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苏联论文,作战论文,对日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经常就一些重大政治军事问题进行协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下简称“参战”）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此问题最早由中国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以积极建议的方式向苏联提出。几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又反复改变了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以适应其内外政策的需要。不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与中国本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苏联参战问题上，国民政府无论持何种立场，事实上都难以真正发挥关键作用，它不得不服从主要盟国的意志与决定。笔者认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这一历史现象，对于加深认识战时国民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中国和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真实关系或有裨益。
一
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外援是国民政府对付日本侵略的一个中心任务。由于苏联在地理上毗邻中国，和中国又有紧密的历史联系，特别是经济军事实力比较强大，它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不可缺少的求援对象之一。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大国的援助“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这使苏联对中国解决和日本的冲突有了更大的意义。
国民政府利用苏联担心日本北进、急需中国牵制日本侵略者手脚的心理，首先争取它帮助中国解决军事物资上的困难。经过努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苏联的物资援助成为中国外援的主要来源。
实际上，国民政府对苏所求不完全在于，甚至可说是主要不在于物资援助。它的最大希望是争取苏联同意直接对日出兵。如果这一战略目标能够实现，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可借用强大的苏军力量打击与牵制凶悍的日军，弥补中国军事力量的严重不足，并减轻中国军队的作战负担。第二，大大加剧日苏紧张关系，不使日苏达成妥协，以便日本从中国东北抽调重兵南下变得更为困难。要知道，蒋介石早就认识到苏联是铲除日本侵略大陆野心的一个关键。因此，他最怕日苏达成妥协，一直把阻止这种事情发生，致使日军无法从中国东北移师南下作为一项重要外交目标。蒋介石在1940年4月28 日致斯大林的求援信中指出：“设苏联更用种种方法牵制在伪满兵力，则亦等于直接援助。”〔1 〕为了使苏联不和日本达成妥协，蒋还警告过苏联，如它和日本接近，会促使日美结盟反苏〔2〕。苏德战争爆发前后， 蒋为使中国免受日苏妥协之不利影响，又建议美国以在远东问题上与苏合作、援助苏联及支持苏联与中英合作的办法，打破日苏妥协趋势，使日苏谅解“益见辽远”〔3〕。为防止日苏可能达成妥协， 国民政府还密切注视着日苏关系的任何动向〔4〕。显而易见， 争取苏联参战对于实现国民政府的上述外交目标亦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三，可以加大对日本的压力，有助于达到最大限度地借助苏联增强中国对日交涉地位之目的。蒋介石在1937年12月2日的日记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以“赤化”势力进入中国相威胁， 迫使日本与中国谋和的企图。他写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5〕第四，可利用苏联参战， 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来对付中共，阻止革命力量发展。在这些好处的刺激下，国民政府不满足于苏联的物资援助，而把推动苏联参战确定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这样一来，有关苏联参战问题便成为抗战前期中苏交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七七事变”当月，国民政府就建议苏联从速订立双边军事互助公约〔6〕。但是，苏联只同意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以提供军事物资的方式援华抗战，而不愿接受上述建议，因为接受这种建议就等于答应在远东参战，这与它的避战自保方针是相违的。当时，苏联在参战问题上的最大顾虑有二。一是此举会给德国侵苏造成可乘之机，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之困境；二是鉴于英美对远东冲突袖手旁观，国民政府又缺乏坚定的抗战决心，唯恐苏联参战会变中日战争为苏日战争，造成引火烧身、孤军作战的更为被动的局面。在苏联的坚持下，国民政府只好让步，于1937年8月21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10月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打破了苏联建立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束缚日本手脚的计划。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机会，迅速重新确定了“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的方针〔7〕。结果是令蒋介石失望的。 12月，斯大林把拒绝出兵的决定告诉国民政府，强调：“苏联如果参战，会被视为有赤化中国之野心，反而于中国不利。”〔8 〕蒋介石并不甘心，继续争取苏联采取和中国一样的武力抗日政策。1939年12月1日， 他致函斯大林说：“盖我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利害与共，而在外交上尤须共同一致，方能消除暴日侵略大陆之野心，重视东亚与世界之和平也。”〔9〕1940年1月24日，蒋向在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贺耀祖发出一电，说明最重要的仍不是争取武器接济，而是争取苏联同意与中国就外交政策协商，也就是答应与中国采取一致的武力对日政策，并说，“如其政策尚不愿协商，则虽有接济亦不足为奇”〔10〕。在此之前，蒋把同样的意思告诉过在莫斯科的孙科，指出：国民政府对苏之外交方针，“并不以其是否接济为取舍”〔11〕。1941年4月下旬， 蒋再次要求苏联参战，制裁日本侵略者〔12〕。但是，苏联坚持暂不参战之既定方针。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拒绝蒋介石的要求。事实上，苏联对日出兵的确更为困难。它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对付强大的德国对手，确保欧洲战略重点，更不可能冒险出兵远东，陷自己于两线作战的窘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再次激起蒋介石争取苏联参战的欲望。他以为一个实现这种宿愿的绝好机会业已到来，其逻辑不外是：苏联和英美已成为盟国，在英美都卷入同日本作战的情况下，苏联和它们一起对日宣战乃责无旁贷。于是，他在1941年12月8日一面会见苏联驻华大使， 建议苏联对日宣战，一面拍电给驻美代表宋子文等人，嘱向罗斯福说明：“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13〕，这显然是指望美国以盟国身份说服苏联参战。然而，苏联仍处在同德国交战的生死关头，为避免两线作战，它比以前更需全力西顾，对日谨慎从事，何敢旁鹜？再说，日美交战后，不仅日本势难分兵北进，而且国民政府已对日宣战，并获得美国日益增多的援助，其对日妥协的可能性必然大减。这些都只能使苏联增强对远东边境安全地位的信心，更不倾向于眼下参战。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表示苏联目前仍只能与德作战，而不能对日出兵，希望蒋“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14〕。
国民政府坚持争取苏联参战的方针历经数年而无法实现，这一事实暴露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对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长期缺乏正确的认识与理解，过高估计了日苏矛盾的尖锐程度及由此决定的苏联参战的可能性。
二
1942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后，国民政府由迫切要求转为反对苏联参战。1943年5月21日，宋子文在美国会见罗斯福时， 直截了当地表示：“总统谓德国败后，俄当愿加入，但届时吾人所需者，非苏俄军队，而为空军根据地。”〔15〕蒋介石在1943年7月31 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中国的牺牲会更大，但我们情愿如此。”〔16〕台湾学者还提到，当时中国国防会议秘书厅参事室的文件证明，直到开罗会议前夕，国民政府也未将苏联对日参战问题列入讨论准备案内〔17〕。有关国民政府对苏联参战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的原因，蒋介石曾在国民政府内部作过一些说明。1942年11月顾维钧得知，不久前蒋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参政员谈到作战方针时表示，迫使苏联对日宣战是不妥当的，苏联正与德国宣战，它不愿对日宣战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苏联的这一政策和态度对中国并不一定是不利的。蒋解释道，日本一旦在亚洲打败苏联，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一步威胁中国〔18〕。
但是，据我们分析，国民政府不再热衷于苏联参战一事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它已能充分理解苏联的困难处境与对日谨慎立场，不如说另有所在。
国民政府一向是不信任和仇视苏联的。抗战前期，它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只是一种争取苏联援助的权宜之计，其实并没有改变对苏联的基本立场。蒋介石曾在1938年元旦日记中写道：“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19〕在这种立场的支配下，国民政府很难实行一种稳定的对苏政策，它对苏联参战的态度也不例外。
大战中，苏军自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一举打破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愈战愈强，捷报频传。苏联的巨大军事实力与成就，国际影响的与日俱增，引起国际社会对它的密切注视，也使早对苏联抱有反感的国民党领导人对它开始深感不安。1942年10月5日， 美国政府代表威尔基从莫斯科抵达重庆会晤蒋介石。在谈到访苏观感时，他“深感苏联为实力雄厚之国家”，必须另眼相看。他还表示，德日法西斯败后，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势力，令人“颇感惶恐”。蒋很同意他的看法，也惴惴不安地指出：“苏联实为一重大问题”，战后，“太平洋问题之重心，将为中国是否能阻止苏联之侵略”〔20〕。具体说来，蒋介石及其顾问们十分担忧的是：苏联对日出兵进入中国后，或将这片领土留给自己占领，或交与中共。他们认为，即使这些情形都不发生，仅苏联参加消灭日本这一事实本身和苏联暂时驻扎在中国领土上，也将对中国产生难以估计的复杂政治后果〔21〕。1943年9月11日， 蒋介石在发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清楚地指出：“如果对日战争，只有中、美两国，则以后问题简单，中、美更易彻底合作，若加入英国亦可，至于其他一国（指苏联——引者），如果最后亦投机参战，则太平洋以后问题复杂，恐未能如吾人想像之简易也。”〔22〕
上述说明，随着苏联的迅猛崛起，国民政府恐苏仇苏的心理日甚一日。它极其害怕变得非常强大的苏联的参战会导致中国政局复杂化，给自己的统治地位带来严重威胁。由于这一政治考虑的决定性影响，它从极力争取转向了反对苏联参战的立场，主要指望美国帮助中国打击日军。
对苏参战态度的变化，意味着国民政府先前那种与苏保持密切战时合作的紧迫感已不复存在。从此，它在处理对苏关系时，愈来愈把战后政治利益考虑置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之上。这也是1942—1944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根源。
为达到阻止苏联参战的目的，国民政府作了各种外交努力。它曾拒绝罗斯福在1943年6月提出的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 同时提出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会议的主张，以便把欧洲军事联盟与太平洋军事联盟划分开来，牵制或阻止苏联对日出兵〔23〕。它还企图争取美国支持自己阻止苏联参战的打算。1942年8月3日，蒋介石在会见美国代表居里时，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倘我东北政治受苏联之参加，战后之太平洋，将无太平之望。”〔24〕1943年3月， 中国驻苏大使也对美国驻苏官员说：“苏俄对日作战，大量的苏军，必将在新疆、外蒙古、东北出现。届时，红军将支持中共反抗中央。”〔25〕这些话都是在提醒美国，必须慎重对待苏联参战问题，不要为苏联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加强同美国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地位提供条件。然而，国民政府大失所望地看到，美国坚持的是一种极力争取苏联参战的方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虽继续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却一直对苏联的远东政策给予高度注意，希望它在打击日本方面也能与盟国合作。1943年，苏德战场发生根本转折，苏联对德作战胜利前景趋于明朗，这引起罗斯福对苏联今后对日政策的更大关注。据霍普金斯说，这一年，罗斯福曾就德国战败后的苏联对日政策征询过他的看法〔26〕。为了减少美军本身对日作战的损失，以最小的代价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击败日本，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逐渐转为争取苏联尽早参加远东战争，不想等到美国打得精疲力竭、将赢得战争时再去动员苏联参战。出于这种考虑，西方盟国邀请斯大林参加预定在1943年夏举行的魁北克会议，想与他商定一个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远东战争进程的战略计划。但是，斯大林因苏联仍在紧张地对德作战，不想过早采取反对日本的立场，婉言谢绝了邀请，理由是他指挥作战的工作十分繁重〔27〕。当然，美国争取苏联参战的计划并未因此发生动摇。
考虑到苏联参战势必涉及中国方面的重大利益，中国的态度对能否成功地争取苏联参战是关键，美英领导人不得不适当地试探一下国民政府对苏联参战的基本态度。1943年10月中旬，罗斯福派国务卿赫尔到重庆，除转达罗斯福与蒋会晤之意外，还提出了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是否可予合作的问题。开罗会议上，丘吉尔首相也提出了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问题。在这两种场合下，蒋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8〕。
蒋介石违心地表示同意苏联参战，从根本上说，是由其依赖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路线决定的。蒋本人曾公开表示，他无意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决定紧步美国后尘。他在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毫不掩饰地说：“中国始终认贵国为最可靠之生死患难之友，故一切皆以美国之马首是瞻”〔29〕。因此，蒋最终只可能在美国制定的“必须维持美苏合作”的战略框架内考虑问题，服从美国争取苏联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决定。蒋希望，通过改变自己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立场，实行重大妥协以迎合美国吸引苏联参战的太平洋战略新方针，保证从美国那里获得一切必要的支持，维护国民党统治集团自身的政治利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扭转了国民政府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于弥合中苏关系的裂口和走向改善是有一定意义的。
三
鉴于阻止苏联参战已成梦想，国民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尽可能防止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即不让苏联利用参战机会占领中国东北，或将它交与中共。其办法是：利用美苏争夺远东的矛盾，通过美国对苏施加影响，迫使苏联保证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支持它对中国的统一领导权。其实，这项工作早已开始。1943年4月初， 宋子文就和罗斯福专门谈到了苏联在东北利益和外蒙古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虽关两国疆土，亦为世界问题之一，各国俱有关连”〔30〕。言下之意，希望美国能出面斡旋，为中国说话。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又对美国领导人提到苏联必须尊重中国东北的主权。
罗斯福对国民政府一再表示的意图十分清楚，也明白中国东北对美国远东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他从美苏争夺远东的政治角度看，自然不愿苏联控制东北，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又懂得，美国所切盼的苏联对日出兵决不会是无条件无代价的，除非美国放弃争取苏联参战的计划，否则就只能牺牲中国的一部分利益去满足苏联的出兵要求。这就是罗斯福在争取苏联参战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根本抵制苏联出兵要求即条件的重要原因。
由于无法弄清苏联在参战问题上的真实想法与具体条件，特别是担心蒋介石明确反对接受条件而妨碍顺利实施争取苏联参战的整个计划，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回避同国民政府详细深入地讨论苏联参战以及由此而来的东北权益问题。直到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在政府内部领导人商讨中美领导人会谈议题时还认为：“蒋介石欲在外蒙享有与苏联同等之权利，且欲收回满州，故与讨论此题将生困难。”〔31〕在从1943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了解到苏联准备参战的打算后，美国仍觉得时机不很成熟，遂绕过国民政府单方面与苏联讨论其出兵条件问题。1944年12月中旬，美国通过驻苏大使哈里曼从斯大林那里首次了解到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即想获得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得到旅顺和大连港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租借权；中国应承认外蒙古独立〔32〕。美国政府深知，要使苏联降低参战条件也是极为困难的。为了促成苏联早日参战，它决定牺牲中国的权益来满足苏联的要求，并设想背着中国先与苏联达成出兵协议，尔后再去“说服”国民政府同苏谈判，按照美苏协议接受苏联的参战条件。苏联政府在中苏关系恶化之际，也乐于利用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国民政府接受美苏就苏联参战条件达成协议的既成事实，同意向苏让出本国的部分重大权益。由于美苏的远东政策在苏联参战和获取远东权益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罗斯福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对日作战的具体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与之达成了关于苏联在结束对德作战后3个月内对日出兵的秘密协定， 从而作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规定。协定主要是美国太平洋战略转向利用苏联力量打击日本的产物。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指出：“最上层的军事考虑迫使总统必须签署远东问题协议”〔33〕。同时也要看到，美国迎合苏联参战要求，亦受了战后需要苏联与美合作并支持亲美的国民政府这一深远战略的推动。
签订雅尔塔协定后，在美国军方防止日本关东军在遭到进攻时退守本土的意图驱使下〔34〕，美国政府更急于看到苏联出兵远东。德国战败未久，美国政府就于1945年5 月下旬派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到莫斯科去，企图“争取俄国尽快参战”，同时催促苏联同中国进行谈判，最后解决出兵条件。斯大林在会唔中确认苏联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出兵许诺，又一次提到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苏联条件。他指出，一切都取决于同中国政府谈判，因此希望中国政府的代表最迟于7月1日抵达莫斯科〔35〕。6月12日，苏联驻华新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 也要求蒋介石进行中苏谈判，并提出租借旅顺等5项先决条件。直到这时， 美国政府才于1945年6月15日将关于苏联参战决定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告诉中国，以便中苏立即举行谈判。
此时，蒋介石通过与美国官方就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问题反复交换意见、寻求对策，已确信要防止苏联占领东北和支持中共，保证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绝对控制，只有改善中苏关系，对苏作出某些让步，接受它对东北的一定要求。在这种认识下，又受美苏两国之催促，国民政府从6月底起和苏联政府正式开始举行谈判。
谈判中，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外蒙、旅顺等关键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时相持不下。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国民政府面临苏军深入中国领土、占领东北或交与中共的现实威胁。而且，蒋介石指望美国在谈判中帮助中国抵制苏联要求的计划未能奏效，国民政府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等地撤兵，以取消苏联参战借口的中日会谈亦告失败。这样，国民政府为形势所迫，终于对苏联的要求作出了重大让步，至于换取的苏联让步则是很有限的。双方于8月14 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对中国提出的参战条件，也使国民政府有所收获。苏联除同意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承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新疆之内政外，还保证只支持国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共〔36〕。后面的这种保证使国民党领导人极为满意。
总之，国民政府以国家重大利益为代价，帮助西方盟国实现了争取苏联对日出兵的远东战略目标，换来了苏联支持它统一领导中国的正式保证。
根据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苏联参战决定，最终同意美苏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划分远东势力范围这一事实，人们不难进一步看出：第一，在反法西斯联盟中，东西方盟国实际上都没有真正做到平等待我，尊重中国的主权。所谓的中国“大国”地位名不副实，已被大打折扣。第二，虽然合作抗敌代表反法西斯联盟的主流，但盟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需要，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盟国各自战时与战后利益考虑的支配。第三，战时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明显具有反动的、错误的一面。它对外推行了一条完全依赖美国、步其后尘的片面路线，似乎不了解或根本不愿看到美国对外政策所固有的损人利己的本质。国内政策上，国民政府极其顽固地将阻止革命力量发展、维护自己战后统治地位列为最重要的目标〔37〕。为实现这一目标，即使牺牲全民族的重大利益它也在所不惜。
注释：
〔1〕〔4〕〔9〕〔10〕〔11〕〔1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湾1981年版，第105和373、360、359、371、412、373页。
〔2〕〔16〕〔23〕J·W·加弗：《中苏关系（1937—1945）》，纽约1988年版，第95、191、192页。
〔3〕〔20〕〔24〕〔29〕〔30〕《战时外交》（一），第96和142～143、766、682、675、160页。
〔5〕〔8〕〔19〕《蒋总统秘录》第11册，台湾1980年版，第74、75、100页。
〔6〕《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395页；阿纳莫利耶芙娜：《20—30年代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莫斯科1990年版，第193页。
〔7〕《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2页。
〔13〕〔14〕〔15〕〔22〕《战时外交》（三），第41～42、57、236、263～264页。
〔17〕《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台北版，第21页。
〔18〕《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4页。
〔21〕沃龙佐夫：《蒋介石之命运》，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第241页；列多夫斯基：《美国对华政策与苏联外交（1942～1954）》，莫斯科1985年版，第81页。
〔25〕《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三），台湾1985年版，第93～94页。
〔26〕苏联外交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美关系》（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352页。
〔27〕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莫斯科1980年版，第187页。
〔28〕梁敬
：《开罗会议》，台湾1974年版，第46页；《战时外交》（三），第511页。
〔31〕梁敬：《开罗会议》，第62页。
〔32〕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3页。
〔33〕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雅尔塔会议》，伦敦1950年版，第95页。
〔34〕伊斯拉埃梁：《战时外交（1941—1945）》，莫斯科1985年版，第445页。
〔35〕列多夫斯基：《美国对华政策与苏联外交（1942—1954）》，第88～89页。
〔36〕协议内容详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1～275页。
〔37〕蒋介石曾言：由于战时中国的危机是日本征服中国和“赤化”，他的目的一是“抵抗日本求得最后胜利”，二是“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见《战时外交》（一），第558和550页。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莫斯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远东论文; 斯大林论文; 罗斯福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