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日关系及其对南亚的影响_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俄日关系及其对南亚的影响_中美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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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互探索的磨合期。美国一些颇有影响的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一些国会议员趁机在香港、西藏、人权等问题上无端攻击中国政府,并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制造麻烦,大力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自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总体构想的变化以及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克林顿政府在保持对华进行遏制的同时,开始执行“加深接触”的政策。双边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倾向和明显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美国基本遵循两国首脑马尼拉会晤时达成的谅解与默契,加强了同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继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访华之后,副总统戈尔、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先后访华。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等成功地访问了美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去年10-11月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对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2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经济上,双方在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的谈判取得进展,双边贸易发展迅速。据中国海关统计,贸易额已从1990年的117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428亿美元。去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就已达2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3%。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按照美方的统计,1990年美中贸易额为200亿美元,1996年增至635亿美元。去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为32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排在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之后)。(注:香港《经济导报》,1997年10月6日,第35页)尽管双方的统计数字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贸易增长率均保持在16%以上。

另外,作为有着巨大资本优势的美国,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92年至1996年间,美国公司在华实际投资额累计为116亿美元,自1980年至今,美在华投资项目23270个,协议金额157亿美元。美国一些大型公司迅速扩大在华投资数额,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1997年就在上海就投资15亿美元建立汽车生产公司。香港回归以后,美国并未减少对那里的投资和贸易,其直接投资可望在原来140亿美元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增长,美国在香港的1200家公司仍充满活力地运营着。数达3.7万常住香港的美国人正在继续享受香港繁荣稳定的好处,这个数字比英国在香港的常住人口还多。

军事上,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两国军事要员已实现了互访,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访美国本土,两国对核不扩散问题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前不久对中国的访问表明,两国军事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国国防部长签署的《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机制协定》显示,“两军之间的关系正在成熟”。(注:美国防部长科恩在中美《关于建立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签字仪式上的致词,《新华每日电讯》,1998年1月20日。)中国是有核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不可忽视且难以阻遏的现实,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或默契是美国不可缺少的需要,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使之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加之,克林顿本人希望在外交上有所建树,以实现名垂青史的夙愿,因此中美之间应该而且能够建立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系或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的范围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中美关系对于亚太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必须承认,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因此,中美关系仍将呈现交往中有斗争、合作中有摩擦,前进中有阻力,矛盾中有发展的局面。

中国和美国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把两国联系起来的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分歧。中美保持正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加强合作。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斯曾说过这样的话:对于美国来说,今日的中国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明日的中国既可能成为敌人,也可能成为朋友。究竟是敌是友,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要使中国不成为敌人,首先要设法使之成为朋友。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高度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希望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共同努力开创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中美建立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系,对南亚将产生以下积极影响。(一)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印之间的政治关系,缩减外界挑拨离间的空间和机会。长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设法加强同印度的关系,挑拨和离间中印之间的关系,以达到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目的。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即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对于打消某些人企图利用矛盾离间中印关系,借美制华或借印遏华,将起到某种积极作用。

(二)有利于打消某些国家对中国扩散核武器的疑虑,减缓南亚核军备竞赛的进程,稳定该地区的安全态势。1997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我国核出口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9月15日,中国政府根据有关国际条约和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正式颁布《核出口管制条例》。这是中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核出口控制,并使之法制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条例》再次确认了中国的核出口政策,重申了中国核出口的三原则,即保证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未经中方许可不得转让第三国。中国做出的承诺是认真严肃和负责任的。中国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做给美国看的,不是单纯为启动《中美核能合作协定》的权宜之计,它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示,是一种认真的承诺。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克林顿已经签署关于中美两国之间进行核合作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向中国出口核技术和核材料的限制。(注:路透社,1988年1月15日华盛顿电。)目前,中国有关部门还在制定与核有关的双用途物项的出口控制法规,并将根据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控制清单,制定相应的控制清单。中国的上述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对核出口和有可能导致核武器扩散的物项的出口管制,这将有助于消除有关国家对我向南亚扩散核技术的疑虑。

(三)有利于在南亚地区抑制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活动。坦率地说,中国西部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严重威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这些分离主义活动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怂恿和支持,其中包括来自南亚的某种支持。中美对跨国犯罪和原教旨主义的扩张十分关注,中美关系的改善,将加强有关各方对这一问题的共识,便于加强沟通,协调立场,通过努力,使恐怖和分裂活动有所收敛。

冷战时期,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向中国施加压力,同印度建立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安全领域的特殊关系。苏联把印度视为它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亲密的盟友和制衡中国的力量,印度则把苏联看作是其安全战略的可靠后盾和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柱。

1993年1月,叶利钦访问印度时明确指出,“过去的苏印关系明显带有共同对付美国和中国的色彩,现在这一切均已过去”。(注:俄通社—塔斯社,1993年1月29日新德里电。)他还说,“虽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仍然重视印度这个东方大国,但是决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把它看作是对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张牌”。(注:合众社,1993年1月27日新德里电.)

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俄之间开始走上冰释前嫌、发展关系、重建友谊的道路。经过多年努力,两国已经建立起广泛合作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在漫长的边界上划定了长期争执不下的但却极为重要的边界线;在边界地区采取了建立信任的有力措施;削减了沿边界线100公里之内的军事力量;建立高级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经常磋商重大国际问题及双边关系;大幅度增加双边贸易的数额;等等。

80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中俄关系的先后发展,对南亚地区战略态势的变化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南亚地区的矛盾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外部因素的干扰。而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使得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大大简化,第三方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这对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俄巴之间达成某种谅解,乃至对中印俄三方探讨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一)有利于廓清中印关系的阴影。

在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交恶时的中苏关系起了不良作用。印苏1971年签定《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明显暗含针对中国的内容。它明确规定,当一方遭到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而双方1993年1月签订的《印俄友好条约》则删掉了这一军事条款,表明中俄关系不再是中印关系的羁绊。这不仅仅是一语之差,而是带有实质性的改变。同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维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表明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另外,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同是人口众多、经济技术有一定基础、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又有便利的地缘联系。中俄关系的发展与中印关系的改善使得三边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据报道,印度工商联合会已经就印、中、俄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如果存在较大可能性,三国应该共同探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合作的潜力与前景。

(二)有利于推动俄巴关系的改善。

去年7月,巴基斯坦外长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双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签定了几个协定。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难设想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俄改善关系,对南亚具有积极的影响。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紧密邻邦。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关系发展比较顺利,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人员上来往密切。中国希望从战略的高度与日本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保持中日关系的成熟稳定,这既表明中国希望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表明中国永不称霸的立场。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原因,中日之间的关系还将继续发展。但是日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其国家战略的走向尚未解决,对华关系中的两面性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一些消极的因素仍将制约两国关系的发展。

近几年来,日本的对华关系出现了不少令人不快的事态,使得中日关系不时出现摩擦。造成中日关系出现坎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因素。近几年来,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较大滑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利用美国挤压中国、防范中国的心理,借重美国抬高自己,并对中国施加影响。去年9月24日,日美出台了《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对日本“周边事态”的合作体制,也就是说一旦日本周边地区有事,日将助美作战。这无疑针对我国安全和统一,必然影响中日关系。两国关系中出现如此不和谐的成分,已经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

2、台湾因素。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仍有一股较大的亲台势力,他们希望维持台湾的现状,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为了推动日台关系,日本成立了有300人参加的超党派的“议员恳谈会”。他们利用台湾方面的对日攻势,发展亲台势力的规模,为李登辉所谓“争取生存空间”的图谋造势助威。

3、历史因素。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饱受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近几年,日本社会发生了不少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者的事件。这表明日本至今仍有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对侵略罪行不予认账。一些行将就木的老军国主义分子仍活跃于政坛的台前幕后,仍在千方百计地影响年轻一代,加之年轻一代缺乏历史教育,因此如何清算历史欠账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问题。

4、经济因素。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华经济合作与对外援助四原则挂钩,附加了政治条件。随着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向中亚和南亚的转移,其对华经济合作的数量、条件和方式都将出现变化。这必将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加上日本本身对南亚的一些考虑,使得日本特别注意加大对南亚地区的工作力度,争取南亚国家的好感,特别是对其跻身安理会的理解和支持,以弥补日中关系发展不畅的不足。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80年代以前日本对南亚国家并不重视,50年代,印度亟欲与日本发展关系,但日本方面的兴趣不大,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是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所占的比重很小。正如日本报纸所说的那样,南亚地区是日本的“外交峡谷”和“被遗忘的角落”。(注:日本《世界日报》,1990年5月5日。)在日本确立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以后,为了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特别是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在亚洲有所作为,成为“亚洲的代表”。(注:美联社,1990年4月30日新德里电。)冷战结束以后,美苏在南亚地区的力量相对收缩,为日本在该地区拓展外交、扩大影响、争取得分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曾说,“日本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注:日本《世界日报》,1990年5月5日。)1990年4月,他在印度议会发表了题为“为了日本和南亚的和平与繁荣,谋求对话与合作关系”的政策演说,提出日本对南亚外交的三条方针:促进政治对话和经济对话,推进开发援助,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此,日本把官方发展援助的1/5用于南亚,近年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其在南亚乃至亚洲的影响。正如日本外务省官员所说,“要让亚洲国家理解日本想为亚洲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意图,并取得它们的支持,确立日本作为亚洲代表的地位”。(注:日本《读卖新闻》,1997年9月24日.)

近年来,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南亚的外交攻势。这与其过去相对忽视南亚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它的做法是:通过增加贸易和投资,稳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通过表态支持南亚地区合作,突出显示经济大国实力;通过规劝有关国家缓和紧张关系、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断加强政治影响;通过加强防务对话,探讨开展军事交流前景,努力塑造亲善形象。1997年中,日本防卫厅政务次官浅野胜人和外相池田行彦先后访问南亚。据悉,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也将于今年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池田在访问期间提出要与印度建立“战略关系”,这是二战结束以后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因此在印度引起广泛关注。日本自民党外交事务委员会经过两年半的调查,发表了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其中包括“日本必须承认印度在南亚的首要地位”,同时应高度重视对巴关系。经过努力,巴已公开宣布不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在上述背景下,尽管日本在南亚的所作所为不会刻意针对中国,但其在南亚的意图确有相对平衡中国存在、削弱中国影响、提高自身地位的考虑。目前,中日在南亚还没有发生直接的摩擦和碰撞,但今后形势朝什么方向发展,还需进行观察。

总而言之,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中俄关系健康发展,中美关系趋于改善,中日关系在重新定位,中印关系在逐步改善。尽管在中美、中日关系中仍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但是总的来说,机遇大于挑战,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中俄、中印关系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推进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有关各国应该努力扩大共识,增进信任,加深友谊,密切合作,为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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