择。
为了探讨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选择以及二者的协调与配合，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1999年6月12—1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金融学会、东北财经大学、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99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高级理论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是上述单位自1982年以来就此专题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性、高层次研讨会。现将会议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会代表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顽症已经得到有效治理，延续近50年的卖方市场已经全面让位于买方市场。这种局面的取得，是我们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应当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但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与会代表认为，用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来概括当前的问题是适当的。
代表们认为，造成通货紧缩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来说，经济周期的影响、改革措施的集中推出、技术更新周期的到来，是主要原因。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全球化、新科技的不断采用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等因素，世界经济也正面临着全面供给过剩，并可能导致全球通货紧缩的威胁。国内外因素迭加的结果，使我们目前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也十分严峻。
鉴于当前的通货紧缩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会者认为，通货紧缩可能是我们在将来一段不短的时期中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因此，应当充分认识扩大内需和治理通货紧缩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忌手忙脚乱、急于求成。
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处于低潮阶段，正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好时机。与会者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一些有利的迹象，例如，存货从1998年占工业产值的4.5%下降到1999年前5个月的1.7%， 某些新兴产业和企业仍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绩效，就应当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从世界历史来看，1870—1896年的长达30年的全球物价下跌，同时也正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因此，当前的物价持续下跌，很可能为我国经济的未来长期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机遇。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正确的对策，为我国经济面向21世纪的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扩大内需和治理通货紧缩，需要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密切配合。
1.长期政策应致力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具体说，第一，应根据国内外产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重新审视并确定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着力于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第二，营造一个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济（特别是投融资体制）和社会环境。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2.短期政策应致力于稳定局面，制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在当前情况下，尤其要注意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并将两者密切配合，具有关键性意义。
3.要特别注意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的衔接。短期措施，特别是一些应急措施，不应为长期的改革发展造成障碍，不能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受损受挫。
多数代表认为，通货紧缩现象虽然与货币因素有关，但不必然是由货币紧缩造成的。物价下降、货币发行减少、经济衰退三者之间肯定是密切相关的，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可以确定的是，货币供应量减少只是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同样，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只是治理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
二、应该正确认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与会者认为，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如定向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注意财政投资与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发行特种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等，都体现了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协同、兼顾的特点，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去年以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投资需求、减缓经济下滑、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策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但是，由于在体制上、结构上还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加之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矛盾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宏观经济的政策的整体效果不够显著，未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总结经验，如下两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
1.从宏观上看，财政通过增发债券并相应安排支出，固然有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能给予在政策效应上方向相同的配合，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应当密切注意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
2.财政支出的增加虽然直接增大了社会总支出，但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实践中，一方面，应将财政支出安排在那些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中；另一方面，应当通过政府支出，为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3.从根本上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存在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在这方面，我们显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但应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是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一定作用的，它可以为我们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或体制性的问题赢得宝贵的时间。
（二）政府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高估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作用。因此，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政府的着力点应放在两个方面：
1.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刺激经济增长。
2.创造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让企业和居民更充分发挥其市场经济主体作用的制度环境。
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若干建议
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代表们提出了以下若干方面的建议：
（一）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及取向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走势和存在问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应当建立在由过去主要治理通货膨胀转变为长期与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作斗争的基点上。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当更加重视就业指标和物价指标，逐步淡化GDP增长速度的约束。因此， 无论是财政资金的投入，还是信贷资金和民间资金的投入，都要注意通过“投资”来带动“投劳”，以增加就业，扩大需求。特别是要为非国有甚至非公有制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促使其发展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注意启动农村市场
启动农村市场是当前启动经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没有农村这个大市场的启动，整个经济形势不可能有根本的好转。
在当前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比增加城镇职工收入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而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继续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的途径已经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
1995年，我国农村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为70.96%， 创造的农业产值占GDP的20.9%，这与高速增长前夕的日本的情形十分相似。1955，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0%，创造的农业产值占GDP的22 %。就是以此为起点，日本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高速发展时期。总结日本的经验，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实现经济进一步起飞的时机。与会代表们认为，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应为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点。我们的各项政策都应围绕这样的目标而展开。
在当前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已经成为妨碍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大障碍，中央应当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三）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快金融改革并重
在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时，绝不能够因噎废食，如果一味强调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难，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整体经济风险。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居民储蓄存款大量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回流”和“归集”，这极不利于金融机构向多样化的改革方向演进。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一定要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目前，正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关键时期，应当抓住这样一个时期，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铲除非正规金融堵而不住，清而不绝的社会根源。
（四）进一步拓展国债市场发展空间，更积极地探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机制
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我国国债市场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意味着，通过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仍然存在着潜力。
第一，关于财政的债务承受能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两类标准：一类是债务依存度、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等指标；另一类则以债务的发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依据。多数与会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应当主要以后一标准为依据，前一类标准只能作为参考指标。注意到我国目前国债市场非常活跃，以及各投资主体对安全性、流动性高的国债的需求很大，国债发行的持续性应当没有问题。
第二，为了加大国债政策的刺激力度，应当考虑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问题。少数与会者建议，应修改中央银行法以及相关法律，以便让国债货币化。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建议充分利用中央银行的正规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来完成这一任务。为了防止商业银行将发行的国债作为优良资产而持有、阻碍国债货币化目标的实现，可以考虑的方式有二，其一，通过帐目划转方式，完成国债发行——商业银行购买——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的过程；其二，财政发行一部分无息债务工具，从经济上迫使商业银行将此国债卖给中央银行。上述作法，是世界各国的通则。
第三，为了使国债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国债市场建设，提高其流动性，不断完善国债市场结构，包括国债的期限结构、品种结构和持有者结构等。
第四，鉴于国债政策已经成为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枢纽，建议中央政府在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国债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协调。建议建立一个由财政和货币当局以及一些综合部门参加的国债政策委员会，来统一协调国债政策。
（五）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
应当及时调整国家财政的支出结构，增加经常性预算性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在这点上，应该注重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以收入预期、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不确定性预期支出因素的减少，来促进消费预期、消费需求的增长；应当增加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应当积极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使得企业和银行能够轻装上阵。与会者一致认识到，在现实中，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务最终将由政府“兜底”，与其被动地接受金融机构破产的现实，不如及时、主动、有计划地出资拯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并对之进行整顿。当然，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在“给钱”的同时，应当有相应的整改措施。
（六）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还有扩张的空间和条件，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要注意调整财政政策的内容和重点。
在财政支出方面，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直接启动居民消费、加快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以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要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房地产的开发；要充分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投资热情。同时，要加大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力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对衰退产业、落后企业的淘汰力度；扶持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增强军工企业转化生产民用产品的能力，并提高其技术装备水平，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在财政收入方面，应当全面清理税、费结构，尽快改变、取消那些约束民间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政策。例如，投资方向调节税应当尽快取消，应当不失时机地将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等等。
（七）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货币政策也应“积极”起来。
从宏观上说，货币当局应当适时降低利率，以改变我国目前实际利率过高的状况；应当积极配合扩张的财政政策，支持政府债务融资；应当积极考虑改革利率制度。
同时，还应当大力调整信贷政策，取消那些业已过时的限制投资和消费的信贷政策。要进一步扩大银行信贷规模，并注意提高银行信贷的流动性，积极支持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
另外，要注意发展货币市场（包括资金拆借市场和票据贴现市场），促进资金融通，减少资金沉淀，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金融市场与银行信贷市场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八）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
保持一个有活力、有秩序的资本市场，对于稳定信心，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国有企业发行上市机制问题，国有上市公司经营不规范问题，以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问题等，已经成为阻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障碍，并且阻碍广大民间投资者投资购买大中型国企股票的积极性。应当尽快加以解决。鉴于我国资本市场上的问题是长期积淀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有一个分步实施的缜密安排。
这其中的要点包括：（1 ）应当以效益原则和市场原则来规范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上市机制和审批程序，应当将有效益的好企业推向市场。（2）为了使国有股、 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问题不至越拖越重，建议从最近开始，对新上市公司实行股票全流通，以绝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之源。同时，还可考虑对一些公司实行只上市，不发行，以弱化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突出其资源配置、风险定价功能。 （3）认真解决证券经营机制的融资问题。
9.清理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各项政策法规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几乎所有经济政策、法规制度和改革举措，都是为了对付供应不足、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经济现象的，其倾向都是约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改变了的形势下，这些政策、法规和措施都应相应改变。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对现有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限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各种管制措施、政策、法规和条例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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