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视角下翻转与社会历史观的范式演进
张大圣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西方形而上学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客观视角，到近代哲学的主体视角，再到现代哲学努力突破形而上思维的中介视角的三次翻转，相应地推动了社会历史观研究范式的三次革命性的演进。通过探索在不同时代精神和认知视域下，人们认知和反思社会历史观的范式演进，可为理解社会历史观提供一个历史与逻辑、时代与精神相统一的架构，对于在理论回溯中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关键词： 社会历史观；形而上学；范式演进
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似自然性，也深深地烙印着人的自由意志所展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与合目的性。人们在参与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反思着时代精神。对时代精神反思而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历史观，进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西方哲学在随着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依次形成和演化出了以客体视角、主体视角和中介视角为主的概念体系、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不断演进的形而上视角推进和限制着社会历史观的研究范式。
一、从形而上的客观视角审视社会，构建单向度的客体范式
代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最早是以神话来理解和反映他们的社会。在这样的视角下，人们充满了人格化的情感、原始的欲望和迷狂的宗教精神。后来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以朴素的“一”和“多”以及“变”与“不变”的思维方式探讨存在的本原。无论是伊奥尼亚派的“水、气、火”，或是毕达哥拉斯派的“数”，或是爱利亚派的“是者”，再或是元素论者的“根、种子、原子”，都为早期人类认识和把握社会树立了一个朴素的客观范式，使人对社会的认知和把握发生了质的飞跃。随后，智者学派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视角，对客体范式的思维界限和确定性产生消解作用，同时打乱了社会的发展秩序，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社会认知和政治参与的投机与混乱。柏拉图综合前人思想，以理念作为最高的形而上本体，宣称社会上大多数不知道理念的人就像是困在洞中的奴隶，只能看到洞壁上被火光照射后的影子，而唯有那些体悟到客观真实的理念，才能获得自由。柏拉图认为，唯有拥有直观纯粹理念视角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王，去指引、统治和解放其他人。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历史观中，其实就是鼓励人们去探索隐藏在各种社会现象中不变的客观本质，从而更清醒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中的各种现实和活动。后来的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其实也是突出“神”这一绝对客体在社会中的绝对权威，来禁锢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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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构建出的单向度的客体范式对人们把握社会和促进社会的进步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首先，突破了早期人类的非理性活动。早期的希腊文化，充满着对欲望、力量的追求。从他们所崇拜的神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洋溢着放纵与狂热。爱智慧的人把人们引向对客观原则的探索，并以此来确立他们的社会活动规则；在此基础上，构建客体思维范式，进一步寻求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不变的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压制人或人类群体的本能冲动，使社会的运行更加理性有序。其次，利于社会中形成更为广泛的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得以形成的内在凝聚力。早期非理性的社会由于共同文化的不稳定性、区域差异性和感性片面性而导致包容性弱、冲突性强，不利于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群体。而基于客观范式中的某一种客体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文化，无疑更具有先进性、扩张性和一定的包容性。这为狭隘的城邦向广袤的国家、分散的部落群体向人口众多的民族之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基督教确立的相对于人的绝对客体——上帝，几乎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最后，单向度的客体框架构建的社会，巩固了人类社会的等级制。由一个最高的客观原则单向度地构建社会，使社会在构建中分化出一些自称或公认接近某一原则的统治集团或阶级，以此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例如：柏拉图通过社会中人们对理念的认知程度不同，提出哲学王的主张，其下又分化为武士阶层和生产阶层；基督教所确立的“上帝”，也为世俗政权的严密等级作出合法性的论证。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单从客体视角考察和建构的社会秩序，反而会阻碍社会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暴露出这一思维框架的弊端。首先，以这样一种客体的逻辑审视社会，其思维是外向性的，它关注的是社会中各种现象和物质对社会及人的影响，而真正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特异性还没有被主题化，人被视为与其他存在者，如房子、马、石头、艺术品同样的东西”［1］（P7）。单向度的客体思维方式，在忽视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同时，对人的自由个性也是一种压抑。其次，社会意义的片面化或虚无化。这种视角把社会客体化后，没有意识到在社会中唯有人才能担起反思意义的使命。而从客体视角思考社会的意义，或是像柏拉图的“理念”，把一切丰富圆满的意义赋予抽象的理想中的观念图式，具体的人的现实意义却被虚无化；或是像基督教的“上帝”，人生的意义不是蕴含在人的生命及其活动本身，而是压抑人世的意义，追求天国的幻想。
在现实社会历史实践与“主体—客体”范式内，精神文化的交织碰撞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难题和认知困境。时代与文明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解构效应，为突破旧的范式、寻求新的视角孕育了胚胎。
二、从形而上的主体视角审视社会，构建“主体—客体”互动范式
伴随着人的主体视角的确立，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建构出了以“主体—客体”互动范式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在这样的范式所指引的精神文化氛围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巨大的激发，人类以社会主人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优越性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社会主体——人的解放与凸显，尤其是人的理性得以张扬，极大提高了人的劳动效率和创造性。物质的丰富和效率的提升，使人在社会中具有了更多选择机会，社会内部结构的流动性加强，动态有序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二是社会的自我反思能力增强。对某一社会现象不再以单向度的客体范式进行机械的分析、权力的压制，而是在全面审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时，必然会兼顾客体本身的多样性和反作用的多重可能性，从而多角度和更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实体间的相互制衡和自下而上的民主。三是在“主体—客体”互动范式中构建的社会历史观，由于各个主体性的尊重和包容，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追求多元化。与此同时，一个范围的社会同其他社会间的共容性、开放性得以增强。各社会间以往的征服、压制和排斥更多转向通话、融合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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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凸显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推动的，在历史上主要发生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主体逻辑的确立，海德格尔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作为主体性形而上视角的开端。因为这一命题所体现的思维模式，“事物和存在者整体的一切意识都被归结为人类主体的自身意识（作为不可动摇的全部确信的基础），在后继时代里，现实的现实性被规定为客体性，即通过主体并且为了主体而被把握为被抛向它对面，与之对峙的东西”［2］（P127）。
在“主体—客体”互动范式内，似乎可以解释、涵盖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并且能够不断挖掘人类社会运动的内在本质。但就像牛顿所构建的经典力学大厦那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所隐含的危机亦逐渐暴露出来。首先，“主体—客体”范式的二元结构断裂与现实的社会有机体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无论是严密的逻辑经验证明，还是精密的辩证理性，在某一层次或某一领域的社会现象中可以忽视或调和这样的矛盾，但都经不起深入微观的追问和复杂有机现象的检验。其次，社会认识主体的不在场或在不同的场的困境。当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去看待某一个社会现象时，面对同一事实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使作为同一个社会历史现象的局中人，也会有不同的反思和主张。甚至解决相同的社会问题，两种相反的手段都能够成功达到目的，或是都同样会面临失败。这样一种源于所在场的不同而引起的社会建构的分歧，远非“主体—客体”的二元框架所能解释得清楚的。
如何修补主客体二元结构的断裂，在现代哲学中依然充满争论和难题，人们不断地努力在主客体之间架起桥梁，为跨越这一峡谷提供多种可能性，甚至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本身进行怀疑和重试、批判和超越。
有单向度的客体范式所构建的社会，由于等级森严、压抑人性，越来越阻碍社会及社会中人的发展。转换对社会审视的视角以及构建新的范式体系，成为社会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需求。
三、从尝试打破形而上思维的介质视角审视社会，构建“主体—中介—客体”的多维范式
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性变化。主要是藤尾自身的性格。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藤尾的死令人遗憾，但这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他说：“我是爱你的人。”这是我在日西冲撞的牺牲品。
现代的语言哲学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语言中介出发，尝试以“语言转向”破解“认识论困境”。语言哲学发现人是生活在自己构建出的充满语言的社会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能直达客体（世界），除非经过语言；同样，客体（世界）也不能为主体世界所反映，除非经过语言”［3］（P5）。不仅仅是在社会历史的主客体之间开辟了分析路径，语言哲学还从本质上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指出人的生存结构以及在其上形成的社会化交往和情感意识结构，同人所表达的语言逻辑具有同构性，而人的生存状体和情感意识需要语言进行表达，通过语言得以理解，“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4］（P39），在对语言的追根溯源中显现出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本质；将语言作为中介视角来审视社会历史，体现出了新的价值追求。对隐蔽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挖掘，使人们看到了隐藏在社会哲学的实证化或中立性学术研究的背后，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蕴。
严重及长距离的周围神经损伤或者缺损依旧是临床治疗的一个难题［1］。目前治疗周围神经缺损的金标准是自体神经移植，但因来源受限，造成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使供区失神经支配而带来诸多并发症［2］。近年来，神经组织工程的研究为长距离神经缺损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3］。然而，如何为神经组织工程植入活性和功能良好的种子细胞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以语言学构建的“主体—语言—客体”的多维框架下的社会哲学，在其深处仍存在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有待澄清。首先，社会哲学的语言学对许多传统问题的消解并不代表原有问题的实际解决。原已存在的社会本体论问题、社会认识与客观存在的本质联系等并不能被弃之不理。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关系到社会哲学的语言分析，我们应该利用社会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加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次，社会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通过对社会各种语言及文本的分析，对传统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揭露了社会言语的意识形态性，为现代社会注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文本意义的多样化不能遮蔽是非判断的标准；更进一步讲，即便是借助语言视角对社会历史观以及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批判，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P11），在改造语言发生的社会环境、实际地变革当前社会历史缺陷方面，语言范式中社会哲学的唯心无力感正是其致命的缺陷。
四、结语
马克思通过实践范式的确立，打破了西方形而上学从“理念”到“理念”的狭隘视域，从现实的人的生存生产生活出发，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规律，并从现实的人的现实解放和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趋势出发，为人们指出改造社会、变革社会的科学理想、现实途径和力量源泉。在实践范式的指引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P501）。
参考文献
［1］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9（6）：35-3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蔡曙山.人类心智探秘的哲学之路——试论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J］.晋阳学刊，2010（3）：3-11.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10-0008-03
收稿日期： 2019-10-05
作者简介： 张大圣（1989—），男，河南开封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7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10.003
（责任编辑：张红雨）
标签：社会历史观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范式演进论文;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