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思想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权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起来以后，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它，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一门高超的治国艺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思想。认真研究这些思想对于指导今后的国家政权建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把民主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
“民主治国”是邓小平治国的重要思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必须把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后，他曾多次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P176)邓小平之所以把民主建设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源于他对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科学认识。邓小平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P168)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不可分离性。这种不可分离性必然要求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能否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或者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政权就不稳，就会出现动乱、对抗和暴力，甚至有变质的危险。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就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也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错误的发生。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错误，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有效地防止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消极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政权健康、正常运转的根本措施；是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断巩固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政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居功自傲以及受封建主义残余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党和国家机关内可能会产生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消极和腐败现象，这些现象严重腐蚀着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
充分发扬民主，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才会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和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P322)才能充分保证政权的人民性，才会使社会主义政权拥有广泛强大的群众基础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
国家政权建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而任何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能否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政权就失去稳固的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240)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2](P116)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多次从理论上阐明了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中国一切工作的基础，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物质保障。“邓小平结合苏东演变的教训，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谈了发展经济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P371)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离开了经济建设，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国家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由于经济建设对于国家政权稳固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所以邓小平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摆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早在1979年就指出：“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决定我国命运的千秋大业。”[1](P208-209)他还认为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就是经济建设，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把它升华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各项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这也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三、重视制度建设，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体制依托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认识上没有很好地解决制度和人的作用的关系问题，以至于在实践中没有重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不完善使我们付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惨重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制度问题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的观点。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P333)
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制度本身的特性及其与党和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因此，要针对现行制度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制度建设的内容体系，这包括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监督制度等等。在这些制度中，邓小平尤其强调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其他一切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则是关键。另外，注重法制建设也是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治理国家靠“人治”是危险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P380)他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按照这些方针和原则厉行法制，奠定了“依法治国”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让党和国家机关时刻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倾向，防止党和国家变质变色，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出现过失误，主要表现是在治党治国的方法上采用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适宜于搞革命，夺取政权，适宜于解决敌我矛盾，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就不适宜了。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仍然采用这种方式就会带来很大危害：它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影响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容易混淆敌我矛盾，造成阶级斗争造成扩大化；长期搞运动，会忽视法制建设。对此，邓小平总结道：“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国家政权建设上我们党注意制度人手解决问题。通过经常性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防止和纠正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良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从而在党和国家政权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毛泽东治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四、治国先治党，以党的建设带动国家政权建设
邓小平充分阐述了治国先治党的依据。第一，这是由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决定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计、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只有共产党才“有资格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第二，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人，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影响全民族。”党的这种表率作用，将会极大地带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三，党内各项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国家各项民主制度完善的前提和保证。如果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不能建立党员人人平等的关系，不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不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选举制，没有建立对党员的监督制度，就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民主制度化。邓小平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加强党自身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主要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邓小平对这三大建设都提出了要求：首先要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十分重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要求全党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创造性和预见性。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精，要管用。其次，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这就要求：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培养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再次，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党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同时必须看到，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地败坏党的声誉，危害党群关系。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必须继续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否则，“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为此，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如果不坚决刹住腐败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所以，邓小平强调：“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高度重视接班人培养，保证社会主义政权永葆生机
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邓小平一直十分注意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反复强调其重要性。1979年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在三几年内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忱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方针选拔接班人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为选拔合格而优秀的接班人提供了正确的依据。邓小平还就如何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提出了一系列设想：第一，要把一大批中青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坚持集体交接班。邓小平提出要大量地成千上万选拔中青年干部，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邓小平强调集体领导，因此，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反对把接班看成是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的行为。第二，选拔干部既要坚持台阶论，又要大胆破格越级提拔。针对“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搞的坐火箭、一步登天式选拔干部的错误方式，邓小平提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邓小平坚持“台阶论”，但是不搞唯“台阶论”，而是重干部的能力和政绩，他反对论资排辈，认为真正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可以快点提拔起来，“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反映出邓小平稳妥而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第三，选拔干部要走群众路线。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在选拔干部时，不要只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而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选拔群众满意的干部。第四，选拔接班人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民主程序，不能由个人指定接班人。邓小平尖锐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为改变这种现象，邓小平主张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干部任用制度，包括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等项制度。邓小平还身体力行，带头打破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顺利地实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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