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国家战略——王缉思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气候变化论文,教授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海滨(以下简称“张”)：王教授您好，记得您曾在2002年《略论当前世界的政治特征》一文中曾提出资本畸形的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和生态失衡。2007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构建”为主题的研讨中您又提出，以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应当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关注气候和环境问题？
王缉思(以下简称“王”)：我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首先，跟我在牧区和农村的经历有关。从1968年到1975年我在内蒙大草原上劳动了7年。当时，我们不尊重自然规律，把大片的草场毁掉，变成农田，要让内蒙古草原变产粮区，成立了好几个生产建设兵团。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荒唐。我1997年回到原来插队的东乌旗去看，因为过度放牧等等各种人为因素，那里的草原已经面目全非，沙化严重。因为不忍心再经历这种内心痛苦，我2009年改去了据说草场最好的呼伦贝尔草原。令我震惊的是，毁草造田的事还在大规模发生。为赚钱从内地引进移民，种植农作物，大搞旅游业，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实在是令人心寒！对此，好像还没有什么政府部门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
其次，我有国际比较的个人经验。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年出国十几次，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国内的空气、河流、湖泊、草原跟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国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比我们强很多，这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很受伤。当日本人、美国人在拼命保护自己的森林的时候，我们却在向他们出口那么多一次性筷子和家具。我在日本就餐时，用了许多中国筷子，心里很不舒服。
第三，我注意到目前一些关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错误观点，感到需要从理论上认真加以研究。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征服自然、破坏环境是西方的文化，保护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的文化。这种说法对吗？我们在内蒙“改造草原”，大讲“人定胜天”，难道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很多，包括人们生存的需要，但是跟东西方文化的优劣没有什么关系。要爱国就为保护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是把账算到别人头上。谈气候和环境问题，当然涉及国际关系。但我主要不是因为研究国际政治才关注这些问题的，而是因为关心环保，看到生态环境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希望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加以促进。
一、气候变化问题到底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张：气候变化问题很复杂，技术性很强。关于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是真问题，在国内外的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些争论。2007年3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播放了名为《全球变暖的大骗局》的纪录片，该片认为，“全球变暖说”其实是由狂热的反工业化环保分子创造出来的，背后是一个高达数百亿美元的产业。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的11月17日，一名黑客通过网络，入侵了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部门的邮件系统，盗载了大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上传到由气象科学家主办的“真实气候”网站上，声称研究数据被人为掩盖，因此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说法值得怀疑。在我国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纯属自然现象，现在气候问题很热，其实是炒作。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应该如何认识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到底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王：气候变化问题是真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上最权威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影响、适应与脆弱性》已经说得很清楚：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是无可置疑的，而且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至于你刚才提到的“邮件门”风波，2009年12月4日，负责科学部分评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WGI)联合主席秦大河及托马斯·斯托克(Thomas Stocker)教授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全球变暖是全世界无数的独立研究机构多方观测的结果，并不依赖于单一实验室。陆地、大气、海洋及冰雪覆盖的地区，都显示了这种趋势，全球变暖这一事实不存在疑义。2009年9月18日《中国气象报》刊登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的《气候变化下的生态危机》一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生态安全构成威胁，一些物种因为气候变化已经灭绝或濒于灭绝。我最近还主持了秦大河院士做的一个讲座，他讲的主题就是近几十年来的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很有说服力。
其实，气候变化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科学家早在30年前就意识到气候变化同人类活动的关系问题了。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绝大多数科学家和各国政府都已得出一致的结论。有些人不相信这个结论，那是个人的自由，不能强迫，但是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少数人不相信的基础之上。不能因为有少数专家不同意这种观点，就改变我们现在的政策导向。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人生病了，然后找了十个水平差不多的医生，八个医生都说是癌症，需要动手术；还有一个医生说不一定，没想好；只有一个医生说不是，用不着动手术。结果是，85％的医生坚持应该动手术，15％的医生反对，这时候他怎么办？肯定去动手术啊，也就是说必须要尊重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因此，不论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还是其他问题研究的，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另外，在科学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什么科学结论是所有专家一致同意的。进化论不是至今还有人质疑吗？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争议，就不往下做事情了。如果这样，我们的社会怎么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往前走，而要行动只能依据专家的基本共识。
二、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阴谋论”和“陷阱论”
张：目前在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和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是西方设计的一个陷阱和阴谋，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主要意图在于延缓和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您对这种气候“阴谋论”或“陷阱论”怎么看？
王：西方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永远无法说清楚，因为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必过多去考虑西方人的动机是什么，而是应该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在哪里。如果我们照着西方的逻辑，按照西方过去的工业化方式去发展的话，是不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生态环境不加以关注，不搞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中国会是一个什么状况？这跟西方的动机没有关系。如果去想西方的动机，就可能自己把自己弄糊涂了。
如果说气候变化的议题是西方的“阴谋”或“陷阱”，我也可以怀疑西方把中国当成“世界工厂”，以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和生态恶化为代价，在中国投资于附加值很低的产业赚大钱，才是阴谋和陷阱。而且我们已经是受害者了。如果我们按照过去的增长方式走下去，受益的是西方，吃亏的是中国的普通百姓，损失的是中国子孙万代赖以生存的生态。同样是西方人受益的事，为什么节能减排是阴谋，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就不是阴谋？不能根据西方人设不设陷阱来决定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这个思路是错误的。
不能因为西方人想让中国做什么，中国偏不做什么。这个逻辑实在太简单，也太可笑了。难道西方跟中国势不两立？如果真的是势不两立，为什么中国还要跟西方合作？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我们并不考虑西方是不是喜欢中国摆脱贫困。但是，过去的增长方式的弊病很快显露出来了。耗费掉我们那么多的自然资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先是给西方人生产鞋袜、衣服、玩具，后来是电器，现在又开始造汽车，但使用的都是中国人，耗费的是中国资源，或者是中国到外边买来的石油等等。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很廉价，产品出口了，但是工业废料、受到污染的水和空气都留在这里了。怎么不想想西方人有没有设一个陷阱，就是使中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中国的劳动力永远这么低廉，然后去使用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
中国人的最大利益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污染，是因为它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大利益，不是因为它迎合了西方人的需要，与西方搞不搞阴谋无关。
“西方陷阱论”等等，反映了一个严肃问题：我们是不是太关注外国人怎么看我们了？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中国人的看法？有的报纸整天关心西方人说我们什么，还出专版刊登外国怎么议论中国，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在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看报纸，从没见过这样的专栏，刊登外国人怎么看本国。这种对海外舆论极为敏感的现象，跟“阴谋论”盛行是有关系的。其实，如果国内媒体和公众不那么在乎西方人说什么，西方如果有什么阴谋、陷阱，不就起不了作用了吗？
三、气候变化议题与中国的国家战略
张：气候变化问题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从技术层面展开的讨论已经很多，但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的分析仍然少见。您能否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做一个分析？
王：中共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做出了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和加强是相一致的。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而且关系到子孙万代的福祉。我主要还不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甚至觉得，从中国看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气候变化。实际上，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这三方面问题是同根、同源、同步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我国，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甚至比气候变化还要严重得多，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这个问题好像外国人并不怎么关心，但我们自己应该关心。这些年来，我们采用了传统的增长方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我相信这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转变观念和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将来面临巨大的灾难。现在环境恶化已经很难逆转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就完全不可逆转了，我们的子孙万代将要受苦。2006年9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因环境污染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研究报告。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05％。如果在当时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如此看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被环境污染所吞噬。
到底经济增长重要还是治理环境重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人当然会说还是经济增长重要，如果经济不增长，将来会有钱去治理环境吗？但事情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进行加减法。治理涉及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可以提高到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拿钱就能买来健康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也涉及人生活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是要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还是日本式的生活方式？
张：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您所说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王：生活方式不等同于消费方式，比消费方式更宽泛。比如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在人均消耗的能量、热量、食物等都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很多，人均住房面积比日本、中国这样的国家高很多，每户拥有的汽车数量也位居世界前列。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高消费型的社会。不仅高消费钱，而且高消费所有跟生态环境有关的东西，比如汽车、住房、燃油、电、煤气，等等。这就是我所指的生活方式。显然，在中国一般人心里所想的生活方式，就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是说要住大房子，要开汽车，而且要好汽车，最好每人都有一辆汽车，还能到处旅游。同时还要求电费很低，水也可以随便用。国外许多大城市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彻夜通明，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就是现代化吧。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常常表示惊讶：哎呀，中国变化真大呀，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在搞建设，车水马龙，好极了！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值得我们一直追求的生活方式吗？我认为应该对什么叫现代化、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最关键的是官员、知识精英、媒体人士能不能够有一种新的意识：第一，美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绝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理由很简单：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一样大，它比中国的地理环境优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1/4。第二，把美国生活方式作为个人追求目标，实际上只有极少一部分中国人能够实现，结果就会在少数人和绝大多数人之间造成巨大的社会鸿沟和矛盾。设想一下，极少数人可以一人拥有好几辆高级车，有非常大的房子，还打高尔夫球，在全世界旅游，随心所欲。但绝大多数人只能去采煤、盖房子、给高尔夫球场修草坪，给别人修车。这能是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吗？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应该想得更远更深。
张：您的意思是说，气候变化其实是个抓手，正好反映我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它促使我们必须做深刻的反思？
王：对。如果我们就气候变化谈气候变化，说海平面会上升，又说多少年平均气温上升零点几度，物种迅速消失。有人就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海平面上升还慢着呢，地球上物种那么多。的确，如果你不是那么关注环境，或者环境意识不强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些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把它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看，就不得了了。
中国目前的国家战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际战略，是从对外政策、对外关系层面来理解的。另一部分是国家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y)。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前面我已谈到，我们急需观念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这跟我们的对外战略是相一致的。只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对外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就可以达到，即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明确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同时，我国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发展方向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现在所有国家都赞成应对气候变化。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比它有更高的共识度，只是在具体的责任、行动和方式上还有争论。
四、气候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张：气候变化现在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焦点。气候变化问题是如何进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一个偶然现象，还是有其必然性？
王：气候变化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产物。几十年前，甚至就在30年前，国际政治领域所关注的主要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会不会打仗？怎么避免战争的发生？但是今天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大大减小了，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也不大可能发生。国际关系研究更着重于经济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就是涉及国计民生、广泛的国际交往和竞争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成为不可避免、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一个时代变化、议题转换的结果。这与中国国内的议题转换是同步的。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先是经历了一个外敌入侵(比如鸦片战争)、大国军事冲突(朝鲜战争、中苏边境冲突等)的阶段，然后逐渐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平不用说了，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这是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主流认识。但是，自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来，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也包括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高度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外交既然是为国内中心任务服务的，国内中心任务在重新界定，国际问题研究者就不能不关注国家新的工作重心，就离不开能源、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与金融安全等同等重要，而且又是相互联系的。
张：您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时代不同了，我们关注的焦点也应调整和转移？
王：是这样的。从建国以来前30年的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或者科学发展观，这是三个不同的认识阶段。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但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许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第二个甚至第一个阶段。我不是说和平与发展的传统议题就不重要了，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和国内关注点的转移，我们研究的方向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
我一直在研究中美关系。现在，如果研究中美关系而不研究人民币汇率、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问题，那我们谈什么？就剩下台湾问题或者朝核问题了，但这些只是中美关系诸多复杂因素中的一部分。如果不研究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出错或者不全面。一句话，时代发生变化了，不能只围绕那些传统问题来做文章。
张：您刚才概括了中国国家战略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主动改变观念，调整战略是不是很重要？
王：当然。提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战略，与其说是对国际形势的反应，不如说是对中国国情和对中国面临中心任务的重新思考。1978年以后中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主要不是世界变了，而是中国自己变了。1979年初中越发生边境军事冲突，年底苏联侵略阿富汗。从对和平的威胁来说，很难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环境比70年代要好多少。但中国的指导思想变了，认为不一定打仗了，就往和平方向做进一步努力，避免了战争的发生，还实现了大规模裁军。所以，观念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不一定是客观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是中国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当认识到中国如果还不加快经济发展，国家就难以稳定的时候，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现经济增长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代价太大，可能牺牲了一定的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限制了未来的发展空间时，就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我想强调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也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好，主要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
张：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应如何开展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
王：作为国际政治学者或国际问题学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摆正气候变化问题在整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占的位置。另外，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同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都没法分割，当然跟国际关系也就没法分割了。
张：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有哪些具体问题值得关注？
王：我认为目前有两个相关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价值观的问题。当中国要在世界上高举和平、发展、和谐这面旗帜的时候，实际上展现出一种与世界各国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我们负有保护地球、关心后代、促进整个人类和谐生存和发展的共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找到了一个与外部世界的契合点，一个共同的主张、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不管是来自东方、西方、南方还是北方，大家都只有一个地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不是仅仅排放到自己的境内，而是排放到整个大气层，影响全世界。所以，尽管我们说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首先是有共同责任。区别的确存在，但大家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找到了一个共性。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使中国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有了一个充实的内容。如果人类不能与地球、自然和谐相处，那么人类社会、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另一个是国际制度问题。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的国际制度还很不完善。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来规范各国的行为，使地球更加美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角度看，需要研究什么样的国际气候制度能够更好地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融合在一起。
张：最近几年，媒体在气候变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相关报道，您如何看待媒体在推进气候变化议题研究方面的作用？
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对媒体现在的报道和宣传不满意。国家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上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报告，如2007年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讲话，都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并且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但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与国际问题有关的报纸杂志，很少能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次上来讨论，而是热衷于去做那些吸引人眼球的其他题目。
五、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张：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中国应该坚持什么原则？
王：我很赞成遵守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外交上中国应该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明确说明，中国不能承担跟他们同样的义务。但是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外交上有这样的立场，要坚决抵制西方压力，就放松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的工作。这二者并不矛盾。
西方国家历史上和现在做了很多坏事，比如搞殖民主义、环境污染、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等，给世界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我一直认为，美国在很多方面树立了一个坏的典型，比如它的纵欲无度、高消费、高军费支出。如果在这些方面美国是坏的榜样，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呢？不能说因为西方做了坏事，我们还没做呢，我们跟着它做。
张：的确，国内许多民众把实现美国的消费方式作为自己的理想，如您前所述，住大房子、开好车。您如何看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坏榜样？
王：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最后才醒悟过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已经对地球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当然应该批判它，但批判它的同时就不能学它了，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实际上有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你有了钱就可以追求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可是没钱的人怎么办？城市里的人可以喝自来水，也可以喝过滤过的洁净水，还可以去买矿泉水喝。但我们要想想贫困地区的人，当一条河流被污染，他什么水也喝不上了，更买不起矿泉水，还会患癌症，贫病交加。这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碳排放量的问题。最近胡锦涛在联合国强调要进一步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非常正确。说明中国将继续加大节能减排、治理环境的力度。
张：当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扮演领导角色的呼声日益强烈，您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应该担当领导角色？
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但中国发挥的作用不能叫做领导作用，应该是牵头作用。牵头作用和领导作用在中文语境中是不一样的。领导意味着在某种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意味着等级制、上下级关系。在气候变化领域没有谁能当领导，尤其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有约束力的机制的时候，只能叫做牵头作用。所谓牵头作用，是指协调和倡议。比如说，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把六个国家召集在一起，提出一些倡议，寻找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而这种共同点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的国家形象。“牵头”还指起到“带头”作用，把国内的事情做好，起到示范作用。我觉得中国应该起这个作用，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在这方面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有些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不强，没法承诺什么事情，但中国政府的能力强，一旦承诺是有能力做到的。
张：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王：中美气候合作势在必行。中美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合起来超过全球排放的40％。如果中美两国不起带头作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一句空话，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果中美不起带头作用，如何指望别的国家会积极应对？如果别的国家因此而感到很失望，气候变化问题就更难处理了。那么，中美两国是否存在合作意愿？中国肯定有，美国有没有？可以说美国一部分人没有合作意愿，但另一部分人有。那么，中国可否争取那一部分有合作意愿的人，来推动这种合作，而不是很消极地说，有一部分人不愿意与中国合作，提出很高的合作价码，所以中国就不去合作了。中国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美国是否与中国合作，与中国是否力争它的合作是有关系的。
我认为，从美国国内的气候政治来看，未来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更有希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奥巴马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他又掌握行政权，所以他现在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布什政府时期影响很大的一些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如石油集团的影响力，如今大幅下降，而主张用力度更大的方式来节能减排的政治力量，包括州政府、州议会，影响显著增强。二是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美国的全民共识。最近，我与美国一个基金会的人聊天，他们说今年西雅图的夏天酷热，难以忍受，而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使美国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急剧上升。即使是美国的大企业巨头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比如波音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等。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
张：您能否在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下谈谈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
王：气候变化问题对中美合作来说既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也可能变成一个新的摩擦点，比如碳关税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处理。当年中美之所以能够建交，是双方国际战略的需要，即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扩张，也都希望尽快摆脱越南战争。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对付一个共同的威胁。此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经济全球化也在加速发展，经济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这个阶段持续到现在。中国买了那么多的美国债券，美国在中国投资这么多，双方的贸易量巨大。从现在开始，气候变化议题对双方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机遇。这是否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还不好说，但它的重要性不应低估。当前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美国提出气候变化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而且都与全球潮流一致，这不是偶然的。美国经济到了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的阶段，而气候变化问题这时也到了非应对不可的时候，挑战和机遇并存。美国人试图把这种挑战变成新的机遇，以独占鳌头，继续保持其在世界的主导地位。
张：那么，美国的气候新政与中国有何关系？它对中国有什么需求？
王：在这一点上，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如果中国不配合，美国的政策调整难以进行。美国人普遍相信，美国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但如果中国不配合，美国就白做了。因为美国减排工作会被中国增加的排放量所抵消(实际上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这就是美国气候政治的现实。所以，在中美气候对话中，中国表示要加大减排力度，发展清洁能源，实际上就是在帮美国那些主张节能减排的人的忙。绝不能小看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其影响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