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创新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视角
刘建华1，2，马国华1，姜丽媛1
(1.吉林外国语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长春 130117；2.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长春 130117)
摘 要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分析“一带一路”的创新，是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只停留在流通领域，科学性不足；古典学派的优势原理和国际贸易理论抽象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有着局限性；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危机理论为我们研究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路；列宁的国外市场和国际垄断理论不仅为之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所证实，也为我们认识现今资本统治下全球化的本质有着现实指导意义。从对外开放到“一带一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政治经济学
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关注。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3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为7.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总值的26.5%，“一带一路”持续升温。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1]。几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2]。
国内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一带一路”的意义、从构想到现实的问题与挑战、区域合作前景、人民币国际化、与地方战略对接等问题进行多角度解读，阐述“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文明、战略、经济、政治、外交逻辑[3]。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路径重构区域经济关系，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构建、转型和扩容问题[4]。三是以年度报告的形式，研究国内区域的建设规划，与沿线国家在道路、产能合作、金融、贸易、文化、生态保护、非传统安全等合作问题[5]，以政府与政治、企业与经济、文化与人文、媒体与传播的视角介绍“一带一路”的基础知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6]。四是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研究产业内贸易、文化产品贸易、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等具体问题。上述成果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我们也发现，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分析“一带一路”尚未多见，本文拟在此方面作一尝试，阐述“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创新问题。
一 、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
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7]376。15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发展到末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逐渐融入商品经济因素，商品生产日益发展，城市手工业日益扩大，农民也被日益卷入市场交换中。随着商品交换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同时，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对外贸易使大量金银从新世界市场流入欧洲，为欧洲各国商人积累了大量资本，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样，“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7]372。尽管商业资本本身不能创造出一个新时代，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此时那些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商人急于发财致富，渴望利润，于是，就出现了把商业实践反映到理论上来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家或重商主义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重商主义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以一个国家拥有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由于当时货币采取金银形式，故金银就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于是，他们把国家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归结为攫取金银。他们的区别是：在如何增加货币的问题上有不同的主张。
早期重商主义的理论为“货币差额论”。早期重商主义的任务是防止货币外流和积累货币，主张国家应更多地采取行政手段控制货币本身的运动，防止资本外流而为本国积累货币。著名的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徒安·德·孟克列钦，在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明确反对外国商人在法国活动，认为他们会拿走法国的货币，主张政府保护、扩大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早期重商主义的主张是：第一，国家规定严厉的刑罚禁止货币输出。例如，英国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1461—1483)就规定了输出金银为大罪的法令。第二，国家积极鼓励吸收国外货币。国家法令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将在本国出售货物所得到的全部货币用于购买当地的商品，而本国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输出到国外的一切商品必须直接换回金银。第三，加强对于本国和外国商人的市场管制，他们只能在规定的市场进行交易。第四，在对外贸易中少买，最好不买。对于早期重商主义者，恩格斯曾经形象地评价道：“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8]
图1各标记点显示出明显的规律性，考虑应力符号，双单元法梁单元(简称“双单元法”)计算结果(虚线)基本将实体单元包含在内，未包含在内的标记点3(4)、7(8)均在加固层，表明双单元法加固层应力计算不准确，而对原结构层应力计算结果偏大(偏安全)。因此，当认为加固层主要起分担原结构层应力作用时，可利用有限元双单元模型求解内力后按《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对原结构层进行验算，结果偏安全。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把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等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著作写作的“五篇计划”。其中第4篇和第5篇为：“(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2]46拟从资本主义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整体关系上，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规定性。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有两次计划补充和调整。第一次，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和危机”作了两点补充：第一，经济危机和世界市场的独立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危机萌芽于货币关系，但危机只有在世界市场上才可能获得最为具体的展开形式。在这里，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同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形成明显对立，由此导致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只有从世界市场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都展开”“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12]178。可见，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地方是，把经济危机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也揭示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预示着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的必然性。第二次，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时，马克思对第5篇“世界市场”又作了补充，即主要论述“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12]219-220。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重商主义既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又试图用这个基本的理论指导国际贸易的政策制定，从而实现本国居民和国家总体上的利益最大化。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演变的第一个阶段。由于重商主义的研究对象是流通领域，因而研究必然只涉及于表面现象，不是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对此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7]376古典经济学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正是这样的经济科学，也把国际贸易理论推到新的阶段。
古典学派的优势原理发展到李嘉图这里到了极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比较优势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立论依据是各国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把生产单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作为衡量优势大小的尺度，作为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排队的标准。这样，在国际贸易上，每个国家的出口应当从本国耗费劳动量最小的商品开始，进口则从本国耗费劳动量最大的商品开始。当然，比较优势原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抽象掉了当时国与国的经济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为英国处于支配地位和成为世界工厂提供理论支撑；二是不能用价值规律说明国际市场价格问题，解释不了在国内两种劳动量不等的商品不能交换，而在国际市场上却能交换的问题，得出价值规律不适用于国际贸易的错误结论。
二 、古典学派的优势原理和国际贸易理论
斯密从国内个人之间的分工引出国内贸易，再推论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其思路是:基于个人优势形成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开展国内自由贸易；国与国之间也同个人一样各具优势，各国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国际分工，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9]30，斯密在此所说的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实际劳动耗费绝对地小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这段话也成为其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进而开展国际贸易主张的经典名言。但是，如果一国各种商品的生产与他国相比都处于优势或都处于劣势，相互之间是否还有进行分工和贸易的必要呢？如果“只卖不买”“多卖少买”，显示不出本国优势，反而成了劣势。由此斯密引出了相对优势原理的基本观点。斯密以富国和穷国、制造业和农业为例写道：富国的相对优势在制造业上，应当专业化于制造业；穷国的相对优势在农业上，应当专业化于农业[9]7-8。这里蕴涵着以相对优势为基础进行国际分工的观点或相对优势的概念。
目前关于郁证证候要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没有细化和标准化，有的仅仅是为证型研究提供一个参考或者过渡，如唐启盛[6] 对611例抑郁症患者进行中医证候的贝叶斯网络研究，提取病机证候要素9个、病位证候要素4个，然后由中医专家根据证候要素提取中医证型8个。有些研究对证候要素进行了分类研究，如吴崇胜、陈家旭等[7-8]对临床398例郁证中医证候采取证症对应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是郁证患者的常见证候有5个，分别为：心血虚证、火证、脾气虛证、痰证和肝郁证。很显然这里的中医证候要素研究只是一个过渡，不是研究的重点。
优势原理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遗产。在亚当·斯密看来，优势原理的提出与两个重要问题有关：一是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在国际贸易上，斯密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二是清算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理论的不足。斯密认为，重商主义主张“只卖不买”“多卖少买”是片面的，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从绝对优势考虑，实行国际分工对参与这种分工的双方都是有利的。
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优势原理，特别是把相对优势的概念系统化，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是从国内个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引申出国际分工和专业化。首先，李嘉图以甲和乙、鞋和帽的“两个人-两种商品”为例，说明了个人之间根据比较优势分工，分别专业于“最大优势”或“最小劣势”的某种商品的生产。这样的分工和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10]114。其次，将上述道理应用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上，李嘉图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国际贸易模型(英国和葡萄牙、毛呢和葡萄酒)，说明国与国之间根据比较优势分工，分别专业于“最大优势”或“最小劣势”的某种商品的生产。按照这样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两国都有利[10]114。
当下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新时代农村改革的总纲领和立足点，而曾经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大包干”行动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进入新时代，孕育于农村改革开放起源地的小岗精神，更凸显出小岗精神的时代价值。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除了清王朝一度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对外开放的思想和主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针，并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由此结束了旧中国遭掠夺、受歧视的历史，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日益提高。
县乡河道广义包括流经广大农村地区，直接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的河流、湖泊和沟塘等。按水利部《河道等级划分办法》划分，县乡一般为4级、5级以下河道；按行政管理权限区分，一般为县级以下河道。根据《全国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试点规划工作大纲》要求，治理对象为县级及以下行政管理的县乡河道水系，原则上集水面积为50～200km2。每个项目区涉及的河道较长，建筑物数量较多，但河道堤防及建筑物等级较低，均为5级。
三 、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危机理论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就注意到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在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两点：一是马克思把古典学派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抽象掉的国与国的关系，还原为富国剥削穷国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其实这是“一国牺牲别国而致富”[11]228-229。二是马克思揭示了保护关税制度与世界市场、自由贸易的关系，他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11]229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随着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经济逐步结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他们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11]273、27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诱发突聋的因素众多，其中人的情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此病的形成与预后［8-10］。一项研究发现，就心理健康状态而言，对比健康群体，突聋群体较差［11］，借助 SCL-90量表来测评此病群体，发现，此群体内将近七成患者并发程度不等的抑郁与焦虑问题，同时持续的此问题对患者预后产生明显影响。此外，另一项研究［12］还证实，多数突聋在发患者病时可并发程度不等的眩晕、呕吐、恶心与耳鸣等不良反应，后者易导致患者滋生抑郁、焦虑心理，继而发展为失眠，由此对患者精神状态与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对其治疗与预后起到消极作用。
其次，在“绿色原则”作为物权人需承担环保义务的一般性条款在“物权编”总则中确立的情况下，“物权编”分则的制度构建及规范解释在强调物权之经济价值的同时，必须对物权之生态环境功能进行重新考量和定位，并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尽力给出二者冲突时的解决规则和取舍标准。一方面，这需要将《物权法》中已蕴含“绿色原则”理念的私法规范进行规则整合，实现“‘绿色原则’规则化”，避免在个案中缺少基本规范而“向基本原则逃避”；另一方面，在承继《物权法》已蕴含“绿色原则”既有规范前提下，将更多蕴含此种理念的制度规范纳入《民法典》“物权编”中，使“绿色原则”转变为可操作的具体物权规范。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恢宏计划，马克思在考虑《资本论》出版时，提出了“六册计划”。1858年2月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提出第5册和第6册为：“(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3]尽管五册计划或六册计划尚未完成，只作为后来的四卷体系而面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六册计划”。以世界市场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手稿中写道：“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之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7]126-127这也为我们研究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路。
四 、列宁的国外市场和国际垄断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结合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考察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列宁专门设一节“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的问题，用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世界市场的事实。他说：“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14]33-35显然这是马克思时代就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拓展和深化。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总结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五大主要经济特征和表现，其中，“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是垄断的国际表现，是金融资本越出国界在国际范围内的垄断，即国际垄断。国际垄断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得到扩张。
晚期重商主义的理论为“贸易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主张通过调节对外贸易的商品运动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曼、法国的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反对禁止金银出口的禁令，认为国家可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货币可输出国外。但对外贸易必须要保持贸易平衡，即贸易顺差原则，这样可以保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第二，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要更多地利用各种保护主义的经济措施。如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出口方面实行退税、奖励等。第三，扶持和保护本国工场手工业，为出口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如禁止本国原料出口、鼓励外国原料进口，鼓励迅速增加人口为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首先，从资本输出来看，它是国际垄断的基础。19世纪后半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而大多数经济落后国家则从事农业、采掘业这种旧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步得到巩固。此时，资本输出——资本家、资本家集团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或利息而对国外进行投资或贷款——代替商品输出而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输出既可以带动商品输出，又可以越过对方贸易和关税壁垒，在国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还可以把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去开发资源，既可以获得稳定的廉价原料，又可以垄断原料产地，加强输出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可见，资本输出使金融资本的势力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国际网方面”有重要作用，“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 [14]152。历史事实表明，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英、法、德、美等国资本输出的迅速增加并主要投在经济落后、资本关系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领土上瓜分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从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来看，它实现了金融资本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资本家的同盟……首先瓜分国内市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 [14]155。资本家同盟表明垄断越出了一国的范围,是资本主义各国最大垄断组织根据协议成立的国际垄断同盟，目的在于瓜分世界市场、制订垄断价格、控制生产规模、垄断原料来源、分配投资场所，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最后,从大国瓜分世界来看，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沦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被瓜分完毕” [14]168“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14]102他们“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14]170。在殖民地被分割完毕的条件下，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扩大殖民地占有，只能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去夺取，由此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几个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引起的。
五 、中国从对外开放到 “一带一路 ”
要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仅仅依靠课堂内时间和教材中设计的教学内容是不够的，教师应有目的地从课内阅读向课外阅读延伸，拓展学生的阅读空间，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如在教学《天上偷来的火种》一文时，可引导学生阅读《普罗米修斯》《阿当寻火种》等作品。在学习完《武松打虎》《齐天大圣大战二郎神》两文后，可引导、鼓励学生阅读我国的四大名著，让学生初步感受我国文学的精彩。
1978年以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改革和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新格局，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真正走上了自主开放的道路。主要方面如下：(1)对外贸易体制完成改革。经历了放开搞活和下放经营权、培育外贸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贸易市场化和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体制环境、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2)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广泛发展。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对外输出技术和资金、对外经济援助、国际劳务合作和对外承包工程、发展国际旅游等。(3)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开放格局。(4)自由贸易区进入试点探索的新阶段。继续依托现有经国务院批准的新区、园区，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党的十八大在全面总结我国30多年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为今后我国进一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明了方向。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这一倡议于2013年11月12日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此，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走向世界，开放型经济已站在新的起点上。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关于以国际分工为基础开展国际贸易的分析，我们发现，“一带一路”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创新。
第一，“一带一路”在市场经济体制是世界主流资源配置方式条件下，依然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国家之间发生经济联系，是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置身于世界市场体系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
从生源来看，大多数中职学生的基础较弱、学习兴趣不浓，而会计专业课程又很抽象，专业术语比较难理解，教师应改进教学方法，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促使学生加深对会计知识的理解，对凭证账簿报表制作课件进行演练，使学生掌握数据的来龙去脉和填写的位置和顺序，步骤清晰，容易操作。这样以学生的需求为动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提高了实践性教学的效率与质量。
第二，“一带一路”超越了比较优势理论，是这一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一带一路”既强调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注重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实行经济互补，又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发挥高层引领推动的作用。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主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营造于我国有利的国际经济制度环境的要求。
第三，“一带一路”旨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实行共建原则。而始于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发展的结果是，推动生产国际化至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直至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过程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世界性的经济风险不断增加，存在诸多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弊端，也使一些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则扭转了这一态势,“旨在扭转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全球化趋势” [15]，“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实现“全球经济的互联与跃升”[16]。
第四，“一带一路”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全新格局。对于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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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冯并:《“一带一路”：全球经济的互联与跃升》，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9)02-0072-06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长春市高端制造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537号)；吉林省科技厅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有机农产品消费者线上/线下店铺选择行为机制研究”(20180418099FG)
作者简介 ：刘建华，1957年生，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马国华，1976年生，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姜丽媛，1983年生，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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