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永胜[1]2001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现阶段的道德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很多领域的道德严重失范。我们急需建设一套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以此摆脱道德建设滞后的被动局面。 本文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思考：提高认识是前提，强化道德教育是基础，完善道德规范体系是保障，以及需要做到的“五个结合”。
刘志新[2]2003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这首先要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以定位，主要考虑它的现实方位及其与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的相互关系。 在科学辩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前提下，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把公平、效率、竞争等范畴引入道德的内涵，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的合道德性，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是律己与利他、责任与负责、自律与他律、个人与集体、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协作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中，还要把政治伦理、生态伦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扩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硬道理。通过这些方面，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向更高阶段发展准备条件。 在道德建设的内容和方法上，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公民道德的基本方法，以对传统“理解”的态度，在倡导“公德”的同时，不可以忽视“私德”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以“叁个代表”作为道德整合的政治哲学，进行官德建设，揭示道德的治腐功能。 在道德建设的实践方面，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构建生态文明的道德观、政治文明的道德观，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主导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
李心记[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文中认为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这无疑是“特色”一词产生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进程都呈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中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理论意蕴和民族风格的中国道路。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这种独特发展模式,凝练其体现出的“民族特色”,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发展也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根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有其理论的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实现民族化,并展现出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赋予其新的民族化特点,使其产生出新的个性或特殊性,从而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理,又要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立足中国生动的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起源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形成阶段和完善、推进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丰富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总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它既属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又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有机结合的实践形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与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所具有的民族特点和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被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其“民族特色”具体表现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根据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变化来发展社会主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基本遵循,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集中体现在它具有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等基本特点,其中人民性是根本宗旨,科学性是理论品质,实践性是主要功能,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其丰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种“以人为本、崇实黜虚”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它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治体系,是一种以“政之得失、系于民心”为精神实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在艰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果和理论结晶。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发展了独具中国风格的民族特色。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有其独有的含义和领域,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丰富发展民族特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力量之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需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弘扬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模式,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需要追溯思想本原,凝练理论特色,展现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需要认真比较鉴别,完善体制机制,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意蕴的话语体系。
梁丹丹[4]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研究》文中指出“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这种历史演进蕴含着某种规律和逻辑。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总体布局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有其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理论依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系统与要素的理论；历史依据主要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延安时期边区建设的历史经验；孙中山的新“叁民主义”论；现实依据主要有：和平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全球扩展的时代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总体布局的先行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是总体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着新中国的政治架构、经济政策、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重要构想,并成功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时期,党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和任务；政治建设上,高度重视发扬民主；文化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沿着某种轨迹向前演进。并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逐层推进,这种历史演进轨迹的脉络也越来越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格局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叁位一体”的重大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和紧迫,总体布局突破了以前的“叁位一体”,演进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席卷全球和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成为必然,最终使“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得以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对当前时代背景的反映,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再认识,也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不可持续认识与把握地深化。并且,每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特定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时,总体布局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也会客观的突破其原有的框架,成功实现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总体布局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国情发展的演变、社会进步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并遵循某种规律与逻辑不断进行历史演进。这种历史演进的规律是它将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体布局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并且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全过程都遵循着与时俱进的规律。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不是社会形态发生转变时那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是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目标,是总体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框架下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演进。是一种前提和基础、推进与升华、继承并发展、既有各自发展特色又有统一本质的辩证逻辑关系。通过对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相关问题的科学分析,得出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的经验与启示主要在于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要立足于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始终坚持党的历史任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
邓俊丽[5]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着力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机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替代率、收益率、养老金发放等方面;研究焦点集中在缴费率是否高、替代率是否低、国家责任如何承担、个人责任如何体现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研究则比较少,整体系统性研究就更少。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基础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即价值取向优势和制度立场全覆盖优势,实践性优势即多主体责任共担、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优势,系统分析了优势的形成、现实形态、影响优势发挥的因素及优势充分实现的路径等基本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构成,共22万字。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创新与不足进行了基本说明。正文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本文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分别对养老保障制度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制度优势分析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维度作了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及每一个进程中的实质性进步作出了概括和总结,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的基础知识框架。第叁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和实践性优势进行了深入论证,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其本身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方向以及未来制度建设和改革任务都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探讨部分,论证了制度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充分的实现路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整体性总结,并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研究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形态方面的创新和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观等都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表现提供了逻辑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都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逻辑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理性认识过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型下不断探索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具体制度的科学实践过程,就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从其历史渊源看则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程中,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宪法、劳动保险条例、养老保障制度及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框架,两者一脉相承、前后相继,逻辑而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新世纪以来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制度缺失的弥补任务,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一体化的升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势逐渐清晰化并不断得到强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建构过程秉持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吸取借鉴了西方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迭模型理论、代际正义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关于制度优势分析的合理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养老的科学思想,弘扬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敬老养老的思想精华,借鉴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运行的基本经验,改革了建国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被影响的表现,才能合理分析影响优势发挥的原因,才能科学规划制度优势充分实现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蔡丹[6]2010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形成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崭新概念,并对之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成熟以及“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形成。“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提出的时间不长,目前学界对它的研究也是刚刚展开。因此加强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加强对其形成发展过程的研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主要采用史论结合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运用系统思维,从整体入手,尝试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整篇文章以总体布局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其基本内容涵盖总体布局思想的先期探索——初步形成——完善发展——“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最终确立等几个基本问题,其中穿插了总体布局思想的理论依据和“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的现实依据。文章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提出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社会有机体的的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特征;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第二章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思想的可贵探索。主要探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进行的可贵探索及其取得的宝贵成果。毛泽东“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思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设定;“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第叁章论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形成。主要探讨:“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形成过程。邓小平“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叁步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邓小平“叁位一体”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第四章论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主要探讨:“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正式确立和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新叁步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制定。江泽民“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江泽民“叁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所蕴涵的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五章论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确立。主要探讨:“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党对社会建设的探索及其成就为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正式确立。“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的科学涵义:四位各自的基本内涵以及四位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六章论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几个问题。主要探讨:关于毛泽东“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问题。关于建国后党的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提出的重大意义。全面推进“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要正确认识“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要正确处理推进“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围绕全面推进“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
谭文翰[7]2016年在《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对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的伦理道德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指导,既坚持又丰富发展,借鉴中西优秀经济伦理思想,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并结合中国国情及其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较为完整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认真深入总结探究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不仅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更具实践意义。文章简要分析了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既有与其所受教育、家庭背景、个人气质、心理类型、社会环境、成长经历等息息相关,也与文化传统、政治立场、政治主张、经济体制、时代背景、社会类型、理想信念等因素紧密相连。可以说,它是历史的选择、现实和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化发展的必然。论文较详细地论述了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前提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经济条件;同时也阐述了邓小平传奇的人生经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素养、政治家的胆识和智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国际条件;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文章就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做了较深入的分析阐述。(1)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贵义轻利”的义利观;“崇公黜私”的公私观;“均、礼、齐”的贫富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崇俭黜奢”的消费观。(2)马克思恩格斯经济伦理思想。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功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科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回答了生态伦理的基本问题;论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的道德风险;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等等。(3)列宁的经济伦理思想。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列宁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经济伦理道德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是列宁经济伦理的理论前提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分析,经济伦理价值标准是效率、公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消费伦理思想等。(4)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是塑造理想高尚的经济道德人格;经济发展应从基本国情出发,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关心群众生活,倡导人民利益至上;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持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文章就其中若干重大的经济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进行了探讨。(1)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坚持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以人为本克服了经济人、道德人、工具人的局限,真正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它克服了经济人的局限,倡导培育“四有”新人;克服了道德人的局限,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人民主人翁地位;克服了工具人的局限,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它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重视“叁农”问题,加强涉农民生建设;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2)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伦理的根本落脚点,也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了时代特征,科学认识国情,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物质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跟随时代潮流,按照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明确指出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来加强道德建设,以经济建设促进道德建设,以道德建设促进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一大特色——重视功利。邓小平强调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物质利益。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目标。强调致富光荣;提倡和鼓励先富;宣传勤劳致富和合法致富。(3)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邓小平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中的矛盾冲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4)集体主义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从实际出发进行,对集体主义的基本要求进行了新的阐述和概括,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间的关系是人们要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崇高道德追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本质要求。(5)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诉求。体现在: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认为,效率具有与公平同等的伦理意义,只有当社会是一个注重发展与效率的社会时,公平才能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公平正义是效率优先的重要保障:实现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效率优先的重要保障;公平正义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6)诚实信用—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原则。邓小平指出“信誉高于一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对“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和概括: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灵魂”;诚实信用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石;诚实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诚实信用是企业的生存资本;诚实信用是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如何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实信用体系,邓小平认为: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立全民的诚信观念;弘扬中华民族讲诚信的优良美德;加强法制建设,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等等。文章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比较深入地阐述了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独具特色的、个性鲜明的四大特征。(1)继承发展性。认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与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关系是继承发展关系。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经济伦理价值选择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基础和前提,避免了脱离我国国情,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左”的错误;邓小平的义利观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义利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体现了“尚利贵义”的价值取向。他要求应以“以义取利”作为道德风尚的指向标,并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应以辛勤努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即正当谋利,勤劳致富;经济伦理价值追求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经济伦理价值的实现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2)充满了辩证思维。表现在: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强调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和利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和平共处;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论”与系统论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矛盾,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注重“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特别善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比如,邓小平对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政治与经济,速度与效益,公平与效率、先富、后富和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关系的分析,都具有矛盾分析的性质。(3)鲜明的时代性。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对时代主题、时代本质及其特征的深刻观察、精确分析、理性判断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表现在:它适应了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互利共赢、公平、合理、和平等等经济伦理观念适应了时代主题转换的新要求;也适应了时代本质的客观要求;它适应了世界科技革命大发展的时代要求。(4)实践性。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重大经济伦理问题的理论反映。它经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因此具有实践性。文章重点联系当代经济建设的实践,以重大经济伦理问题为导向,分析探究了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1)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绿色发展新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昭示了我们党在邓小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要求: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力量,根除生态危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制度保证。(2)秉持共同富裕的理想,坚持共享发展新理念,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去领会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并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推进共同富裕。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累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深化分配领域的改革,把“蛋糕”分好;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的积极作用;发扬互助互利精神,先富帮助落后地区与个人,促进共同富裕。(3)崇尚劳动最光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崇尚劳动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个光辉的思想对今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要求: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在筑梦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实现体面而有尊严的劳动。(4)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创新发展新理念,推动创新型国家加快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等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无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适时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5)诚实守信,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诚实守信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今天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朱庆跃[8]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郜付见[9]2012年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阐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详细概括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在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从基础理论的角度对本论文的基础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精神支柱，是具有思想性和实效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把建设引入意识形态概念，使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活动具有更加积极性的意义。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是多维度的历史发展过程。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都是社会建设的其中一维。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发展环境下，其侧重点不同罢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形态。第二章从价值角度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使命进行阐述。思想性是意识形态的灵魂。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质就是增强人的思想性，因为人是有意识的、有思想的社会动物。意识形态建设可以增强人的思想性、主体性和自觉性。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需要，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的需要，是增强社会制度认同的需要。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意识形态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同时，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明确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和顺利进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明确意识形态建设的使命，才能有效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第叁章从价值冲突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基本态势，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环境。近代以来，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面临着西方文明全球扩张的冲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展开了历史性的较量。西方文明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工具理性冲击和僭越了价值理性。西方文明的价值理性是不足取的，中华民族应坚守自己的价值理性，在学习借鉴西方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早发优势，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在西方垄断力量的支配之下，强力冲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冲突导致利益分化和冲突。物的价值超越了人的价值，从而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个社会生活和生产理念的变化需要深入到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中才能得到说明。时代主题的转换，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导致历史的回流和沉渣泛起。第四章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思路。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层次性和结构性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体现和有效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此外，还需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和路径。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活动中需要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在抵制和批判错误思想和思潮中坚持意识形态建设,不断推进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创新。
王继全[10]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文中研究指明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利益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描绘了人的生存、发展以及人际关系的景象。在当下我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关系,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没有的难题。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而调整的过程和结果始终都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思想的变化。目前,理论界围绕着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诸多成果,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视角来探究如何做好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论文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视角,从以人为本为出发点,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探究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对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作用。首先,本论文采用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为视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阐释和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基本原理和内在规律,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说明了利益的本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阐述了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纠纷是阶级斗争产生的物质根源；利益冲突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决定并支配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物质的生产关系是利益的社会基础和本质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的现实状况,需要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出发,从以人为本出发,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做全、做实、做好。其次,本论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讨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地位和当代重任。认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根本方法是利益协调,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理论认识的高度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和应有的地位。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利益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利益关系是政治权力的形成基础,利益关系是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利益关系的主体和客体都在发生着变化,只有正确认识和合理调整各方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为,利益关系调整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重点,利益关系调整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最后,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为指导,以我国新时期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背景,对我国当前社会的利益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利益在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重视每一个利益主体的存在和要求,从利益主体对利益追求的客观性、发展性来积极应对利益主体的正当诉求。马克思说：“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①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其认识、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归根到底,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从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希望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的构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若干问题研究[D]. 汤永胜. 大连理工大学. 2001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问题研究[D]. 刘志新.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D]. 李心记. 郑州大学. 2016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研究[D]. 梁丹丹. 西北大学. 2015
[5].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D]. 邓俊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思想形成与发展研究[D]. 蔡丹.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谭文翰.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8].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9].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郜付见.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10].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D]. 王继全. 苏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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