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的后现代规范及四重活动模式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技术创新论文,四重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062（2010）03－0063－06
一 工业技术创新特征与熊彼得问题
技术创新是工业社会的推动力。18～19世纪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其成就远大于负面影响，引来一片喝彩。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后现代的“解构”运动，技术创新负面问题引起注意和深刻反思。
熊彼得描述工业技术创新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开发新产品、引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形成新的产业组织。[1]时过境迁，促进工业化、带来现代化的这五个技术创新特征在当代都带来新的问题（姑且称“熊彼得问题”）。新产品的制造，有可能消耗更多的能源，而创新产品使用后的丢弃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新技术、新工艺是技术创新最突出的特征，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取代交通工具，利用数据可以取代物料和能源，但计算机需要电力、纸张等能源和资源。而且，由于信息技术更新速度快，产品废弃速度也加快，电子垃圾越集越多。新市场培育了新的消费习惯，工业文明带来的汽车、空调等将影响人的健康生活方式。新的原材料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污染。今天，平均9秒钟工作时间就发明一种化学物质，到1998年，化学家识别到1 800万种合成化学物质，即使得到商业应用的不到0.5％，也有5万到10万种新材料。新物质中绝大多数是有机物，其中1000种属于环境污染物。[2]新的生产组织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如计算机的应用带来办公家庭化、网络化，虚拟组织、网络生活等减少了人群交往，带来生理水平降低、心理焦虑和情感困惑等问题。熊彼得技术创新特征五个方面都出现当初未曾预料的问题。
熊彼得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不同于工业技术创新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这就是在对曾经有力促进现代化的工业技术创新进行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引入新的规范和进行重构。斯蒂芬·贝斯特认为，几乎每个使用“后现代”术语的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定义。“后现代”概念常常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避免作更具体的理论说明之标志，某个新的、需要作理论说明的东西，某个使我们困惑和需要作进一步思考、分析的事情，某个值得我们批评注意的新现象[3]。而贝尔将后工业社会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罗纳德·英格勒哈特也将“后现代社会”视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并具有不同的社会核心目标与价值体系。[4]尽管“后现代”话语高度含糊复杂，本文不强调明晰历史分期的时间尺度，只在“后现代”批判与反思的层面和倡导多重视角的方法论上聚焦现代社会中的技术创新，“后现代”技术创新表示与之前的技术创新之规范和模式有异。
二 技术创新后现代规范建构
苏伯拉塔·达斯古珀塔建立了知识层次、象征层次和生物学层次的分析框架来描述认知活动，[5]认知在知识层次上表现为目标、行动、知识和有意识的理性行为；在象征层次上，用象征、记忆、象征转换操作以及解释来描述认知；在生物学层次上，根据如神经网络一样的生物学结构或抽象为生物学系统来描述认知。
技术创新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认知活动，从科学原理到市场应用需要认识其实现路径和规律，从技术开发到消除新技术、新工艺带来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认识技术政策及对应措施，了解技术与社会的深度互动更是需要一种文化的感悟和认知。借用他的描述框架，可以从每个层次的活动特征“拔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技术创新规范。
知识层次：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里的知识处于中心地位的中轴原理（Axle principle），[6]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以“物”为中心的物质生产的技术创新，后工业社会则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知识创新。首先，创新的输入端不仅仅是原有知识的应用，还更依赖于新技术知识；其次，创新的过程就是知识的分享、转化、应用和扩散的过程；最后，创新输出端的产品蕴涵了新知识、新的技术原理，技术创新是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的统一。知识化统摄了技术创新活动全过程，知识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要素，而且也是技术创新的追求，知识化应当成为技术创新的规范。
象征层次：斯各特·拉什认为象征（symbol）的含义与符号（sign）不同，象征总是铭刻在社群性的实践之中、在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之中，赋予了情感，负载了意义。而符号通常附着于跟生活形式的实践划分并且析离开来的事物上。[7]57技术创新促进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形成，生态、环保、低碳、节能、人性、绿色、纳米、数字化等语词可以是创新开发和创新产品的内在品质和象征，也可以是产品打开市场的广告诉求和卖场标签。象征实践使产品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生态”和“人性”是生活形式最厚重的象征，设定了构成美好生活的实践标准，是技术创新在“后”时期的价值追求，生态化、人性化是技术创新的行动规范。
网络层次：与描述认知活动的神经网络不同，技术创新活动则是从社会网络来分析。社会网络研究有助于工作场所（如实验室、高技术创新公司）中社会互动、变革和冲突的分析。通过社会网络方法，研究者可以解释任何个体和单位在其所属的更大的活动空间中的互动。[8]信息社会的技术特征是网络化，社会网络中工程师、管理者、用户的互动实际上为社会文化的作用。文化化（Culturalization）[7]26反映了文化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催化、伴生和基础决定作用，当文化化成为后现代技术创新的规范，给一切描述技术的生活世界打下鲜明的标志。
因而，知识、生态、人性和文化赋予后现代技术创新语境，知识化、生态化、人性化和文化化为后现代技术创新提供重建框架的规范。
三 技术创新后现代四重活动模式
工业社会的技术创新的任务和目标是物质，从发明到市场的过程是科学原理应用的逻辑推演，是技术共同体的创新性活动，存在物质与文化、人性与理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生产制造与生态环境的二元对立。技术创新终极目标是市场销售的线形创新模式，往往把其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二者也可以同时有机地结合起来。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经济效益至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不可持续发展；对GDP的崇拜漠视了人的全面需求，重视物质需要，忽视了人的精神需要；技术创新是产品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知识的产生、分享、转化和创造未得到创新者的重视。任何技术都存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态、人文、知识、文化是技术创新的后现代话语体系，生态化、人性化、知识化和文化化是后现代技术创新的四重活动特征。
技术创新的知识化是知识对技术创新的诠释和描述。从输入端看，知识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资源，从输出端看，知识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产出。如同工业社会与现代、现代性的概念相联系一样，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一般对应后现代、后现代性的概念。在以信息和知识为中轴原理的后工业社会，技术创新不单单是物质生产，同时也是知识生产。从创新概念的产生到新产品的问世可以抽象为知识流动。市场知识和已有科学知识诱发一个创新源，形成关于特定目标的混沌的、未编码的知识碎片。经过研究与发展（R&D）阶段整合成针对设计目标的清晰的、高度编码的整体的知识。经过生产和市场使用形成关于产品的技术、经济、生态和环境等综合知识。技术创新的实质是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不仅仅是从创新思想到新的物品的流动，也是从创新思想到新的思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空间是由概念形成的抽象维、信息处理的编码维和知识传播的扩散维决定的。
编码维是处理创新中无序、低序的信息，将隐含知识转化为明晰知识。抽象维是将具体知识、个别知识的处理加工，提升为一般性的原理知识。扩散维是知识传播、知识转移的描述。抽象维和编码维组成认识论空间（Epistemological Space，E空间），日常生活的无序信息经过编码和思维抽象提炼形成创新概念，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空间；抽象维和扩散维组成效用空间（Utility Space，U空间），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创新概念在U空间里经过以抽象为特征的知识发展，形成实用技术知识，同时在创新团队里扩散，新产品开发的同时形成新的原理知识；编码维和扩散维组成文化空间（Culture Space，C空间），在生产制造和市场应用过程中，原理知识分别扩散为组织知识和公共知识。[9]这是后现代话语中的技术创新过程描述。
后现代技术创新的知识化需要完成四个观念转变：从关注创新主体转变到关注主体创新知识能否形成、怎样形成；从关注创新过程“物”的流动转变到关注创新过程中知识的流动；从关注创新过程实体性因素管理转变到关注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从关注创新产品能否开发成功转变到关注创新产品中能否包含核心知识。
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是对工业社会技术创新环境“恶果”的批判与矫治。技术创新产品的大量使用带来环境问题广为人们关注。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现代技术引起的问题只能通过回归到更原始的条件下才能解决，但是这种回归到直接的“自然性”（naturaless）是一种对现代性所实现的解放的消极逃避……在今天被忽视的利益所指向不是退回到自然（backward to nature），而是前进到自然（forward to nature），朝向一种根据人的需要和利害关系的宽广范围而有意识地构造的总体性。[10]在生态性的技术创新中，“技术”能否是与原始自然相适应的初始技术？或者说原始技术是否具有现代价值？“退回到自然”和“前进到自然”都是可取的。以交通为例，实现人的位移的最先进技术应该是汽车、地铁、飞机等，骑自行车、徒步被看做最原始的技术。解决交通问题既可以用“退回到自然”的方法，如鼓励都市人采用自行车或徒步出行，以避免产生汽车尾气对环境的污染；也可以用“前进到自然”的方法，如采用“轻轨+电动单车”的都市出行方式，可以提高出行效率又减轻城市污染，后者可看做是积极地、主动地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它的工具指向性联系着外部环境，它的主体外化性依附着人类，技术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推动着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不断转化。技术的价值具有对主体的满足和对客体的改造双重作用。一般来说，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与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是成正比的。但当过了某一“临界点”时，对自然客体的改造与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成反比，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深刻，反而使得人不能从中得到美感和愉悦了。[11]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就需要改变，对生态和环境的考虑就优先于市场的商业成功。
美国环境保护专家巴里·康芒纳博士认为环境问题主要不是人口和生活富裕引起的，而是来自生产技术的变化。[12]确实，农药、化肥等有机化学技术将有害物质沿食物链扩展，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环境的重金属污染，高碳经济造成的排放更是深刻影响了全球热平衡。但是，技术的发展大部分是由人的需要推动，人通过技术而满足人自身需要和使用技术造成的利害关系是一种博弈。人的需要是技术的发展的动力，人的需要越多便越远离原始技术，技术就变得越复杂、越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由人的需要推动的技术发展美好愿景，到头来又被人的需要所颠覆、摧毁。
从生态环境考虑，要求线性的技术创新模式从以市场应用为终点的单一线性模式转变为以环境为终端和开端的环型模式，即将市场应用延伸到环境，环境因素既是技术创新的终点，又是技术创新的起点。生态化技术创新意味着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扬弃，基于环境的创新产品生产，主要是考虑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的创新，聚焦生产过程中的清洁性、无污染性。实验室研制的产品除了要考虑生产条件、生产成本之外，还要考虑产品对环境的有害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排除方法。在技术方案设计时要通过新材料的使用、新工艺的编制和节能技术的应用来降低环境成本。基于环境的创新研究开发，设计者在研究开发的设计中，要用生态观念创新引导生态技术创新，用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设计者要考虑新产品进入市场之后的出路，当产品使用之后被遗弃到环境中，能否被环境自然消解，能否成为新的生产循环的投入。古代陶瓷制品用过后丢弃在环境里，能够被环境消解，而电子产品，如计算机主板、电池等，则会带来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和中毒，不仅要考虑产品的耐久性和可重复使用，还要考虑产品用过后可回收性和无毒性。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1996年所著《美好社会》里提到满足美好社会的三个经济需求是：提供必须的消费品和服务；确保生产及其使用和消费不会对公众安康造成有害影响；确保不危害后代的生命和健康。[13]他的第一个需求着眼于新产品的开发，是传统技术创新的目标，后两个需求着眼于新产品对环境和公众的影响，是环境和公众对技术创新的诉求。在生态化规范下这三个需求通过协调而得到满足。
技术创新的人性化是经济效益优先原则的摒弃和人本主义的回归。舒马赫早在1973年就对依赖科学技术建立的掠夺自然界的生产体制和肢解人类本身的社会体制提出批判，认为技术固然是人类的产物，但却往往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原理发展，而且与人性或者普遍的生物本性的规律与原理大不相同[14]98。他还认为技术不具有自我平衡、自我调节与掌握净化的能力，因而，必须发展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能带来人生愉快和满足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帮助人而不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能辅助人的大脑和双手而较少使用稀缺资源，介于原始技术与超级技术之间，他称之为“中间技术”[14]101－104。为了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与人与环境的矛盾，技术创新的技术不一定是先进的技术，但一定是人性化的、“适宜”的技术。技术创新的产品既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技术创新人性化与特定语境有关。英格勒哈特分析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异质性[4]，见下表。
技术创新的目标应该与社会核心项目一致。传统社会的稳态经济中，少有技术创新。工业社会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活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掩盖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和人性的陨落等社会问题，因而，在后现代社会，技术创新的目标应该由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转变为追求主体快乐的最大化，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中轴原理。同样，技术创新的价值转变应该反映个人价值的转变。传统社会很难发生技术创新是由于传统规范和宗教观念对社会成员的束缚，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促进和激活了主体能动性，技术创新的商业成功体现了个人价值。在后现代社会，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扬弃拜物主义回归人类精神的家园，在人本主义基础上达到物质与精神、物性与人性的统一。在信仰体系方面，不同于传统社会对宗教权威的顶礼膜拜和现代社会对科学理性的歌功颂德，后现代社会更突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折射出后现代技术创新的批判反思、多重视角和价值重构。
技术创新的人性化需要进行人文评估。新技术的发展有怎样的伦理承诺？道德想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文评估不是关于健康、环境、安全方面的问题，而是技术的“软影响”，即文化、社会、政治和道德后果，涉及政治哲学、工程伦理和医药伦理，[15]技术评估只有遵循技术的伦理维度才能使技术创新的人性化成为可能。在后现代时代，不同于传统时代和现代时代，人的需要是多元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技术的，又有人文的，既有经济的，又有生态的，在这里，技术创新中的诸多二元对立被消解，边界被模糊，存在着中心的边缘化和边缘的中心化。只有从人的尺度进行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才能满足人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需要，人性化技术创新是物质和精神、科学和人文、理性和人性的统一。
技术创新的文化化是技术创新的文化考量、文化诠释和文化评价，是技术创新的文化哲学。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就表现在创新产品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以及创新产品的社会使用所传递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16]这种“强相关”就是技术创新的文化化。
技术创新的科学原理来源于实验室，实验室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活动场所。实验室的论文是如何产生的？布鲁诺·拉图尔对实验室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认为，从论文来到实验室是从一组修辞学资源来到一组新的资源，这组资源被进行了这样的设计，从而能够向文献提供最强大的工具：可见显示（visual display）。[17]112技术文本被修辞，提供可见显示的仪器（记录设备）被设计，以提供作为技术论文的证据的数据。客观事实通过记录设备成为经验事实，再通过修辞学的加工处理形成科学文本（科学事实）。记录设备是由机器、材料和技术人员的特殊配合而形成的。为创造一篇论文，人们要以实验室外面的某些著作和一部分实验室收藏的东西（如标本、实验记录）为依据。[18]44而实验室与外部社会的技术科学（Technosience）更是一种正比例的强化关系，科学家如果在实验室进行远离社会的纯粹研究，其他科学家就必须处于科学外部的为获得合同协议的公共关系工作。[17]261－263卡林·诺尔－塞蒂纳研究了免疫学实验室知识的形成和应用，认为科学家所使用的词汇事实上是在实验室对知识进行的工具性制造所得到的一种话语，像撰写研究论文这样的基础研究是“被其他人的论点所定向和维持的话语互动的一种形式。[18]26而关于研究成果的应用，他认为“一旦获得一项结果，发表者（因而也是读者）的精心选择，以及各种市场策略，能把某一项实验室成果转变为可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某种‘新’成果”。“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的做决定相关联，而是被看做社会互动和商谈的结果”[19]。
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实际上是文化的建构，在文化建构中实验室研究被“文化化”了。斯各特·拉什认为，在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20多年后，如今的实验室不仅仅生产学术论文，也经常生产原型（prototype），研究日益变为研究开发。[7]42在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交往与妥协的文化中创造与发表，产品原型在实验室内外的协商与协议的政治与公共关系中研发出来，更是打下文化的印记和负载了文化的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技术创新是正对国际市场开发的，越来越多的全球运作的公司不断地需要关于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产品设计的知识。[20]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2006年12月“技术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会上，彼特朗·可克可伦教授认为，跨国公司的产品设计需要在三个层面上解决技术影响问题：[21]（1）符号学（Semiotics），产品设计通过标识、外观、图像、图标等来区别和适应不同文化的用户，如“索尼”商标的产品，给年轻人的街舞文化提供手提式播放机，为老年人提供便于识别和操作的家用电气设备等。微波炉在美国市场初期遇到阻碍，人们担心核能和辐射问题，后来将微波炉的黑颜色改为白色，简化操作按钮，将目标群从年轻上班族改为家庭主妇，推动了微波炉的市场化，这是技术的符号学层次的影响。（2）中介（Mediation）或中介技术（Mediating technologies），新的技术和装置影响人的感觉、知觉和行为，再如微波炉最初在美国都市人群的开发应用，提供了多种食品在任何时候都能快捷加工食用的技术方法，改变了在传统的电炉和气炉条件下，全家人围坐一起食用单一食品的早餐习惯。（3）文化多样化（Cultural diversification），考虑到地区的差异，产品设计要针对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性。同样的技术、同样的产品在美国遇到的问题，在非洲和亚洲的文化情境就可能不一样。技术创新除了在外部的符号学层次和内部的技术功能（中介）层次要考虑，还要考虑第三层次——文化多样性作为顶层设计。
在全球化时代，实验室研究和市场开发中的跨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多。上汽集团在收购英国罗孚车型知识产权时，将包括曾担任罗孚集团首席工程师的大卫·林德瑞在内的150名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工程师保留，并在英国伯明翰成立了研发中心。荣威550家轿品牌研发由上汽英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莲花Elite跑车的主设计师林德瑞主持，意大利博通公司参与内饰设计，携手SIEMENS、ABB等世界顶级车用设备供应商，整合全球技术资源，2008年荣威550系列开发成功上市是跨文化研发与科技合作的结果。
四 结语
为了解决技术创新中的“熊彼得问题”，可以考虑后现代技术创新模式。后现代技术创新的实现是规范与活动的建构过程，如果说产品、市场、效率、效益是工业社会技术创新的语境或描述，则知识、生态、人性、文化赋予后现代技术创新的语境和意义，知识化、生态化、人性化、文化化具有规范的功能和作用。后现代技术创新活动可以顺理成章地从动态性的知识化、生态化、人性化、文化化来建构。
与后现代对文化的解构与和建构异曲同工，技术创新的后现代活动模式是文化重建的过程，技术创新的知识化、生态化、人性化其实都是文化化的表现。首先，后工业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创新中知识开发的文化因素、知识流动的文化动力、知识应用的文化背景都可以用“文化场”描述和解释。其次，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生态化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被生态中心主义取代，和谐文化的实质就是生态文化。最后，技术创新中人性的缺失就是人文文化的缺失，机械论和泛理性主义的盛行可以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中找到根源，其对立的矛盾消除也依靠两种文化的融合与统一。
［收稿日期］2009－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