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经济，启动什么——启动经济思路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述评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关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论争围绕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展开：
有一类观点认为是总量矛盾。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前主要经济问题是需求不足形态的总量失衡，形成相对过剩的市场。这起因于两个因素，一是生产过剩。近20年的重复建设，人为地造就一部分行业生产过剩，像纺织行业有近两千万锭的生产能力过剩，但这并不是全局的经济过剩，不能说我们已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二是分配过紧。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五年实行从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紧缩的时间偏长，力度也偏猛了一些，造成了近年来以内需不足为特征的分配过紧，表现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两个市场的双重疲软。（注：王琢：《论当前的市场问题》，《特区经济》1998年第11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近期以来出现的供大于求，不宜简单地归之为“需求不足”。具体来说，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部分，即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买方市场，亦即满足三个需要的市场，包括（1）正常的周转存货增长的需要；（2）预防不测事故的储备增长的需要；（3 ）为实现消费者选择权利和造成生产者竞争环境必须淘汰一部分落后陈旧商品和生产能力的需要。这类不应视为“需求不足”，也不宜叫生产过剩。二是超过上述正常买方市场合理界限的供给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这组成第二部分——非需求不足和第三部分——需求不足。前者是由于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经济过热时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扭曲、资源浪费等恶果所造成的，后者是源于内需或外需，源于投资或消费，或兼而有之，因这三个组成部分来源和性质不同，启动经济时不宜等同对待。（注：刘国光：《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问题》，《参考文选》1998年第25期。）
第二类观点认为是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双突出。这种观点认为，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虽然紧密相连，但是结构性矛盾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总量矛盾显现出来。当前需求结构变动激烈或处于结构升级时期，而供给结构未能随之发生变动，致使相当多的产品形不成有效供给，使经济高速增长在原有结构基础上难以维持而被迫转向相对低的经济增长时，结构性矛盾将通过总量矛盾显现出来，形成经济整体运行的特殊矛盾形态——总量和结构矛盾双突出的形态。（注：王积业：《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第三类观点认为是结构转换“缺口”论。这次经济回落的原因是，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批增长点趋于平缓或衰弱，而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成长的增长点尚未形成或尚未积极发挥作用。于是，新老增长点之间的转换出现了“缺口”。首先表现为在城市新消费和投资热点的形成上存在诸多体制与政策障碍，其次是农村居民较低的消费水平使现有的加工业仍有很大潜力，但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又使这种市场潜力难以发挥，而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直接原因是城市经济回落所导致的非农化速度降低。（注：刘世锦：《结构转换缺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选择》，《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以上四种观点，在这里可归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虽然均认为是总量的过剩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但看问题的视角、出发点还是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两环节分析中指出，我国存在供给过剩、政策偏紧的问题；第二种观点，以理论与现实相印证，直接剖析供大于求的来源与性质。第二类、第三类观点均是从宏观层次来探讨，所不同的是第二类从产业结构入手，第三类观点从经济循环发展链条中结构性的矛盾入手来分析的。
研究问题的视角及出发点的不同，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便是对同一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未必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从浅表层还是从深层次去分析。我们认为，第一类观点只涉及到浅表层的问题，而第二、三类观点则是深层次的考察。从浅层次来看，第二种观点分析的较为切合实际、具体，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缺少量的分析。相比之下，第一种观点虽得出相近的结论，但似乎很模糊，只是从普遍意义谈我国存在量的过剩问题，对其其中的特殊性挖掘不够，这也是成为引起诸多争议的原因之一；从深层次来考察，结构性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顽疾，在未根治好以前，它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供求关系量的变化表现的时好、时坏、时轻、时重。这次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就是由于结构与总量矛盾交织在一起所致。由此可见，第二种观点、第二、三类观点均有合理性的一面。
二、启动经济的思路与对策选择
启动经济的思路有如下四个方面：
思路一，以刺激国内需求为主
第一类观点主张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作者指出，扩大内需必须由国家财政来充当主角，加快消费和积累的相互转化。国家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国家财政把国有商业银行的过大存差（没有贷放出去的信贷资金）借过来，由国家财政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相对过剩的市场问题。（注：王琢：《论当前的市场问题》，《特区经济》1998年第11期。）
第二类观点认为，扩大内需必须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第一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要统筹协调现行政策措施，形成合力，以有效拉动当年经济增长。首先，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富余生产要素。对于那些“看不见的手”而难以利用的资源，只能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动员，这正是扩大内需的本质所在，也是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为此必须体现三个原则：明确扩大内需项目的供应以国产为主的原则；项目的安排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应体现适应技术原则；扩大内需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弥补市场不足的特殊性举措，不能完全拘泥于市场常规。其次，扩大内需应着眼于产业投资，把握好证券市场的扩容节奏。最后，疏通资金渠道，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设立专项贷款，用于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注：程秀生、余斌：《扩大内需要理顺政策、形成合力》，《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27期。）
第二种观点，扩大内需必须有一定数量界限。确定扩大内需的数量界限，必须估计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进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扩大内需的数量界限可以具体化为“双十”：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实际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不考虑价格因素）。为此，一是要把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结合起来；二是货币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应主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如果把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2%或2.5%之内将是足够安全的、健康的， 这意味着在现有基础上我国赤字规模可以适当扩大。三是把搞好国有企业与支持非国有经济快速增长结合起来。如何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环境，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给予有力支持，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注：韩文秀：《扩大内需的数量界限、主要障碍和对策思路》，《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 7期。）
第三种观点不同意刺激内需必须是货币政策起微调作用，认为在利用财政政策的同时动用货币政策，即加大货币投放而启动市场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这种观点认为，担心动用货币政策会受通货膨胀之苦是多余的。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用货币政策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对于现有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两难选择，我国民众对于适度通货膨胀的承受力似乎要远远高于对失业的承受力，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应为5～9%。我们动用货币政策可以使通货膨胀率从现在的3%以下回升到5%。二是我国对通货膨胀有较高的控制力；三是现在的通货紧缩已经很严重，制约了需求的有效增长，不动用货币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启动市场需求的，除此之外，还要把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资本投资相结合等等。（注：魏杰：《扩大内需需新招》，《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4期。）
第三类观点以刺激消费需求为主。第一种观点，启动政府购买需求很有必要。这里的政府行为包括省级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行为。事实上，一旦遇上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各国的政府都会采取扩张型政策，其中包括扩大政府投资需求和购买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推动需求最根本的还是要刺激企业和居民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政府投资推动企业投资；以政府购买推动市场销售；以让税和让费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其增加供给。政府的这些作用，不仅仅是直接增加市场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对企业、对消费者起到扩大需求的导向作用。（注：《启动政府购买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访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中国证券报》1998年9月22日。）
第二种观点认为，启动内需关键是稳定消费者预期。这不仅是由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由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和持久的推动力量。为此，建议把一些改革措施的长期作用和短期政策操作恰当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失业，以及医改、教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未来预期不稳定因素，致使消费者的风险预期增大，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因此，稳定消费者预期也是反周期的一个重要手段。（注：张曙光：摘自王屹的《明年政策取向，中国下世纪经济发展的定心盘》一文，《中国改革》1998年第11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势在必行。作者指出，持续大量地注入投资使我国形成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殊格局。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企业以至银行的经济效益下降，为保证国民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扭转投资与消费的不协调比例关系，把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作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积极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由此实现经济增长下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协调的方式；具体途径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不是政府的消费率；建议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诸如农民收入等；在改革的舆论宣传上，尽可能具体化、数量化，让老百姓对未来支出心中有数。（注：彭志龙：《提高消费率势在必行》，《宏观经济管理》1999年第1期。）
第四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有类似之处，认为激活消费需求应是下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并围绕促进城乡消费结构升级来进行。具体地讲，在城镇，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和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制度、城镇住房改革政策、提高公务员和职工工资等扩大消费信贷规模的措施，抓住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矛盾，减轻城镇居民有钱不敢消费的心理压力；在农村，加大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教育费负担），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及灾后重建中扩大以工代赈规模等，为农村普及家电兴建基础设施等。（注：范剑平：《扩大内需政策效果评价与下一步对策》，《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刺激内需，启动经济，是因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遭受严重影响情况下切实可行的选择，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必然取向。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我国历次经济启动中常用的手段之一。增加投资，可以启动资金、劳动力、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可以推动钢铁、建材等生产资料市场发展；可以为新增和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可以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基础；也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启动消费，扩大消费容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这是在市场需求的约束作用不断增强的条件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直接的结果。“思路一”正是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的。
在“思路一”中，第一类观点在1998年启动内需的政策中付诸实施，具体效果是：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财政投资项目的启动带动银行贷款增加，货币供应增长率有所回升；工业生产速度下半年逐月加快；但是，在政府投资增幅较大的情形下，民间投资和企业的投资在大幅度下降，居民储蓄倾向进一步提高。由于没有相应启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因此效果总体上并不理想。
第二类观点克服了单向启动投资的局限性，提出投资和消费双管齐下的措施。在具体操作上，既有力主重用货币政策，加大货币发行量的观点，也有力主重用财政政策的赤字财政观点。前者考虑到财政政策的种种不足及我国通货膨胀率较低的现实，后者缘于货币信贷政策的有限性及银行对市场前景预期下降因素的考虑，双方各执一词。在这里也有一个共识，就是启动经济，财政与货币政策缺一不可，应协调进行。如何协调呢？很显然，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运用都应把握一个“度”：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亦能预防因启动经济致使向传统体制“复归”，巩固体制改革成果。那么，加大货币发行量也好，动用赤字财政也好，如果不掌握好力度、投向及步骤，很可能加剧竞争领域里的重复投资和非竞争领域的腐败行为，并引起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然，在第二种观点中提出投资与消费增长的“双十”数量界限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在第一种观点中“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富余生产要素”的提法，对于流通“化滞”也许有一定作用。
第三类观点主张以刺激最终消费需求为主。它有利于改变人们重生产、轻消费观念，在我国国民经济从以短缺为主转向相对过剩的新阶段，能加深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消费政策）及市场规则进行调整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但是，其中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例如，启动政府购买需求的提法。虽然政府有潜在的需求，数量也不小，但启动政府消费意味着扩大政府消费需求量，这不利于机构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应谨慎从事才是。只有启动居民的消费，把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促进有效供给的增长，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稳定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围绕消费结构升级刺激消费，才是启动内需的应有之策。
但是，应该看到，启动消费，制约因素并不少，诸如消费无热点、消费主体——工薪族可支配即期消费收入不多、农村等流通渠道不畅等。因此，启动内需不能只扩大居民消费，应与投资消费启动相配合也许效果会更好。
思路二：建立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流通产业
从中期来看，建立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流通产业，提高生产率应作为根本性的政策目标指向。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大大倾斜于生产领域，而流通领域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一直处于与国民经济极不协调的滞后状态。表现为：一是商业资本表现为与一般规律相悖的职能退化趋势；二是城市消费品供应系统发展趋势与城市化、社会化方向严重相悖；三是流通领域的商业信用急剧下降。这种滞后状态成为生产发展和消费扩大的巨大障碍。因此，我国调整供求关系的政策体系应把重点放在流通产业的发展上。（注：陈淮：《过剩经济：挑战中国》，《工人日报》1998年7月28日。）
这一思路是基于我国面临过剩经济的格局而提出的必须发展流通产业。在理论界，对过剩经济争议颇多，有“相对过剩”，“非过剩”的论点。但无可辨驳的事实是，我国的流通产业落后于生产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产业获政策性支持偏少的因素。每当经济增长速度滑坡、消费不振时，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都在流通领域、在市场中显现出来，并且因流通产业的落后致使问题尖锐化。当前经济中供给过剩与流通体制、规模、渠道等问题紧密相关，是木桶短边效应的一种表现。我们确实到了应把发展流通产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启动经济，流通并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在战略上应重视，短期的流通对策也不应忽视。如，针对目前流通中的产品积压分清类别，疏通渠道；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等。就中长期而言，必须重视流通的产业化建设，加大流通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建立现代化的流通体系。
思路三：加快制度改革的步伐
第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作者认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命题，要从浅表走入深层，把结构改革和微观层次的改革提到它应有的地位；在关系到工薪族生活福利层面的改革深化到位的同时，分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亟待提上日程；分配领域的投入，不仅关系到广大工薪族（他们是我们依靠对象和市场支撑点）的实际状况，而且是新一轮经济启动、刺激消费的重要环节，从而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注：欧阳元方：《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改革》1999年第2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启动新经济增长阶段的总量扩张与结构演进，必须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已步入相对过剩的发展阶段，最大制约是深层制度基础的不适应。为此，必须重建的制度结构有：一是主体平等的法律架构，构建一种各种所有制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竞争、自由选择、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法律框架结构；二是促进以大公司为主导的制度环境的生成，以良好的筹、融资制度规范竞争秩序，支持大公司兼并重组，并激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跨国拓展；三是金融制度的重塑，推进商业银行制度的改革，调整资产负债业务，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极其重要。（注：张道根：《相对过剩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经济学家》1999年第1期。）
启动经济，不能只救一时而不谋长远，而应将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结合起来。我国经济不景气归根到底还是制度、体制障碍及结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启动的效益则不会理想，经济增长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思路三”采取的正是体制改革这一治本的思路。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解决改革更多地向个人分散风险与化解个人风险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矛盾。通过改革，增加分配领域的投入，缩小收入的过大差距，稳定消费主体的经济预期，提高消费主体的消费欲望，使其增加即期消费支出。勿庸置疑，这是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化潜在消费需求为现实需求的根本性对策。论者如果对其实施内容、步骤详列则会更好。
主张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是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折为背景，为经济运行主体构造平等、宽松的规范的微观基础，包括法制制度、公司制度，金融制度等。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是改革以来一直未解决好的问题，也是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有关探索也未间断，我们希望综合配套地进行下去。
思路四：以调整、提升产业结构为着力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必须有重点地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需要。这种观点指出，在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应该注意：将总量扩张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适度增长结合起来，既要重点支持一批产业的加快发展，淘汰一批技术落后、市场前景暗淡的产品生产，又要使整个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二是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产业良性循环结合起来。旨在解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意图不明显、支柱产业选择过多、战略重点不够突出的问题。为此，发展装备工业特别是加快发展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业，应当成为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快发展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业，既涉及投资类电子产品，又关系到消费类电子产品，它们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注：王积业：《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继续实行适度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的同时，经济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上，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推动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升级，进而带动现有存量结构的较大规模调整，从而消除结构转换缺口，在此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政策重点是：一是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要实现消费对象的商品化如住宅商品化等，让消费信贷广泛介入消费过程。二是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快金融创新。在启动经济时选择的一系列新增长点上，大多数都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三是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改变过度重复建设、低效竞争的状况，逐步建立起更具合理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就业压力大且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发展中小企业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四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五重建公共财政。六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注：刘世锦：《结构转换缺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选择》，《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第三种观点，以启动新的经济增长区来启动全国的经济。这种观点指出，从启动经济的途径看，预计效果不一定理想，表现在：一是“点”（行业）启动的局限性；二是投资“单轮”启动的局限性，消费启动有困难；三是与过去历次启动相比，这次启动的市场、体制、就业、国际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为此，需要转换大思路和采取大动作，即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区”，以“区”带“面”（全国），寓“点”于“区”。建议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来启动全国，可以有机地做到几个“相结合”：短期启动与长期发展、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与经济启动相结合。（注：刘树成：《启动经济要有新思路》，《内部文稿》1998年第19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既有总量扩张的支持，更有结构调整的贡献。而致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是总量失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的弱化。“思路四”着眼于长远，从调整、提高产业结构着手启动经济。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或高级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困难。第一种观点提出总量扩张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看法，力求缓解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是以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先导，以支柱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提高。这是切实推进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内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前瞻性思路。第二种观点主张以结构升级带动结构调整来消除结构转换缺口，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体操作思路为培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消除经济循环发展链节中生产与消费的“缺口”问题。无疑也是经济解困的一剂良策。
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企业资产存量结构调整刚性、国有企业退出障碍刚性未被有效打破之前，借助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注入增量，引导消费，促进企业的存量结构的调整，第二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应急解困更有可操作性，也许所遇阻力会小些。相比之下，第三种观点指出了第二种观点对策的欠缺，并对其进行了较好的修正，更利于启动经济目标的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前的经济不景气不仅仅有短期经济波幅过大的问题，更有困扰经济长期发展的掣肘因素，用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的协调运作，熨平经济周期，只能起一时作用，再考虑到微观主体“回应力”大小，运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应采取短、中长期结合的启动思路：短期，启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流通渠道的疏导畅通也很重要。中长期，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抓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工作；深化体制改革，搞好分配体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重构现代企业的制度体系。考虑到措施政策、改革等的时滞效应，启动的幅度与速度不宜过“大”、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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