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近代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命运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陆海复合国家主要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一类地区。欧洲面向大西洋地带（包括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此类国家的典型代表。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这些国家多处在海陆势力的夹击之下，面临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和吸引，资源、力量因此配置分散。这一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是造成欧洲陆海复合国家在近代竞争中不敌英美等海洋国家的主要原因。许多著名学者——从马汉到迪希沃乃至莫德尔斯基都特别推崇海洋国家在该方面所享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把海岛或近似海岛的半岛位置看成是成为世界顶级强国的先决条件。中国也是陆海复合国家，长期以来，辽阔的海洋与广袤的陆地既是我们对外发展的机遇，也在很多时候给国家安全孕育了双重的风险和挑战。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如何在总结既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我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并扬长避短、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具有关乎中华民族能否成功实现起飞的重要意义。
海权论与陆权论的由来
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15世纪之后，有关大陆和海洋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争论的热门话题。美国历史学家、海军战略学家马汉是第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述国家权势兴衰沉浮的学者。他在1890年推出的极为轰动的著作《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以英荷、特别是英法之间1660～1783年的交锋为主线，论证了海军、贸易、殖民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得出的结论是：是否拥有海权是取得世界霸权的关键。他认为，在影响一个国家海权的六个要素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居首。这就是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力量对法国和荷兰所拥有的优势。（注：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London,1962,p.29.）马汉是海权派的鼻祖，以后的学者如迪希沃、莫德尔斯基在海权对陆权享有优势上无任何分歧，只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德国大历史学家迪希沃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同样具有经典价值的著作《不稳定的平衡》。在这部书中，作者通过论述欧洲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而证实了掌握海权的重要性。与马汉相同，迪希沃也是从贸易和安全的视角论证了海权的优势。（注：Ludwig Dehio,The Precarous Balance,London,1963.）70～80年代，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莫德尔斯基从国际政治发展周期的角度再次阐述了海权的优势地位。他把岛屿或半岛的位置列为一个国家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第一必备要素。（注：Goerge Modelski,Exploring Long Cycles,Boulder,Colorado,1987,p.60.）莫德尔斯基特别强调海军对于领导——霸权性国家的重要意义，把它视做全球范围的战略手段。（注：Goerge Modelski,Long Cir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1987.）
陆权论的代言人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马汉的著作问世不久——1904年，麦金德就提出了与海权论针锋相对的新观点——陆权论。该思想在1919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麦金德认为，哥伦布时代即海权对陆权享有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以铁路、航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主动权转移到大陆国家手中，现在，构成新的权势中心的是欧亚内陆地带（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在新的条件下，大陆强权有可能利用自己战略的不易攻击性（因为心脏地带无法由海上到达）、领土的连续性、庞大的自然资源、铁路网、有效的组织力量以及刚刚出现的空中力量建立一个单一帝国，并借此发展起足以威胁海洋国家的海上强权。（注：[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麦金德的陆权思想在其身后不乏继承者，特别是兴盛于30年代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更是全盘吸收了其理论精髓。
海权与陆权的对立构成了20世纪地缘政治学宏观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总的来看，在海权对陆权享有优势这一点上，大部分学者已经达成共识，500年的世界近代史也基本证实了该结论。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海权的优势地位呢？
第一，海洋的价值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最廉价、最方便、曾经也是最迅速的交通渠道。海洋是沟通世界各地的桥梁和手段，是对外开放的主要载体，而开放则是一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关键。（注：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容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第二，海洋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意义。19世纪以前，海洋资源主要表现为渔业。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得以更深层次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海洋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海洋具有战略意义，是军事斗争的必争之地。拥有制海权，就可以对遥远的国家施加军事压力，就可以取得对陆地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就可以保护远洋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地位仍将持续下去，这也说明了海权思想何以在战后久盛不衰，继续得到发扬和光大。
欧洲陆海复合国家战略地位的一般特点
海权与陆权的概念及研究已广为人知，但作为这二者之间的陆海复合国家则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事实上，对该地带的研究决不是可有可无。以欧洲陆海复合国家而论，这里是近代世界潮流的发源地。自16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处在与海陆两大势力的不断较量中，在陆上介入欧陆的权势纷争，在海上致力于发展贸易和殖民利益。这些经久不息的交锋构成几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主要线索，离开对它们的研究无法真实地了解和反映时代面貌。对这些国家近代早期（即其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阶段）的地缘战略环境与选择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是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的前提。而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以历史经验指导未来的实践。
法国：
法国是所有陆海复合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它幅员适中，处于欧洲国际社会最中心的位置，海洋与大陆利益几乎平分秋色。其地缘政治特征表现为：1.大陆性与海洋性的对抗；2.大陆性压倒海洋性。作为这两个地缘政治特征的结果，首先，法国在战略上难以集中，不可能摆脱任何一个方向的吸引或牵制，资源使用分散化；其次，统治阶级和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利于海外发展；再次，海军建设处境不利。（注：关于法国的民族特性，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alph Davis,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New York,1993.）具体而言，对近代早期法国的国家战略可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考察：(1)1660年之前。这一时期法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最大问题是在陆上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三面包围，后者显赫的权势对法国构成致命威胁。受制于大陆政治的需要，它将战略重心放在了欧陆，海外发展只是偶然的和零星的。(2)路易十四时代。它以1680年为分界线，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法国享有历史上罕见的有利地缘政治环境，它的国力在欧洲大陆鹤立鸡群。因此，路易十四采取了海陆并进的战略。由于其他欧洲国家相对乏力并形不成有效联合，法国这一阶段海陆两个方向基本未出现矛盾，都有重大突破。但是，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先前有利的环境不复存在，欧洲各国组织起了远比过去强大的联合，并拥有以威廉三世为核心的英国的领导。由于陆上战争的牵制，法国两种发展道路开始出现矛盾和紧张，海军因缺少经费和维护而被荒废，部分殖民地让与敌人，工商业的繁荣中断。(3)18世纪。这是英法进行海外争夺的时代。通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英法战争，英国最终取得了这一角逐的胜利。法国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在海外斗争刚刚开始之际，它又卷入大陆纠纷。结果，深陷大陆战争使法国无暇顾及海外，英国因此得以大获全胜。
这一胜利奠定了英国世界强国的地位。（注：关于法国16～18世纪的对外战略参见：Leonard W.Cowice,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London,1984 Derk Mckay and H.M,Scott,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1648～1815,Longman,1984;Jamine Garrison,A History of Sixteenth—Century France,1483～1598;Francois Bluche,Louise XIV,Oxford,1990;[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
荷兰：
17世纪荷兰的兴衰充满了戏剧性。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它经历了权势的鼎盛与最后丧失，由欧洲一流强国进而成为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推动荷兰兴起的有利地缘政治因素可概括为两点：1.民族倾向中强大的海洋性。荷兰因此得以避免在大陆的王朝纷争中徒耗国力，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工业、贸易、航运业和海军建设上，这是国家繁荣强大的支柱。（注：荷兰的民族特性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Joan than Israel,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1585～1740,Oxford,1989;Ralph Davis,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New York 1993;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2.对荷兰呈包围之势的两大强国——海上的英国和大陆的法国未能构成威胁。这两个国家在17世纪中叶之前面临同一处境：对内要完成内部整治，对外要打垮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势，它们不仅无力威胁荷兰，而且还与荷兰结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并帮助荷兰取得了独立地位。17世纪下半叶荷兰急剧走向衰落则源于：1.英国在海上的挑战。英国人通过《航海条例》和三次英荷战争显示了实现自身强盛的决心。（注：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Charles Wilsin,Profit and Power:A Study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Wars,London,1957.）2.法国的陆上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法荷之间发生的三次大规模大陆战争对荷兰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大量的财富和人力消耗殆尽，支撑国家富强的海军被忽视，为生存而被迫成为英国不平等的合作伙伴。（注：Cowice,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Bruce D.Porter,War and Rise of the State,New York,1994;Jaap R.Bruijn,The Dutch Navy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Columbia,South Carolina,1993.）当1713年战争结束时，精疲力竭的荷兰已不再是欧洲政治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葡萄牙：
15世纪，葡萄牙开一代风气，被莫德尔斯基列为近代国际体系的第一个霸权——领导性国家。（注：Modelski,Long Circles on World Politics.）推动这一蕞尔小国走向兴盛的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拥有一个安全的大陆腹地。15～16世纪，葡萄牙一直远离大陆烽火连绵的纷争之外，它因此能够倾尽全力进行探险与帝国的创建。（注：莫德尔斯基特别推崇葡萄牙人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心”(Single-minded)，并将其与西班牙众多的分心之事(distractions)进行比较。见Modelski and William 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 Seattle 1988,p.152.）2.民族特性中的海洋性。葡萄牙人悠久的海洋传统是海外探险活动的刺激因素和物质保证。3.有国家做后盾。海外发展固然需要私人动力，但以其代价和艰苦程度而论，国家在早期的支持必不可少。亨利王子和胡安二世是推动葡萄牙向海外发展的两个最具远见卓识的领导人。4.强大的海上力量和正确的战略运用。凭借海上优势，葡萄牙人打败了穆斯林海军，在夺得制海权后控制了东方的香料贸易。（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美]麦克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Charles E.Nowell,A History of Portugal,New York,1953;Davis,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正因为如此，葡萄牙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与其规模极不相称的财富和地位，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洲际强国。
西班牙：
西班牙是第一个建立起庞大的海外帝国的国家，1519年之后又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众多领地。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和海上强国，并在17世纪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西班牙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它更崇尚陆地征服和圣战，而不是利用西属美洲所提供的发展机遇。第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存在重要缺陷，具体表现为：海战技术和观念的落后、海军兵力不足、缺乏对海军意义和地位的正确理解；（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Geoffrey Parker,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New York,1988;Graham Darby,Spain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London,1994.）第三，维持水陆兼备的大帝国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对西班牙来说，即便完成防御性的任务，形势也迫使它做双料强国。但是，在强国如林的近代欧洲，战略集中是在竞争中取胜的先决条件，做两栖强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结果，西班牙在漫长的时间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终在战争结束时因消耗过度而从此一蹶不振。
通过对以上四个陆海复合国家近代以来国家战略和发展线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若干有关陆海复合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特点：
民族（国家）的基本倾向是决定这类国家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海洋民族与大陆民族的特性是内在生成、无可改变的话，那么陆海复合国家走何种道路则是选择的结果。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基本面向海洋，这是它们一度在航海、贸易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先决条件，而法国、西班牙却是面向大陆的，这注定了它们更崇尚土地和陆上扩张。因此，不同的民族特性使陆海复合国家有了不同的命运。而决定民族特性的主要因素是：陆上扩张的可能性、财富的主要来源、国家发展演变的过程、统治阶级的政治导向等。
陆海复合国家通常面临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法国和西班牙作为显赫一时的强国都有过海陆两个方向的发展机遇，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下列问题：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海外征服和发展海外贸易，还是将主要精力用于陆军建设和陆上冒险？受到双重诱惑的法国和西班牙都曾试图采取二者兼顾的路线，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做双料强国，因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难以同时成功地支持两个方向的战略努力，战略集中是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
双重易受伤害性。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海上和陆上都容易受到攻击。17世纪下半叶荷兰被英法两国轮流开战，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强国在霸权战争中也不时手忙脚乱地海陆两个方向同时应付，经常为此陷入被动、尴尬的局面。对于小国或走向衰落的国家来说，双重易受伤害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克服这一弱点，既需要运气，也需要极高的外交技巧和谋略。
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陆海复合国家无论是面临战略选择的两难，还是受到双重易受伤害性的困扰，归根结底反映了一个资源分配分散化的问题。出于国家防御的基本需要，它们必须努力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有限的资源因此被分散使用。总的来看，陆海复合国家在成为两栖强国方面只取得了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功，资源的不集中妨碍了它们在任何一个发展方向上取得成绩。
陆海复合这一地缘政治特征对一国的战略决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海权或陆权国家而言，地缘政治特征的单一性带来了决策的简易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而陆海复合国家由于存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故需要高超的决策者选定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发展道路。所以，决策者是否拥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讲，陆海复合国家的兴盛与否常常受到较强的个人因素的影响。
上述分析的结论是，陆海复合国家的真正强国之路在于：避免陷入两难困境，积极创造条件，把战略方向定于海上，并不排除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陆上有所作为。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战略抉择
上述欧洲陆海复合地带的战略地位与特点同样适用于中国。回顾中国历史，令人遗憾乃至困惑不解的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和优良港口的大国，一个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的民族，一个出现过郑和下西洋壮举的社会，居然在15～16世纪之后逆世界潮流，走向闭关自守，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炮舰外交的牺牲品。透视这一现象，不妨从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入手。首先，来自北方（或曰三北）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外部势力构成中华民族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主要牵制力。作为陆海复合国家，中国若想面向海上发展，必须确保大陆的安定，这是战略集中的前提。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漫长的陆疆就开始承受少数民族周而复始的压力，当时各诸侯国修长城即由此而来。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匈奴人、蒙古人、女真（满族）人、沙皇俄国构成了对中国内陆持久的威胁，它们或不断袭扰中原农业社会，或侵占我国陆地边界领土。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如鲜卑、羌、契丹等也曾趁乱入主华夏。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存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朝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财力用在维持北方的安定上，政治中心因此也一直位于内陆。这必然不利于全社会海洋取向的培养和发育，也限制了国家对南方富饶的沿海地区的开发和利用。所以，中国的港口、海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业几度沉浮，最终未成气候，而南方的开发和繁荣也只是在一些偏居一隅的小朝廷时才得以出现，如南北朝时期、南宋。明朝时昙花一现式的郑和下西洋与当时北方的形势不无关系。从时间、规模、技术等方面看，郑和所取得的成就已超出后来的葡萄牙人。但是中国随后即禁海，使这一壮举未能持续下去。19世纪，西北和东北又成为沙皇俄国蚕食的对象，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共吞并我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
明中期之后，国家安全方面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开始突出。陆海复合国家在力量不济的时候最容易遭到海陆两个方向的打击，中国也不例外。明朝时，北方有蒙古部落的骚扰，南方沿海地带有倭寇（武装海盗）。海盗问题的长期未决既显示了明帝国海上力量的没落，也说明在蒙古人的压力之下政府无暇顾及南方。此后澳门的租借、台湾的失守进一步暴露了中国海疆的虚弱。第一次鸦片战争使形势更加恶化。自此之后，在海上，西方列强对我推行炮舰外交，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夺取了租界、势力范围、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各种让与权。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在陆上步步紧逼，新疆也在其支持下出现动乱。中华民族在海陆的夹击下岌岌可危，海防、塞防的争论显示了中国人对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茫然无措。
统治阶级的愚昧、无知是中国倒向闭关自守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历史上，尤其是汉唐盛世，中国曾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首都长安云集了各国使节和商贾，外来思想、文化在中原大地上得以传播，沟通中亚、西亚直到西方的丝绸之路一派繁忙。与此种开放密不可分的，是当时统治者较有远见的政治眼光。但是，从明朝开始，在科学技术方面尚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却从开放的立场后退。就在郑和下西洋刚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后，1436年，明朝廷颁布法令，禁止建造新的远洋船舶。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腐烂，航海图被焚毁。在此之前的1371年，政府已明令禁止对外贸易。（注：[美]麦克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7页。）就这样，当西方国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探险和贸易活动之际，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视潮流于不顾，开始关上国门，海外事业的发展横遭扼杀。到1553年，澳门又被交给葡萄牙人作商业据点。泱泱天朝大国竟如此轻率地容留了西方势力，并把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拱手相让。中国从海上的主动撤退使欧洲人得以顺利取得在亚洲的立足之地。在葡萄牙人手里，澳门成为其组织远东内部贸易的据点，繁荣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仅未能实现战略集中基础上的对外开放与发展，而且在安全方面深受陆海复合国家双重易受伤害性的困扰。中苏的友好关系只维持了10年，此后，苏联成了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中苏由盟友走向对抗，导致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并部署专门针对中国的核武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反苏、防苏不仅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内容，也是我国经济、国防建设的核心任务，更是军事斗争的主要矛头所在。我国根据苏联迫在眉睫的威胁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准备诱敌深入，把敌人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当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对付苏联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准备，保留至今的大量防空洞就是佐证。与此同时，对海洋权益和岛屿主权的维护被迫居于次要地位，导致周边国家自70年代开始吞占我国南沙群岛，台湾当局也不断以各种方式骚扰东南沿海地带。海洋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建立了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新月型军事包围圈，我国漫长的海疆暴露在敌人的军事威胁之下，对外发展更是奢谈。在这一时期，国家在内地边远地区大规模建立三线企业，目的是在发生海上或陆上入侵时保存国家的经济和军工实力。
以上分析显示，500年来，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一直无法摆脱这一地缘政治特征所带来的种种弱点和制约，这使得我们几次与强大的机会失之交臂。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切有了根本性的改观。首先，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低迷状态使我国北部陆疆的稳定与安全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苏联的解体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相对乏力使中国漫长的三北地区出现了和平、稳定、友好、相互信任的局面。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战略的集中、双重易受伤害性的摆脱成为可能。其次，海洋安全形势也大为改善。我国已经与最重要的海上邻邦——东盟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尽管存在南中国海争端，但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东盟既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和投资来源，也是我们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反对霸权主义的合作伙伴。冷战期间针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圈也已经解体。现在，海洋不再是军事的禁区和对抗的前沿，而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桥梁和起点。我们因此拥有了对外开放、向海上发展的广阔空间。
除此之外，中国目前也具备了带领国家走向强盛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树立了和平、稳健、成熟、务实的政治风格，10年来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国际地位与声威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成为既定的国策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利用有利时机走向民族的腾飞和强大。
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强国之路在于摆脱战略选择的两难和双重易受伤害性，在战略集中的前提下面向海洋发展。因此，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应以海上为主，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用海洋主导交通渠道的便利，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和远洋运输，开发海洋渔业和矿产资源，完善海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以保护海洋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加强与周边大陆国家如蒙古、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充当它们与海外世界联系的纽带，发挥我国作为海陆衔接点的作用。
比正确的战略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巩固当前来之不易的地缘环境。为此，必须不断强化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中俄之间从1994年的“新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到目前的“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双方共识与信任的深化和扩大。中俄关系的友好不仅具有全球层次的战略含义，更是我国稳定战略后方、实现外向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面推进中俄关系的发展应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中亚国家虽然不至于在安全上对我国构成威胁，但它们是阻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我国传播的屏障。历史上，境外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骚乱，一个友好的中亚是保证西北地区安定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也是中亚走向世界、实现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联系欧亚大陆的新丝绸之路。继续稳定中印和中越关系。印越两国曾与我国有过大规模的边境冲突和战争，它们对我国西南内陆的安定仍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中越之间的陆地边界已全部划定，未来与我国的矛盾将主要来自岛屿和领海之争。而印度自成为有核国家后对我国的威胁有增无减，并时常以“中国威胁论”取悦西方国家和国内舆论。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维持和加强可信的威慑力量，另一方面保持两国80年代末以来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在稳定中使双边关系有所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局面也构成我国有利地缘形势的关键环节。朝鲜半岛局势的突变或动荡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为此，既要巩固目前的大国合作机制，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我国对朝鲜的特殊影响，并继续发展中韩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谨防其他势力在关键时刻剥夺我国对半岛事务的发言权和决策权，造成对我国不利的既成事实。缔造和平信任、互利合作的海上安全与发展环境。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后果是沿海地区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崛起。新的地缘经济形势要求一个和平的周边海洋环境，以确保经济的安全和繁荣的持续。这既需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当前海洋方向的睦邻友好关系，也要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应付不测和实现成功的战略威慑。因此，如何解决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并进一步推进双方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成为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大考验。良好的中美、中日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美日两国作为亚太和全球大国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是中国在成为世界级强国道路上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不放松战略戒备的同时力争和平共存和友好相处，冷战与对抗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基本利益。
维持和创造对我国长远发展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我们仍将面临各种突发事件和局势恶化的可能。为此，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外交指导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广交朋友、不当头、有所作为（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63页。）等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法定。只要我们本着这一精神，一定能够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尽早实现民族腾飞的千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