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琐高议#183;高言》传统文化观念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透视论文,观念论文,青琐高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社会中的人，不论男女、国别与民族，一旦进入某一年龄段，社会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对出生的故土滋生一份特殊的情感，尤其那些少小别家，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的游子，对故土更有深一层的眷恋。每当在报章杂志上读到故乡的地名，会情不自禁地予以特别关注，每当听到熟悉的乡音，便会他乡遇故知般倍感亲切。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对于故土家园本来就有着十分诚挚的感情，因此，涉及思乡怀土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而由于这一心态的稳定性与强烈性，时时作为文人深衷隐曲的外现，而流溢于纸外。《古诗十九首》言：“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1]建安诗人王粲《登楼赋》感慨：“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2]唐人王建《水夫谣》咏：“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唐人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也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个流传久远的思乡主题。
一、《高言》一篇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北宋时，刘斧著笔记小说集《青琐高议》，其中有一篇《高言》的作品，描写以华夏中心观念支配下的浪子游历、思乡而终归返乡的故事。故事写一个名叫高言的京师豪杰，走出中原后在中亚草原沙漠地区历尽艰难，生活了一段时间，最终又回归中原。高言在京师时，其实是一个比较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善于与人结交，经常与人聚会吟歌。但是，不久因为家资荡尽，又因朋友负义，怒而杀之，不得不北走胡地，又南走海上，历经许多国家，来到草原大漠。这一故事至少体现了这样几重含义：首先，高言出走离乡是无奈、被迫的：
翌日，友人以双缗赠之。（高）言怒，掷缗殴其价曰：“何遇我之薄！”他日闲游，遇前友人于途，数之曰：“子平日客都下，吾接子以礼。及子归，吾厚饯子。今此来，而子讬以他适，吾何负子？今不舍子！”因探囊取匕首杀之，并杀其从者二人。言思身触宪纲，无所取逃，驰入京见故人柳敷，以实告：“吾当走南北，以延旦暮。”柳赠帛为别。
这与许多古人因为犯法避仇，被迫离开家园故土的情形相似。说明，高言不是不热爱故土，他不是主动到殊方异域去讨生活的。
其次，是小说叙述高言由中原进入远在大西北的中亚地区，作为一个“他者”，他总是以一个中心地区来的文化优势者自居，对其地的各方面条件——尤其是自然环境和饮食上，都很不适应。
其三，强烈的思乡情怀还时时折磨高言，使他总把中原故土的种种好处与当前境况的不如意两相比较；其四，是这位执着的“他者”坚持汉族中原为中心的观念，情感上强烈地与目前处境相抵触，产生不满情绪。文中是这样描写高言所感受到的胡地状况的：
二十余日，方至其地，黄沙千里，不生五谷。地气大寒，五月草始生，木皮二寸，冰厚六尺，食草木之实，饮牛羊之乳。名王为吾娶妻，妻年虽少，腥膻垢腻，逆鼻不可近，夜宿于土室，衣兽皮，胡妇不通语言，吾是时思欲为中国之犬，莫可得也。凡在漠北，不见生草，时亦得酒饮并面食，皆名王特令人遗吾也。吾自思：此活千百生，不若中国之生一日也。[3]
这些带实感性的心理描绘，体现出小说主人公高言持有的华夏文化中心意识，像其他几乎所有中原汉人一样，早已在心中深扎下根。他们无一例外地总是以一种文化优越者自居，在强烈的中心文化意识影响之下，高言作为一个在中原地区较具有开拓精神的豪杰，走出故土，不是去适应异域客观条件和人文习俗，而是顽强地抱有一种文化回归意识，把自己在外域所遇到的一切，都视为是一种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折磨。如果说，草原大漠异乡风土、生活的某种不适应，的确可以理解，是造成其思乡的外因；那么，华夏中心文化思想和优越感，则是影响其思念故土的内在决定因素。事实上，作为一个强壮的男性青年——曾有着中原豪杰身份的他，并不是不能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而是他从思想意识上就怀有不可破解的抵触情绪，根本就不想去适应新的生活。
二、历史上离开故土的现象及其原因
古代中原人的离乡，多半是被迫的，造成离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征戍徭役，做官，出仕，战乱灾荒，流离，受命出使，被俘，异国寻法，公主远嫁等等。
（一）早自《诗经》的战争诗，就表现了周民族作为一个核心文明、主体民族对周边部族作战的自豪感，同时也表现了抵御外侮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这里说的核心文明与主体民族，指中原地区发展较高的农业文明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华夏族主体，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区域，是早自炎黄以来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它经历了尧舜时期和夏商两代，其文明程度已远高于周边地区，从而在华夏民族文化融合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主体民族的自豪和抵御外侮的目的虽然使周人拿起了战斗武器，但从另一方面看，周人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因而即便是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仍表现出另一种思乡自伤的矛盾心情，《诗经》中战争诗表达这种矛盾心情的代表作是《小雅·采薇》。这首诗以采薇起兴，由采薇的初生、生长、变长，喻诗人在外出征的时间之长。诗中既表达了作者对外侮强敌的愤怒，所谓“不遑起居，玁狁之故”，和克敌制胜的豪情——“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但又表现了久战不休，久戍不归的战士对故乡的思恋，对自身遭际的哀伤。
（二）古代持久实行的异地为官制度，也是引起离乡思故的又一原因。在古人那里，思乡与出仕心理也发生尖锐矛盾，要步入官场，不免要离开乡土。科场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离故里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获悉某人被委任做官，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就会立即找上门来，希望找一个差事。避开这群渴求沾光的亲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远地离开故土[4]。而古人任官制度便注意到这一点，因交通不便，被遣至遥远道府做官的仕子，能甩掉亲戚纠缠，然而离乡日久，遇见不顺心事，又难免忆起亲戚在旁边的便利，故土昔日的种种温馨，油然而发乡思怀旧之忱。
（三）奉命出使而离乡。在思乡意识定型期的汉代，匈奴人的力量和野心膨胀，连绵不断地蚕食汉族的北部边陲。一方面，秦末在长城地区防戍已经松懈，因为帝国把长城交由囚徒守戍，这支部队军纪松弛。另一方面，在秦朝行将覆灭时，匈奴变成了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国家，他们频频地骚扰毗邻民族，与匈奴人在民族和风俗习惯方面都相近的月氏人已开始西迁。这时，因为同匈奴人争胜负，中原人阵亡将士不知其数。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汉武帝想与月氏人结盟，派出张骞去联络月氏人[5]。像张骞这样奉使离乡背井的，还有羁于北朝的庚信等人。
（四）被羁。与上相联系，因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事而羁留使者、人才，是南北朝时比较常见的现象。徐陵出使东魏，因侯景之乱而羁留邺城达七年之久，从裴让之《公馆宴酬南使徐陵诗》可知他与当地人有诗酒应酬。宇文氏政权注意任用南人，不惜强留。如刘璠请求与梁宗室萧循一同返国，但“太祖不许”，只放行萧循，原因在于宇文氏看中刘氏，《周书·刘璠传》载“刘璠佳士，古人何以过之”。庚信、王褒被强留北方，终身未归。不过，刻骨铭心的苦楚遭遇，使其诗风大变，多羁旅之痕和乡关之思。庾信《怨诗行》描写一个还嫁女子的哀伤心情，很可能寄寓了作者的家国之思。
（五）东汉至魏晋，先为求仕求学者众，据《汉书·儒林传序》，仅顺帝时京师太学校舍就有1800多间，太学生30000多人；班固《东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后因战乱，瘟疫饥荒流离者多。《全汉文》卷八献帝《令州郡罢兵诏》说：“今四民流移，托身佗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魏书·食货志》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谨，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王粲《七哀》咏“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曹植《失题》的“游鸟翔故巢，狐死反丘穴”等均有人同鸟兽甚或不如的孤独与危机浓氛。晋人夏侯湛《夜听笳赋》嗟叹“越鸟恋乎南枝，胡马怀夫朔风；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滞而发中”；湛方生《怀归谣》亦咏“感羁旅兮苦心，怀桑梓兮增慕；胡马兮恋北，越鸟兮依阳；彼禽兽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乡。”唐人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七载此间思乡之作甚多。无疑，古代饱学之士所编写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作为古老的农业民族，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就很早培养了中国人的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乡土情蕴。《汉书·元帝纪》语曰“安土重（唐颜师古注：重，难也）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王符《潜夫论·实边》称：“夫士（安土）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扬雄《连珠》也认为：“安土乐业，民之乐也。”可见，这“安土”一语破的，说明了中原古人对故土的依恋，点出了思乡文化心理成因。
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农耕，长期以来，一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资料，自然被更加看中，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教化政策及某些法律措施，从一个侧面整合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恋土保种安居意识，无疑是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于是历代统治者以不同的形式来巩固、延续和发挥。汉代法律明确规定，不许人们自由迁徙，且隐匿逃户有罪，连官员甚至诸侯王也不得离开自己的封地。《汉书·淮南厉王长传》载薄昭书：“亡之诸侯，游宦事人，乃舍匿者，论皆有法。”隋唐律法仍沿此例。作为汉律延续的《唐律》即有：“诸脱户籍，家长徙三年。”此在《唐律疏义》卷十二上昭昭可见。
山隔海阻的地理环境，也影响思乡之情愫。通常认为古代中国有效行使政权的“政治疆域”是大陆上的中原地区，其西、北、南有青藏高原、燕山、太行山、巴山、武夷山等等隔断，而东面与东南是大海，中国沿海有三个地理特点有助于封闭心理的形成：一是多岛屿，并无大陆构成威胁；二是黄海东海风力太强，而离岸稍远就缺少停泊之处；三是宜建良港的仅有山东，辽东两半岛与东南沿海，而山东半岛虽然接近中原却为泰山山地所阻，较为孤立，辽东半岛与东南沿海均远离中原，余者则多沙滩，不利航行，还反易构成阻塞区域[6]，所以沿海在古代多为偏远地区，竟构不成与中原争胜的资源与景观。
思乡恋旧，实质上就是宗法制人伦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反映出偏重社会伦理的民族心态与价值取向。论者指出中国古人“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观念上就是延长而为敬德。同样地，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在伦理观念上也就延长而为宗孝。”[7]这种敬德宗孝观念，首要表现就是不忘故旧。因而《左传·成公九年》载，楚囚虽然被俘，言称先职，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对于一个敌国囚徒，竟然在道德评价上如此之高，曲折反映了当权者对臣民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氏族血亲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体现。尽管，孔子偶或也批评“小人怀土”[8]（P38），但“小人”此语境指的是众人，恰恰说明怀土观念的普遍性。晋代成书的《列子·天瑞篇》从否定角度谈到：“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离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因而，自汉代起，中国历代流民在灾荒战祸后都纷纷回归故土。
三、高言夷夏观念的历史溯源
我们知道，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一千三百多年间，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先后出现由不同民族汇合而成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它们与周围的民族互相往来，并逐渐扩展到自己周围的不同土著集团，经过十几个世纪的融合和同化，终于形成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华夏民族。它们对异族，自感文化上的优越，视华夏文明为一整体，自称“诸夏”，而对那些与自己的信仰、礼俗、服侍等不同的民族则称“夷”、“蛮”或“戎”、“狄”。古时，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皆被称为“蛮夷”，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称。
直到春秋时期，秦、楚、吴、越等国在中原诸夏国家的眼中还被视为异类。即使在诸夏地区之内，并且与诸夏种姓相同，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也往往被排斥于诸夏之外。如周代的羌戎与周王室母系的姜姓同族；骊戎与周室同姓，但仍被称为“戎”。可见，春秋时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正如，《春秋公羊传》所载：“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诗》、《书》、《礼》及春秋纪传等儒家典故中，夷夏观念不仅包括着地域、种姓的内容，而更主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主要是礼仪、服侍、饮食、风俗等文化上的分野。
正因为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至战国时代，内地戎狄大多被诸夏国家征服或同化，使诸夏内部的种族日趋单纯。而边陲国家如秦、楚、吴、越等也因长期吸收诸夏文化，逐渐进入诸夏集团，逐使诸夏的范围扩大，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基础。由《诗》、《书》、《春秋》等先秦典籍所奠定的夷夏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孔子向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以毕生的精力整理殷周以来的典章文物，意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所处的春秋时代，中国还没有统一，因此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有夷夏观念。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8]（P24）另外，《论语》中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8]（P91）“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8]（P140）这两条材料，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夷夏之辩的问题，但其含义很清楚。正因为夷狄之处无礼义，故或曰“陋”。但孔子似乎大有传播礼义、推道训俗的信心，因此在回答樊迟问仁时，乃强调恭、敬、忠等道德条目在夷夏之邦也要维持的主要意义，其中含有用夏变夷的因素。
总之，自殷周至春秋时期，中国文化显然已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强大传统。特别是由于西周承袭了发轫于中原地区的殷代文化，一切制度，日趋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学术、道德等意识形态也经过孔子的整理与传授，形成了系统。所有这些，都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基础有密切联系。
秦汉以后，虽然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战国时的百家之学对儒家所发生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在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已无法再作夷夏的区别。这一现象表明，所谓“诸夏”文化已越出了黄河流域并打破了自己的局限，把原属于蛮夷之邦的秦、楚、吴、越等优势的地方文化吸收到自己的文化范围之内，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民族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特别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对传统的夷夏观念，甚为薄弱。唐太宗推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即是这种夷夏观念薄弱的表现。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中外文化自由交流的盛况一直沿续到中唐时期。中唐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使人们产生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逐渐的趋向于重文轻武，趋科举以取名利；同时由于佛教大兴，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文化的冲突与矛盾；特别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外族叛乱对国人的精神刺激。诸如此类的因素，使宽松的文化环境骤然紧张，对异族文化重新产生怀疑、歧视和排斥的浪潮，夷夏观念重新萌发。
四、汉民族怀恋故土观念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的怀恋故土的意识，可以说是我们的骄傲，又是我们的不幸，其与国人许多民族劣根性相关。
（一）过于思乡怀土，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古代人异域开拓精神。怀恋故土观念使人的个性独立意识变得浅薄，习惯于随顺社会伦理规范的整合，在伦理义务的约束之下，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说的“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忽视。”此外，古代文人传统心态对故里、家国看得也总是水软山温，乡土观念重，常常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感，不是欢快地告别过去，而是痴迷于找寻，回归精神故乡，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开拓精神，追寻视野和否定意识。
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英雄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里只不过是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精神，歌颂希腊人对自然斗争和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部书的时代背景，从古代的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地上和海上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的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9]希腊人通过这部史诗，来对离开故土进行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中原民族从一开始就缺少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扩张和探险精神，他们总是立足于脚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在本乡本土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一成不变的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温馨的乡土之梦。即使有些作品对祖先英雄加以歌颂，也是以为这些祖先英雄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生活经验、文化视野、尤其是华夏文化中心意识的局限，使中国古人的足迹基本停留在海内，而缺少巡览海外的勇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甘英出使大秦，欲渡海西进，开开眼界，只因闻“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木，数有死亡者”，于是望而却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19世纪前中国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到过海外冒险的经历；而梁启超则注意到：
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巨，此参稽被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遍读汉、唐、明诸史，其能寻我以入于此种智识之深径者，仍甚稀也。[10]
其旅游观念中视海外为蛮野神秘之地，只可作为“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谈资。
在西方文学中表现的海外旅行，往往在惊奇中夹杂者对自身主体人格，进取力量，冒险勇气的自豪和赞美，像英国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困于海岛也不屈不挠地抗争；拜伦诗咏：“从童年起，我就爱玩你的波涛——我多么喜欢他们，如果说汹涌不止的海显得可怕，那也可怕得令人高兴。”[11]在对自然壮美的惊赞之中，对大海和海外世界有着亲近和挚爱感，而不像中国古人的新奇中有着难以排遣的恐惧。
（二）思乡怀土，成就地域文化特点的同时，形成古代中原人某种狭隘保守、固步自封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影响着封建生产力发展更加缓慢，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制度更加腐朽、保守、落后，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农业上使用的耕作方法和手工业技术都是世代相袭，几千年来变化并不大。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的牛耕，也一直沿用到今。
五、《青琐高议》故事成因与时代意义
《青琐高议》成书和流传的北宋时代，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时代。与汉唐盛世相比，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上、疆域版图上都显魄力不足、狭小局促。再加上北部边患日紧，西北游牧民族西夏、辽国、金国等外族对它造成较大威胁，最后终于丧国南渡，维持南宋半壁江山。国力的衰微、儒家思想的提倡，使北宋对域外文化始终处于守势。而北宋夷夏观念愈加强烈，因外患威胁而对异族文化更加持有戒心，一般士大夫都具有较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识。在这种国情下，民族本位文化也就日益加固，其排拒域外文化的成见也就日益加深。北宋在外交上没有汉唐的“和亲”政策；文化上没有汉唐的雍容胸怀。北宋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思想、学术都未脱离中国本位的范围，其对域外文化的排拒，远远超过对域外文化的受容。这些也构成了《高言》一篇主人公心理生成的文化背景。
北宋的文化精神全面弱化，这一时代重文官，不尚学武，不仅缺少唐人豪气，而且，许多政策方略也不利于尚武精神的培养。如史学家所总结的：“各地总管（部署）、钤辖、都监、监押等将官，在宋初专用武将，到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此后，以文臣充任主要统兵官，督率武将，逐渐成为制度，即使以武将为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仍要受到当地行政长官的管辖。哲宗初，刘挚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体现了利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的意图。”[12]在这种情形下，才会发生战场上许多“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现象。这都不免影响到中原人的保守、退缩心态，限制了他们向外域征服的进取心。所以，如同宋代小说《青琐高议·高言》所形象描写的，高言来到外域，就没有当年张骞的气魄和幸运了，反倒有着排遣不掉的孤独、失落和不适应感。
总之，从艺术审美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思乡文学是美丽和宝贵的。但是其中也含有不可回避的消极性成分。我们在总结借鉴艺术美创造经验的同时，沿此进一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当是中国古代文学宏观研究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应忽视的课题。《青琐高议·高言》一篇对于主人公在文化交流中那种思乡恋土情怀的描绘，就给了我们这方面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