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初年的国粹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国粹论文,思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20世纪初年的国粹思潮，学术界大多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一、这次“古学”运动发起人是资产阶级革命著名的理论家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由于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连同他们发起的国粹思潮，也加以肯定。二、这个思潮所打的旗号是爱国和抵制欧化，大约正因为有这两条，人们通常愿意把这个思潮称之为爱国的进步的。对这两条的实质却很少有过认真探究。至于他们宣传“古学”时把封建主义、复古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起宣扬，也都采取谅解的态度。可是，评价一种学术思想或者评价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主要是看它的社会实践，即对社会历史进程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而主要并不单是看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宣言。
我这里说的20世纪初年，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前这段时间。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在大变动时期，当时的历史特点是：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发展，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二、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等人迅速堕落为保皇党，坚决抵制和反对革命。随后，立宪派和革命派就改良和革命进行了大论战。三、大批知识分子在中日战争之后，为寻求中国的出路，冲出国门，留学外国，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醉心欧化”和盲目崇洋的现象。这部分人主要是买办阶层和一部分缺乏自信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国粹主义思潮。以章太炎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为旗手，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提倡“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如何评价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它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所起的作用，有必要对国粹思潮的活动内容和社会影响加以分析：
第一，国粹思潮的出现主要目标是抵制西学。国粹思潮的骨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学识和理论方面是有相当影响的。这批人有很深的旧学根底，对旧学有浓厚的感情，提倡国学，宣传国粹，迎合了革命派内部旧学根底较深受新学影响较少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也迎合了立宪派和其他派别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很快形成一种思潮。至于出现国粹思潮的上述两条理由，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例如：其一，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太炎演说录》第6页）可见，防止欧化，是提倡国粹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当时“醉心欧化”的人究竟有多少，都有些什么样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没有说。不过，在19世纪末，由于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广大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清王朝失去了信心，把眼界引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和日本，向这些国家探求真理，寻求中国的出路。于是就出现一些人“大购西书”，想把清王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西方各国作个比较，查出中西之间差异的究竟。恰好在这时候，中国开始向国外大批派送留学生，这种历史现象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两种心态：一种是担心西学的盛行，会冲垮旧学的堤坝。这是一种保旧学防西学的心态；而另一种人，即知识分子当中的有识之士，这部分人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对这些现象报以极大的热情。例如，1902年4月，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就尖锐地指出：“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尽管梁启超在这个阶段也有过主张“取旧学磨洗而光大”的言论，但对西学还是抱比较积极的态度的。正如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过的：“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就在20世纪初，他先后介绍了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有影响的思想家达50多人的学说给中国。并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根据自己的理解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政治主张，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第167-169页。）。在这个阶段，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有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形成“全盘西化”的思潮。国粹主义的兴起或多或少把矛头指向“全盘西化”或“醉心欧化”，这未免有些过于牵强。实际上，如章太炎所说的那种断言“黄种必定剿绝”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对革命事业构不成威胁。
当然，由于国粹派的主要人物，多曾经向往过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对西学多少有点认识，在倡导国粹时，总不愿与西学过于对立，而喜欢说“国粹无阻于欧化。”许守微就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西人的“算学之入中国，翕受之而成一精妙科学也。今译学又然。……而能治国学者，新学脱稿，争走传诵，奉为瑰宝。”国粹无阻于欧化，也讲了一些道理。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谈到国学时，则认为国粹是“精神之学”，西学是“形质之学”。主张西学的人是“糟粕六经”，“放弃道德，掊击仁义”。而国粹则是“道德之源泉”，“文章之灵奥”。可见，作者的根本态度，仍然是排斥西学，崇尚国学。
其二，关于用“激动种性”增进反满立场问题。章太炎曾经这样说过：“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倒是他们提倡国粹的初衷之一。不过，这里的“激动种性”和“爱国”都是有特定含义的，具体说来就是利用所谓“夷夏之辨”的封建传统思想和历代汉族反抗国内其他民族统治的史事，鼓动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排满和推翻清王朝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有一致的一面，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革命的一面。然而，章太炎、刘师培有排满思想并不仅是为了革命而排满，而是自小就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书著中承继了这种排满思想。到20世纪初年，公开举起国粹旗子时，这种排满思潮便达到高峰。在这期间国粹派的排满文章和诗词，大多出于《国粹学报》和南社一些作者之手；《民报》自章太炎、陶成章相继接办以后，也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如黄节为《国粹学报》第一期写的序文中所说：“栖栖千年间，五胡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尽是中国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的滥调，没有半点新的观念。黄节在《国粹学报》第二至第七期连载《黄史》，第一部分就是“种族书”，以封建主义的大汉族主义错误观点，大谈所谓“种源、种别、立国、种名、国名、氏族变、通种、攘夷、防汉、辩同种、惜明、重哀发”。其《黄史列传》百余篇，则大多宣扬宋末抗元、明末清初反满人士英烈事迹。（注：参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第160页。）可见，国粹派的排满反清起步是很低的，其思想武器仍然是几百年前的正统观点和大汉族主义。这种手段在国民没有觉醒之前，可以利用民族情绪起来反对清王朝的统治。但当人们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以及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化之后，对这种封建正统的论调，就没有太大兴趣，起来响应国粹派号召的并不太多。况且，这些论调，都是有悖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就说过：“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思想。因此，国粹思潮在对革命队伍产生消极作用的同时，另外一部分人，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中的一些人在革除封建制度的方向上却还是或快或慢地走着，并没有因国粹思潮的复古影响而停止前进步伐。借国粹以排满并不代表一种进步思潮。因为，清王朝腐败的原因并不仅是满族的统治，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腐败，清王朝的统治层主要是由满汉两族的贵族地主组成的，而且在各级统治者之中，汉族地主肯定是占多数的。况且，所谓“国粹”也并非汉族所独有，真正的国粹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融汇的结晶。借“国粹”排满，即使在当时也不是应该赞誉的。况且，由于把排满放在第一位，就削弱了对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认识，即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认识。章太炎在倡导国粹思潮前，正当他还是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时，他的反帝立场还是鲜明的。1897年，他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中，指责清政府“有兵实不练，有学校不教”，致“受侮邻国”。他主张联络日本，共同对付泰西和俄罗斯。到了1907年9月他在《定复仇之是非》一文中便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斯于颠覆清廷而出，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不合当时革命的历史潮流的。尽管章太炎的排满思想，有推翻清王朝的一面，有反对帝制的一面，但把近代中国的落伍看成是满洲人统治的结果，无论如何是片面的。实际上，打出国粹思潮的章太炎等人，革命思想已逐步在退潮。1907年发表的《五无论》还能赞扬“共和政体”，而到1908年10月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就对议会制全面否定，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
第二，提倡国学，宣传国粹目的在于证明中国的古学是“粹”，是最完美之学。国粹派把国学或国粹的历史作用无限拔高，例如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叙》中就说“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因此，要保国就必须先保学。把历代儒者之学看成中华民族生存所系，完全撇开生产力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从这种片面的历史观出发，他们在《国粹学报》等刊物上多方论证他们的“古学复兴”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们认为“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时，而20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并说“夫周秦诸子则犹希腊七贤也”。说什么“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其实，20世纪初年的国粹主义思潮和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根本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是在弘扬古代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创作大量哲学、历史和文艺等作品，涌现了一大批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文艺家，如塞万提斯、伊拉斯莫、莎士比亚等等，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如哥白尼、伽里略等。他们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冲破了中世纪的封建网罗，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古代的东西。而国粹派则认为：“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究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义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明之声价。”以达到“保我祖宗旧有之声明文物”。力图证明古学是“粹”，什么都好。在整个国粹主义的思潮中，都没有跳出“古学”的范围，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如同文艺复兴时期可以震荡心灵，更谈不上震荡世界的积极成果。
第三，提倡国学、宣传国粹在于力图证明中国古学优于泰西之学。20世纪初年，西方文化的传播已呈现着强劲的势头，国粹主义者不能正视这个事实，又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于是就千方百计论证：欧洲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中国早已有之。这些人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社会，都缺乏了解。而常把中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制度附和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之中。如马叙伦在《啸天庐政学通义》一文中，就从古典中搬出“明堂之制”、“询民主法”来和西方的议会制作比较。并且以“借观明代法制”和“考察清代官制”来证明：“明堂之制，其诸与西方议院之模与？”并以中国自古有“君”，来反对西方的总统制，主张“是国不可以废君”。黄节甚至把《国礼》中的所谓“询民”制，说成是“直接民权”。这些思想倾向，不仅美化了古代，实际上又以宣传古代去抵制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可知，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提倡国粹，思想已在逐步倒退，失去革命的进取精神。例如黄节在《黄史》卷二中谈到西方议会中的“公民必量其租税，而得举代议士权”时则认为，“夫礼立君，必询诸民，由唐虞以达春秋战国，犹有行焉，非一时之美俗”。千方百计从古学中寻找新义，来附会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中，对西方议会制度作了根本否定，认为“代议政策”是“封建之变相”，甚至说：“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断言“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可见，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挚意宣传国粹之后，很自然地就到古学中求进取，而疏于学习和引进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第四，力图证明唯国粹才能救中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际，革命派内部分裂出一部分国粹主义者，即复古派，他们对革命事业并不是起了促进的作用。这些人越来越少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程和理想，越来越不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理论。他们大嚷大叫，革命应当“讲究旧的道德”，国民当“知旧学”。林懈在《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国民意见书》中就说：“必须详详细细把旧书看得清楚，然后才晓得我这个中国着实可爱的地方”。至于那些宣传西方文化的文章，不过是“义理所没有，考据又空疏，词章更是烂套臭调”。当时有个《夏声》杂志，就认为“善言今者，必征乎古，善趣新者，不忘乎旧。”至于道德，则否认有新旧之分，其基础都是“忠信笃敬。”显然，他们是主张只有旧道德、旧学才是“粹”，那些从西方吸收过来的新思潮：民主、平等的思想和道德，则被他们指责为“弃国粹而用欧化者”，不过是“见快一时”。要扭转这种局面，“仍在国粹而已”。国粹派把旧学无限拔高，中国社会的一切变革、改造，都必须以“旧学”做依据。而今天国家之所以衰败是“新智未启而故典弗彰也”。只要复古只要弘扬“故典”，国家就可以富强了。在革命思潮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刻，国粹思潮的出现，绝不是为革命擂鼓助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历史的进程。社会上守旧派的知识分子，莫不为这股思潮的出现拍手叫好。当时就有个叫潘复的知识分子赞扬国粹派反对新潮的业绩：“神州日黯晦，道义久销沉，不有真英杰，何堪支古今。新潮漫大陆，故国发哀音，礼乐先王事，儒生共此心。”当时的儒生旧学根底都很深，这些也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自西学东渐以来，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开明派，放弃了“夷夏之辨”的心理影响，而执著于吸收国外进步的、优秀的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思潮。而不少守旧派知识分子则是步步为营，反对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争论的本质就是封建制度变不变，封建道德变不变。开初，守旧派用“有伤王化”、“祖宗之法不能变”来作武器，这一派在知识分子之中，在广大农村、城市中都有相当的势力。这种势力，除了阻碍社会历史的总进程之外，同时也影响一部分新派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有过一段辉煌之后步步后退。因为人们感到他们倡仪的新思想，正在动摇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儒学的根基，迫使他们回过头来，逐步脱离新思潮，回到旧思潮的阵营中去，并逐步走到自身的对立面上去。康有为、严复就是突出的例子。而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基本上也被这股势力拉过去，而成了步步后退的人物。
第五，提倡国粹是为爱国。当然，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都曾经是赞成和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并不遗余力地宣传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所以，他们在提倡国粹主义的开初，也还主张学习西方文化，高唱什么提倡国粹无碍于吸收西方文化。但实践证明他们逐步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大多数国粹主义者都有强烈的爱国心，他们提倡国粹也是从爱国心出发的。但是，这个“爱国”却往往是狭隘的，是从民族主义情绪出发的。也就是立足点在于排满，以为推翻满族的统治地位，汉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社会就会好起来。这种思想主张，很容易把这些原来的革命者同时又是执著国学的知识分子，带进国粹思潮的行列。当时许多留日学生，在章太炎等的种族观念激励下，“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其实，这种种族学说，可以激起人们的情绪，却不能成为唤起民众的赋有新的生命力的武器。因为它实际上是陈旧的落后的武器。从反满来说，从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诸学人以及天地会唱的就是这个调子。况且，把许多精力放在排满，放在宣传“国学”上，就放松了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理论的宣传。事实正是如此，如邓实在《国学无用辨》一文中就认为：“吾闻泰西学者创一学说，则全社会为之震动，而其终卒能倡造社会，左右政界。”而中国历代虽也出一二巨儒，但百姓“不知尊仰”，“惜其学不用，所以成此远近衰亡之局”。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没有提倡国学。其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学只能为一部分守旧的知识分子所独钟，而不可能成为唤起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王朝的武器。因为中国国学之所以不能如西学一样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恰恰是由于国学内容落后于时代造成的。当然，还因学说本身与现实的社会变革关系不大，特别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关系不太大。儒学经过两千年的积淀，越到后来越没有生气，这些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而简单地责怪中国的古学没有得到传播。其实，即使如同国粹派想的这样把旧学传播了，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迅速传播的文化成果，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况且，在爱国主义问题上，他们由于受到大汉族观念的影响，继续把爱国和爱种族结合起来，许多地方表现的是狭隘的爱国主义。邓实在《明未四先生画像记》中就大谈所谓“族类之辨，夷夏之防”，提倡“知类爱国民族之念”，说什么“失其种性，则为禽兽、为夷狄”（注：《政艺通报》第23期。）。显然，这和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并不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粹派的态度是比较含糊的，总的来看，反帝的旗帜并不是太鲜明的。虽然，也有如章太炎在《五无论》一文中指责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杀异洲异国异色种人，盖有胜于桀纣”。但是，随后不久，章太炎在《革命约法问答》一文中则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为了反满，对帝国主义“不得不姑示宽容”，理由是“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对帝国主义认识含糊，是把反满保种放在第一位所决定的。因而，国粹派的爱国主义，从总体上看是狭隘、偏颇的爱国主义。走入20世纪之初，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瓜分豆剖之时，帝国主义乃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清王朝是革命的对象，因为它实际上是“洋人的政府”，推翻清王朝就等于挖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反清和反帝是不能分开的。
如上所述，国粹主义的消极因素是明显的，实际上，由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派倡导而产生的国粹思潮，是从革命队伍分裂出去的一股浊流，打的是一面灰色的旗帜，而不是革命、爱国的旗帜。国粹主义思潮对于革命民主思潮，确实是一种倒退，而且使封建毒素沉渣泛起，使社会上一部分守旧的分子、立宪派内部的顽固派也都相率在国粹主义的旗帜下结合起来。1908年3月，立宪党人郑孝胥在《奉赠国学保存会诸君》诗中，就有“汝昌予能和，长歌不厌悲”的句子，对国粹派的赞扬，说明思想基础的一致。在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刻产生的国粹思潮，实际上是有助于改良派，而不是有助于革命派。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和赞成革命的人们之中，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改良派的立宪党人，他们对提倡国粹也并不热心。他们嘲笑国粹派在“笃古之余”，往往以“古已有之”，来自欺欺人，嘲笑他们一谈到今天的艺文、学术，便都说“我数千载前所已具”。当时《新世纪》杂志还发表一篇署名“民”的《好古》文章，尖锐地批评国粹派“尊古薄今”，“每受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妄用典故，乱引陈语。总之，西人之新理新学，皆吾中国古人所已有者也”。（注：《新世纪》第24期。）从一部分读者对国粹派的不满，也可以看出，国粹派的思想倾向是消极的，是革命队伍里的腐蚀剂。它使革命的反对派乘机而入，瓦解革命者的意志。同时它也使许多革命者消极、倒退。幸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致力于推进革命，没有理会国粹派，才使辛亥革命迅速爆发，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国粹主义的消极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不但使曾经是民主革命的理论家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走到复古和尊孔读经的错误道路上去，而且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退回研究旧学、宣传国粹的复古道路上去。实事求是地评价辛亥革命前后的国粹主义思潮，当不应有过多的颂扬。况且，国粹思潮的活跃人物，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从这一点，也可说明，当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关键时刻，半路杀出来的国粹思潮，绝不是一种健康的思潮。
不过，这里应该说明一下，本文所讲到的国粹思潮，只是谈了一种倾向。至于国粹派是怎样由开初的不太反对学习西方，发展到后来的尊古、反对废帝并未作重点论述。至于这里所涉及的国粹派代表人物，都只是就国粹思潮问题提出评论，并不是对这些人物作总体评价，不影响对章太炎等特别是其前半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以及作为国学大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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