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教科书城乡倾向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教科书论文,城乡论文,倾向论文,初中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麦克·扬认为，学校知识是一种意识形态，学校课程无疑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映照：教材作为显性课程知识的主要实物载体和学习的重要资源，首当其冲成为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镜子、社会强势群体的代言者。作为我国两大基本生存空间的农村和城市，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教科书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展现它们？根源何在？本文拟通过对语文教科书中课文内容的分析，用社会学的眼光，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追问和探索。
一、分析对象和方法
对象：选择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洪宗礼主编语文实验教科书，七、八、九年级共六册进行分析。这套教材的前、后三册分别于2001、2002年初审通过。
方法：选择教材中带城/乡色彩的课文内容，比较各自所占比例及侧重点，由此分析课文听展示的城市/乡村倾向，并进行社会学分析。
二、结果呈现——城市倾向明显
表一：六册课文总体分析
1.数量：差距很大，由表一看出，城市特色的高达30.5％；乡村特色的仅占17.8％。现实是农村面积要比城市大得多，人口更是达到62.3％。这种布局与现实明显失衡，表现出其形式上的城市化。
2.生活内容：城市色彩斑斓，多为政治、经济等方面：乡村单调狭窄，以日常劳作、亲情乡情为主。前者在物质、精神和机遇方面遥遥领先，享受和发展资料占据了主导；后者各种资料不但十分贫乏，且多为生活、生存方面，享受和发展资料几乎为零。
3.人物：按照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有三个系列的社会层级地位是最重要的——经济，权力，社会声望[1]。我们发现，高地位的人物都集中在城市，农村人，则与这种地位无缘。
4.负面描写：比较表二、三看出，城市这方面的内容只占了20.8％，其中5/11是城市表现得比较严重的——缺少动植物，人与自然相处不和谐；对于乡村，生活困苦、劳作艰辛等的内容占到48.4％，几乎是所有乡村场景的一半。这似乎告诉我们：乡村一如既往地墨守成规，没有随社会的进步展现出新气象。对比现实发现，课文对城市的描写是有所保留的；对乡村则有夸大实际的嫌疑。
5.对乡村的下面描写，多展现其淳朴的乡情、宜人的乡景。但是，深思之后会发观，这样的乡村并不真实，它只是作者的一种“情结”——成人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和世俗的无奈后，带着一种对自然和真善美的渴望，回归到他们曾经的童年和虚幻的农村世界，将农村想象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一方面与作者的经历密不可分——生活的不幸让其加倍怀念曾经在农村的幸福时光，并为它添加许多理想的色彩。比如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另一方面与作者的写作视角有关——反观与《呼兰河传》具同样情感的课文，如《本命年的回想》等，都是以童年为记忆的落定点，从孩童的视角、以孩童的眼睛来观察、体验农村的世界和生活。
综上分析，城市和乡村在教材中的地位是不等的；其展现方式也是有着价值判断上的正负偏向的。这些量和质的差异揭示了教科书的城市化倾向。
三、结果透视——权力的失衡
城市内容在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多的积极正面描写，对其日益严重的环境、交通和住房等问题轻描淡写：对乡村近年来的许多新气象视而不见——如此布局构造，似乎于隐约中传达出这样一种隐性课程：城市先进、现代，乡村落后、传统；城市是主角，乡村是点缀。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种布局的背后隐藏的是权力在城乡之间的失衡，是城市阶层对权力的维护和控制。
中国城市产生于奴隶社会，在诞生之初就成为国家的中心，形成了“城市领导农村，城市优于农村”的传统。教科书随之成为城市的统治工具，通过知识和情感的双重控制为城市服务。
1.知识控制——排挤乡村阶层。阿普尔曾言：“教育已经被深深地政治化，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一切都是权力集团和社会运动的结果，他们努力使他们的知识合法化，保护或增强他们的社会活动模式以及增强他们在大的社会舞台上的力量”[2]。同时，知识的价值负载性总是与一定的阶层、集团和权力结伴而行，提醒我们不得不关注“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正如黄忠敬所言，“……在课程领域，优势阶级常常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他们往往把他们自己的生活类型、语言、历史价值和规则性的结构看作是‘适当的’指导方针，所有的其他人的活动应当以此为标准”[3]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知识，但是掌权者会充分利用权力为自己的知识谋取统治地位。城市自然也不例外，第二部分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它采取了两种措施来体现、保证自己知识的高地位：
首先，内容取向上的城市偏向。城市内容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得城市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占据了教科书的主导；农村的本土知识(农民的知识)却被剥夺了应有的合法性，地位低微。波兰尼认为，每个阶层、每个群体乃至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缄默知识，这种知识是所有显性知识的“向导”和“主人”。随时随处都发挥着作用。更重要的，缄默知识具有“文化性”，即缄默知识与一定文化传统中人们所分享的概念、符号、知识体系分不开……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往往分享了不同的缄默知识“体系”[4]。城市和乡村，处于不同的知识境域和之化传统中，具有相差悬殊的缄默知识。教科书城市化倾向展示的，是大量的城市知识，势必与农村孩子的缄默知识有着很大差异、甚至冲突。导致农村孩子的学习十分艰难，同时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之上的。因此，农村孩子的学业成绩无法与城市孩子的相提并论，难以通过学业来改变自己的阶层身份。
其次，语言选择上利己排他。语言在教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仅是教育运用的工具，同时也是知识的重要组成，是教科书的主体。因此，语言的习得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儿童学业的成败与否。根据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一是大众语言代(编)码，或称局限性语言代(编)码，为劳工阶级所使用；一种是正式语言代(编)码，或称精致语言代(编)码，多为中产阶级使用[5]。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话为精致语言代(编)码，乡语、土话则属于局限性语言代(编)码。在所分析的174篇课文中，171篇都用的是标准、逻辑严密的书面语；只有3篇涉及到了乡语。这对于从小很少接触书籍、满嘴是乡音土话的农村孩子来讲，无疑是设在他们学业成功道路上的又一鸿沟。
通过上面两种途径，城市阶层以学业差距为由来阻止大量农村人融入他们的高层，从而保证自身阶层的优越性。
2.情感控制——吸引农村精英。教材展现的带有城市倾向性和城乡对比明显的课文，易使农村孩子产生对城市的渴望、对家乡的不屑。
另外，教材“无意”地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有6篇课文的作者，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但在成才后，都安家于城市了！于是，农村孩子也就接受了这种流行观点：“最豪华最富有最时髦最现代化从而也是最值得追求的地方是城市，而不是生养自己的故乡。故乡特别是乡村总是与‘贫穷’、‘落后’、‘愚昧’、‘单调’、‘原始’等等联系在一起”[6]。因而，农村学校只能无奈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即使一个农村孩子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也不会选择建设农村，而是投奔城市。
同时，许多调查研究也发现，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似乎“农村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为学生流入城市而做准备”。在《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中，作者这样写到：“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与文化程度成正相关……在正向转移中(由农村向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9.2人转移，初中文化劳动力每百人中有8.3人转移……文化程度越高，其转移冲动越强烈”[7]。这样，农村中有知识、有潜力的青年都被吸引到城市去了，导致农村发展无人可用；城市则通过吸收这些外来优秀分子，加强了自身的人才储备。进而，城乡差距与日俱增，权力因此也被牢牢掌握在城市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