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竿子插到底、摸石头过河到系统治理
——组织系统理论视域下70年国家治理模式变革逻辑
涂明君，张志明
(天津行政学院，天津 200091；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在整体改造社会、大胆渐进改革之后，中国开始系统治理。从组织系统理论考察，它主要是对双层面，即宏观的国家治理层面与微观的社会行动层面互补互动关系的调整，具体体现为对三组要素，即为人民服务的组织目的—幸福生活的家庭目的、团结奋斗等组织精神—自我超越、应然制度程序—实然行动机制等三组张力的调控。从强调正式组织结构政策指令的高效性和权威性，到注重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科学发展，新时代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主线推进系统治理；其治理方式可形象表述为从一竿子插到底到摸石头过河，再到顶层设计；其理念逻辑可视为从相对封闭理性系统转变为开放自然系统，再到开放理性系统。
〔关键词〕 整体改造；渐进改革；系统治理；互补系统论
2013年，中国和美国均独立提出“系统治理”，但语境和内涵存在很大差异：欧美由大学里的学者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提出系统治理(system governance(1) Mark Bevir，A theory of govern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190. )，中国则是在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之后，在决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将系统治理作为一种新时代的实践要求所提出。中国的系统治理实践与前两个阶段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为何被冠以“系统”之名？近年来的系统哲学研究呈退化趋势，政治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对系统治理的关注度和解释力不太充分。本文拟在政治社会学的国家——社会理论上更进一步，采用组织系统理论视角概述上述三个阶段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因，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互补互动的层面，从存续目的、精神文化、机制制度三组互补互动的要素出发，分析其封闭理性系统、开放自然系统到开放理性系统的基本属性，或有助于各界更加深入地理解70年来从一竿子插到底地整体改造社会，到摸着石头过河地试错渐进改革，到注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治理这一治理模式渐趋成熟的过程，总结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系统治理。
式中：dc代表颜色距离；ds代表空间距离；Ns是类内最大空间距离。定义为Ns=S=sqrt(N/K)，适用于每个聚类。最大颜色距离Nc随图片的不同而不同，也随聚类不同而不同，所以通常将Nc固定为常数m来避免这个问题，m取值范围一般在[1,40]，本文取10有最好的效果。最终的距离度量D′为：
一、互补系统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
所谓组织理论，是将政府、企业、学校、军队乃至家庭、球队等都视为系统从而研究其生存演化规律的理论，其研究对象一般指向社会，故而与组织社会学和社会系统论颇多重叠之处，但又不局限于二者而与一般系统论也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是治理理论的基础(2) Mark Bevir(ed.)， 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SAGE Publications Ltd，2011. (3) Christopher Ansell & Jacob Torfing(ed.)，Handbook on Theories of Governance，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6. 。本文不避同语反复地称组织理论为组织系统理论，一是想强调系统论之于组织及其治理研究的独特地位，二是想强调我们采用的并非一般系统理论工具，而是针对社会系统的互补系统治理的分析框架。
港口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准则投资可视为是非合作博弈，港口企业要考虑自身以及竞争者的投资能力、盈利能力，这里分两种情况讨论其Nash均衡解问题。
所谓互补系统治理，简略说来是从宏观组织整合和微观的个人行动这两个互补的层面来考察对象系统(见上图)；组织系统层面包括组织目的—文化精神—制度体系这三个横向互动互补的子系统，个人行动层面包括个人动机—行动机制—超越理性这三个横向互动互补的子系统；组织目的—个人动机，组织文化精神—生命超越理性，组织制度体系—个人行动机制，这三对子系统偶存在纵向的互补互动；两个层面的横向张力体现其各自的整合程度，三股纵向张力体现出整个系统的调控水平。本理论模型的实践源泉既包括执政党对治国理政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的探索，也包括一些比较优秀的本土企业如华为的奋斗；其理论源泉是科学哲学的互补方法论和融贯了欧美系统控制论的系统哲学。简言之，基于轴心文明超越突破视野的互补系统治理分析框架有中国特色而不失其现代性。事实上，通过与欧美组织系统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帕森斯和斯科特等社会学或组织理论大师的许多观点与互补系统治理很契合。
帕森斯早期作品《社会行动的结构》主要研究个人行动的源泉、条件及其表现，如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动机，情感、本能等非逻辑动机，以及目的理性考量情境条件后所选择的手段，尤其是社会性规范，包括伦理道德观念。个人(单元)行动不可或缺行动者、目标和环境，但帕森斯认为规范所内化的志愿才是其最关键要素，这与当代人认为规范伦理外在于自我的观念相抵牾，也对与西方不同的轴心文明，即印度和中国二阶内在超越理性缺乏了解。与单元行动相对应，帕森斯构建的社会系统中(4) Talcott Parsons，The Social System，First published in 1951，New edtion published 1991 by Routledge. ，价值文化对于系统型式维持依然具有潜在的、基础性的作用(latent pattern-maintenance)，它决定了制度规范在适应环境(经济性的adaptation)以获得资源、设立并实现目标(政治性的goal attainment)、系统整合(社会性的integration)等功能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时的基本取向(5) 参见[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显然，这种将基督教道德观念和乐观主义的适应观以及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相结合(6) 参见[美]兰德尔.科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3页。 以作为规范正当性依据的思想，与目前治理理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组织”“自治”观念凿枘圆方，我们也认为它以价值符号系统构建的精神秩序窒息了个体行动的活力。
撇开主要内容和观点的分歧不谈，如果将斯科特对组织系统理论结合到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后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的话，那么它们在框架结构上与互补系统论是比较接近的：都是由微观的个人行动推导至宏观的社会系统这样两个层次，探索微观个体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及制度的连结环节；个人单元行动均以复杂的人性假设为基础推导出行动，社会系统均以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为主轴。斯科特对组织理论的一个最大贡献是将其区分为自然系统、理性系统和开放系统，所谓理性系统视角，是将组织看作意在寻求特定目标且注重正式化社会结构的集体；自然系统视角更关注行为结构而不是制度结构，参与者将组织看作实现其多重利益的共有资源；开放系统注重环境对组织系统的影响，把组织看作某种结构类型的代表或更大系统的子系统。以上三个视角并不一定完全独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7) [美]斯科特、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5页。 。有学者用上述组织系统论申发过帕森斯的组织分层理论，如汤姆森层级模型认为理性系统视角适用于技术层，自然系统适用于管理层，开放系统适用于制度层(8) Thompson，James D.，Organizations in Action：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on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67；New Brunswick，2003. 。为求简化，互补系统理论只关注主要的两个层面，并且与汤姆森相反的是，我们认为包含技术创新的个人行动系统更倾向于开放自然系统，而包含管理制度的组织宏观层面则侧重于开放的理性系统，毕竟，人的创造活力更多源于自然的生命释放，组织的整合力更多地来自于理性地社会化规范，这是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力量。
“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60)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社会系统的组织性主要体现于相对稳定的体制和机制所形成的结构。中国特色系统治理的理念，尤其是系统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为关键的着力点，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主线，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要求。2012年十八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5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落实制度体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七大领域，全部是制度改革；六十条改革任务，全部都是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治与系统治理的内在关联：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6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随后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要求是抓纪律、抓规矩，即抓制度。制度治党的意义在于以制度化、程序化方式治理党内政治生活，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体现为构建系统制度体系的治理方法，更积淀为尊重制度文化、崇尚法治精神的思想理念。十九大报告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新部署：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62) ②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所谓贯穿，就是制度主线的贯穿。
二、封闭理性系统：一竿子插到底的整体改造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先有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封锁，后是中苏分裂，在这种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中，要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必须强化理想信念以凝聚人心，强化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凝聚力量，从“一边倒”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斗争精神始终必不可少，其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就很自然地渗透到治理体系之中。
(一)人民、革命精神与强政府
1949年6月到9月，新政协筹备会反复讨论，确定国家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了新中国的目的和国体。相比中华民国，新国号保留中华二字，中华民族之独立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乃国家第一目的。以人民代替民，既沿袭孙中山民有民主内涵，也隐含了集体主义要求：“‘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9) 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人民日报》1949年9月23日。 ，此乃第二目的。这两个目的一直坚持至今，在不太严格的表述中，人民之称谓亦可蕴含民族，为人民服务即为中华民族服务，所以中共中央将党的宗旨归结为为人民服务，政府也就自然被称为人民政府。人民性，这是头三十年宏观层面目的子系统中最根本的目的，影响至今。
在经过较短的过渡之后，实现国家目的的路径被确定为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具有美好愿景和道德感召力、也是一条因其不平凡而注定艰苦的道路，中共中央要求继承发扬革命斗争精神走这条道路。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不同角度阐述过革命斗争的对象：①外部的敌对势力，只会“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革命不能胜利。②对待内部矛盾，则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10)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1485、1476页。 ，这也是一种斗争。③面对困难和艰巨的建设任务，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艰苦奋斗的作风。”(11) ③⑤⑨⑩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27、81、12—14、327、450页。 革命精神所体现的道德意志和英雄气概，是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前提，不过也正如领导人早就指出的那样：“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12) ③⑤⑨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27、81、12—14、327、450页。 所谓“太”，就是超过了一定限度，具体说来就是急激的革命热情超过了科学理性之约束边界的限度，破坏了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张力，这导致“反右派斗争”“阶级斗争”等等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使国家社会受到伤害，背离初衷。这个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共中央认为，还是要从思想意识上坦承问题，本着对革命负责的精神用科学理性的心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14) ③⑤⑨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27、81、12—14、327、450页。 。以急激革命、艰苦奋斗激励向前，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反馈调节，前为主导，后为调补。革命精神，是第一个三十年宏观层面精神文化子系统的主导精神。
由图11a可知，回转角摆动的角度曲线平滑且呈线性关系。上下摆角动态测试同样是100 ms采集1张图片时，掘进机截割头回转角保持不变，采用截割头自上而下运动的方式采集图像。由图11b可知，抬升角的摆动角度与截割头上下摆动角度趋势一样，曲线近似呈线性关系，稳定性良好。
1980年，邓小平勉励青年人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简称“四有”。1987年，通过反思前些年工作的薄弱环节，他进一步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47) ②③⑥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175、157、205、195、238、272页。 。十五大文化建设纲领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48)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这些努力在主观上是为了改变“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软弱”放任(49) ②③⑥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175、157、205、195、238、272页。 的状况，但由于受到商业、技术、全球化、公众成熟和不信任等因素的冲击，宣传系统对信息传播和内容的控制力下降(50)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道德权威和精神财富的非国家来源迅速增长(51) Perry，Elizabeth J.& 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York：Routledge，2000. ，导致基本价值观内容多元、结构混杂，所能形成的共识除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和爱国主义，基本上就只有物质主义了(52)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330—331、333—334页。 。新世纪在提倡八荣八耻的道德观之后，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和任务，其“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一定感召力，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民众所悦纳。
(二)基层社会欢迎“一竿子插到底”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告诫地方政府不要“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而是要“使绥远二百万人民，十万军队、干部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即使是曾经的敌人，如国民党的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人都有出路”(18) ③⑤⑨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27、81、12—14、327、450页。 。显然，领导人很关注治下民众的基本需求，因为这是每个人行为的原始动机。1954年解释宪法草案时，毛泽东还特意谈到了为什么是“逐步扩大”“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19) ③⑤⑨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27、81、12—14、327、450页。 ，即每个人的物质利益需求，基本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推进农村合作社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周恩来在解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也提出，要“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肯定人民群众对福利、甚至对物质的需求是正当的，要求改善职工和农民的物质生活；二是在当时，这一目的的重要性不高于国家整体建设之目的(20) ⑥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与杰主编：《回眸世纪潮：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中卷)，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8、1379页。 。但无论如何，领导人都是尽可能地要求党和政府做到“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2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虽然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宗族乡群观念和大同主义理想，但这只是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有一定契合度，并非完全一致，如何解决以此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问题？党和政府更多地通过说服和宣传来实现对社会政治的渗透。比如，领导人就曾经亲自出面“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22)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56页。 。毛泽东要求“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对于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比如“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24)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56页。 ，“文化教育工作中常常有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毛病”(25) ⑥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与杰主编：《回眸世纪潮：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中卷)，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8、1379页。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提出了批评。外国学者傅高义也承认，数量相对较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控制了有影响的宣传网络，传达信息、唤起回应，激起老百姓改造中国的愿望，社会思潮中普遍地有一种高涨的革命激情，积极奋斗于、献身于国家、民族、革命事业的热情，以此为最高荣誉。
民众的这种革命激情对于治理者的一竿子插到底，即共产党干部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彻底穿插渗透到所有重要的党和政府机关是欢迎的。政治系统快速增长并进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宗族、村庄、行会和地方团体等“情念社会”、自然社会团体被政府组成标准化的政治经济取向的组织结构。美国学者也指出了有些机构的问题，如笨重不灵、效率较低，标准化的程式并不是总能适应地方的情况；官僚组织中必须配备的人员中有的教育并不充分、眼光较狭隘、技术能力较为有限，“聚集来自广泛的不同社会背景人员，比在较小的、较同质的国家或较发达的国家更易于产生社会的紧张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分裂”(26) 参见[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程式与政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3，332—335页。 ，但总体而言，人民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党政合一的一体化的政府，按领导人和政府的命令和指示行动。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革命思想做指导，新中国在第一个三十年对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生态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形成了上下一体的国家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在特定时期曾被“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所谓“大民主”冲击过(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但总体而言其自上而下地控制型一体化结构是稳定而有其特殊力量的。这个相对封闭的理性系统既是下一阶段改革的对象，更是基础。
三、开放自然系统：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
1978年思想大解放之后，经过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33)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163页。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数年探索(34)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163页。 ，1982年十二大明确宣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5) ②③⑦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1、372、3、251、150页。 。1987年十三大明确“艰苦奋斗、一心一意搞建设”(36) ②③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1、372、3、251、150页。 的战略意图，将九年来的经验提炼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足人民利益需求，以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国家根本政治原则和基本体制，以改革开放为发展理念，以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奋斗为基本精神。1997年十五大将基本路线具体化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纲领，21世纪初科学发展观凸显人本、统筹和协调可持续等发展理念。这一时期的基本方法是具有互补系统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它在思想认识上注重解放思想、试错探索与理性从容、稳妥地“试”之间的互补统一，在发展观念上强调稳步前进的渐进改革与快速发展的革命性巨变之间的辨证互补，在治理方法论上蕴含了实然的实践机制与应然的制度制定的互补互动(37) 涂明君、张志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互补系统蕴含》，《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
(一)人民利益、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制度重整
有学者建言：“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所以应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64) 王赓武、郑永年：《结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249页。 。中共中央接受了这类建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强化对群众的“教育引导”，以“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包括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科学精神，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等等(65) ②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这些道德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关键还在于不受权力强制地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28) 习近平：《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和平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与世界和平相处，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就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开放系统的视角调节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张力，从实际出发激发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社会系统活力，开放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标志着改革的启动，它不仅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村制度改革，而且还被借鉴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引发工业经济制度改革。事实上，在1978年末那篇著名的讲话中，邓小平就强调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级机关的“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权责对等，欲负责必先赋权；权利包括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原则，“偏重政策指令、制度化程度不高”(38)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22页。 的状况开始改变。从十二大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到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十五大的依法治国，到十六大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渐进而难以察觉”(39)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但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所取得成绩并不小。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其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收获制度改革的红利，治理体系变革的红利。一些西方学者也赞扬道，执政党的“重新制度化”发展了“使政府满足地方社会需要的机制”(40) Joseph Fewsmith，The Communist Party in Evolution，The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Hong Kong，January 2003. ，种种制度创新的“调适”措施是实用的、适用的(41) Bruce Dickson，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
(二)物质利益、四有人民与开放社会
1978年思想大解放，最先解放的就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和尊重普通人的物质利益。为了调动“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邓小平意识到片面强调大公无私的崇高道德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普通群众的思想水平，“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邓小平还强调了物质利益之于奉献精神的基础地位：“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2) ②③⑥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175、157、205、195、238、272页。 当然，个人的物质利益也不能绝对化，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相互关系。(43) ②③⑥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175、157、205、195、238、272页。 综上，领导人将普通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作是正当的、必要的行为动机，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打破平均主义、“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44) ②③⑥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175、157、205、195、238、272页。 发展生产力的最主要依据，作为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正确性的三大标准之一(45) 另外两个标准是国家政局和生产力持续发展。参见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让“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既是改革的成就，也是改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46)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
革命与新旧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吸引中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课题。以苏联为师，中国“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15)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1485、1476页。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如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执政党建设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应该说，中共中央很早就发现了“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7—554页。 苏联传统体制模式的一些问题，并尝试调整。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的结合”，但“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过多过死”，“发出很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故而“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权限”。企业要保证“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17) 《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53页。
石警官一怔，目光黯淡下去，低头看看没有翻开的笔记本，两手噼噼啪啪胡乱翻一遍，僵了一阵，终于说：“好吧，到此为止，我可以通知学校保你回去。”
为了人民的利益放权于民，给农民和基层自主权，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连邓小平也没预料到见效那么快，更没预料到突然冒出各种小型企业、多种行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将权力下放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邓小平还多次谈到，这件事表明很多事情和制度其实是“群众发明的”，领导者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53) ②③⑥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175、157、205、195、238、272页。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在这个时期产生，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基础在这个时期开始奠定”，而反过来，“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虽然说“各级官员依然保留着干预经济和私人企业活动的巨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官方干预依然很普遍”并诱致部分腐败；虽然说“没有指导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行为方式和准则这类基本社会问题上存在根本性混乱，但美国学者李侃如也承认，民众已经认识到必须积极主动地表明并追求个人利益，他们已经成为消息灵通、自我意识更强、也更活跃的公民，官员也能更好地理解公众想法的复杂倾向并积极治理。这是基层实然的机制与上层应然的程序制度设计互动良好的一个时期。中国走在从工具性的依法治国(rule by law)到价值性的法治(rule of law)的道路上(54)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330—331、333—334页。 。
例9（2016·宜宾）：如图所示，已知光线在水面反射的光线OB，O为入射点。请作出其入射光线和进入水中的折射光线。
李侃如还总结道，契合因应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的自适应系统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它更少意识形态高压、中央集权化和对普通民众的封闭，而更倾向于利用法律和规章来管理，中央也学会了“依靠地方主动性和灵活性来加强整个政权”。经过30年侧重于开放自然系统理论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一个“更具活力、更富裕和更加开放的社会”(55)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330—331、333—334页。 。
四、开放理性系统：侧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56) 习近平：《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改革摸索三十年，成就巨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际国内形式的深刻变化，很多问题，如条条框框限制、部门和团体利益掣肘(5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9页。 等已经积累到单凭局部变革无法解决的地步，只有站在纵观全局的高度研判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以开放理性系统的视角对整个治理体系作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以治本的决心付诸实践，政府和市场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国家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地发展。
(一)人民立场、顶层设计与治理制度体系
（1）收割机的保养：检查易松的紧固件和连接件；检查各皮带是否调节好；各润滑点按规定加注润滑油；起动后机器空转，检查是否有异常现象。（2）发动机的保养：根据发动机使用说明书进行保养，检查润滑油、柴油及冷却水，每隔3-5天，注意清洗发动机空气滤清器，更换滤清器的机油，检查各主要部位的紧固情况。
上述思想也是为实现“中国梦”而确立的“最大公约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性伦理：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力求将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要想让系统真正实现动态平衡，就要抓主要矛盾，采取措施促使系统内部各要素在动态发展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59) 涂明君：《通往善治之路：互补系统论视野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求索》，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中国特色系统治理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联动和集成效能的关键，注重各领域、各主体、各子系统的关联耦合，如“五位一体”，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是一种注重平衡、充分发展、协同并进的改革发展观。在领导人看来，各子系统的协同并进必须有一个领导者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无论是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新的结构性巨变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考虑，还是从本国发展的阶段和形势考量，中国在这一阶段都应侧重于顶层设计。
以上简介了本文的分析工具，囿于篇幅极其简略，其骨架为双层次三因素，其筋节为互补互动，其神髓为组织系统。
(二)人民幸福、道德重建与改革方法论的调整
外界对“中国梦”的关注偏重于其民族主义意涵，但这一表述前还有“人民幸福”，并且在保留“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将“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归结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此为治国理政最根本的出发点。十九大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美好生活需要，就不仅是物质文化生活，还增加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63) ②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这一判断对人性需求与动机的理解与阐述，相对上一个阶段更为系统和全面一些。
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用到治理一词，就将被治理地域的“繁荣与稳定”作为治理的目的(29) ②③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1、372、3、251、150页。 。上一个三十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结束混乱状态初步实现有序；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灭贫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0) ②③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1、372、3、251、150页。 ，其正式表述为“三个有利于”，即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1) ②③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1、372、3、251、150页。 。“三个代表”中“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以强大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这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表述。
1.1 试验设计 28个红小豆材料来自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杂粮作物研究所(佳红1号、佳红003)、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冀SI0001、冀红12号、冀红9612)、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辽红1号、辽红4号、辽红8号)、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育种所(龙小豆2号、龙小豆3号)、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红10号、吉红7号、吉红8号、吉红9号)、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龙垦红、龙垦红2号)和佳木斯大学杂粮研究室(农安红、农垦红、品红、日本红、天津红、小丰2号、珍珠红、中红7号、TMSD006、宝清红、大红袍、红丰8号)
文化自信支撑制度自信，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在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的选择和设计时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唯一，中共中央强调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这主要就体现在制度设计为关键要素的顶层设计与群众探索机制的“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相互动。顶层设计是从系统顶端、从全局视角出发，“对未来改革方向的界定、对扭曲的经济信号的调整、对新利益轨道的设计”所作的系统规划(66) 刘鹤：《“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20日。 ，它并不是片面地强调中央强权控制的僵化计划，而是理性地因应环境变化、对改革发展的理念和举措进行有序和规划以使国家社会有序发展的有弹性的程序性规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领导人提出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新的探索主要表现为新的机制，新的机制要上升为新的制度，新的制度要保障和推进新的机制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通过实然机制与应然制度程序的互补互动具体呈现的。
系统治理虽然提出不到十年，目前还处于从系统规划向全面实施过渡的阶段，但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已可看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魄力都很大，继承性、创新性和集成性都很强，它既要传承革命奋斗精神建设一个强大的党政国家，也要传承改革开放精神推进各方面创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补互动，实现国家社会人民的价值追求。
“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58) 《习近平就建设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 把人民群众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6月1日。 ，中国特色的系统治理，是整体稳定、系统稳定的治理，是以人民为首的，人民、社会、国家三个具有集体性、整体性的子系统的安乐、安定、安治。这一表述继承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思想和邓小平治理思想的系统蕴含，还坚持了现代系统论以内稳态为出发点的精髓，尤其是顺应中国人民怕动荡、求稳定、盼天下太平的需求，较为全面地宣示了社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表达了中国特色系统治理的整体稳定社会观。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安乐；其根本保障是国家安全；其整全表现是社会稳定。总体安全、整体稳定、繁荣昌盛，是中国特色系统治理的基本诉求。
结束语：互补系统治理视角下治国70年经验启示
借助互补系统治理这一较具独创性的分析框架，上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三十年和新时代的治理模式，初步厘清了从疾风骤雨地整体改造社会到勇与稳并重地改革开放，再到注重顶层设计的系统治理的内在理路，而且作出了三个阶段分别接近于封闭理性系统、开放自然系统和开放理性系统的学术判断，从而对系统治理的系统性及其来源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下面很有必要从上述分析中抽取出几条基本经验，或能触发学术界相关思考，给实务界提供参考。
第一条经验是开放系统的定位。共产党是具有国际情怀的政党，新中国从来就不主动、也没有完全关上国门；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系统的经验证明，越是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全球化、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的发展就越是顺利，越是能壮大自己，越来越自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大国责任，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贡献。国家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密不可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会以我为主地更加开放。接下来的课题，是在开放系统的总原则下如何更好地融合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
曾有人担心地球的镍资源十分匮乏，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近年，经过国际镍协会的数据统计，目前地球上拥有较为丰富的镍金属资源，能够满足全球各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从数量上来看，除去深海储藏量，仅陆地上大概就有3亿 t的镍矿资源，而目前全球镍的使用量大概在200万 t左右，即使以每年3%～5%的数量增长，现有的镍存储量也足够支撑使用数量。陆地上的镍矿主要是红土镍和硫化镍。红土镍矿主要分布在赤道周围，目前现存的陆地红土镍矿和硫化镍的比例大概为6∶4。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镍的分布，其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镍的主要储藏和生产基地。红土镍矿在中国主要用于制造镍铁类的产品，比如不锈钢。
第二条经验是同时注重宏观组织层面与微观行动层面并使之良性互动。通俗地讲，就是既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激发社会基层活力。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基层社会必须要有活力，此所谓大社会；而像中美这样的大国，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必须是一个强政府，如是方能维护和不断完善其治理体系，确保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地发展。政府强、社会强，关键是要把握好两个层面之间的各种张力。
（11）中元宫主二品遣七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7）
以上为两条基本经验，其顺利实现有赖于以下三条具体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宏观层面注重组织的系统性，按照目的—理念—制度的方向循环往复，提升宏观调控水平，尤其要注重文化—制度的互动。就像美国的制度体系源于其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革命奋斗精神，以理论自信引领制度自信，以文化自信支撑制度自信，以德治滋养法治。中国特色系统治理最突出的表现，是要建设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共同目的的实现依赖制度而非人治。
第四条经验是微观层面尊重系统的人性，顺着生命动机—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方向不断循环。从现阶段社会中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最基本的需要出发，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激发每个劳动者内在的工作热情；尽可能使其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积极地、创造性地工作，在自主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在此基础上升华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超越自我，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强化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认同；最后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观自身的价值与动机，以更高的需求层次创造美好生活。
第五条经验是处理好两个层面之间三组要素之间的张力，即个人目的—组织目的、自我超越—组织文化、行动机制—制度程序三组一一对应的要素之间的张力。个人目的服从组织目的，组织目的是个人目的的集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动力源泉。人的超越性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也有其个人性、特殊性、多样性、丰富性，群众性思想教育工作要尽可能采取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要与时俱进接地气。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为干部群众提供坚实可靠的干事创业平台，马克思主义更强调人民群众是决定性的力量，社会基层摸索总结出来的可重复机制和规律，是应然制度程序的顶层设计最可靠来源和最基本遵循。
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学校与其他城市学校在师资与生源、经济条件与社区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使得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更加关注和思考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取得理想的教学成绩。
历经数十年艰辛探索，中国开始走向系统治理，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抉择，我们相信，通过开放理性系统与开放自然系统的互补互动，中国特色系统治理会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系统治理不仅是中国的宝贵经验，它还可以观照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和新科技革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善治作出贡献。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程序观念百年演变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18FSH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涂明君，男，天津行政学院党建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志明，男，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 2019) 05-0081-10
[责任编辑：谭 建]
标签：整体改造论文; 渐进改革论文; 系统治理论文; 互补系统论论文; 天津行政学院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